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元代张文进款与“博陵第”款彩瓷器的文化渊源
——“博瓷”是一座瓷文化的丰碑
赵根山
摘要：“博陵第”瓷器，是指元代中后期至顺、至正年间浮梁一带景德镇窑与其窑系生产的瓷器，在瓷器底部烧结有一块模制戳印阴文“古相·博陵第”款或“博陵第”款的品牌古瓷器，字体近似端庄的楷隶字体，其牌式款是多种型态的，也有手书款。在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博陵第”瓷器出现了部分阳文牌记款与“张文进造”联名的款识器，这类新发现而流散在民间的元代瓷艺作品较多，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珐华彩、蓝地白花、卵白釉器、釉里红底白花、青花五彩、青花红绿彩、金银花加彩器、多种佛道彩绘器单色釉彩器等；所涉及的器型、装饰纹饰、彩釉工艺、彩瓷品种相当丰富，制作精美，具有时代的典范性。但是，古往今来古陶瓷典籍中对这重要的文化现象毫无记载，至使其成为名不见经传的孤云野鹤，实乃遗憾。（作者注：对具有上述牌款的器物以下统称为“博瓷”）
第一节“博瓷”器型工艺与胎釉纹饰特征
器型有瓶类、盘类、罐类、炉、花觚、八方葫芦瓶罐、碗、捧盒、壶，另有瓷塑、瓷板画、仿生瓷等，工艺规整、形态俊美，大件小件均有。其器底部多为砂底素胎，有旋坯痕、修胎刮削痕与残留的釉斑、露胎处并有年久形成的土沁包浆，器底有的有火石红，有的没有火石红，圈足边内外斜削，胎质色白而柔，为厚胎重器。青花瓷及其它彩瓷的釉面多为典型的青白釉，白中泛青，或是青中泛白，釉质坚实而莹润，也有“卵白釉”青花与三色五彩器。究青花而言，发色艳丽、凝重、沉着，呈靛蓝色略带紫，其青花钴料富聚处有大小不一的斑痕即“铁锈斑”现象，而有晕的特征；与高铁低锰进口钴料绘制的“馆藏”元青花为同类。
造型工艺为托坯制胎，分段制作，泥接成器；多为外光滑，内粗率不上釉的情况（也有内部上釉的瓶罐）。“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式款瓷器为白质胎。这种胎质是“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配制的，与景德镇窑的制瓷工艺特征相类。
“博瓷”纹饰以密体型多层次的绘画风格为主（也有疏简的）。在青花绘画的纹饰边沿采用留白边的技法，渲染多用大笔涂抹的皴法，具有中国画与装饰绘画相结合的韵味与艺术性。这种在白胎上描绘青花，再罩上透明釉经1300度左右烧制成的高温瓷，开创了中国陶瓷文化之新纪元。博瓷所绘的纹饰有龙凤花鸟鱼禽走兽，也有为祭祀的天地日月、英烈名将，以及民间故事、历史题材、佛道文化等图饰，都十分精美，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时代性。
由于历史的因素“博瓷”文化缺乏典籍记载，缺乏“馆藏”品的类证，而成了中国文博界认识中“匪夷所思”的东西。因此，不少“博瓷”在无奈的困境中被迫流出了国门，或流散于民间。“博瓷”是否是元代产物，便成了中国陶瓷界研究的一大课题。
第二节“博瓷”的发现与考证
“博瓷”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现世，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我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华人“古玩行”首次见到“博瓷”元青花与其它彩瓷在出售（其价不菲）。古玩店老板直言告诉我是祖国大陆出土，流到香港，从香港进来的货。据说那时日、韩、美等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已经有多处收藏了该类瓷器。
“博瓷”的精美性，艳丽如蓝宝的色调，青白如玉的釉质，高雅的绘画，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种闻所未闻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款品种，是真的元瓷吗？也就成了我不能释然的心结。
2005年10月下旬，我带着不少的“博瓷”残片与一件完整器，到山东参加“第二届中国民间元青花研讨会”，会议由研讨会秘书长张春生主持，在小型会议上，我出示了博瓷证物。江西考古研究所的余家栋研究员在场，余先生上手仔细地看了博瓷的残片与器物，大声肯定地说：“好！元青花，牌记是典型的道文化风格，景德镇窑的瓷器！”并在此会上，将“博瓷”研究正名的重任交给我负责，为“博瓷课题研究组”组长。
金溪县位于抚州的东南部，抚河中游，东与贵溪、资溪交界,南接南城（有著名的南丰白舍窑）,西邻临川,北连东乡（元代即已设县），从古至今都是风水宝地。金溪县周边地区自唐、宋至元代窑业都相当发达，而且颇具规模。宋人（一说元代人）蒋祈在他的《陶记》中云“夫何昔之课斯陶者日举，今则州家多褂欠？原其故有五：临川、建阳、南丰产有所夺，三也。”清郑延桂补辑《景德镇陶录·考窑记》载：南丰窑“元代烧造，土质细，质稍厚。器多青花，有如‘土定’等色”。从文献中得知元代临川窑、南丰白舍窑都烧制了青花瓷、白瓷、青白釉瓷等瓷品，一度能与景德镇窑相抗衡，争夺瓷器市场，可见当时制瓷业的盛况。今又新发现，元代时南城县云市村“白浒孤窑”烧造过大量的元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瓷器，更由此证实了该地区是元代青花瓷等品种的主要产地之一，其产品与景德镇窑青白釉青花瓷为同类。
第三节解读“博瓷”上“古相”二字之源
在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下，汉族人民受尽了压迫，被歧视为“三等人”“四等人”，工匠更被视为“匠奴”，文化人成了“臭老九”，迫使人们念旧怀古，怀念汉唐时期国家的包容、兴旺，民族的祥和、团结；也十分向往道教精神所追求的仙境般自由、幸福的生活。汉朝，高祖刘邦出生于沛县，东汉初年沛县成为沛国。道教始祖张天师，讳道陵，字辅汉，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公元35年）降生，亦为沛国人氏。沛国治所在“相县”，（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当时世人称张道陵为“天师”，道教则奉之为“泰玄上相·降魔护道天尊”。笔者认为，金元时北方与南方瓷器上出现“古相”二字，其内涵应该是怀古的、纪念（历史伟人）的代名词，并非是实质性的地名，“古相”即是饱含着对旧时“相县（相州）”的尊崇之情与怀念之意。钱氏金溪出土的“张天师神牌”，背刻“古相博陵第”题款，真实客观地解开了“古相”二字之谜，古相并非是单纯而浅薄的“故乡”之意了。
第四节“博陵”与“博陵第”辨析
“博陵”一词，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在《田敬仲完世家》中有“晋伐我，至博陵”。“博陵”以陵名而转为郡名，则始于东汉。据《后汉书桓帝记》：（和平二年）“五月辛卯，葬孝皇后于博陵”。由此，“博陵”便成了名扬天下的陵寝之地。另据《大清一统志》注：博陵，“今之博野，乃汉之蠡吾，今之蠡县，乃汉之博陵，后魏及唐宋以来之博野……金改蠡洲,并以博野为倚郭,元至元初省博野…由是博野蠡县名称易，皆非故也。”从史料中博陵称谓有变称。而今有关典籍与中学课本中注：博陵在河北定县（而今的蠡县）。
元代南方景德镇窑及窑系所生产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记款瓷器之内涵，已超脱了地名称谓的局限性。被赋予了新的更深的人文内涵，寓意美好，充满着中华道祭文化的特征！
第五节“古相·博陵第”记事牌文化探析
道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本土宗教文化，源于老子的《道德经》。以后，张道陵（天师）又传奇般地发展演绎了道文化，成为道教。道教文化中众多的神仙，尤其是历史类的仙人，构成了博大的群仙图，从三皇五帝到后来的帝王、名将英烈都归于其中。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千姿百态，散发着无尽的魅力。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在道教的精神领域里，“古相·博陵第”是张道陵（天师）成就的广博、盛大、崇高的洞天福第（地），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自由、博爱、平等的幽宫仙境。在现实生活中，奉圣弟子，信士们把如此美好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名作为工匠聚义共业的机构，服务于社会的礼、祭、祀，是尊道重德、从善如流的象征。推断，元代出现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是为“禋享”（禋yīn,古代指祭天地，也泛指各种祭祀）服务的社会性行会机构。
祭祀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元王朝统治时期，最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朝廷生产祭祀用的各种礼器，“皆有命则供，否则止，税课而已”（《景德镇陶录》）。《元史·祭祀》载：“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元代祭祀制度是由归附的汉族儒臣根据“禋享礼典”先秦、两汉的礼仪制度制定的，“郊之祭也，器用陶匏”（《礼祀·郊祀》）。既然是祭祀礼器，自然就有特定的炉、觚、瓶、盘、罐、碗、盏等。元政府在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设立了早期祭祀机构“玉宸院”；后又在天历元年（1328年）设立了掌“禋享礼典”的“太禧宗禋院”为宫廷祭祀服务。那么，地方性的祭祀就由当地官府来完成了。在这种背景下，“至顺三年”（1332年）到“至正年期间”，以“古相·博陵第”“博陵第”为名的地方性祭祀机构，也应时而生。南迁的“古相·张家造”等北方窑场的工匠艺人成为了“古相·博陵第”的重要组成部份。
道教在元代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元成宗铁穆耳惟受张道陵（天师）的后裔张兴才为“正一教主、广道真人”，管领江南道教；至明代，其子孙仍世袭“正一真人”。由此，可以推断具有宗教性（“张”姓同宗同根）的“奉圣弟子·张文进”等可能为代表“博瓷”窑业，在元代中后期有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平常的政治地位，为博瓷的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南宋遗民郑所南记中，元代十大等级制度“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当时，僧、道有寺院，也有较多的田舍，也要置业经商，自谋生存利益。然而，道佛文化对“古相博陵第”瓷艺作品装饰的介入，推动促成了“博瓷”造型艺术与纹饰艺术的较大发展，其牌记、款识、格制、绘画中出现的“葫芦”形花叶、“莲花纹”“莲辧纹”“梔子花紋”“八仙”“杂宝”“灵芝纹”等，都充满着道文化的特征，形成元瓷中始创而独特的文化风貌现象。
其一，参考元代“张天师”神牌青花瓷板画。绘气宇轩昂的“天师”站立在阆苑山石柳荫下，神态祥和，身背灵丹宝葫芦和教权象征的太极宝剑，剑把系蝴蝶结飘带，身穿长袖道袍，系紫腰带，右手法式一指朝天，身躯面向左侧。四周衬以竹、石、兰、菊、灵芝、莲花。天上飘来仙芝祥云，玉兔、神鹿口衔灵芝侍立张天师旁，清风徐徐来，花草飘香，柳枝起舞，将天地神灵融为一体，更显得仙气盎然。整幅画面，把张天师的仙风道骨，超凡飘逸的形象描绘得十分传神。此图将道教精神与吉祥、福、禄、寿、喜融为一体。绘画在白中闪青的釉质映衬下，“天师”更为神采非凡。整幅画采用兼工带写的笔法勾绘，用大笔涂抹填彩留白边的技法绘制。瓷板画的背部（从右向左）阴刻“古相博陵第”题名，该“题名”为我们解读了“古相·博陵第”与道教的关系。
其二，参考元代至顺三年青花瓷版“钱氏窖藏记事牌”与“张文进身世记事牌”。均为长方形（具体尺寸此处从略），用传统的麻布托胎工艺制作；胎体厚重、底面无釉，有麻丝纵横纹及蜂窝状麻布空隙点；胎色白中带青灰；釉为青白釉，莹润坚实，青花呈靛蓝略泛紫色；记事牌绘元代重叠飞檐宫观阁门图，阁门顶脊的中部绘莲托葫芦纹饰，左右各有一枚莲花瓣托莲子，在上下门檐中部，有丝网状篱笆围屏物，左右立柱盘有相向腾升于云海之中的三爪龙，是元代中期典型的腾龙纹饰；门两侧的门挡上绘有勾云纹，阁门中部书写“谨记”铭文，其绘画古朴大方，典雅优美。
龙是道教最崇敬的神物，四川成都市道门圣殿青羊宫的八卦亭共雕有八十一条龙，象征老子八十一化。龙能潜伏深渊、行走陆地、飞腾天空、变化莫测、隐现无常，象征天道变化、阴阳消长，也象征天的无穷潜能。汉代、隋代、唐代及宋代出现的多为三爪龙，也有四爪龙，元代多为三爪龙和四爪龙，元末明初才出现五爪龙纹饰。尽管如此，龙仍然是上层建筑官府与权贵们的标志。
金溪出土“古相博陵第”张天师神牌与钱氏子孙谨记牌
第六节“古相·博陵第”的社会性
(一)“古相·博陵第”的社会性
那么，“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究竟存在与否，又在何方呢？根据民间收藏到的各姓氏“谨记”牌或是“内墓志提示有：陈氏“古相博陵第”牌记，孙氏“古相博陵第”牌记，钱氏金溪故居“古相博陵第”牌记，雷氏、曾氏徽州路丰台县故居“古相博陵第”牌记，赵氏徽州路鑫县故居“古相博陵第”牌记，吴氏湖州乌里县“博陵第”牌记，梁氏徽州路丰城县故居“古相博陵第”牌记，张氏文进徽州路祁山县“古相博陵第”牌记，安徽歙县“博陵第”府第牌记”，赵氏金溪故居“博陵第”牌记等。
张氏文进身世牌记（元至顺三年）
孙氏牌记（元至顺三年）
曾氏牌记元至顺三年
钱氏牌记元至顺五年1334年
至正八年“博陵第”赏赐牌记（正反面）
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历史文献的缺失，元代“博陵第”已经难已寻觅了。2008年，华国良等收藏家在江西九江都昌调研时，找到一座残存的古建筑群深宅大院，在高阁的门头上方书刻着斗大的“某某某·博陵第”牌匾，此牌匾为二台格制，上格“某某某”三个字早年已被膏泥覆盖了，下格“博陵第”三个楷棣体的大字仍清晰可见。门面及牌匾周围用雕嵌的工艺装饰，有斜方格纹、菊瓣纹、梅花瓣纹、飞鸟瑞兽纹、彩云纹等，建筑风格为徽派式，既庄重古朴，又美观大方，据说此处已多年未有人居了。从门面的装饰格制来看，具有官府权贵门第的特征，非庶民宅地。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门头上方天格“某某某”三字被抹去？根据当地老人说：被覆盖的三个字是“都昌县”，在解放前已经被人抹去了。如若真是这样的话，时存今日的“都昌县·博陵第”就可能是官办的地方性社会机构。可惜的是该宅第在2009——2010年已被拆除，由当地人重新拆建并改名为“博陵世家”“安乐第”（作者注：成了当地操办丧事的部门）。此举虽与原有的历史风貌、人文内涵是相悖的，但却又力证了元代“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的存在是毋容置疑的。
江西都昌县“博陵第”古建筑门第原貌图
(二)从赵进宗“将作院”牌记看“博陵第”
赵进宗“将作院”牌记
牌记书：“赵进宗字守祖，饶州路祁山县歙溪赵家村甲上人氏，生于至元十二年，出身于仕宦世家，儿时功读史书、经文，勤学苦读，百姓无不知也。至正元年奉圣掌管内务府将作院浮梁器成堂，为帝王官府权贵之人烧造磁器，由于经营有序，盈利上增，蜚声天下。次年东卫贡磁订制烧造五万余件、徽州歙县博陵第五万余件、温陵晋邑平安府四万余件、临川汉都五万余件，陆续运抵各地府第后，因官府采取贡磁政，则严加控制和摧残，对窑工苛政官匠和民匠税稞欺压垄断和控制，又逢战乱频仍、世态炎凉，官吏残民以逞。不愿同流而污，受人其害，为求自保于至正八年辞退官职还乡；其间娶□县三十九都穆寨里江南木雕大王之女为妻，生二女一子，随妻隐居于穆寨里卧龙岗侏僊洞中，从此不问世事，立志为凭。至正八年秋月吉日谨记”（作者注：为了方便阅读，对原文加注了标点符号）
此块赵进宗“将作院”牌记，用进口钴料书写绘制。其绘制的笔道中有大小不等的“铁绣斑”，上浮锡光，钴蓝深沉，青花靛蓝有晕，釉色青白透润，胎质厚重、色白而柔腻。该牌式图构为三爪云龙纹牌记，与“博瓷”中的谨记牌格制大体相同，有共同的时代文化气氛。
牌记中载：赵进宗是“至正元年奉圣掌管内务府将作院器成堂”的官员，于至正八年辞退官职还乡。“谨记”中记载了至正初年徽州歙县“博陵第”向浮梁“将作院·器成堂”订购五万余件瓷器的情况。从而说明了“博陵第”此时并不是生产瓷器的机构，而是地方性的官方府第，其机构设立的年代上限应在元至顺年间。另外，从博陵第能定购“五万余件瓷器”来看，此巨量的器物并非为“府第”生活用，而是为祭祀所备用，是官办性质的采购行为。关于牌记中涉及到的“东卫”，是元中央政府直属的东宫侍卫军的称谓，其它是地方政府的府第。歙县“博陵第”府第（今安徽黄山属区），温陵晋邑平安府（今福建泉州一带），临川汉都（今江西临川一带），带有这些府第名称的瓷器，都是官府用器。
由于元代对礼祭文化的需求、重视，出现了“陶隐居”秘密烧造特殊礼祭用器、宫廷用器的情况，烧罢即封，不可私矣；故造成了现今不少窑址难被考古发现的窘境。譬如，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卵白釉堆花加彩贴金器”，是为元时皇家服务所造的，古称“戗金五色花瓷器”，至今在景德镇也找不到窑址；为官府造的珐华彩器、瓷胎景泰蓝、金银花加红绿彩、青花加金银花彩器等生产地，至今在镇窑也找不到踪迹；可是，种种“物”证的客观存在，橫空出世，又并非是空穴来风。这种现象说明，很多特殊的彩瓷器物不全在镇窑生产，另有其秘而不宣之地，可能涉及的地方更广。
元代，祭祀虽承续以往，但对“从祀凡七十二将”进行了裁减；可是，对根蒂性的传统祭祀文化没有影响。“博瓷”作为礼祭瓷器釆用各种各样的彩装饰，以满足社会各阶层所需，促成了礼祭祀器的创新与发展。大量的物证表明，博瓷的社会现象主要在南方发生、发展、消失；其“府第”在歙县（今安徽黄山区）。是南北窑业工艺相结合的组成体，主要分布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地区，涉及面广泛，产品远销国内外，销往国外的商品瓷，多是无款器，罕见人物故事图器，如：伊朗、土耳其两馆所藏中国14世纪元青花图纹器中，不少用花鸟鱼禽、飞凤牡丹、莲池鸳鸯、梅兰竹菊、瓜果草虫、藤萝花卉等图装饰，与博瓷特征完全相类。
“博陵第”彩瓷多种多样，具有创新开拓的民族性、礼祭性、美术性，制作工艺规范、绘饰精美；她多彩多姿的纹饰、器型、强烈的民族自信、博大的文化现象，已远远超逾了已知的元瓷，超逾了地域，是闻名遐迩的品牌，将成为了中外陶瓷史上辉煌的篇章。
第七节丰富多彩的“博瓷”牌记款
(一)“古相·博陵第”及“博陵第”牌记款识
“古相·博陵第”及“博陵第”牌记款识古朴端庄，气韵非凡，笔者目前所见典型的有13种：
1.瓷器底部凸印牌坊形戳记“古相·博陵第”阴文款，上部为宫观山门琉璃飞檐顶，“古相”二字在牌坊内上沿两侧，左右立柱饰曲线纹，下部承托开放的莲花，白莲天门，典雅肃穆。
2.瓷器底部凸印长方形戳记“古相·博陵第”阴文款，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框边左右两侧为回形纹，荷莲茂盛，高雅吉祥。
3.瓷器底部凸印亚框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4.瓷器底部凸印长方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5.瓷器底部凸印灵芝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6.瓷器底部凸印葫芦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7.瓷器底部凸印双菱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8.瓷器底部凸印银锭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9.瓷器底部凸印圆钱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10.瓷器底部凸印双圆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11.瓷器底部凸印钺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
12.手书划刻款。
13.“博陵第”与张文进联署名款。
这十多种牌记款识的造型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的灵芝、园钱形、双菱型、银定型、葫芦型等，均为元青花纹饰中常见的八吉祥图形，也称“杂宝”纹，为祥瑞吉利之物。八吉祥纹饰始于元代，作为元代瓷器的纹饰较为流行，也将此类纹样用于“博瓷”款识的造型，这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中款识的一大创举，极具时代性、民族性、文化性、艺术性；牌记款识的字体均为正书稍带隶书韵味，字迹清晰，苍劲之中有秀逸之气。
如此丰富的凸印戳记牌记款识出现在元瓷上，推翻了元代瓷器无款识型式的说法，为元代精美的多种彩增添了辉煌的光彩。“古相·博陵第”及“博陵第”牌记款识的出现，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礼祭陶瓷款识之先河。
部分“博瓷”牌记款图
凡带“博陵第”牌记与手书年款的“博瓷”器，其手书字迹（如：至顺三年良辰吉置，至正八年某月吉曰张文进造）等均用浓钴料书写，由于字上没有罩釉呈黑漆色字迹）
陶瓷器牌记款形式较早出现在宋代的北方窑。其中明道元年（1032年）北方磁州窑瓷枕上的牌记最有特色。其他诸如：
1.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张家造”牌记的瓷枕，为北宋“明道元年巧月造”（公元1032年）。式样为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这是传世磁州窑瓷枕中目前能见到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一例。
2.广东省博物馆藏元代磁州窑“古相·张家造”凸印戳记西游记瓷枕，牌记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中间长方框为凸凹线条纹。
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人物纹瓷枕，枕底凸印戳记“古相·张家造”，牌式为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
4.香港张永德先生藏有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人物纹瓷枕，枕底凸印戳记“古相·张家造”牌式为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
5.1986年，安徽省黄山市新年乡发现一座宋代砖室墓，有铭文纪年为北宋宣和三年九月十二日（公元1121年），墓内有若干器物，其中瓷枕二件，呈八棱型，有纹饰，其中一件底部有“真郭家枕”戳记款识，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框边为凸凹线条纹，瓷枕为绿釉，胎质米黄色，形制纹饰与江西吉州窑产品相似，应为吉州窑产品。
6.在吉州窑曾家岭出土一件“元祖郭家大枕记”牌式凸凹戳记款识的瓷枕残片，也是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中间长方形凸凹线框，牌记中双行铭文。
7.广东省博物馆藏“天庆观四圣台”铭文黑釉剔花折枝梅花胆瓶，高33厘米，口径8.3厘米，底径11厘米，深盘口、长束颈、鼓腹、浅圈足，腹部剔刻二枝对应的折枝梅花，两梅间剔刻长方形牌记，上盖荷叶，下承托开放的莲花，牌记用酱釉褐彩楷书“天庆观四圣台”。天庆观为北宋时期吉安镇的著名道观，（今江西省天华山）不幸毁于文革时期，八十年代在天庆观原址土建时发现此瓶。可能是天庆观定制之物，也可能是信士贡献之物。这件南宋吉州窑剔刻梅花胆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参看《收藏家》1997年第四期《宋吉洲窑黑釉剔花天庆观胆瓶》一文）。天庆观胆瓶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道观使用的礼器的实物证据，且在南宋时期就存在上覆荷叶，下承托开放的莲花，中部书写铭义的牌记型制。
上述牌记款识的造型，均采用“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这种纹饰的道教文化韵味十分浓郁。经过上述牌记款识的排列、类比、互证，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宋元瓷器上的牌记起源于磁州窑，影响到吉州窑，再影响到景德镇窑，它们之间有着相同的风格和变化轨迹（图示2附后）。景德镇窑“古相”牌记艺术形式变化得更为精美秀雅，形成了系列性的“古相·博陵第”及“博陵第”牌记款识。（参看许明著《中国元瓷》2007年11月出版.赵根山撰《“古相博陵第”牌记款识研究》一文）
封建社会的生产模式、商品贸易往来，讲究“承继”与“诚信”的理念。牌记就可以看成是一种商品标识，不会发生侵犯别人牌记形式与标权的现象。我们可以认定“古相·张家造”与“古相·博陵第”有历史渊源和承继关系。“古相·博陵第”及“博陵第”牌记成为元代最精美最系列化的牌记形式，代表了元代牌记款识的最高水平。
宋元磁州窑对江西吉州窑、景德镇窑牌记的影响示意图
第八节探析张文进之迷
随着，多年来对博瓷苦心深入研究，在民间收藏家处发现了博陵第张文进身世的青花瓷记事牌，牌记中：张文进生于至大二年（1309年），上落有至顺三年吉日款。另外一块青花五彩墓志铭瓷牌，志铭载：“张氏裔孙名文进系徽州路祁山县甘泉坑乡七甲里社张家人仕，自幼亡母，少年背井离乡，随祖世伯在外漂流至浮梁县，在馀（余）氏器成堂学艺，朝暮五载许，严寒酷暑不言苦，艺满后独自开设小作房，数年后随着岁月流失，名气也有所增加，生意日益旺盛，成为邻里之富甲，并得了监管瓷器官员赞许，时隔几载娶邻村王氏女生一儿一女，时运不济，次三年得一重病，于至正十八年病故，终年四十有九。葬于白马岭祖氏张家山肥水之源艮山。向墓内置瓷瓶、香炉、觚、盘、碗，共计一百九拾八件。以示镇墓为安”。此牌记中载：张文进病故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终年四十九岁。
“博陵第”张文进身世牌（至顺三年）
“博陵第”张文进青花五彩墓志铭（至正十八年）
解放后，浙江省杭州考古在至元丙子纪年墓，出土三件青花观音像。在江西九江市考古，在古墓出土了元早期延祐六年（1319年）的青花云龙纹塔式盖瓶，高42.2厘米，现藏于江西九江博物馆。考古证据表明，在至元十六年“浮梁瓷局”（1279年）成立前后，景德镇浮梁一带就生产有青花瓷与其它彩瓷；这时张文进还未出生；所以，有部分宣传文字将张文进称为“我国青花瓷的第一发明人”是不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从旁可推，在远离景德镇百里之外的安徽黄山区太平县龙门乡牛子团村，曾在元“至正年间”有过张文进工作的窑场，烧制过大量而精美的青花瓷，是无可质疑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了张文进是一位出色的青花瓷匠艺人。
根据上述资料，张文进出现有两位：第1位张文进是瓷艺匠人，原名张文登（字文进），是安徽黄山区太平龙门乡轮渡村人；第2位张文进是徽州路祁山县甘泉坑乡七甲里社张家人氏，其身份富甲瓷匠，名声显赫，事业发达。此两位张文进置业而居的地址明确，相距不远，同属元代的徽州路辖区，其“身世”基本相同，应视同一人。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云龙象耳瓶上，所署名的奉圣弟子张文进是“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人”。元代，徽州路与信州路均是行省，统领路。从安徽祁山县到信州路（今江西上饶地区）玉山县，相距近四百里，两处不同籍地，却出现了同名同姓的张文进，是否是同一人？经过多年的研究，张文进的窑业在至正年间兴旺发达，已有了“博瓷”名牌效应，所涉及的地方扩大了，在至正十一年前已发展到了玉山县周边，成为了他置业而居的又一基地。
至于，类似大英博物馆所藏至正十一年“张文进打供”器，现民藏中不少见。还有“奉圣弟子陈文宗喜捨于……星源祖殿张吉良元帅打供”器、“奉圣弟子鲁进财喜捨于老爷庙……打供”器等等。这些器上落有喜捨人的地址、信奉关系都称“奉圣弟子某某”，此举说明，他们都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的信教匠艺人。
据调查，玉山县，千年没改名，今属江西上饶市。文化馆一位退休老人讲：《玉山县志》中查不到“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元至明初时，玉山县一带有些古窑址。元时，江南一带道文化盛行，玉山县周边有道观，窑工中不少人信奉宗教，以《道德经》、“天师道”为精神依托。当时，这些信众居聚地被元统治者划编为社，民众信“德教”，其实就是道教信士，对外宣称“奉圣弟子”。元政府垮台后，信众所居的“社”区被打破，名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以后的“县志”中查不到此社名，这种历史现象比比皆有。
“星源祖殿”的“星源”之称，作为古地名在全国范围仅见于婺源。婺源作为县名，始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隶歙州。唐宋元时，多种“私家谱传”中将婺源称为“星源甲道”，或是“星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赋春镇甲路村，2006年撤乡改村。）所以，元时有“星源祖殿”在婺源一带是可能的。玉山县与婺源同属元信州路，相距并不遥远。
另外，现今江西吉安永和乡镇里尚存一座“清都观”，该道观中，至今仍供奉着“胡净一元帅”。据说，“胡净一元帅”乃大宋时清正廉明，为民伸冤的青天判官，受到人们的崇敬；南宋末时，文天祥特为此提写了“清都观”三个大字，以示祭惦“净一元帅”。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决口，不想河流一修好，果然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与兵变。天下大乱，战火漫延，多处兵变，义军直捣元蒙兵营、官府，浮梁地区已被战火笼罩，地主阶级、窑业主、富商、权贵们都胆颤心惊，生怕家业被毁，四处逃离，祈求“神灵”保佑合家平安。根据史料，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的军队完全控制了安徽浮梁与景德镇一带；至正十八年江西全境已被朱元璋的部下陈友亮掌控。在这种情势下，昔日为元蒙官府服务的“博陵第”与张文进时应不济，遭受严重影响，以至病故。
光阴似箭，近七百年过去了，关于元青花是谁发明的？是谁制作了“云龙象耳瓶”？“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的掌门大佬是哪位？这些问题虽还有点迷惑，但并不十分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未被史籍记载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与著名的制瓷大师张文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所制的多种多样、丰富精美的元瓷，是当时彩瓷文化的集大成者，不愧为是元瓷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对于氧化钴蓝料作陶瓷绘画的青花颜色，较早可追溯到唐代邢窑陶瓷用品上，可参看孙欣著《唐代邢窑青花瓷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书。
第九节“博陵第”彩瓷类别
(一)“博陵第”彩瓷品类
（1）高温釉下彩瓷类，如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高温单色彩釉器等。
（2）中低温釉上彩类，如珐华彩、红绿彩、金银花加彩等。
（3）高温釉下彩与低温釉上彩相结合的彩装饰类，最有时代性的有青花五彩、青花釉里红加釉上彩等。
(二)“青花”与“青花五彩”瓷考辨
青花的运用迟于唐代北方的邢窑等陶瓷上就已大量出现，宋代民窑承继，又将青花与五彩结合，青花五彩在北宋早期的北方窑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古今陶瓷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民间收藏的物证证实有：大宋咸平年制（公元998年）青花五彩飞天故事图带盖经瓶、大宋明道元年造（1032年）青花五彩人物故事图罐，元丰元年（1078年）刀马人图器等，上有记年款。此类彩器，胎质灰白、分段制作泥接成器、圈足平切、砂底粗糙、器内素胎、釉面薄透泛黄、釉下用青花勾绘图饰，上加石绿、石黄、铁红、石白料为彩装饰，青花呈色虽黒青而泛暗（为国产早期青料），是一次性中高温烧成的釉下与釉上相结合的五彩工艺瓷。从民间藏的宋器物证看，绘饰具有宋代双勾、写意白描加彩风格与胎体器型等，整体特征是北方磁州窑产品。
部分宋代青花、釉下青花加彩例证图：
北宋咸平元年(998年)青花五彩飞天图罐
宋青釉青花加白彩瓜棱型盘口尊。器上绘莲托长方牌，落“仁宗元年”(1023年)铭。为北宗早期磁州窑张家造重要礼祭器。
宋明道元年(1032年)青花五彩人物故事罐
元丰元年(1078年)开光绘青花飞禽瑞兽纹荷叶盖罐
而元代，至顺年、至正年间，南方浮梁景德镇一带生产的青花五彩，青花多用进口氧化钴料为饰，先烧成釉下高温青花瓷，后在靓丽的青花瓷釉上又加彩，二次入烤炉中低温烧制而成青花五彩瓷，是二次入窑烧制成工艺。民间收藏有至顺年间“博陵第·张文进”身世记事牌，用青花五彩装饰，制作精美，色彩明丽。到了至正八年有“博瓷”款与张文进联名造的青花五彩瓷较多出现，其彩器装饰有：历史人物故事、民俗故事图、也有绘龙凤、花鸟、瑞兽、鱼藻纹图等。此类青花五彩器，由于烧制工艺复杂，彩料昂贵，成品率低，就显其更加稀有珍贵了。
“青花五彩”瓷起源于何时期，是古陶瓷界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1984年的一天，文物出版社摄影师王露女士赴西藏地区拍摄文物在萨迦寺发现了一件宣德“青花五彩”莲纹鸳鸯图饰高足杯，杯身内口沿处书一周藏文字，杯外口沿上，釉下绘画一周龙纹，腹部釉上绘卧莲鸳鸯图青白釉器。另外，寺里还藏有两件与高足杯纹饰大致相同之碗。由此，文博界的耿宝昌先生定下了“青花五彩，始于宣德”的论断。当然，以物证史的社会考古方法肯定是好的。可是，继1984年后《萨迦寺》一书正式出版，不少的陶瓷类典籍都延用了耿老“青花五彩始于明宣德”的定论，成了“金科玉律”长达三十多年。
上述宋元物证表明，青花五彩萌始于宋，发展于元，盛行于明宣德。如若不分轩轾，把“青花五彩始于宣德”作为定论，已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加以纠正，才符真相！
(三)“博陵第”款珐华彩瓷的属性
古陶瓷文献中称的“五色花”即五彩，从狭义来讲是指三种以上的彩绘装饰陶瓷称为五彩，常用的有红、黄、紫、绿、蓝、黑、白彩料，按图纹所需绘涂于釉上的白描图饰中，再入窑中低温烘烧而成，称为釉上五彩。其中包括珐华彩、堆绘五彩、笔绘五彩等。珐华彩工艺古称之“堆边五色花”。
“堆边五色花”，此工艺是采用瓷泥装入特制的带细管的泥浆袋，用挤压泥袋的手法，把泥线勾勒成凸起的纹饰附着于胎上，分别在纹饰中又加填不同的彩料，再填出底色，入窑烧制而成。今人把这种彩制又改称为所谓“沥粉挂彩”“立粉五彩”“立线加彩”；如果彩绘上加金、银，又称为了“立线加金彩”等。今称之名都不符合传统，不规范，造成了后学者们的迷茫。还是古称中的“堆边五色花”“珐华彩”传统名称规范。
珐华彩萌芽于南宋金后期，曾在大同市金代阎德元墓出土过“孔雀蓝釉玉壶春瓶”。据有关资料提示“早在金代山西地区已出现了珐华器”，原名“粉花”器；从传世品看来，蒲州一带从元至大元年（1308年）就开始烧制，一直到清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从未间断过。而且，影响到了陕西、河南、江西景德镇一带。元早期山西蒲州、平阳霍州等地的珐华器多为陶质胎。元代中早期，珐华彩在景德镇地区得到承继发展，烧制出了白瓷胎的珐华器，彻底改变山西一带陶制法花的胎工艺；采用了高温先烧素胎，后在素胎上绘制堆边凸花加彩，二次入窑烧制成功。这种由陶胎向成熟瓷胎发展产生的珐华彩器，是景德镇窑与窑系的创举。在较多的“博陵第”款的珐华彩器上，能见到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珐华更加玉骨铮铮，华彩流莹，五彩缤纷。其中有龙凤纹的，花鸟飞禽、鱼藻纹、莲池鸳鸯纹、瑞兽纹等，最为特别的有人物故事、民俗故事图等，多是大件器，如大盘、大瓶、大壶、大罐等，高度都在30厘米至48厘米之间，最高大的瓶达100厘米左右，绘制精美，图饰生动，釉彩绚丽。
元朝社会等级制是十分严格的，“釉有三色”，“五彩”之类彩器，加金饰的等，民间禁用，是上层社会、官府的专用之物，“冒之者罚”，可见，该类彩器是官瓷的代表。
元代青花五彩与珐华彩实物图片例证
“博陵第”至顺五年徽州路祁山县甘泉坑张文进身世牌记（白瓷胎）青花五彩牌记
景德镇地区窑张文进造青花五彩“博瓷”例证
此窑址货，元青花五彩带匣钵，罐绘人物故事图，出自江西乐平接渡镇南窑村附近窑址
“博陵第”牌记，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
“博陵第”牌记款青花五彩“三国志”人物故事双耳瓶，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
“博陵第”牌记款青花五彩“三国志”人物故事双耳瓶，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其底
“博陵第”牌记款青花五彩人物故事罐，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
“博陵第”牌记款青花五彩人物故事罐，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其底
“博陵第”牌记款青花五彩人物故事四系扁壶，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
“博陵第”牌记款青花五彩人物故事罐，至正八年六月吉日，张文进造
景德镇窑“徐府藏”珐华彩至正八年牌记
景德镇窑“徐府藏”珐华彩至正八年牌记，其底
作者注：《徐府藏》徐公源安徽宣城人，官职荣绿大夫公位官（从一品）。至正八年戊子受圣钦赐御酒。此记事牌记用堆边五色花（珐华彩）绘制双龙抱柱牌式，可见等级之高。此《徐府藏》珐华彩牌记，如果记年款至正八年戌子（1348年）明确。那么，证明景德镇窑生产的白质胎“珐华彩”完全成熟于元代。除有“博瓷”款珐华彩外，新发现有“枢府”“内府”“徐府”“幕府”“金莲川”“使司元帥府”等官府款珐华彩器。
从以上“博陵第”身世牌记物证，可知元“元青花五彩”工艺下限始于元“至顺五年”（1333元统元年）间，下限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都延续在生产。期间在“至正八年”较多的青花五彩器底书有“张文进造”与博陵第联名牌记款，说明张文进所在的祁山地区除了生产青花瓷外也是烧造“青花五彩”的重要窑场。所用的钴料是高铁低锰的苏麻离青料，其釉面是青白透明釉。与景德镇窑工艺特征一类。此时的张文进已是一位名气显赫的瓷艺工匠！
第十节“博瓷”始末简述
公元1334年，顺帝即位次年，撤除了景德镇的“税课局”，对窑业的生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地方政府的苛政、苛税，严重摧残了官匠、民匠乃至瓷商，百业萧条、民不聊生，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元政府已无力控制浮梁。遂于至正八年前撤销了“浮梁磁局”“将作院”也随之关闭，“器成堂”也恢复了私营化，出现了多姓氏的私家器成堂，如“张家器成堂”“余氏器成堂”“江家器成堂”等。此时，官营主导性的窑业几乎随之瓦解，匠人们才算摆脱了被“匠籍制”奴役的桎梏。带有著名品牌的“博陵第”与“张文进造”联署名瓷器，在无官府严厉监管下，从至正八年大量出现，走向了完全私有化的自由生产，进入了品牌释放期。张文进从此豋上了历史舞台，成为窑业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也出现了如陈文宗、鲁進财与多姓氏生产的器物）；其产品的多样性、多彩性根据市场的供求所需，完全突破了旧制中：“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罚。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牙商、担夫一律坐罪”的禁锢；将各种彩瓷广泛用于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至正十五年到明初，由于战乱造成了窑业严重的创伤，博瓷产品质量明显下降。至正十八年（1358年）制瓷大师张文进病故，但著名的“博陵第”品牌仍延续存在。
大量的实物证明，博瓷始创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到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的明初期，经过三个阶段，约历时近三十六年左右，从兴盛走向了衰退。
(一)“博瓷”是一座瓷文化的丰碑
(二)“丝路蓝光”
(三)博陵第（至顺型与至正型）青花瓷图典
鬼谷子荷叶盖罐通高34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19.5厘米
鬼谷子荷叶盖罐，侧面
鬼谷子荷叶盖罐，罐体与罐身
鬼谷子荷叶盖罐，“博陵第”至顺三年吉辰置款
鬼谷子下山盖罐，罐口
蒙恬将军人物故事青花罐，高27.5厘米，口径21.8厘米，足径20厘米
蒙恬将军人物故事青花罐，局部
蒙恬将军人物故事青花罐，“博陵第至顺三年吉辰置”款
“博陵第”元青花岁寒三友纹香炉，通高37厘米，口径22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岁寒三友纹香炉，局部
“博陵第”元青花大盘，口径46厘米，高7.8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大盘，底部
“博陵第”元青花大盘，八吉祥纹局部
“博陵第”款元青花牡丹纹荷叶盖罐，高34.5厘米，口径22.3厘米，足径21.3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鱼藻纹罐，高27.8厘米口径21.5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鱼藻纹罐，侧面
“博陵第”狮兽纹梅瓶，高44.5厘米
“博陵第”开光莲池鸳鸯纹八棱梅瓶，高47.8厘米
“博陵第”款牡丹纹梅瓶，高44.5厘米
“博陵第”款元青花龙纹大盘，口径46.2厘米.高7.4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飞凤纹执壶，通高26.5厘米，足径8.3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飞凤纹执壶，侧面
“博陵第”元青花寿山福水大盘，口径47.5厘米，高7.8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大盘，口径45.8厘米，高7.3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绶带鸟纹大盘，口径29.6厘米，高5.5厘米
鬼谷子下山大罐，高39.5厘米，口径25.8厘米，足径24厘米
“博陵第”昭君出塞大罐，高44厘米，口径31厘米，足径28.3厘米
“博陵第”昭君出塞大罐，侧面
“博陵第”五龙纹大罐，高28.2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三英战吕布大缸
“博陵第”元青花三英战吕布大缸，高49厘米，口径34厘米，足径36.5厘米
“博陵第”元青花三英战吕布大缸，侧面
论文说明
1.本论文重要部分曾于2007年第2期《收藏》杂志发表，见《元代“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元瓷》（赵根山著）
2.《元枢府瓷戗金五色花概论》曾著于《元朝枢府瓷戗金五色花》（赵根山著，2009年9月版，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3.本论文《元代“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瓷文化研究》（赵根山著），2014年7月入选王德恭主编《“丝路蓝光”包商银行文化金融丛书》
4.本论文《元代“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瓷文化研究》（赵根山著），2015年8月入选《草原丝绸之路艺术精品展暨学术论坛》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