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郑先生，您是北大50级的同学，您当时为什么会选博物馆专修科学习呢？
郑振香：那时候北大的门槛很高。原来我是天津河北省立师范毕业的。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在天津，第二师范在保定。我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曾经上师范主要是因为初中毕业以后，家庭条件说实在也不太好，那时候上中学都是自费，所以后来我就上了师范了。解放前国民党的时候，从老早以前就有一个传统，师范院校全部免费，管吃管住。我到那一看，有现成的房子可以住。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考卫生学校，一个是去考师范。同学问我，“你以后想干什么，你想学护士，还是想当小学教员啊”？我想了想，我还是想当教师，所以我就去考了师范。就是因为读师范，所以英文的底子就不太好。因为在师范的时候英文一个星期只有两次课，到考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实力不行。考北京大学的名额又少，自己觉得没有实力，所以就报了博物馆专修科。
另外一个因素是，我认识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他叫甄朔南，后来跟着裴老研究古脊椎去了。他也跟我说，这是新设的一个专修科，而且社会上有需要，以后好找工作。那时候也是第一次考虑北大，所以就选择专修科了。我的机遇其实还不错，当时北大有两个专修科，一个是图书馆专修科，一个是博物馆专修科，1952年院系调整，图书馆专修科就改成图书馆学系了，博物馆专修科的命运就好像不一定了。当时夏鼐先生不主张建博物馆学系。他说“在外国，博物馆里的专家都是考古的”，他主张搞一个考古的学科。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博物馆专修科取消，在北大历史系设考古专业。我们这些博物馆专修科的同学就转到考古专业。当时北大博物馆专修科有三个组，科学组人不多，有一个女同学叫宋佩纶，后来她就到了植物系还是生物系，她学植物生理，就她一个人到那去了，美术组、历史组的都到了历史系。那时候北大历史系的主任是郑天挺先生。郑先生接见了我们这些同学，就说“欢迎你们到历史系学习”，我们听了也很高兴。当时入北大历史系算是一个机遇吧。而且当时我就是喜欢学历史，但是不敢考历史系嘛，所以才考了这个博物馆专修科的历史组。但是后来这真是命运，又有机会来学历史，又到了历史系。
采访者：1952年成立考古学专业前后，课程的变化大吗？
那时候我们因为在博物馆专修科学过史前史，是裴文中先生讲的史前考古，所以我们到历史系后上课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张政烺先生，他讲的夏商周。那时候不讲夏，就从商代开始讲。他上课特别是甲骨文资料用得比较多。我们到历史系的时候，已经第二年了，给我们讲课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张先生。后边秦汉这部分是余逊先生，先生是余嘉锡先生之子。隋唐到宋是邓广铭先生讲的。元明清是邵循正先生讲的，原先是搞近代史的，他研究元史、蒙古史。
在5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开课的老师可以说都是中国顶级的，在世界也是少有的，都是很有专长的。就像张政烺先生，他对中国历史很有一些独到见解，他对古文字也很有研究。所以，后来有时候有些同学就抱怨说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没赶上，就搞运动了，没学到什么。我说也不尽然，我们赶上一批最好的老师，过了那个年代就再也没有这样一些老师了。即使他们在，也不给你讲基础课了，我们去的时候讲基础课的都是很有名的一些教授，我觉得北大的50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
采访者：当时考古专业的课程都有哪些呢？
郑振香：考古专业成立，应该说考古学界里的老前辈尽了很大的努力推动，是非常热情积极的。比如裴文中先生，成立博物馆专修科以后他就给我们开史前考古，正式给我们专修科讲课，比较有名的老师，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沈从文。沈从文主要讲美术史方面的东西，也很有用，铜器他讲得少，主要讲的是漆器啊、丝绸啊、玉器啊，还带同学们去参观故宫等处。考古专业的课程跟现在也差不了多少，首先就是考古学通论。考占学通论是夏鼐先生讲的。他简单地讲考古的历程，是从宋代开始讲，他讲金石学，说金石学跟考古学有一定的关系，但它本身又不是考古学。金石学就是中国人早期研究古代的学科。金石学就是从宋代开始的，吕大临的《考古图》为代表。金石学到后来就对器物不太重视了，但是对文字很重视，尤其是到了清代，朴学兴起，又推动了文字的研究。后来甲骨文能够很快地被认识，跟前面也有直接关系。因为清代时候孙诒让、吴大澂等都是研究金文的大家，由于金文和甲骨有很多字是相同的，不过写出来还是不一样，所以金文的研究帮助了我们认识甲骨文的规律。
那时候北大的培训方式里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带我们出去参观。我们这个班去过云冈，后来又去过龙门，外出参观比较多。
现在的基本课程与50年代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内容是逐渐充实。开始的时候内容比较少。比如像商周考古这部分，主要就是讲殷墟，后边的就没有多少，宝鸡斗鸡台有一些资料，另外就是解放初期新发现的一些材料。特别是殷墟，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1950年发现武官大墓，我们都去参观过，所以印象比较深。总的来讲，内容比较少。汉唐时期的考古也是一样，资料也少。不过，在那种条件下，讲课的老师还是尽量把当时能够收集到的一些材料都集中起来讲给同学。我是从考古训练班听的课程，我觉得基本内容也就是那么多，解放前做的工作里汉唐基本没做什么工作，所以讲的时候也就很为难。有的时候讲讲昭陵六骏啊，反正都是能够看到的那些。
但是，从那时开始，课程结构是基本确定下来了，内容也在逐渐充实。其实从北大来讲，想搞考古学的系列教材，就是做一套教科书，至少1952年就已经酝酿了。但是到我毕业之前我们都在搞提纲。1959、1960年以后已弄出四本来，应该说在考古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各大学。
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与田野实习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了第一届黄埔班，第二届黄埔班实际上您也参加了。
郑振香：也参加了。
采访者：您还记得当时培训班的一些事吗？
采访者：在训练班第一次实习的时候，您是先在郑州还是先在洛阳？
郑振香：先在洛阳。
采访者：是在烧沟吗？
郑振香：对。
采访者：后来才到二里岗去的？
采访者：当时田野的辅导教师是谁啊？
采访者：当时在发掘阶段的老师是谁？
裴老这人很热心，我们班感觉他讲课还比较系统的，但是到后来一些学弟学妹们都不是太欣赏他的讲课风格。但是到后来，一到实习，一认识那些个兽骨啊，古代的那些化石，那裴老的学问就显出来了。所以他们后来就说，到底是老先生！裴老是不简单的，他自己也是挖周口店的，在世界上也很有名。有一次邹先生说，在日本开会，日本人就表示对中国的三个人很尊敬，其中一个就是裴文中先生，一个是杨钟健先生，还有一个我记不清了。那个时候讲课的那些老师，不管是讲主课的还是讲辅助课的，当时都是比较有名的教师。讲绘画的徐邦达，他在故宫也是比较知名的先生。
采访者：然后就是1953年冬天的时候，到1954年春天咱们有四个同学在安志敏指导之下去整理过二里岗，您班是谁去的？
郑振香：那个我也没参加，当时是让我和林寿晋两人到考古所整理大司空村的资料，就是1952年周永珍和马得志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的材料，那批资料里的晚商陶器，还有一些战国的资料，放在一块整理的。林寿晋整理洛阳东关泰山庙的殷人墓。当时我们班一部分同志是留在洛阳整理汉墓，那是在我们实习以后，也挺艰苦的，是蒋若是先生指导的。后来就写了《烧沟汉墓报告》。吴荣曾先生十年前有一次他还讲到，五铢钱的分期，西汉如何、王莽时期如何、东汉如何，那都是在那段实习整理材料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当时讲课的时候，因为没有材料，也缺乏实践，老师也讲不出来，是他们在整理实习里头，找出来的一些规律。
采访者：当时本科生实习不是好几个阶段吗，第二个阶段是室内整理，您的室内整理就是在安阳？
郑振香：不是在安阳，是在考古所洛阳队，发掘到的资料很少，写了简短的实习报告。
采访者：郑州二里岗的整理您参加了吗？
郑振香：二里岗整理好像都不是让我们这班同学去的。
采访者：我看记载是说您班十个同学分成了两组，六个人在洛阳整理烧沟汉墓和战国墓，还有四个同学是在郑州整理二里岗。在资料室里还有李仰松先生整理的报告。
郑振香：我觉得那整理就是很一般的整理，就是教你学学怎么排队。那个不是太正式的实习整理。
郑振香：那我是在考古所马市大街整理的。
采访者：是在考古所？
采访者：就是在51级实习时候您觉得您学的东西更重要？
郑振香：对，我觉得跟他们实习的时候收获大。尤其是跟苏先生，他是按一个墓一个墓的，比如说春秋的，战国晚期的，怎么从鼎、豆、壶到鼎、盒、壶，鼎从无盖到有盖。在同学实习的时候，我也画了一套卡片，就是学会了这个基本的方法。所以后来我去安阳，就赶上了郭振禄这一班，就是55级的他们一块儿在大司空村实习。那一次，我就感觉有了跟苏先生在一块儿做工作的经验，打下的这个基础非常好。所以，到安阳队工作的时候，我就不打散单位排队了，就根据地层划不同时期。
59级的那个班实习运气也不错，遗址能分期，墓葬也能分期。虽然没挖着大司空村一期的东西，但是挖到一个比大司空村一期略晚的，所以也就是在那时候基本上确定了四期的框架。后边三、四期，安志敏先生原来没分，他是分作一、二期，一期是相当于武丁时期的，后边的他笼统地划为一期。因为我学过甲骨文，给了一个支撑吧。我看了陶器、罐子什么的能够跟甲骨的东西结合起来，而且也能够和1955年河南省考古队发掘的材料相印证，所以我才做出了我自己的分期。郑州考古队挖到一片甲骨，是1955年配合基建挖的。我认为相当于康丁到武乙这个时期，可能更接近武乙时期，因为从陶器看不算晚，到不了第五期，这里说的分期是甲骨文分期，所以我就把那个分成了第三期了。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同学实习收获比较大。在那折腾了一冬天我就感觉到，这就是里面的学问，陶簋、陶鬲分别是什么样的，就等于说分类识别了。一直到后来我觉得夏先生都不太重视文化分期。其实呢，文化分期是一个比较研究的基础。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苏先生的研究方式很有独到之处，那是他自己从斗鸡台遗址发掘就开始探索的，当时他已经有这个基本思路了。所以后来带学生的时候，我也是用苏先生的那个方法，这个方法在研究起步阶段是比较好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方法，苏先生他比较早地就认识到白家比半坡早。
采访者：1954年的实习您是在河南还是在陕西？就是本科最后一次实习的时候。
成为考古学研究生
采访者：您能说说您上研究生时候的事吗？
再一个我觉得为什么对张先生这样尊敬呢，就是因为后来要去读甲骨文的材料。我刚才不是说了么，我跟王承祒是同班同学，他最早教了我甲骨文的基础知识。那是因为在“三反五反”的时候，博专让我们俩人整理图书。他问我，你懂甲骨文不？我说我不懂，我就在我哥哥写字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小篆。他就说“我教你！”他这个人也挺热情的，后来很可惜，在肃反的时候自杀了。王承祒当时说“你不要从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他教我是从甲子表开始的。那时候结合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我就把有关农业、奴隶赏赐这一类的片子看了一些，我学他用很小的纸条做了卡片。到后来听张先生讲课，我有了看过甲骨和小部分片子的基础，就比其他同学容易一些，比如哪些字和哪些有联系什么的，就都比较容易了。而且后来至少可以说，我能引用甲骨文资料去说明问题，我懂得这个基本的内容该用在什么地方。我要是没有学过甲骨文，这个就会比较困难，但是学过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管上大学上研究生，在知识结构上还是要完善，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这样才能对以后的发展有利。
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这批人就因为没有从小念书，没有打好基础，比起老先生们来就是不行。教育和知识这件事确实是百年树人。北大如果说要再出张政烺先生这样的一批专家，二十年内的培养是解决不了的，至少要五十年以上才行，我这不是说着玩，你别看考古能够写能够用，但是深入地研究，有开拓性的认识，还是不行。北大简、清华简的整理，有那帮老先生就方便多了，现在整理者也是当年这些老先生带出来的，也是很不错的，这也很不容易，你必须很熟悉文献和材料，才能整理，不然是整理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基础的东西还是要靠积累，考古的东西，操作容易上手，但是你要想深层的研究必须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这个积累就是必须的。
采访者：您当副博士的论文题目是什么？
郑振香：题目啊？我没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学苏联，研究生是四年制的。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北大就自己来培养研究生，但是制度就变了。当时倒是想写毕业论文，但是不是不学苏联了嘛，论文就取消了，包括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学生，就都不写研究生论文，就这样毕业了。而且学制也变了，以前我们也是照四年制，后来照三年制，也不用上四年就分配了。
采访者：您能回忆回忆您同班的同学吗？
郑振香：我们班原来就是博物馆专修科的有俞伟超、刘观民、我、李仰松，还有一个叫陈慧的，陈慧后来到了河北省了。还有一个叫李明晨的，他后来转到历史系去了。
采访者：后来十个人里的其他同学都是转过来的？
郑振香：对，进出的同学都有，一个调走的叫王笑侬，是个女同学。我们博物馆专修科历史组、美术组的就留下了，科学组的就去生物系、地质系去了。我们这几个人中进入历史系的就是俞伟超、刘观民、李仰松、我、陈慧，就我们这几个人。后来历史系的同学也可以学考古，吴荣曾、林寿晋、杨建芳、徐连城、黄展岳也来学考古，正好凑成十个人。王笑依调走去天津工作了。我们十个人一直学到最后。
学殷周的有我和徐连成，还有林寿晋；学新石器时代的是李仰松和杨建芳；学秦汉的是俞伟超、刘观民、吴荣曾。吴荣曾知识面比较广，读书也比较系统，他当然对古代史也很熟，可是他的重点原来是搞秦汉。我们这几个同学基本上就是这样。后来也都是照自己的志愿发展去了。我就一直搞商周了，在北大也是搞商周，到了考古所开始在洛阳工作，和北大的实习也有关系，就是穆舜英他们那一班的，1960年毕业的。
初到考古所
采访者：应该是55级的。
郑振香：那班同学实习是在洛阳，那时候我也答应了，我说我虽然到了考古所，我也能帮北大考古做点事情。于是参加王湾的发掘，是邹先生领队。
采访者：那是第一次挖王湾的时候吧？因为第二年不是李仰松先生又带人去又挖了一回吗？
郑振香：对，他又去了一回，但他去的那次我就没参加了。说起来李仰松先生，我找到这么一张照片。就是李仰松带着在王湾实习，那时候我在洛阳当队长，他在那儿实习，就是那次实习，我看上面有刘一曼，杨虎。
采访者：就是郭大顺先生他们那一班。
郑振香：对，是他们那一班，那一班我认识几个人，当时我记住孔祥星和刘一曼，到现在我一看杨虎什么的，基本上还都能认出来。在洛阳王湾遗址实习是1959年那年，后来调查的时候，赵芝荃说到年末了，要总结工作了，你回来吧，叫方酉生去参加调查吧，他也比较熟。我就说可以考虑，跟邹先生商量一下。我跟邹先生说，方酉生在洛阳这儿待了几年了，他还跟着调查了二里头，所以他是比较熟悉情况的，是不是叫老方来帮帮忙，我在这队里的事情就管不了了。邹先生也同意了。我在王湾就搞了一段发掘，最后的整理和调查我没参加，之后我就回到洛阳队了。
采访者：当时您是不是还劝过邹先生别在王湾实习，说那个遗址可能不是特别好。
郑振香：那个遗址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好，那地方不是怎么好。王湾嘛，就是个小村子，旁边有一台子，比较高。调查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还行，作为实习还可以。因为实习他不会拿最好的遗址让你去实习。除非是他已经很了解的遗址，他已经做过了的遗址，才会拿给你去实习。不然交给你，挖坏了，或者如果实习的遗址你开个头，实习完走了，后边的人就不好接。王湾这个地点就算是实习完了，这个遗址也就算做完了。当初设想就是，做了以后，如果说没有特别重要的现象，以后就算了。一般的实习都会是这样，选择已经有基础的地方进行发掘，比如在安阳实习，因为安阳已经多次发掘过了。你实习的时候再去挖，辅导的人也会有点经验，知道你做得怎么样。你要是在实习的时候发掘一个新遗址，如果已经认定这个遗址特别好，他一般不会给你去实习的。
采访者：当时您是在考古所的几室？
郑振香：我是在第二研究室。我们这个班定向比较早，三年级就分专业了，所以我一直就是以商周考古为主。
采访者：当时考古所就已经像现在这样分三个室了吗？
郑振香：也分。考古所分几个室，这个比较早。北大后来考古教研室的那个分室，它也参考考古所。考古所这一套是从中央研究院沿袭下来的。
采访者：分了室之后，去某一个遗址的时候，如果是挖到其他室应该研究的范围时，该怎么办？
郑振香：你说什么？我没听懂你这个问题。
采访者：假设说山西队是一室的，但是他如果发掘的时候碰到了商周甚至汉唐的东西，怎么办？
郑振香：也要做。比如说当年梁思永先生挖后岗，他就挖了三层文化的关系。挖遗址你会碰到各种时期的遗存，不可能说挖下去之后都是一个时期的。就说在洛阳发掘吧，很可能是汉代的东西多。东汉就在那儿建都，建都以前那儿也有活动，所以它上层就是汉代的遗存，底下的就是战国的。在安阳来说，一般上层可能是唐代的，很少有战国的，但是也不是普遍的，大部分耕土之下就是殷墟的，越是高的地方越是这样的。你要挖到了，你就得挖了。像大司空村也有仰韶文化，所以也就得挖掘。
再比如说我们挖了一些唐墓，就交给三室，他们愿意整理就来整理，我们也可以说是提供一批资料给你去整理。比如说安阳有一个简报就是孙秉根同志执笔写的，当时他愿意去，他写这个报告还挺认真的，还请教了徐苹芳。就是说，考古所的体制中，发掘队发掘的时候不可能都是挖到你想找的，一般都要发掘。但是有的时候把一批资料甩开了没人去整理，这种情况也有，不过我们还是尽量把它整理出来。
从洛阳到安阳
采访者：您能回忆一下，您是怎么去的洛阳队吗？
那个时候的洛阳队苏先生也常去。王湾这个遗址整体怎么样我不敢说，但是邹先生挖的时候彩陶都不少，资料挺丰富的。当时洛阳队给他们腾出一间房子来，专门放王湾的东西。那架子也都摆好了，架子都是三层的。好多人去参观，觉得邹先生实习那一个阶段，收获是比较丰富的。后来那周围的遗址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我就怀疑是不是找到了遗址的中心位置。因为我就觉得遗址应该有房子，但是好像都是没有房子的遗址。后来他们碰到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了。我在那儿碰到的情况而言，倒是挖的灰坑不少，复原了不少陶器，对认识遗址和文化的面貌可以说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后来邹先生也提出王湾三期的一些基本问题。总体而言，我去考古所就是因为我就不想留校，那就分配走了，到了考古所要去洛阳挖遗址配合北大实习，我也答应他们了，我是这样到的洛阳。
1962年所里说你到安阳去工作，那可能原来是尹达同志的意思，让我去安阳当队长。后来我说去安阳就去安阳吧。刚开始到安阳我也不是太习惯，在洛阳看惯了比较薄的陶片，从洛阳到安阳，安阳的东西一下子还不太习惯。我到那儿去的头半年，我就是忙着熟悉工作。我是5月13日到的安阳，离那一个季度的收工不远了，但我还是去发掘了。那个时候所里还说，下半年北大要来安阳实习了，开始我们就觉得北大来了之后还是继续发掘苗圃北地，但那年安阳突然发大水，苗圃北地遗址地势低洼，所以后来就改到了大司空村发掘了。从洛阳到安阳的这个工作调动就属于内部调动了。
采访者：您在洛阳当队长时候一起共事的有洛阳当地的蒋若是先生，您能回忆一下他吗？
郑振香：蒋若是他是第一届考古训练班的，因为他之前汉墓挖的多，所以他一生的研究重点就在秦汉。我们这一班实习的时候，包括俞伟超、吴荣曾、黄展岳在内，实习时候以及后来的整理，就和蒋先生一起处理的烧沟汉墓的材料，他也可以说是给北大同学提供了一个实习的条件。我们在训练班的时候，去参观龙门、关林，等等，都是他带着我们去的。这个人挺热情的，对实习的同学都还不错。他也很努力，后来他写《烧沟汉墓》，写得比较好。
在洛阳工作的时候我们接触不多，因为不是一个单位。接触的机会一个是训练班，一个是我到了那儿以后我们的党员跟他们在关林，当地的文物部门在一起开会，跟他才有接触。这个人倒是比较热情，性格开朗，比较起来还是对洛阳当地的一些文物考古、一些掌故都比较的熟悉。过去说洛阳是九朝故都，所以有时候他就讲讲当地的一些情况。别的接触不太多，反正他主要的成果就是《烧沟汉墓》的报告。
采访者：蒋先生就是洛阳本地的先生吗？
郑振香：本地的，就是本地的。
采访者：他上训练班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郑振香：训练班的学员是从各个省里调来的文物工作干部。第一届的那批文物干部，有一些是上过大学的，像蒋若是，四川的于豪亮，南京的罗宗真，还有麦英豪，这些这都是上过大学的，这都是比较高一级别的那些人。麦英豪的爱人叫黎金，她也参加训练班了，这些都是比较有学问的。
另一些比如从河北、河南来的一些同志，可能是高中或者初中的，还有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人员，就不是像蒋先生他们那样，比较上过大学的这些先生至少人家熟悉历史，但是对考古而言，他们都是从头来的。
郑振香：那个时候我们的定额是12个人。
采访者：一个队的定额是12个人？
郑振香：对。那个时候我、杨锡璋、邱宣充、陈志达、江秉信、魏树勋，还有李进，他是业务辅助人员，行政人员有刘玉，还有个人叫贾金华，他是老人了。
采访者：这几个人都没听过。
郑振香：有的调走了，有的死了。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反正是12个人。
采访者：当时马得志先生他们去哪儿了？
郑振香：马得志先生是还没建立工作队之前在安阳工作的。一开始为了配合纱场建设，他到安阳纱场一带进行田野工作。
采访者：他和周永珍先生是吗？
郑振香：就是周永珍、张云鹏他们三个人，那个时候也算一个队，也不算一个队，是为了配合基建任务去的。
采访者：那他们就算是安阳队的是吗？
郑振香：那个时候还不能算安阳队，安阳队正式的建制还是在1958年才建队的。
采访者：1958年才建队？
郑振香：对，1959年建的工作站，在这之前零星的有一些工作，大司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采访者：就是为了配合大司空纱场？
郑振香：对，大司空这个遗址比较大。
采访者：当时杨锡璋杨先生是不是在所里挺受器重的？
郑振香：杨先生跟我是同一年去的，他原来是在湖北队。
采访者：原来是湖北队？
采访者：安阳队当时人这么少，活那么多？
郑振香：后来虽然人少了，但大家工作却都熟练了，杨宝成、刘一曼、杨锡璋，再加上原来我们几个人，而工作大体上重点也比较明确。
那一年都比较忙，工作量比较大，两位杨先生那边也是比较忙，正好安阳地区要培养文物干部，那时候地区还没有被撤销，就配合我们的工作搞了一个小小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安阳地方上的孙德宣搞起来的，他后来到濮阳了。当时他跟我们的关系也比较好，就联系我们搞地区的训练班。我们人手也不够，所以就答应了，用他们的学员帮着做点活。训练班的实习地点就在侯家庄。学员们学若剔骨架，等等，比较起来在侯家庄可以学到些基本的技术。后来省里还挺满意的，说我们考古所先给他们搞了合作。当时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培养干部，他们也愿意去。
采访者：您当时无论是在洛阳还是在安阳，都是辅导了不少北大的本科实习。以考古所的身份和在北大当助教的身份去辅导实习，您自己有没有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郑振香：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
采访者：心态上也没有什么变化？
采访者：您当洛阳队和安阳队队长的时候才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那个时候一去就当队长，压力大吗？
郑振香：压力没有怎么大。因为我比他们都毕业早，吕遵谔先生他那个班里有几个人学习考古，但真正说起来，是从我们这个班才成为一个考古的队伍。我们这个班是第一班学考古的。而且不管怎么说，我是研究生毕业，也是考古的第一个研究生。
再一个，我不爱跟人计较，所以心态上也放松。我觉得考古所，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比北大天地大，要好一些。北大就那么大一个教研室，活也少；而考古所的工作，就是一个队里能不能和好，跟别的队之间不会发生很多的来往。不同的队之间，只有普通的，一般的来往，或者是互相了解一下，比如说你是山东的，有什么东西，我们去参观参观。我们安阳队也参观过山东队挖的一些东西，也到过兖州去参观；他们也到我们安阳队看过、待过。所以在考古所，互相之间，室与室之间，个人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大矛盾。
奠定殷墟文化分期框架
采访者：您1962年指导59级的同学在大司空发掘，这次发掘与您后来发表殷墟的分期有关，您能讲讲细节吗？
后来53号墓的资料给了北大，在北大陈列了。在他们那年实习的时候，已经懂得排队的基本规律了，也就是说苏先生那一套方法我基本上掌握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三、四期的墓葬比较整齐，灰坑也还算是比较完整的，当时就可以确定第三、四期可以分开。原来的简报还没分开，就是三期、四期没分开，被合在一起了。我去了以后，觉得可以分开。而且我从河南省挖的一个灰坑里头，就是1955年在小屯挖的编号HI的灰坑里出的一片甲骨文，是康丁到武乙这个阶段的，所以我参照那个灰坑，就把三、四期的绝对年代也给定出来了。我觉得后边那一期的属于帝乙、帝辛时期的，与后岗圆坑的年代也差不多，所以就确定了绝对年代。前面我们挖了一个介于一期和三期之间的单位，它偏早，复原了几件东西，于是我们就确定了第二阶段的东西。这样的话，那么大司空一期就不变，可以增加一个第二期，把原来的三、四期给分开，就这样解决了殷墟晚商文化的年代框架。当然这个是初步的认识，后来在苗圃北地的挖掘又有补充，再后来就基本上没有变动。
因为我学过甲骨文的分期，这对考古的分期帮助很大。在判断年代的时候，除了能相对地知道一期二期之外，也能有一些绝对年代的推测。第一期相当于武丁时代，这在安志敏先生当时已经确定了，在安先生的分期里，一期以后的材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后来挖的多了，慢慢大家也就都熟悉了，我们的新分期框架也就能够在学术界得到认可、证实了。
后来挖到小屯南地发现甲骨以后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突破口就是第一期。原来我们分第一期是武丁时代，但武丁时期可以分两个阶段。因为殷墟四期的框架没多大问题，后来杨锡璋挖了三家庄以后，他叫三家庄期，我觉得这个提法还是比较好，不要那么上来以后就认为是另外一个时期的。盘庚迁殷是商代的一个大问题，不可能说因为发现了洹北商城就改变了原先对于商文化的年代框架认识。
（此为对郑振香先生采访的部分内容）
采访地点：北京郑振香先生寓所
采访者：常怀颖、余雯晶
采访大纲撰写：常怀颖
整理者：常怀颖
原文刊于：《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本网发表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