瓷器是中国“十大国粹”之一，而钧瓷则是瓷器中的“扛把子”。钧瓷之美，在器形优美、在釉色绚烂，有“五美”之论，即釉色之美、釉质之美、造型之美、工艺之美、开片之美；也有“四美”之论，即本真之美、釉质之美、色彩之美、线条之美。角度不同，意思相近，均体现出传统华夏美学思想，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兼顾老庄、禅学等学说，突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创作主体中庸和谐，表现形式多样，审美情趣丰富。季羡林老先生曾说：“钧的发展不能离开我国的传统文化，这是血脉，断不得，发展钧一定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点。”
钧瓷以色彩斑斓、变化丰富的窑变著称，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不成对，窑变无双”“钧瓷之美，美在窑变”的美誉。钧瓷的窑变现象主要指钧釉的各种变化，这与钧瓷使用独有的矿物原料、不同的胎质和造型、釉料的化学组成、釉料的加工、施釉工艺和烧制工艺等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窑变现象是这些多变的工艺因素综合反映的结果。正因为窑变结果不可预知，就有了心脑并用的丰富想象，也有了寝食难安的漫长等待，尽人事，知天命，也许是欣喜若狂，也许是失望透顶，胜不骄、败不馁，或许是窑工们、匠人们的第一职业品质。
两个例子足以说明禹州钧瓷地位之高，第一，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邮票，为了弘扬中国陶瓷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1999年4月8日发行了志号为1999-3的特种邮票《中国陶瓷-钧窑瓷器》，全套4枚，分别为北宋出戟尊、北宋尊、元代双耳炉、元代双耳连座瓶，所选瓷器以“盛于宋”的官窑艺术成就时期的钧瓷名品为主，兼及宋以后金元民窑精品；第二，各地窑口竞相仿制，最著名的有烧造于江苏宜兴的“宜钧”、烧造于景德镇窑的“炉钧”和烧造于广东佛山市石湾窑的“广钧”（也称“泥钧”），还有禹州神垕镇卢姓艺人烧造的“卢钧”，这真是钧瓷美名天下扬啊。
钧瓷烧制工艺十分复杂，向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历代钧瓷珍品主要收藏在英美澳日等国博物馆，所以就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说法。2003年，给博鳌亚洲论坛烧制国礼钧瓷“祥瑞瓶”，累计共生产毛坯33560件，烧制成品999件，成品率为2.97%；2004年，给博鳌亚洲论坛烧制国礼钧瓷“乾坤瓶”，累计共生产毛坯26806件，烧制成品999件，成品率为3.73%。“昌盛钧窑”的老总张长安告诉我，这还是采用了先进的“气烧”，如果采用传统的“碳烧”，那成品率还会有一个较大的降幅。张总是87年的老兵，退役后自主创业，他为战友聚会创作烧制的《八一军旗指引我们向前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西方奢侈品必须让人看见，主要是炫耀，中国奢侈品不必让人看见，主要是享受，西方奢侈品的贵靠材料，中国奢侈品的贵靠工艺，西方奢侈品的最高级别是皇室爱用我，中国奢侈品的极品是皇帝都不敢用，西方奢侈品喜欢贴上硕大无比的商标，中国奢侈品没点文化还不一定能认得，西方是游猎文明，自抬身价，中国是农耕文明，精益求精，西方奢侈品赚钱太容易，因为国力文化强势，中国有世界级的奢侈品，那就要等到国力文化碾压全球的那一天。
在神垕镇老街我们参观了伯灵翁庙（也称“窑神庙”）、古寨墙等有代表性的景点，其中伯灵翁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伯灵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公元1496年），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垕“钧都”“瓷镇”的重要标志。也正是在这里，我才知道原来窑神孙伯灵竟然是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为孙膑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所以老百姓就将他尊为煤炭的祖师和瓷业的窑神。把杰出人物神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广大普通民众对杰出人物表达崇敬的一种特有方式。
在“河南禹州钧瓷博物馆”（也叫“河南禹州钧官窖址博物馆”）我找到了禹州这个地方为什么能烧制出好瓷的答案。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处伏牛山脉与豫东平原的过渡地带，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首先，西部山区制瓷的原料、燃料极其丰富，尤其是石英岩、陶瓷粘土、高岭土、铜矿石等陶瓷原料储量大、品质优，煤炭储量可观，仅神垕镇就高达1.8亿吨；其次，禹州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半湿润地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境内水系发达，大小河流100多条，主干流为颍河，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最后，禹州紧邻京都开封，交通便利，路况平坦。以上诸种优越条件，就把钧瓷的生产、运输、销售等一系列问题解决了。
讲禹州不能单说钧瓷，让人误以为禹州只是“瓷都”，还要从更加全面完整的角度说禹州，其实禹州还是“药都”，更是“夏都”。禹州的地形、气候，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中药材资源极其丰富，盛产药材达1000余种，自古至今，很多禹州人都以采药为生，“药王”孙思邈在此行医采药、著书立说，几乎度过了一生，不仅留下了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也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的佳话。下面，我们就着重说说“夏都”。
大禹治水成功不仅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了高光时刻，受封为“夏伯”，同使也使人们看到单靠一个部落或几个部落的联盟去办一件大事，比如治水这种与大自然斗争的事情，确实难度较大。我想这就是大禹敢把位子传给自己儿子启，并支持儿子启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的原因所在，须知把禅让制改为世袭制，这在当时绝对是逆天之举。据说就是在禹州这片土地，禹交接了大位，启建立了新朝，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王朝—夏朝。
据专家们推断夏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域大致西起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山东和安徽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北部，北至河北南部，大约210万平方公里，其核心区域仅在今天的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很遗憾，夏朝只出现在后世的文字记载中，目前的考古成果还不能表明夏朝的存在，这就要怪王国维老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太“死板”、太“严苛”了，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考古成果认证就要简单地多了。信不信夏朝的存在，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情感问题。
禹州不仅是夏朝的都城，那时叫夏邑，也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陪都，那时叫栎邑，还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都城，那时叫阳翟(音dí)，现在禹州市还有一条主街道叫阳翟大道。所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看到街道的名字比较奇怪，就要好好思量一番，说不定你可以淘到宝，至于人民、解放、中山、前进、建设……则不用理会。明神宗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为避皇帝名讳而改为禹州。说到名字，宗飞惋惜地说，真不应该把朝歌改为淇县（隶属于鹤壁市）。我心里暗想，地名是自然风光的素描，是历史发展的轨迹，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改名字一定要慎之又慎！
评价一个地方的历史积淀如何？文化底蕴如何？就是看这个地方出了多少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韩非子，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吕不韦，“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西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散文家晁错，东汉末年著名的谋士徐庶、郭嘉，有“画圣”美誉的吴道子，“初唐四大家”之一的禇遂良，明朝“五朝元老”马文升，都是禹州人，或生于禹州，或祖籍禹州。当然还有与禹州有关的外地人，比如，有“药王”美誉的孙思邈，还有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植物学家周定王朱橚（朱元璋第五子），等等。一个地方偶尔冒出一位杰出人物不足为奇，但是接续涌现批量杰出人物那就值得深思了，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地域是物产富庶、社会安定和思想进步的，禹州不正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