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藏族著名翻译家斋林·旺多先生
罗爱军，土旦达娃
摘要：藏族著名翻译家斋林·旺多先生精通藏、汉、英三种语言文字,在西藏文艺界以其小说创作和译介莎士比亚剧作广为人知。他认为翻译必须遵循忠实的原则,首先要达意,同时译者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作在翻译时进行艺术再创造。2010年旺多先生荣获“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这是建国以来西藏自治区翻译人员第一次获得的翻译荣誉称号,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旺多先生在翻译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绩。
关键词：斋林·旺多;翻译;忠实;艺术再创造;
笔者:旺多老师,您是享誉藏区的著名翻译家,在藏、英、汉三种语言之间游刃有余,笔耕多年,不仅将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次从英文译介到藏文,还把西藏广为流传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作品一再脱销。作为您的忠实读者,我们多年来受益良多。2010年5月,您荣获“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这是建国六十周年,西藏自治区翻译人员第一次获得这一翻译界最高荣誉称号,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您在翻译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在此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下面,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生平经历。
斋林·旺多先生:我1934年出生于江孜的一个贵族家庭,在七兄妹中排行第二。1946年,西藏噶厦政府挑选了10名学生去印度圣约瑟夫学院中学部留学,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1953年,也就是西藏和平解放两年之后,我学成回到家乡,开始在新建的拉萨第一小学教数学,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当时西藏的基础教育才起步,能用藏语教数学的人非常少。
笔者:您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而且回国后从事过小学教师、足球运动员、团工委干部、政府职员、导游、公司副总经理等多种职业,经历丰富。退休前您在自治区旅游局市场处任职,专业对口,您撰写的《导游日记》是上个世纪90年代西藏导游必备的得力助手。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您退休后,开始翻译和文学创作工作您又为什么选择莎士比亚的作品译介到藏文
选择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翻译对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少年在圣约瑟夫学院中学部留学时就已经接触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后来还看过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拍摄并且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哈姆雷特》,自此一直萦绕在怀;二是莎士比亚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全世界的主要语种都译介了他的作品,我国汉语翻译界的前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汉译工作,现在不但有全译本,还同时并行几种译本,藏文不应该成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空白。
不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虽然以戏剧为主,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文字也比较艰深,翻译难度很大。为了胜任这项工作,我提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阅读了从乔叟到狄更斯时代英文的主要文学作品。
说来凑巧的是,正当我刚开始翻译《哈姆雷特》,翻译到大概五分之一的时候,一句问话突然从脑海中冒了出来:“山羊还是绵羊”这句话勾起了我少年时代来往于拉萨、江孜到印度一路上的许多回忆。我决定停下《哈姆雷特》的翻译工作,先把这段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写下来,这就是1993年出版的藏文小说《斋苏府秘闻》。1995年,我又把它译成英文,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我当时想的就是,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东西。《斋苏府秘闻》是这块土地孕育的,我要让它先结出果实。
笔者:旺多老师,您刚才提到《斋苏府秘闻》,这是您文艺创作的代表作,十几年前我们就有幸拜读。您这本作品的藏文版荣获1997年西藏自治区文联“龙达杯”奖、1999年西藏作协第二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2001年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会第四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优秀作品奖以及2005年第二届全国岗坚杯藏文文学创作奖,可谓名至实归。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创作情况。
斋林·旺多先生:刚才讲过,退休时我一心想做莎士比亚翻译,根本没想到去写什么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斋苏府秘闻》是我翻译《哈姆雷特》时的副产品。当初有了想法后,我很快就写成了《斋苏府秘闻》第一部,拿给《西藏文艺》主编伦珠朗杰啦,没想到他读了后很惊讶也很激动,几次三番到我家里来,代表编辑部和读者要求我接着写下去,于是就有了围绕着白玛姑娘展开的第二部。
我写这个故事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例如白玛善良、美丽又有头脑,但因为家庭出身原因处处受人歧视,直到印度留学归来才摆脱身世的阴影,但在故事结尾,白玛依然没有逃脱命运的悲剧。我采用矛盾统一的写法,是希望读者能感悟一些人性和命运方面的东西。《斋苏府秘闻》故事的结构我也经过精心构思,整个故事从出逃开始、以出逃结束;从杀人开始,又以杀人结束,故事里的素材和场景描写都基于我青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是对过去时代的文学记录。不过,文学创作只是我翻译事业中的一小段插曲,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翻译上。
笔者:您曾经说过,藏民族文明的发展同翻译密不可分,翻译直接促进了藏民族文化的成熟与发展,请问您从事翻译实践是不是基于这样的理解
斋林·旺多先生:翻译与藏民族文化的关系,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从吐蕃时期开始,藏文化的发展就与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水乳交融。可以说,没有历史上一波波的经典翻译热潮,就没有现在的藏语文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藏语文明就是通过翻译对其他周边先进文化,尤其是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和中原华夏文明精神财富进行保存、继承和发展的。
历史上翻译活动为藏语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翻译工作者的任务更加艰巨。不仅要圆满完成党和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更要自觉承担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一方面,我们要把藏文化中的经典译介为汉文和其他语言,让藏文化走出去,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汲取其他文化的精神财富,花大力气把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作品译成藏文,这样藏语言文化的发展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一定不能抱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应该广泛译介其他文化的经典作品,包括伊斯兰教《古兰经》在内的各民族经典都应该翻译成藏文。我们需要了解各种文化,这样才能减少误解和冲突。
笔者:旺多老师,根据您多年的翻译实践,您认为决定翻译工作好坏的因素有哪些
斋林·旺多先生: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会直接影响翻译质量:一是译者的水平,二是翻译中采用的方法,二者不可或缺。译者的水平,尤其是文化素质,直接决定了翻译作品的忠实与否。翻译必须要传达出原文作者在文本中想表达的意思,这就需要译者有很好的理解力,懂得如何取舍。藏文是一种成熟的语言,历史上保留下来丰富的典籍可供参考,出版的字典也不少,但现在一些年轻译者经常望文生义,生编乱造,在翻译中喜欢创造新词,也不管藏文中是否已经有了贴切的表达方式,闹出不少笑话,典型的如把汉语中的“注意”直接逐字对译。有些译者素质不高,却喜欢赶时髦好炫耀,造一些引人注意的词语,也是一大问题。
翻译中产生这些问题,首先是译者语言不过关,还不具备从事翻译工作的条件,其次是译者对文化了解不深,只懂得生搬硬套。现在翻译作品中经常会有所谓的“新词”出现,和这两点不无关系。
笔者:您刚才提到翻译方法,人们常说译无定法,每位翻译家在长期翻译实践中都会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工作流程。很多有志从事翻译工作的后学非常期望从您这里学习一些具体的翻译方法,请您介绍一下在翻译一部具体作品时遵循的工作流程。
斋林·旺多先生:翻译首先是学习,翻译一部有意义的作品,首先不要着急动笔,要通读、精读,达到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我翻译《哈姆雷特》前先把原作细读了三遍,书边写满了批注。翻译经典作品,理解是大问题,必须充分利用前辈学者的注释和研究成果,做到对原文心中有底。这项工作,相当于对原作进行一番认真的学术研读,是接下来翻译工作的基础。
在修订译文的时候,要注意挖掘民族语言中那些鲜活有表现力的传统表达方式,这样译文会生色不少。“挖”是译者艺术再创造的重要手段,也是继承和丰富民族文化的有效方式。不过,再创造不是乱创造,如果缺乏相应的文化知识和语言能力,“挖”的提法就成了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翻译必须保证译文的可读性,这是从吐蕃时期就制定下来的翻译原则,现在应该继承下来。
翻译的最后一步就是定稿出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错误要随时纠正,不到译文面世之时,翻译的订正工作就不会结束。即使作品已经正式出版,也还要不断搜集读者的反馈意见,对作品重新校订,在作品再版时予以订正。我的几部作品出版后都发现了一些印刷排版错误,我一直也在做修订工作。
如果细分还可以讲一些小的环节,但总体而言,我的翻译工作可以概括为上面五个步骤。
笔者:您提到了翻译是艺术再创造,但翻译同时又要求对原作忠实。您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具体谈谈如何保持这两方面的平衡
斋林·旺多先生:翻译首先要遵循的原则就是忠实,但这里忠实指的不是逐字逐句对译的“忠实”,而是对原作意思传达时的“忠实”。翻译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意义的传达。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校阅两个步骤,就是要保证对原作翻译时的忠实。只有保证了意义上的忠实后,下一步是润色,也就是译者艺术再创造的提法,才有实际操作的意义。就拿藏汉两种语言来说,汉文中形容词的排比用法较多,而译成藏文时就不一定逐词翻译,只要意思表达正确充分就可以了。
我翻译的《哈姆雷特》藏文版出版后,有学者提出了疑问:“你为什么用相对古典的藏文来翻译《哈姆雷特》,这样做岂不是大大影响了一般读者的阅读理解吗”这个问题我在翻译之初就思考过,《哈姆雷特》是英文名著,原文尽管也属于近代英语,但和今天的英语仍有不少差异。对现代英文读者来说,拿起原著阅读会有古朴、典雅的感觉。如果用通俗的藏文来翻译,文体上的这种感觉就流失了,这不符合我对忠实原则的理解。我读过汉文莎士比亚的译作,文字就显得有些浅显直白。我希望《哈姆雷特》的藏文译本能够保持相同的文体风格,在翻译中不失去原作独有的韵味。为了让自己的藏文翻译有所凭依,我选择了藏文经典小说《努勋达美》和当代作家其美多吉的作品《黑风中的雄鹰》作为参考,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在藏区脍炙人口,近年来汉文译本在国内十分流行。不过,长期以来英文译文只有于道泉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试译的一种,您的英译今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一书收录出版,能不能给读者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斋林·旺多先生:英译《仓央嘉措情歌》不是我心血来潮,也不是一时追赶新潮。这件事的缘起要追溯到1989年的一次会议,我当时偶然间看到了一份仓央嘉措诗歌的英文译本,就把它抄录下来,回去对照着藏文研究了一番。我发现这份英文译本有一些问题:一是翻译的形式过于自由,《仓央嘉措情歌》藏文是诗歌,大部分是六音节四句,在民间很容易吟唱流传,今天依然如此,而英译失去了诗歌的韵律感和节奏,读来缺乏美感;二是翻译太拘谨于字面对应,很多部分逐字翻译,而深层含义却没有传达出来,例如,用括号补充原文中没有的主语“I(我)”等。后来我得知这份英译的作者是于道泉先生。于道泉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但他在翻译《仓央嘉措情歌》时准备得还不够充分,一来当时年纪轻,人生阅历不深,没有完全理解《仓央嘉措情歌》里的内涵;二来藏文和英文都不是他的母语,加上缺乏翻译经验,文字的理解和表达都欠火候,这也是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所致,势所难免。
我的一位新疆朋友曾经说过:诗歌最好不译;如果非译不可,那也绝对不能逐字对译,要特别留意译出诗歌的意蕴、韵律和艺术魅力。我对他讲的前半部分有保留,但十分认同他讲的后半部分,事实上优美的诗歌作品在不断地被译成各种语言,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要有艺术再创造的成分。例如,《仓央嘉措情歌》第五十七首(笔者注:据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理本,为旺多先生翻译母本),于道泉的译文是:“Ohyouwhitecrane,/pleaselendmeyourpowertofly./Iwillnotlingeratfarawayplaces,/butshallmakeatriptoLitangandcomeback.”无论从韵律还是意境,距离原文都有不小的差距,而且也没有把原文中“whitecrane”的喻意译出来。仓央嘉措是一位浪漫的诗人,译文应该传达出原作的浪漫气息,我把这首诗翻译为:“Ohyethewhitecrane,mydear!/Pritheelendmethywingshere./Iwillnotflyfarandwide/But’llreturntoLitangallright.”藏文富有韵律,琅琅上口,英文也做到了琅琅上口,一样可以吟唱。我的译文不仅用词保留了原诗的情感色彩,还译出了诗人的言外之意,做到了忠实与艺术再创造的有机结合。
我翻译《仓央嘉措情歌》的经验表明,译文在遵循忠实的基础上要敢于艺术再创造,要让译文通俗易懂,在表达方式上要敢于超越原文。
笔者:旺多老师,您近期翻译方面还有什么计划对译界后辈有什么劝勉和期许
斋林·旺多先生:我现在正在整理一部翻译选集,把我这些年来的翻译作品做一个梳理,采用双语对照方式,希望自己在译事耕耘方面的经验对有志于翻译事业的青年学子有所帮助。
翻译为西藏带来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但翻译工作者还可以做得更多。我去书店和图书馆,看到无数世界经典、诗歌乃至世界名曲被译成了汉文出版,成为汉语文化留给后人的财富。藏语译者也要有广阔的胸怀,要向翻译家索朗班觉先生学习,能耐得住寂寞,一个人兀兀以穷年,在北京翻译煌煌巨著《红楼梦》。翻译这行是个苦差事,需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我们有责任为后代留下丰富的精神财产。
对有志于从事翻译的年轻人,我有几点想法,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从事翻译,首先要做好准备,语言上的、文化上的、人品上的,还有大量的翻译经验必不可少。书斋里出不了真正的翻译家,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实践能力。
二是在选择翻译的书本时要挑选那些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最好不去翻译时髦、平庸的东西。要把精力用在各个文明的核心经典文本上,这样的翻译才有意义,译者才会有真正的收获和进步。
三是在经典作品中,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本翻译,一个人对有兴趣的东西更有可能坚持。翻译这样的作品效果也最好。
四是不要有畏难心理,每个译者都需要经历成长的过程,对自己要有足够的信心。翻译可以很快锻炼和发挥一个人的潜力,如果持之以恒,译者的理解力和表达水平会有长足进步。开始翻译时要选择一些难度较小的作品,例如,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拓宽翻译领域,这样就能减少一些开始翻译时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