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手机访问『成功书画家网』
如有投稿需求，请发邮件至1047780947@qq.com会有专人和您联系
哥窑青釉鱼耳炉、龙泉窑三足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弟窑、龙泉窑为什么复杂？
哥窑、弟窑、龙泉窑，谁的名声最响？当然是哥窑。
哥窑青釉鱼耳炉高9、口径11.8、足径9.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三足炉高12.4、口径14.5、足距9.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弟窑之名皆因一个“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的传说。传说是否靠谱本不难判断，但历史偏偏就出现了以“弟窑”即为龙泉窑、龙泉窑就是“弟窑”的荒诞论断，导致后世形成以偏概全、以点论面的尴尬局面，始终难以自圆其说。
龍泉窯青瓷鳳耳瓶高25.5、口徑9.4、足徑9.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不愧为我国著名青瓷窑，历史悠久，自五代之前建立，随着越窑衰败而兴起，参与过越王钱氏政权烧“贡瓷”进贡中央朝廷，也参与过南宋初期祭祀礼器（祭器）用瓷的烧造，曾一度成为中国出口瓷器的大户，烧造技艺精湛，有着极其辉煌的历史，但他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庞大的民窑群体，专门文献记载并不多。如果不是哥窑这个”网红“所带，龙泉窑名声也许还没这么响亮。
龙泉窑黑胎青瓷鬲式炉
真实的历史往往被传说扭曲、带偏。我的论述也将从历史最悠久的龙泉窑展开，把被章氏兄弟传说粉饰得面目全非的青瓷名窑——龙泉窑给大家介绍清楚，同时将哥窑、弟窑问题以及他们与龙泉窑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大家做个交代，力求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被传说演绎得扑朔迷离的“历史”中，正本清源，还原青瓷名窑的历史真相。
哥窑八方贯耳扁瓶高14.9、口径4.6-3.7、足径4.8-6.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正式开讲之前，我还想从社会风气和治学精神的高度，来吐槽一下陶瓷界为什么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有人说，哥窑问题之所以复杂，仅仅因为窑址没有找到，如果”传世哥窑“窑址找到，问题、争议也就消失。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不对，造成诸如此类问题繁杂的根源是很深的，既有社会不良习气所扰，也有治学精神浮躁所致，还有封建传统思维束缚，说白了，陶瓷界本身存在的痼疾不少。就哥窑这个事情来说，即使窑址找到、眼前问题解决，也只能说标治好了，但本因还在，正所谓“治标不治本”。那么，造成哥窑等类似问题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功利主义绑架陶瓷历史的挖掘和研究。这种氛围几乎弥漫全国。比如对一些历史名窑、名瓷的挖掘，如果能够被认定为“官窑”，或者断代于唐宋的几大名瓷，则大受地方政府的欢迎，瓷器收藏界、拍卖行更是拍手称快，皆大欢喜，藏品市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泡沫飞溅；如果既沾不上“官窑”的边，又挨不上唐宋，则灰头土脸，好像考古工作者“没本事”；要是发现某窑原来错误断代于唐宋，如今要还原真相，重新断代于元、明，则会得罪一大批人，地方政府不高兴，收藏界死缠烂打，各方压力接踵而至，甚至出现利益群体鼓动部分专家学者对讲真话的人士实施围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虚假研究、虚假鉴定屡屡发生，将错就错、人云亦云就更司空见惯。
明龙泉窑白胎青釉刻花卉纹瓷瓶高28.9、口径6.1cm南京市博物馆藏
第二，学术江湖化，研究学者、收藏鉴定者、利益代言人界限模糊不清。这是我在涉及陶瓷文化研究以后，发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何谓江湖化？就是世俗化。江湖中充满着等级尊卑、利益交换和无原则的附和盲从，说陶瓷界有江湖气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业界众生相。比如，某些博物院（馆）等机构观念陈旧，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像钧窑断代那样，明知某权威、某前辈的观点是错误的，也不敢挑战，更不敢纠正，创新无力、一潭死水，不仅贻笑大方还误导社会；某些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出镜率高，做节目评委、为商业活动站台代言，拿着巨额出场费睁眼说瞎话，打压真相，混淆是非；学术迎合市场，论文、论著的研究名为与市场接轨，实则充斥着”铜臭味”，观点随着利益转；老板“学术化”，一些商人为自身声誉或利益，著书立说，名为学术研究，实则沽名钓誉以获取更大利益，有的井中之蛙、有的歪理邪说，误导世人。学术研究江湖化是学术界的坏习气，更是一种严重堕落。
五代定窑白釉刻“易定”款碗高6.8、口径19.8、底径7.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磁州窑“仁和馆”点绿釉四系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末明初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
第五，古代文献惜字惜墨，不仅记载不勤、不全，还过于精炼，让后人不太容易理解，或者二义性较多，同一句话似乎可以用几个意思去解读，容易引起误解，甚至给心术不正之人以可乘之机。
抱歉，扯远了。
龙泉窑概述
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北与遂昌、东与云和、南与庆元等县接壤，西南与福建交界。据光绪龙泉县志记载，龙泉原为扬州永嘉郡松阳县龙渊乡，唐武德三年（620年），因避高祖李渊讳，改龙渊乡为龙泉乡，乾元二年（759年）升乡为括州龙泉县，自宋代后归属处州府。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因避讳龙字曾改名剑川县，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恢复龙泉本名。今为县级市，归属浙江省丽水市管辖。龙泉地处偏僻，陆路交通不便，境内河水湍急、森林茂密、燃料充足、瓷土资源丰富，是瓯江主要发源地，水路交通便利，是一处理想的置窑地域。
左：陕西法门寺出土的越窑秘色瓷碗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泉瓷盘
元代龙泉窑青釉净瓶高48.2、口径7.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的发展经历过三个机遇期。第一个机遇期是随着吴越王大规模制造高质量青瓷——秘色瓷进贡中央朝廷等需求，以越窑系为核心的江浙青瓷窑系得到轰轰烈烈发展，吴越统治下的龙泉地区青瓷自然也跟着得到发展；第二个机遇期是吴越国被削藩归属中央朝廷，越窑失去贡瓷市场而逐渐衰败，而龙泉窑趁势兴起，发展成一代名窑；第三个机遇期是北宋灭亡、南宋在杭州建立政权，随着南宋社会从百废待兴到稳定发展，龙泉窑获得极大发展机会，上升到鼎盛期。龙泉窑鼎盛期历经南宋和元代。到明朝时，伴随景德镇窑的兴起，龙泉窑由盛转衰，到清代前期完全衰败殆尽。
龙泉窑堆塑蟠龙莲瓣纹盖罐高22.6、口径6.5、腹径11.35、足径6.65cm上海博物馆藏
自晚唐开始，越窑青瓷——秘色瓷开始在长安、洛阳展露头角，有陆龟蒙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为证。随后，越王钱镠从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吴越国起，历经晚唐、五代十国和北宋共72年，期间吴越钱氏政权一直以大量的金银、丝绸、瓷器向中央朝廷进贡，以求保全割据政权的安危。进贡品中包含大量高品质青瓷瓷器，这直接推动着越窑青瓷的迅猛发展。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越王钱氏进贡中原朝廷瓷器共达十四万件！如此大规模地制造进贡用的高质量青瓷器（一匣钵只装一器），决不是余姚上林湖一地所能够烧制的，必须动用整个吴越国所有窑场，否则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当时正处在吴越国统治之下的处州龙泉窑，可能而且应该参与这项“宏伟”工程！这应该是龙泉窑的第一次发展机遇期。
庄绰（庄季裕）著《鸡肋编》卷上记载龙泉窑生产过秘色瓷
龙泉窑青釉鬲式炉高11.3、口径14.4、腹围47cm上海博物馆藏
宋·周密著《雲煙過眼錄》卷四中提到，太平兴国六年，殿前承旨赵仁济补任杭州瓷司务
现代各项考古发掘证据也证明，越窑的消失就像有序搬迁一样，把越窑的龙窑构造、胎釉技术整体转移到了龙泉窑，使龙泉窑的制瓷技术水平获得迅速提升。龙泉窑青瓷无论器型还是装饰都酷似越窑青瓷，很好地保持着越地文化的延续性和统一性，也说明越窑窑工的主要归宿是去往龙泉窑。在继承越窑技术的基础上，龙泉窑还不断吸收北方汝窑和南宋官窑技术并创新突破，生产出高质量的乳浊釉、粉青釉、梅子青釉等著名龙泉青瓷。至此，龙泉青瓷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窑场数量逐渐增多，慢慢形成一个向周边辐射的瓷窑体系。龙泉青瓷因产品质量和数量的不断提高，除民间用瓷外，官府甚至宫廷对龙泉青瓷的青睐和需求也不断提高，这些都刺激着龙泉窑的迅速发展。另外，从北宋开始的海上贸易日趋活跃，外销瓷逐渐增加，导致龙泉青瓷开始远销海外。
龙泉窑青釉弦纹三足炉高9.3、口径14.5、足径5.5、足距7.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了陶瓷祭器烧制地方
据南宋朝廷礼部太常寺纂修的《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绍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苏迟等言，堪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州军县镇，具见管的确数目椿管抵备将来大礼供使，窃恐州县并不尽数供申及有损坏，名件亦不备整有误使用裕乞朝廷特降旨指挥下两浙江东路转运司责限雅饰修整先行开具的确数目供申朝廷下本寺相度合用数目津发赴行在使用照依……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这说明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祭祀所需要的祭器用具，都是由朝廷打足损坏等富余量，把需求总数下达给两浙东路，由两浙东路具体下达到所属的各州县去准备或制造。因祭器数量巨大，两浙东路所辖的越、婺、衢、明、台、处、温、严八府都应该有任务，其中处州龙泉窑自然不会不参与陶瓷礼（祭)器的制造，这从南宋时期龙泉窑的一些瓷器器型特征可以看出来。祭祀礼器的胎都是深颜色的，即黑胎，以体现庄重肃穆。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出现新机构“礼器局”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旧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宋会要辑稿》也记载有这件事。据《宋会要辑稿》第十六册“礼一五”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侍王晋锡（对高宗皇帝）说：“恭承处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彦能等省记大礼朝享太庙合用礼器。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意思是对照御府《博古图》，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认为王晋锡很懂尊罍等祭器，于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讨论，让王晋锡负责制造。
龙泉窑青釉琮式瓶高25.2、口径6.2、足径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朝廷认为浙江地区民间瓷窑制造的礼器不合格、不满意而不得不亲自设窑制造，但当时参与过朝廷礼器制造应该也属于一个莫大的荣耀。有此经历的龙泉窑，此时期瓷窑数量迅速发展，器物质量也极大提升。后来，除生产传统的青瓷（即白胎青瓷）之外，龙泉窑凭借当年制造过朝廷礼器（祭器）而获得的经验，开始按照当时礼器的规制制造瓷器投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龙泉黑胎青瓷的来历，也是后来在明朝被章氏兄弟传说误导为“哥窑”的黑胎青瓷。黑胎青瓷在工艺、形制、胎质、釉质、釉色、纹饰上均与南宋官窑器非常相似，这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已得到印证。
龙泉窑双龙耳直壁瓶高17.1cm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1950年遗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胆瓶高21.3cm罗杰斯基金1917年购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鼎盛时期的龙泉窑，取得多项成就，特别是美如青玉的梅子青、粉青厚釉、薄胎厚釉瓷器，其釉质之粉润、釉色之青翠、形制之高雅，堪称青瓷之巅，不仅为龙泉窑获得天下美名，并随着瓷器的出口把美名带往世界各地，还把中国陶瓷烧造水平历史性地推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是龙泉窑博采众长，注意学习吸收越窑、南宋官窑的技术、造型、制作工艺，利用本地具有的高岭土、紫金土和竹木草灰，从胎土、釉料的淘洗炼配到制坯修胎上釉，都进行了改进，既精益求精又不乏艺术品位，特别是来自青铜器的礼器（祭器）造型，典雅庄重。二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探索发明出石灰碱釉，使龙泉瓷器与越窑秘色瓷相比，釉质更接近玉石，加上采用厚釉的施釉方法和1280℃左右的高温，使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的釉质达到了如冰似玉的质感。三是龙窑以及装烧方法、窑具的改进，使龙窑体积更大、装烧更科学，提高了产量，已发掘的大型龙窑一窑竟可烧四、五万件瓷器；广泛使用匣钵和支钉、垫饼、垫圈等窑具，减少杂质、污染、挤压、粘连等窑病，提高了成品率。
南宋龙泉窑琮式瓶粉青厚釉褐胎高26cm大英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凤耳瓶粉青厚釉朱红胎高27.6cm日本常盘山文库藏
如今业界评价一个瓷窑，总是把“官窑”二字带在嘴边，以为只要属于“官窑”，就会荣耀无边。事实上，从窑系发展本身来说，成为“官窑”未必是好事。由于官窑的“客户”很少，产品数量不多且需求断断续续，器物制作往往不计成本而市场竞争力不强，产品和技术不流向社会，窑工受剥削和压迫深重，一系列问题和原因导致官窑往往是短命的，不连续的，持续发展无从谈起。比如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其中，郊坛下官窑由于燕器和官府祭器同时造，祭器不忙时大造燕器，发展才得以勉强维持，明代景德镇官窑发生过多起窑工暴动反抗盘剥和压迫。历史上发展得很好、艺术造诣很高的瓷窑，几乎都是民窑，如越窑、邢窑、定窑、汝窑、龙泉窑等等。龙泉窑在南宋没有纳入官窑范畴是非常幸运的，在南宋自由发达的经济环境之下，束缚较少，可以极尽所能，为国内外市场源源不断生产日常生活用、摆设用和殡葬用瓷器，将我国陶瓷推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特别是龙泉窑通过瓯江水路和温州、泉州、明州、广州等重要港口和发达的航海贸易，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龙牙门（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林加群岛和海峡）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花面（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旧港（印尼巨港）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麻里噜（吕宋岛西部）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琉球、无枝拔（马六甲）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一百八十五：嘉定十二年，朝廷强制用瓷器等物品对外进行“易货贸易”
龙泉窑瓷器对外贸易之所以得到巨大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南宋朝廷将丝绸制品、炊具、瓷器、漆器等作为对外贸易中的对等易货贸易商品，强制让对方接受。可以判断，由于经济发达，南宋这个时期大量进口国外商品，导致出现“钱荒”。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八）记载：“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锜、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宋代的官方语言中“博易”就是贸易之意。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有大臣说用金、银去买国外的物品，把金银就这样给外国，太可惜。于是宋宁宗赵扩下令有关部门制止用硬通货（金银）去跟国外做生意，换之以丝绸、炊具、瓷器、漆器等商品与国外进行贸易，不管贸易多大，如果对方不答应易货交易，则不和他做生意，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这样政治经济背景下，龙泉窑的对外出口大幅增加。从这段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南宋作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上存在不小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朝廷也在注意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商品对外出口以减少逆差。这颇有当今美国的情形。
龙泉窑粉青釉开光露胎贴塑八仙纹八角瓶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
龙泉青瓷对外贸易，也极大影响着龙泉窑的窑址发展和分布走向。龙泉青瓷的最早产地主要分布在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玉湖、安福，丽水县的黄山、石牛等地，在大量龙泉青瓷输出国外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龙泉青瓷瓷窑的增加，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以方便于使用水路运输。除龙泉县境内的窑址以外，还扩大到庆元县的竹口、枫堂一带。在云和县的赤知埠，永嘉县的蒋岙、来涂等地，因此而形成了一个龙泉县为中心，包括云和、丽水、庆元、永嘉等地区在内的更加庞大的龙泉窑系。各窑口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青瓷对外贸易的需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烧窑技术不断改进，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元龙泉窑青瓷罐高24.5、口径23.2cm南京市博物馆藏
龙泉窑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在元代，龙泉青瓷大量经由泉州港转运出口运销海外，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样一来，必然刺激福建沿海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这些瓷窑学习和模仿龙泉青瓷的烧窑技术，制造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可以说，福建沿海地区的大量青瓷瓷窑，就是在龙泉青瓷的直接影响下兴起和发展的，有人把它们叫做仿龙泉窑，我看也不为过。
明龙泉窑刻花缠枝莲纹青瓷炉高15.6、口径23.4cm南京市博物馆藏
到了明代，龙泉窑在技术上继续探索，于明永乐、宣德时期曾生产过一大批为宫廷和贵族所用的精美青瓷，并有巨制大型瓷盘行销于东南亚一带，成为明代外销瓷中非常有特色的品种。但是，根据文献资料，自明永乐开始，龙泉窑呈加速衰败之势，产品开始呈现粗制滥造现象，窑区萎缩，对外出口急剧减少。分析龙泉窑之所以衰败，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消费观念转化，当时人们已逐渐转向喜爱蒸蒸日上的青白瓷、青花瓷、粉青、甜白等，对龙泉青瓷已经出现“审美疲劳”；二是福建沿海众多仿制龙泉窑的窑口已具规模，在市场上对龙泉窑形成直接竞争，市场份额被抢夺；三是朝鲜、日本等国出现大量仿造越窑、龙泉窑青瓷的窑口，导致中国瓷器出口被取代；四是明朝实施越来越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海上贸易渠道日益阻塞；五是叶宗留起义，导致龙泉窑所在地区陷入战乱。
明龙泉窑印花宝杵纹青瓷盘高2.95、口径21cm南京雨花台区郎家山明永乐十六年宋晟墓出土南京市博物馆藏
在南宋就已初具规模的景德镇，经过元代的快速发展，到明初发展势头不减，迅速崛起而超过天下所有瓷窑，成为中国的瓷都。景德镇窑当时的主打产品影青、青白瓷、青花瓷等，声誉日趋高涨，逐渐取代龙泉等青瓷而成为人们日常用瓷的首选，并形成消费习惯。人们对龙泉青瓷似乎已经厌倦，龙泉窑走向衰败趋势已不可逆转。
明万历龙泉窑香炉高21.5、口径28.2、足距2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元代龙泉青瓷大量外销瓷经由泉州港转运，导致福建沿海地区众多瓷窑仿造龙泉窑，有的规模巨大而形成了自己的窑系，如同安窑系等，业界称为“土龙泉”。这些通过仿龙泉青瓷起家的“土龙泉”们，到明初时已经具有很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抢占了龙泉窑的市场份额，包括出口份额，龙泉窑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同样对龙泉窑乃至整个中国的瓷器出口造成影响的，还有高丽、日本本土制瓷技术的崛起。据北宋徐竞在《宣和奉使髙丽图经》记载，高丽国（朝鲜）在北宋时就已经具有很高的制瓷技术水平。日本的制瓷技术主要由我国和朝鲜国传入，到明初时，已经形成巨大规模，抢占并挤压了中国瓷器在他们国家的市场。
明天启龙泉窑香炉高28、口径27.5、足径2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混战。在战争中失败的封建诸侯，组织武士、浪人（即倭寇）、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就已经颁布法令的海禁政策。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但并不严格。到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加剧，海禁政策愈加严格，民间贸易、渔船已几乎不能出海，造成龙泉窑等瓷器外销几乎停滞。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英宗本纪”和卷一百六十五中关于叶宗留作乱的记载
龙泉窑在明正统年间呈急速萎缩状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造成丽水地区十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包括龙泉窑业在内的所有手工业、矿业几近被毁。叶宗留是个自诩会武功的矿工领袖，在福建福安采矿谋生，后违反朝廷禁令，在浙西、闽北仙霞岭地区私采金、银矿。明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官府武力禁采、剿捕矿工，叶宗留因此率众起义并称王，附近矿工、农民和其他起义军、土匪纷纷参与，将暴动蔓延到福建、江西、浙江交界地区多个县市，征剿官兵与起义军的作战持续11年之久，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才得以平息。龙泉地区正处于战乱中心，龙泉窑生产自然受到很大影响，起义平息后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大伤，景况已大不及从前。还有，明朝中晚期日益严重的苛捐杂税，也加速了龙泉窑的衰落。
明·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二中提到“今龙泉窑世不复重”
明代博物学家、诗人、万历年间任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天启年间任广西右布政使的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中记载“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说明龙泉窑此时已无法与景德镇窑相项背。进入明朝晚期的龙泉窑，与之前相比，器物式样减少，纹饰呆板，胎骨转厚，胎面粗糙，釉色灰暗，装烧方法简单粗暴，一片衰败的景况。
清代龙泉窑梅兰纹帽筒高23、口径12、底径11.5cm
清初龙泉窑瓶高21.4、口径10、底径7.2cm
雍正版《浙江通志》卷二十一记载：龙泉窑已废
龙泉窑的考古发掘
陈万里先生龙泉考察手稿及大窑村遗址为陈先生立的塑像
以陈万里先生等学者的调查为基础，从1956年起，浙江省和国家文物管理、研究等部门，对龙泉青瓷窑址进行过多次比较全面的调查，包括1957年对龙泉大窑到高祭头路段及溪口和庆元县境内窑址、1958年对龙泉东区及云和紧水滩水电站规划淹没区窑址、1959年对丽水宝定区域窑址及碧湖何氏家族墓等进行系统调查和清理；1960年对大窑、金村窑址进行考古发掘；70年代中期对紧水滩电站工程建设淹没区窑址进行第二次考古调查，并于70年代末期在库区范围内开展历时5年的大规模窑址发掘；1982一1983年对龙泉县双平乡源口林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2006年对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发掘；2010—2011年对龙泉窑溪口瓦窑垟、小梅镇瓦窑路等著名黑胎青瓷窑址进行考古发掘，等等。通过调查、发掘，在龙泉、丽水、云和、遂昌和永嘉等地，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古代窑址。这一系列发掘，涵盖从五代到明朝中后期、从白胎青瓷到黑胎青瓷，细致、全面，而且一次比一次科学、严谨。从大量的遗物堆积来看，这些窑址都同属“龙泉窑系”，其中分布最密集、特征最典型的都集中在龙泉市。
大窑龙泉窑（溪口片）遗址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龙泉窑遗址近三百处。在龙泉市的大窑、金村、竹口、溪口以及东部的梧桐口到武溪一带，都密布着窑址。特别是在大窑地区，西起高际头，北迄坳头村，在沿溪十里的山坡上，共有窑址五十三处，每处窑址上，窑具和瓷片堆积如山，产品之精致为龙泉其他窑址所不及。这么多的瓷窑，哪一个是后来明代传说中所指的所谓“章氏兄弟窑”？恐怕不好断定。
龙泉南区窑址分布及青瓷龙窑遗址
通过对龙泉的大窑、金村和丽水的宝定等窑址的发掘，获得场房、砖池、住宅、窑室等建筑资料和大量的瓷器标本。1960年，在发掘大窑和金村两地的古窑址时，清理出9座龙窑和作坊遗迹，发现在北宋窑床的下面有五代的瓷片堆积层。这说明此地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是龙泉窑窑址了。
大窑龙泉窑遗址
出土文物特征表明，五代龙泉窑是继越窑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到瓯窑的影响。受越窑影响的五代龙泉窑址，共发现十余处，主要分布在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王湖、安福，丽水县的黄山、石牛等地，出土器物以碗、盘、壶为主，其他为盆、钵、罐，器物工艺细致、胎骨均匀，器身装饰有纤细花纹，系用刀和箆状器刻划而成，线条粗放、构图筒洁，图案以水波纹、童子、秋菊、缠枝等为主。烧造技术和前期的越窑相比有改进，但还存在胎壁厚、釉层薄、釉色青中泛黄等问题，因使用喇叭形垫座和环状圈托，承托面小，造成器底大多内凹，釉面极易粘附砂粒和杂质。
五代龙泉窑牡丹纹贴塑鸳鸯耳盘口瓶高31.5、口径10、足径9.5cm
受瓯窑影响的五代龙泉窑青瓷，仅在金村的三座窑址中发现，出土器物有碗、盅、盘、壶、罈、花盆和五管瓶等，呈灰白色，质地细腻，表里施水青玻璃釉，圈足微微撇出，外底留有托珠和托环的痕迹。
早期龙泉窑五管瓶
北宋的龙泉窑窑址，呈现越来越多的现象，表示那个时期瓷业在逐步繁荣起来。在龙泉的大窑、金村、溪口、王湖、安仁口、周垟、王庄、梧桐口，云和的赤石埠，遂昌县的湖山镇，都设窑烧造，而其中规模最大、产量最丰富的仍然是大窑和金村，大窑发现二十三处，金村发现十六处，经过清理，发现三座“龙窑”。龙窑都依山建造，斜度在14一18度之间，前缓后陡。窑身前段平缓，中后段较陡，主要是由地形决定的。据估算，金村龙窑可放匣钵一百七十行以上，每一行多数为八个，少数为七个，总平面上可置匣钵一千三百个以上，每一匣钵高度一般为8厘米，估计全窑一次可烧瓷器二万至二万五千件。由此可推断，此时期瓷业大规模制造已经开始。
大窑龙泉窑遗址——龙窑
北宋龙泉窑青瓷器，胎色灰白，多使用内外双面刻划花和蓖点、蓖线衬底的繁密纹饰，施青绿色薄釉，釉色淡青中微带灰色，釉汁透明。造型古朴，棱角分明，圈足宽矮，一般外底不上釉。品种比五代时期大有增加，新兴的器型有瓶、炉、碗、碟、粉盒和渣斗等，器物的式样也多变化。
北宋龙泉窑盘口壶、刻划碗
在南宋时期，北宋龙泉的青瓷产区除金村产量稍低外，其他各处都有很大发展，井且在龙泉西部的八都和南部的竹口等地设立新的窑场，而溪口和大窑两地最为繁荣，是龙泉窑系的中心窑区。在溪口，自秦溪北面的法岩寺起，向西延到下泉坑，向北延到墩头村西南的瓦窑垟，沿溪两旁的山坡上分布着窑址十三处。在大窑，从高际头到坳头村沿溪十里，有窑址四十八处，几乎每一座山坡都有窑址。这时期的龙泉窑瓷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顶峰。这个时期仍采用龙窑烧造，但窑的结构有了改进，装烧量更大、燃料更节省。从窑址发掘可以看出，装烧方式也有改进，碗、洗、盘、碟、杯等类器物采用匣钵复叠法，瓶、觚等类采用匣钵仰叠法，大件瓷器一般放在窑室中段，小件瓷器置于窑室的前后两段，共中也间隔大件瓷器，起着稳定匣钵柱的作用，避免塌窑事故，同时也使火候更均匀。
南宋龙泉窑青釉盘口瓶高17、口径6.7、足径7.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地图
南宋龙泉窑青瓷有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两种，白胎青瓷占大部分，除龙泉溪口瓦窑垟窑址、小梅镇瓦窑路窑址和大窑的新亭、山树连山、亭后、牛颈头山20多处窑址兼烧黑胎青瓷等其它品种外，共他各处都烧造白胎青瓷。白胎青瓷的胎质细洁坚密，共色白中微泛青色。器物有碗、盘、洗、盒、豆、盅、碟、笔格、灯盏、鸟盏、塑象、棋子等，常见的是莲瓣纹盘、碗和碟子，还有卷边荷叶形的浅盘，也有仿桃子式样的洗。在造型上突破了北宋的格局，创造出活泼、柔和、明快和均称的形式。纹饰方面，在瓷胎上刻划花纹主要以器内刻划荷花纹、其外S形复线与卷云纹相结合等，但胎体刻划花手法已越来越少采用，代之而起的是浮雕和堆贴花，例如使用“葵口出筋”装饰、在器物内底上浅浅地贴着两条小鱼等。白胎青瓷的施釉技术比北宋有很大的进步，釉色有粉青、梅子青、青褐、青灰、灰黄、鹅皮黄、蜜蜡、芝麻酱、淡蓝等，釉层润厚，色泽晶莹。其中以粉青和梅子青最佳，色泽鲜艳滋润，如美玉翡翠，据科学测定和实验，必须在12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才能烧成，而且胎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要适度，锻烧时温度上升要正常，釉层要厚，等等。
南宋龙泉窑青釉贯耳弦纹瓶高31.5、口径10、足径11.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龙泉窑簋式炉
黑胎青瓷窑址发现，是陶瓷考古界努力寻找“龙泉哥窑”的成果。在对龙泉溪口瓦窑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清理出窑炉遗迹两处，其中一处有4条窑炉的叠压打破关系，最早的窑炉内出土两件黑胎青瓷；另一处仅发现南宋时期青瓷，出土少量黑胎青瓷残片，且发现有支钉窑具。黑胎青瓷残片出土相对较少，胎体较薄，釉色主要有灰青和粉青。在小梅镇瓦窑路窑址清理出较为完整的龙窑，出土一批黑胎青瓷，这批瓷器均采用薄胎厚釉工艺，胎体很薄，釉质玻化程度较高，釉面有密集的小块开片，可谓“百圾碎”，釉色较深。
2011年发掘龙泉市小梅镇瓦窑路窑址时清理出的龙窑窑炉
黑胎青瓷器的种类，常见有碗、盘、羹、杯、壶、盆、洗、瓶、觚、盂、盒、灯、炉等，这类瓷器胎骨细密，呈灰黑色。釉以青色为主，也有米黄、紫色和乌金色等，普遍有开片。由于胎骨灰黑，器物口沿釉层很薄，容易透露出胎骨呈现出一定的紫色，俗称“紫口”，同时因为入窑烧造时使用浅盘形和扁平形垫饼承托在圈足底下，圈足底端的釉层被刮去，烧成后露黑胎，俗称“铁足”。尤其小梅镇瓦窑路窑址出土的八角杯、八角盘、菱口盘、胆瓶、纸槌瓶、鬲式炉、鼓钉炉、碗、盏、杯、洗、碟、觚、盒、唾盂、盖罐、鸟食罐等，器型小巧，制作工整。有些器型颇具南宋时期礼器（祭器）风范。这就是龙泉窑利用早年曾为朝廷制作礼器（祭器）所获得的经验，自己开始生产与南宋礼器器型相似产品的有力证据。
南宋龙泉窑黑胎瓷器——盘、把杯
黑胎青釉杯、折肩瓶瓦窑路窑址出土
南宋的装烧方法有明显改进。匣钵规正，都经过“涂匣”，所以匣内有黄褐色薄釉一层。垫饼大多用坯泥制成，有浅盘形、盏形、碗形、臼形和环形圈托。浅盘形和臼形的垫饼，托面平滑，全部用来承托有圈足的器物。使用时，垫饼的托面托住器物圈足，这样，器物可以满釉，而圈足下端的釉必先刮去，出窑后经氧化作用，圈足底端便呈现朱色或黑色的瓷胎。器身和器盖一般都合烧，不仅增加了装烧量，而且使器身和器盖更加密合，胎釉的色泽也可一致。
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窑炉中的匣钵
到元代，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而瓷器已成商业活动的重要商品，需求量激增，龙泉窑窑址迅速由交通不便的大窑和溪口，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已经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系统的窑址，大窑周围有五十多处，竹口和枫堂一带有十多处，龙泉东部有梧桐口、小白岸、杨梅岭、山石坑、大王屿、道太、葡萄垟、前赖、安福口、王湖、安福、马岙、岭脚、大琪、丁村、源口、王庄等地，云和有赤石埠，丽水有规溪、宝定、高溪等地，永嘉有蒋岙、朱涂等地，总计达一百六十多处，其中三分之二分布在瓯江和松溪两岸。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以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运输到国内外市场。
元代龙泉窑褐斑凤尾瓶高27.2cm梅子青釉大维德基金会藏
元代龙泉窑褐斑玉壶春瓶高27.4cm青釉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元代龙泉窑瓷器的大致特征：胎骨渐趋厚重，器身的转折处大多作梭角或凹槽；圈足垂直，足底齐平；釉层较薄，呈青黄色，种类有所增多；大多有花纹，盛行外壁单面刻花，纹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塑和釉面开光、露胎印花、釉上贴花、加点褐彩等，种种手法一应俱全，有时几种装饰一器并施。纹饰题材有仿五代和北宋的折扇纹、海涛纹、蕉叶纹、变形云纹、菊花和菱花等，有仿南宋的莲瓣、龙纹、凤纹、鱼纹等，也有一些新兴的纹饰如雷纹、锯齿、方格、万字等，还有大量的带有“八思巴”铭文如“翼’、“昌”、“目”等。在大窑和竹口等地还大量出产大型瓷器，有高1米左右的花瓶和口径60余厘米的瓷盘。
元龙泉窑盘、瓶1976年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韩国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瓷舟型砚滴长16.2，宽6.5，高9.1浙江博物馆收藏
元代龙泉窑的常见器物在龙泉窑遗址、元大都遗址和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都已出土。元代龙泉青瓷与南宋比，胎质返粗，釉薄泛黄呈青黄色，器外底一圈无釉或不施釉，装饰花纹的线条没有以前那样奔放，结构也平淡，而且愈往后愈差，呈现出衰落的现象。这一考古发掘揭示龙泉窑在元代已经出现由鼎盛转向衰退的拐点。
元代龙泉窑带座吉字瓶瓶高20、座高8.2cm
明早期龙泉窑龙纹高足杯高12.4cm青釉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明永乐龙泉窑刻花双桃纹菱口折沿大盘口径61.7cm青釉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明代刻花牡丹纹梅瓶高32.3cm青釉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和各地制瓷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明代景德镇已经成为中国瓷都，生产出大量精致的白瓷，绚丽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也竞相争艳，加上海禁和战乱，在这种环境下，龙泉窑日渐衰退，市场地位越来越羸弱。到明朝末期，昔日辉煌的龙泉窑已不受收藏界青睐。
光绪版《龙泉县志》卷三中谈到龙泉窑的核心——琉田窑
据清光绪版《龙泉县志》记载，到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年），作为龙泉窑的核心——顾仕成所制造的瓷器，品质已经远不如从前，到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质粗色恶，已不配作为雅玩了。但作为一般民间日常用品的瓷窑，苟延残喘直到清代初期才最终寿终正寝。前文已引用过清雍正版《浙江通志》卷二十一的记载：“琉田有青器窑今废”。
1960年代，国家根据龙泉窑的发掘和研究情况，决定组织力量恢复龙泉青瓷的生产。目前，现代龙泉青瓷的年产值规模已超20亿元，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产品质量已远超龙泉古瓷，获得过多项殊荣，并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制作对外交往的国礼。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像叶宏明、毛正聪这样的青瓷艺术大师。
哥窑、弟窑称谓的由来
大家知道，在龙泉窑、哥窑、弟窑三个称谓中，龙泉窑出现最早，但哥窑名声最响，甚至被错奉为“宋代名窑”。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关于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所谓的哥、弟二窑的传说。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还是先从古代文献梳理开始吧。
南宋赵彦卫著《云麓漫钞》卷十记载临安烧青瓷，要比越窑、龙泉窑好窑器
到元代后期，孔齐（公元1367年前后在世）在《至正直记》中记载有“哥哥洞窑”、“哥哥窑”概念，如果哥哥洞窑、哥哥窑与哥窑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关于哥窑的最早文献了。孔齐（有考证说应为孔克齐，孔子第五十五代世孙），号静斋，山东曲阜人。孔齐在元朝后期的兵荒马乱中游历过很多地方，他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一本笔记题材的杂闻集——《至正直记》（也叫《静斋至正直记》），记录内容包括当时政治、经济状况，器物制作情况，以及文学、艺术成就和当时的人文社会习俗，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笔记。
《格古要论》明·曹昭卷下记载了哥窑、古龙泉窑
《格古要论》明·曹昭王佐增补卷下记载的哥窑、古龙泉窑与原著的区别
明代陆容著《菽园杂记》卷十四中详细记载了龙泉窑，未提及哥窑、弟窑
明·陆深著《春风堂随笔》中记载了哥窑和章氏兄弟窑
明代薛应旂撰《浙江通志》卷八“地理志”中出现章生一、章生二的传说
明·郎瑛著《七修续稿》卷六“二窑”中关于哥窑、龙泉弟窑的记载
明·張應文著《清秘藏》卷上“論窑器”中提到龙泉窑与章窑的概念是不同的
明·王圻著《稗史彙編》卷一百三十七“二窑”的记载与《七修续稿》相同
明代文献家、藏书家王圻（1530～1615年）在其著作《稗史彙編》卷一百三十七的“二窑”中，完全照搬照抄了郎瑛书中关于“哥窑、龙泉窑”的内容。明初开国元勋章溢真的是章氏兄弟的后裔？
明代王士性著《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的“官哥二窑”：哥窑在杭州凤凰山
当然，明朝也有不少没被传说带偏的名家。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年）著、在明万历年间刊刻的《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的“官哥二窑”条记载的内容与前人很大不同：“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足，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间有能补旧窑者，如一炉耳碎，觅他已毁官窑之器，捣筛成粉，塑而附之，以烂泥别涂炉身，止留此耳，入火遂相傅合，亦巧手也。近惟处之龙泉盛行，然亦惟旧者质光润而色葱翠，非独摩弄之久，亦其制造之工也。新者色黯质噪，火气外凝，殊远清赏。”王士性在指出哥窑在杭州凤凰山下的同时，还指出官、哥的旧瓷片可以互补，如今（即明代后期）哥窑器不可再得的原因是胎土原料已尽。
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牋》卷十四“论官哥窑器”中指出哥窑在杭州凤凰山下烧造
明·徐著《徐氏筆精》卷七说哥窑是因寿州的“舜哥山”而得名
明代末期诗人、布衣藏书家徐（1563~1620年前后在世）在其著作《徐氏筆精》卷七中这样解释“哥窑”的来历：瓷器有哥窑，寿州有座舜哥山，哥窑就是出自这个舜哥山，如今（当时）的鉴赏家竟然把“哥”字按照兄长之意去解释，这就大错特错了。这个解释很“另类”，但联想到哥窑最早出现的称谓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而“哥哥洞”应该是个地名，与“兄长”这个“哥哥”无关。这么看来徐按照地名去解释“哥窑”这个名称的思路是对的。
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第七卷》“白瓷附青瓷”中提到官哥二窑
明代末期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约1666年）在其著作《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第七卷》的“白瓷附青瓷”条中提到：“浙省处州丽水、龙泉两邑，烧造过釉杯碗，青黑如漆，名曰处窑，宋、元时龙泉琉山下，有章氏造窑出款贵重，古董行所谓哥窑器者即此。”他明显受传说影响，说黑胎龙泉窑就是哥窑。
明·方以智著《通雅》卷三十三、《物理小识》卷八中支持了陆深的观点
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1611-1671年），分别在他的著作《通雅》卷三十三、《物理小识》卷八中支持了陆深的观点：陸文裕（陆深的谥号）曰宋處州章生一生二兄弟至龍泉之琉田窑，而生一陶者百碎而色淡，故名哥窑，以鐵足有聲為驗。还说到是否是铁足，可以用敲击听其发出的声音来检验。他还记载着“高丽窑似龙泉窑”的信息，这是龙泉窑传入朝鲜、朝鲜仿制龙泉窑的证据。
清·程哲著《窑器说》也认为龙泉窑与哥窑同出一地
进入清朝，有多部重要著作讨论哥窑、弟窑与龙泉窑问题。清朝著名散文大家、石刻家程哲，在他的著作《窑器说》中记载：“龙泉窑出浙江处州龙泉县，与哥窑共一地。赵宋时名曰青瓷。明窑移处州府，处州青色土垩火候较旧龙泉质劣，古器质薄，一种盘底有双鱼，外有铜掇环，体厚者不佳。”他说龙泉窑和哥窑在同一地方——龙泉，明代时转移到丽水，瓷质品质已经很差了。转移到丽水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叶宗留叛乱。
清·佚名著作《南窑笔记》说哥窑即官窑，系章氏兄弟偷学修内司窑所烧
清雍乾时代的佚名（一说湘潭人张九钺）著作《南窑笔记》记载了哥窑、龙泉窑等五窑信息。关于龙泉窑的记载较为普通，但哥窑的记载却颇有新意：“哥窑—即名章窑，出杭州大观之后，章姓兄弟，处州人也，业陶，窃做于修内司，故釉色仿佛官窑。纹片粗硬，隐以墨漆，独成一宗，釉色亦肥厚，有粉青、月白、淡牙色数种。又有深米色者为弟窑，不堪珍贵。间有溪南窑、商山窑仿佛花边，俱露本骨，亦好。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未，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作者认为哥窑就是章窑，窑址在杭州，北宋大观年间之后就有了！还说章氏兄弟以陶为业，偷偷在修内司窑学艺，所以釉色和官窑非常相似，云云。思考有深度，但时空有些穿越。
清·蓝浦著、郑延桂補辑《景德镇陶录》卷六中介绍景德镇曾仿造的龙泉窑、哥窑、章龙泉窑等古窑
清末民初·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中，对哥窑、章窑的解释
民国·徐渊若著《哥窑与弟窑》龙吟书屋1945年出版香港（百通）出版社2001年再版
除上述古籍文献之外，自明朝万历到清朝末年，还有不少附记有哥、弟、龙泉窑的书籍和文献资料，但经过研读发现，内容大多均为抄袭、摘录，并没有发现超越上述文献之外的其他新意，故不再一一予以罗列。
现代研究者关于哥窑的争论
陈万里先生在《瓷器与浙江》一文中说：“本来根据我个人多少次在龙泉的调查研究结果，所谓龙泉窑三个字原非如此简单的名称。龙泉窑中，有若干不同地区的窑口，也就有若干不同的出品……因此龙泉窑即章窑，章窑即龙泉窑之说，原不足为吾人所采取。”陈先生直接对明、清古籍文献中将龙泉窑和章窑相提并论的观点提出质疑。
哥窑米黄釉盘高2.7、口径15.6、底径5·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周仁、张福康据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哥窑标本进行科学检测分析和比对，提出龙泉窑“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哥窑”，而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宋哥窑”不可能是龙泉窑烧造，可能是宋代以后的景德镇所造（没有支持宋代造）。（《文物》1964年6期）
哥窑胆式瓶高14.2、口径2.2、足径5.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冯先铭先生认为，南宋后期龙泉的黑胎瓷器并非哥窑，而是仿官窑的产品，正式是《格古要论》中说的“乌泥窑”，哥窑、弟窑的命名是值得怀疑的，可能为后人根据前人的传闻演绎而来。他还认为《格古要论》中提到碎器窑，烧造地点就在吉安永和镇，“碎器窑器”与哥窑器的开片釉类似，有较大可能是宋代对开片釉的称呼，因此，哥窑器有可能是吉州窑有烧造。（《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3期）
哥窑葵口碗高7.4、口径20.3、底径5.9cm上海博物馆藏
耿宝昌先生认为，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哥窑”器就是宋代哥窑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S1期、《紫禁城》2017年12期）
哥窑青釉弦纹瓶高20.1、口径6.4、足径9.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朱伯谦先生也和冯先铭一样，否认“传世哥窑”器是宋代烧造，认为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收藏的哥窑不是宋代，而是元代或明代的，并提出哥窑的创烧年代很可能是元而不是宋。他同时认为龙泉黑胎青瓷与文献中哥窑器的特征不符，应该不是哥窑的产品，而是龙泉仿官或者是南宋龙泉官窑的产品。（《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窑青釉葵瓣口盘高4.1、口径20.2、足径7.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陈显求先生通过对元大都出土的四种哥窑瓷片和五种青瓷瓷片进行科学实验分析，认为元大都出土的哥窑瓷片和青瓷瓷片在化学组成上有重大差别，不属于同一地区的瓷窑烧造（《硅酸盐学报》1980年2期）；通过对南宋郊坛下官窑和南宋龙泉哥窑的残片进行实验，认为郊坛下官窑胎与龙泉哥窑胎在化学组成上有重大差别，此两窑分别以各自的原料为胎，原料分属于不同地区，因而“龙泉哥窑在杭州取土”的说法不足信。（《硅酸盐学报》1984年2期）
哥窑葵花洗高3.5、口径12、足径8.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青釉海棠式花盆高7.8、口横14.6、口纵11.8、底横11、底纵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汪庆正先生根据文献记载首次提出哥窑窑址的二说，即龙泉说和杭州说。他认为龙泉窑黑胎瓷器，应是仿官窑制品，龙泉烧制仿官窑的原因可能是南宋宫廷对官窑瓷器需求量极大，近临安所烧，无法满足，并提出《浙江通志》和《七修续稿》所说的龙泉哥窑是指龙泉仿官窑器而言，与相传五大名窑中的哥窑无关，而“传世哥窑”器应出自杭州。汪先生认为把所有哥窑都定宋代肯定是值得质疑的，有些哥窑器是明确在元代生产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年）
哥窑碗高7.5、口径19.8、足径5.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李辉柄先生结合龙泉大窑、溪口的发掘成果，认为文献记载中的“哥窑”为“龙泉哥窑”，与宫中传世品无关，龙泉的黑胎瓷器亦并非官窑，“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他和朱伯谦都认为认为《遵生八笺》中所说的哥窑在杭州凤凰山下的说法不可靠，因为龙泉的高岭土比较丰富，龙泉哥窑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到杭州凤凰山来取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3期、1994年1期，《紫禁城》2005年2期）
哥窑八方碗高4.2、口径7.8、足径2.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李知宴先生在《从龙泉窑的调查和发掘谈哥窑问题》中认为，“哥窑”和“弟窑”是龙泉窑系中的两个品种，“传世哥窑”比较复杂，有的可能是龙泉生产，有的则为后代仿制。
哥窑青釉菊瓣式盘高4.1、口径16、足径5.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翔先生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认为龙泉窑为宋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传世品哥窑属于龙泉以外的产品，其窑口问题待进一步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1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哥窑型瓷器展
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李刚先生认为“哥窑”之名源于“哥哥洞窑”，其本身与龙泉窑毫无关系，龙泉“哥窑”之名，应该是“古董行”附会而成，哥窑的烧造地点，不在龙泉，而在杭州凤凰山下。他同时认为大窑、溪口的黑胎青瓷不是仿官制品，而是南宋朝廷直接搭烧的瓷器，大窑、溪口就是南宋官窑的产地。（《南方文物》1997年4期、《东方博物》2004年1期和2007年2期）
明成化仿哥釉贯耳瓜棱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陆明华先生认为“传世哥窑”定义并不妥当，对这类瓷器是否产于杭州问题，他开始是持怀疑的，但在小梅瓦窑路、溪口瓦窑垟、杭州老虎洞等窑址发掘和一系列深入研究之后，肯定地认为“传世哥窑”类瓷器产地在杭州凤凰山。陆明华还认为章氏传说仅为捕风捉影，不足为信。（《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2000年版、《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版、《紫禁城》2017年12期）
清雍正仿哥釉瓜棱胆式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秦大树先生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将哥窑瓷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北京、台北两故宫和各大博物馆所藏的“传世哥窑”瓷器，第二类为龙泉地区的哥窑瓷，主要指黑胎龙泉瓷器，第三类为仿官窑的哥窑瓷，以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的器物为代表。（《博物院》2017年1期）
清雍正仿哥窑鼠耳簋式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光尧先生通过对记载哥窑的古文献的梳理，认为万历朝以高濂、王士性等人为代表的博物君子们通过对比胎土、考证文献，把哥窑定为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场的产品，诚属卓识。他根据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认为元朝建立后，南宋修内司窑旧地设官府窑场继续烧造，至元代后期由于章生一被括为官匠主烧于此，该窑场又有了哥窑的新名，“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正是元代设在杭州老虎洞的官府窑场，所以哥窑器是元代设在老虎洞的官府窑场的产品。我大部分认同王先生的观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2004年5期）
哥窑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困扰哥窑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过梳理，我认为目前困扰哥窑研究的问题有六个，这些问题如果不厘清，哥窑研究就无法解套，形成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死结”。
问题一：“传世哥窑”认定不清、称谓不妥
哥窑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目前藏品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其他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瓷器，明显仅属于一个大类，其中的一些器物可能存在不同窑口、不同时期的问题，还有一些明显属于仿品。拿这么一篮子的“传世哥窑”大杂烩中的一件瓷器或瓷片，去检测胎釉成分、比对产地窑址，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甚至牛头难对马嘴的问题，十分不利于历史真相的探寻。
清·王原祁《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六康熙60大寿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等十五人恭进哥窑二
清·王原祁《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十七康熙60大寿礼部6人恭进哥窑二
清代文献中时有各地大臣给乾隆等皇帝敬奉哥窑等瓷器的记载，这些有可能当初就是“出土”而非传世的。所以，有必要对所谓“传世哥窑”瓷器重新进行甄别、归类，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减少争论、聚力探索。
问题二：“哥窑”之“哥”是地名的简称，非兄弟之“哥”
这个问题已在前文讲清楚。根据孔齐、曹昭等最早的文献记载分析，“哥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哥窑”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自元代中晚期已经存在，这是明确而无歧义的，应该予以认定。至于几百年后对应哥窑再出来个“弟窑”，纯属传说演绎而来。
问题三：章氏传说的由来及危害
民间传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为树立英雄人物、提升名望、鼓舞士气等目标而对人物、事迹、地区、古迹进行编排、演绎和拔高的惯用手法，但传说如果被后人信以为真当成是事实来记载，造成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就显得过了。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盘高2.3、口径15、足径10cm1977年安徽省安庆市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
随后嘉靖帝特别注意宣传明朝祖先和一些历史上的贤臣，其中吹捧明太祖朱元璋的书籍——《龙兴慈记》就是这个时期刊刻的。在贤臣中，曾辅佐朱元璋得天下的开国元勋、号称“浙西四先生”之一的章溢（另外三位是刘伯温、宋濂、叶琛），成为嘉靖朝讴歌的对象。章溢，龙泉人，曾治理处州、龙泉多年，颇有方略、深得民心，还特别有孝心，去世时朱元璋曾亲自写祭文并上门祭奠。嘉靖帝特别赞赏章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嘉靖父亲的受藩之地——湖北钟祥，当年亦受到过章溢的治理而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后来，嘉靖谥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同时在钟祥大兴土木，为自己父亲修建著名的显陵，其建设期竟然长达46年！最关键的，章圣皇太后的封号中，也有一个“章”字。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传十六《章溢传》
民间就是这样，喜欢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正所谓“高手在民间”！你看朝廷讴歌章溢、皇太后封号也带“章”，偏偏凑巧的是，听说杭州凤凰山那个著名的哥哥洞窑，也是章姓人士开办的（修内司官窑元代层考古发现带章字铭文的窑具），这户章姓人家早年也是来自龙泉！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连串的巧合推高了民间、特别是瓷器收藏界人士的肾上腺素。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哥窑角度看，作为元代才开始创烧的哥窑，在整个元代都没什么起色，现在到了明代，在急于找到历史渊源、提升产品声誉的动力作用下，如果和章姓、古老的龙泉窑联系起来，将是多么大的荣耀和噱头！于是，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宋时的传说故事开始成型。传说故事经过不断演绎和传颂，温州、处州人把章溢看成章氏兄弟后裔、把龙泉窑称为“章窑”就显得很顺理成章。这可能就是章氏传说的由来。
章氏传说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误导了后世对“哥窑”的认定。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乃至现代的文献中，很多人（除王士性、高濂等人外）明显已经把龙泉黑青瓷当成正统的哥窑瓷了，将历史记载都带上歧途！
问题四：弟窑存在吗？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弟窑”。”哥窑“的”哥“指地名，自然不会有对应的弟窑。龙泉窑就是龙泉窑，琉田窑就是琉田窑，白胎青瓷就是白胎青瓷，历史上不曾有过事实的弟窑之名。弟窑之名，是因传说故事演绎而来，演绎故事的主推人群，应该是瓷器收藏家人群，后经一些文人写入书籍、文献而流转下来，现实中没有存在过弟窑。仅此而已。
问题五：龙泉哥窑存在吗？
龙泉也不存在什么“哥窑”，哥窑指的是窑址的地名，是哥哥洞窑的简称，该地点在杭州凤凰山。龙泉黑胎青瓷就是黑胎青瓷，不是什么龙泉哥窑，更不是什么龙泉仿官窑，详情请看下条。
问题六：龙泉黑胎青瓷是仿南宋官窑吗？
那么，为什么必须是黑胎呢？这是祭祀场合的特殊要求，也是《宣和博古图》的规定，必须肃穆、庄重。
大约就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宋高宗赵构听王晋锡等人说，这些各地瓷窑烧制的祭器一大部分不合格，因此决定在修内司设窑烧制祭器——这就是修内司官窑诞生的原因。即使后来官府停止从龙泉订购黑胎青瓷祭器，龙泉原来烧过祭器的窑口并没有停止烧造的迹象，一直持续到明代。这已经从后来考古发掘得到证实。
修内司官窑大约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设立。大家想想，朝廷设立官窑，技术工匠和窑工从何而来？当然还得从各地的瓷窑、尤其水平比较高的瓷窑里抽调！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如日中天、正在快速增长的龙泉大窑，或推荐或选拔，一定向修内司官窑输送过不少手艺精湛的工匠！集天下英才的修内司窑不辱使命，完成了每年朝廷所需的祭器生产任务。但因祭器总需求并不大，而且呈一定的季节性，时忙时闲，闲时修内司官窑也生产燕器。但郊坛下官窑不同，烧制朝廷祭器礼器的任务并不多，主要以生产燕器为主，郊坛下官窑的状况也反映朝廷此时对祭祀天已经没那么重视了。
为什么尽管龙泉黑胎青瓷、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胎釉成分不甚一致，但他们的器型、规制、工艺却非常一致？他们有互相仿制吗？其实这并不是谁仿谁的问题，而是他们都是按照朝廷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在统一规制之下的产品，自然看起来很相似。而且，在龙泉窑制造过黑胎青瓷祭器的工匠或他们的徒弟、后代，很可能也参与过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烧制。后来，这种烧制工艺一直延续到元朝的著名民窑——哥哥洞窑（即哥窑）。而哥窑从创始就直接模仿南宋修内司官窑，烧制出“传世哥窑”瓷器。这么梳理下来，应该容易理解了吧？
拨开迷雾显真容——并不复杂的哥窑、弟窑、龙泉窑之间关系
写到这里，所有的“死结”似乎都已解开，下面我将哥窑、弟窑、龙泉窑三者的关系重新厘清一下，以展现清晰的脉络：
在五代后期、北宋前期，龙泉窑参与过越王钱氏向中央朝廷进贡的“秘色瓷”制造，因而获得发展（庄绰著《鸡肋编》卷上，官府定购，依然属于民窑性质）。在北宋时期，随着越窑衰落，龙泉窑兴起，窑系扩大，此时开始向海外出口龙泉青瓷（周密著《云烟过眼录》卷四）。
明龙泉窑青釉刻花葡萄纹大盘高7.5、口径50.6、足径33.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南宋时期，社会经济发达，龙泉窑获得巨大发展，因朝廷贸易政策影响（托克托著《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八），出口量剧增，龙泉窑发展到最鼎盛时期，窑区发展到周边好几个县，窑场几百个，其中大窑是核心窑区（龙泉窑的考古发掘报告）。在几百个窑场当中，存在几个章姓窑场主也不足为怪，技术最精湛的窑场是章姓窑场也是可能的。
哥窑五足洗上海博物馆藏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古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了礼器局负责祭器制造
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南宋朝廷因祭器不合古制而设立“礼器局”，并在修内司设立官窑烧造礼器（祭器）——南宋修内司官窑诞生。因在大内墙外设窑，其规模必然不大。朝廷设立修内司官窑，其主要技术工匠和窑工，必然还是从当前主要窑口中挑选，其中龙泉窑一定首当其冲。要说修内司官窑与龙泉窑有什么联系的话，可能使用过龙泉窑的工匠。在绍兴16年（1146年）之后，修内司官窑由于祭器生产任务不重，闲时开始生产燕器（即生活用器具）。
哥窑葵口盘上海博物馆藏
自宋高宗之后，从宋孝宗开始，朝廷对祭祀变得越来越不重视，祭祀的次数和规模在逐步减少，宋光宗有精神疾病，到宋宁宗嘉泰年间朝廷祭祀活动已经近乎停止，作为以祭器生产为主业的修内司官窑，主业已接近荒废，主要以生产生活用器（燕器）为主，已经本末倒置，这也就预示着对朝廷来说，修内司内窑已显得无足轻重。但作为一个朝廷下设的官窑，依然有生产日用瓷器的任务，经济意义不可或缺。还有，在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临安皇城发生过几起大的火灾，造成极其惨重的后果，尤其是嘉泰四年（1204年）大火连修内司都完全烧毁。这样，在重建百官衙署时，朝廷肯定会更加注意防火安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修内司官窑迁移到城外显得十分必要——郊坛下官窑就这样诞生了。郊坛一带位于凤凰山西南，离皇城大内较远，同时郊坛周围又有一个民窑作为基础，是比较理想的迁徙地点，因此官窑迁徙到此也顺理成章。
从现场考古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窑在元朝之后依然有延续生产痕迹，不过这时已属民窑性质，不能称之为官窑。其中，修内司内窑所在地在元朝时开始生产“哥窑”或“哥哥洞窑”瓷器——哥窑从此诞生。
1996年发现并对老虎洞修内司官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遗址根据不同时期地层共分4层：第一层是最早期的最底层，其遗存物比较杂乱，预示在北宋时期此地是一个人们生活过的地方。第二层发现多处瓷片坑，这些坑是因瓷器不合格打碎后集中填埋的地方。经碎瓷片复原了大量瓷器，既有碗、盘、杯、碟、洗、盏托、瓶、罐等日常用具，也有仿青铜礼器的炉、尊、觚、琮式瓶、供碗等祭祀礼器，礼器、祭器所占比例相当大，器型也很大，都使用裹足支钉烧法，相当讲究。胎色以灰褐色和褐黑色为主，釉色有灰青或粉青为主，淡雅光洁，温润如玉，布满开片，其中大开片多为长条状。这层还出土了多种窑具。这分明就是一处既生产祭器、又生产燕器的南宋小型窑场。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鼎式炉，高13、口径15、腹径15.6cm。灰黑胎较薄，施粉青釉，滋润如玉
第三层出土的瓷片较少，经复原器物有碗、盘、套盒、洗、瓶、尊式炉、花盆等日常用器，总体数量不大。与第二层比，礼器有但数量变得很少，做工略显粗糙，多用垫圈支烧，少量高档器仍用裹足支钉法，釉色、器物造型与第二层很接近。据分析，此层仍应为南宋层，似乎是郊坛下建立新窑前后，此处烧造留下的遗迹，只不过规模减小、技术降低。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觚，高25、口径15.3、底径9.7cm。胎骨灰黑，外壁釉面有黄斑和细碎纹，内壁釉色均匀
第四层离地面最近，多处被葬坟挖墓破坏，比较混乱。该地层中出土多件带八思巴文“章记”或“张记”的窑具垫饼，可以确认是该时期的生产用具。八思巴文是蒙古使用过的文字，所以第四层的时期可以确定为元代。
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八思巴文“章氏”铭支钉直径5.5～6.2cm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经考古发掘发现，第四层是元代在修内司窑窑址之上又重新建立的一座民窑。地层上没有发现瓷片坑，但有瓷器作坊，烧制方式和装烧方法较南宋层有所提升。出土器物有碗、盘、洗、瓶、炉、鸟食罐等，尤其以洗、炉等文具和陈设瓷为多。胎多为褐色或黑褐色，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较暗淡，以灰青、青泛黄为主，少量黄白，有开片纹，釉层薄但玻璃质感强。以裹足支钉、裹足刮釉法为主。不少专家学者根据出土瓷片与部分“传世哥窑"比对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判断这里就是著名的——“哥窑”。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屈卮高3.1、口径8.1、足径3.6cm1977安徽省安庆市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双耳三足鼎式炉高17.3、口径13.3、底径9.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哥窑型瓷片（九片）首都博物馆藏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灰青釉双耳三足鼎式炉高12.7cm1976年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
哥窑鱼耳簋式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鱼耳簋式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灰青釉鱼耳簋式炉高8.4、腹径12.4cm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藏1953年上海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4层——元代层）双耳三足香炉口径8.6cm1976年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
在哥窑成名之后，天下不少瓷窑开始“蹭热点”——仿哥窑。事实上，仿哥窑的猛烈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从明代初期起仿哥器源源不断出现，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众多窑口都在仿，当然水平最高的还是江西景德镇窑和吉州窑，特别是明清景德镇官窑，奉旨仿制哥窑器，还真出现过不少精品。社会上不少仿哥窑作品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其中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哥窑”类瓷器中，就有不少是仿哥窑作品。其实，从技术上讲，因为哥窑的器型具有标准化的传统，只要掌握胎釉大致成分和开片控制技术，仿哥窑器并不难，这也是仿哥窑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青瓷贯耳瓶高12.4cm1953年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哥窑青釉贯耳瓶高11.5、口径2.5、足径4.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青釉贯耳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杭州老虎洞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第四层——元代层）米黄釉贯耳瓶高11.8cm2012年浙江省长兴县明代墓葬出土
再概括一下我的观点：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青瓷名窑，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民窑。龙泉窑系主要以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为主打产品，白胎青瓷占大多数。历史上并不存在真实的“龙泉哥窑”，龙泉黑胎青瓷既不是什么“龙泉哥窑”，也不是龙泉仿官窑，“龙泉哥窑”一词是现代人杜撰的一个错误归类。“弟窑”只存在于传说之中，龙泉白胎青瓷不是什么“弟窑”，历史上并不存在真实的“弟窑”。章氏传说产生时，龙泉窑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近300年。章氏传说已经对历史记载产生误导，“龙泉地区有哥窑”一说完全是被传说误导产生的误判。龙泉黑胎青瓷比南宋官窑、哥窑都要早，他们三者只是形态相似而已。
哥窑与龙泉窑，可能存在着人文纽带关系，比如哥窑的窑场管事、技术工匠、窑工，或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辈，可能有的来自龙泉窑。其他应该并无直接关系。
结束语
写到这里，本文也已接近尾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具有800余年历史的龙泉窑及龙泉青瓷，其技术之精湛、其产品之传播，曾占据中国陶瓷鳌头，为世界各地带去精美器具用品的同时，也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的历史名瓷。哥窑瓷器也很美观、漂亮，虽不是宋代瓷器，也丝毫不会降低人们对它的鉴赏。期待早日对哥窑类瓷器进行准确分类，也期待早日确认并发掘烧造典型哥窑器的窑口。传说虽美丽，终究是浮云。璀璨的中国陶瓷文化，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沾上灰尘、土锈、苔藓，我们在学习、研究、呵护它的同时，也有责任为它去除苔藓、清理土锈、擦拭尘埃，正本清源、还原真相，使它散发出本来的耀眼光芒。我想，这是业界每一专家、学者的职责，也是每一位爱好者的责任。
今天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83周年，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结笔之际，碰巧今天提前给女儿过生日，就将本文作为献给女儿的生日礼物吧。闺女，生日快乐！
还要特别感谢“努力学习群”的小朋友和亲戚们，不辞辛劳地为本文进行错别字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