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历史和人文的见证者，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真正的公共财富。在中国，一群博物馆人，为了他们小小的一座『城』，一路探索并前进着。在努力捍卫公共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时，他们也思索着博物馆在经营与发展上获得良性循环的各种可能。
在今天的中国，平均每35万人，就能拥有一座博物馆。
1996年，马未都建立的观复博物馆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座民办博物馆。2005年，樊建川在四川的安仁小镇创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至今，这两家博物馆依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民办博物馆。
十余年间，国内民办博物馆的热潮逐渐升温。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12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显示，2012年中国的备案博物馆已达到3866家，其中国有博物馆3219家，民办博物馆647家。对比2011年全国博物馆总数增长了277家，而光是民办博物馆的数量，就增长了112家。
博物馆，历史和人文的见证者，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真正的公共财富。但在中国，民办博物馆之路远不如大众想象中走得那样顺遂。时至今日，绝大部分博物馆馆主依然只能依靠自己并不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努力维持整个博物馆的生存。
2013年10月，“2013安仁·博物馆论坛”在成都小镇安仁举行，中国的博物馆人汇聚一堂，就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博物馆与文化旅游发展、博物馆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博物馆的现代化传播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在这样的头脑风暴中，人们也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博物馆人的生存现状。
做有价值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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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建一个规模更大的博物馆，周庆明开始源源不断地往里面投钱。他卖了汽车，卖了土地，卖了厂房……他说，“要想把民营博物馆做好，并且不受到别人的非议，首先自己就必须要有做好的决心。”
周庆明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徐州圣旨博物馆馆长。
周庆明请来了建筑大师刘家琨给自己的圣旨博物馆新馆做设计。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再掏出一大笔钱。但既然下决心要做，周庆明就要做一座最有价值的博物馆。
投入的资金就像滚雪球，一发不可收。4500万，这是周庆明最初预计的建馆资金。而真正开始建馆后，他才发现这笔钱“差了一大截”。不谈收藏时付出的钱，光是建馆就至少得花费8000万以上，“比我之前的设想要翻了一倍”，周庆明尴尬笑笑。
事到如今，周庆明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省钱。他咨询了专业人士，将场馆中展柜设计的自动升降的功能变成手动，恒温恒湿的自动功能也被简化……但钱还是不够。“文物法有规定，文物无法作为抵押物去贷款，况且场馆还没建好，银行也不可能贷款给你。”在建馆时，政府给了很大一部分便利，而朋友该找的也都找了，周庆明不好意思再问他们借钱。“到了这一步，我们只能继续办下去，并力所能及地把它做好。”
于是，他卖掉了自己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厂房。实际上，要是晚三个月，这个厂房最起码能多卖三四百万。但周庆明实在是等不及了。为了建馆，他卖掉的何止是厂房，还有他的土地，他的汽车……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坚不可摧的决心。
《水浒传》中有一首歌谣：“九里山前摆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而今的九里山下，没有了楚汉相争的战场，人们却在周庆明打造的现代场馆里邂逅了古老文化留下的痕迹。和最初的老馆相比，2012年建成的新馆功能设施更加完备，设计与规划也更加超前。从500平方米的小馆，到今天建筑面积8500平方米的新馆，周庆明整整坚持了13年。
“中国，一个泱泱大国，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应该得到国人的传承和保护。中国人了解外国，都是通过高科技。但外国人了解中国，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文物是他们碰触中国、了解中国的最好媒介。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但国人每天都浸淫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看得多了就容易不以为然。实际上，国人应该为中国每一件文物感到骄傲。毛泽东送外国友人的礼物是什么？一块长城的砖，一张怀素自叙帖。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感，尊重我们的传统，传承我们的文化”，周庆明说。
周庆明喜欢书画，而圣旨的收藏则是一个意外。年轻时，周庆明时常流连于旧书摊寻觅各类字帖，久而久之，摆摊的老先生成了他的忘年之交。一次，周庆明在老先生的摊上发现了一道同治年间的诰封圣旨，“圣旨上的内容没有断句，自己简直读不成句，只是单纯觉得书法写得好，装裱也很好”。
当时的周庆明并不懂得圣旨的价值，便将圣旨拿去给书法老师看。无论是圣旨上的书法，还是背后的文化价值，都得到了老师的大加褒奖。在老师的指点下，周庆明开了窍，研究之下，他更发现圣旨背后不仅仅有因朝代不同而导致的书法不同精妙之处，更有其历史、社会背景的反映。“很难有一件物品，像圣旨一般，同时具备如此多的收藏价值”。于是，周庆明对圣旨的兴趣与日俱增，更立志以此作为自己的收藏方向之一。
在这以后的四十年里，周庆明便和圣旨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收藏保存的圣旨真品已有两百多道。“喜欢的东西，买不到就痛心疾首，买到了就忘乎所以。一开始当然是被这种收藏的乐趣冲昏了头脑，但静下来，还是会想到有朝一日必须要办馆，而办馆，又必将会面临种种困难……”
支撑着周庆明坚持13年的，除了他的信念，还有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的工艺品实业。“企业是一颗定心丸，是一个链条，无论如何，我都能用企业的盈利去支持我的爱好，往我的博物馆里输血”。但即便有了企业的支撑，周庆明的烦恼也并未停止，“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才知道，如果想把博物馆做大，需要的资金可不是一个小小的企业盈利所能达到的”。
幸运的是，周庆明找到了一条新路子，而这一步极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徐州圣旨博物馆的未来——博物馆的选址位于九里山两汉文化旅游区内，与西汉楚襄王刘注墓相毗邻。“楚襄王墓有丰富的历史价值，风景好，名气也很大。但是单一的景点，很孤立，孤掌难鸣。当我们的博物馆做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效应，并使景区更加规模化，带动了更多的人气。由于景区的有效整合，在2013年11月通过了国家旅游局的验收，从3A级景区提升为4A级景区”。
除此之外，周庆明还在博物馆中规划出一块展区，建成点石园。在这个结合了江南园林的楼台亭榭、小桥流水以及北方园林的堆山叠石、楚汉雄风的园林里，有2000余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石雕、木雕、砖雕等文物及碑碣。在参观游览之余，也给观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去处。
如今，楚襄王墓、圣旨博物馆、点石园三个景点实施了联票制，“民营博物馆和国有景区进行有机结合后，来参观的民众越来越多，也就带来了可以通过门票来创造经济效益的机会”。与此同时，圣旨博物馆也设立了卖品部，通过一系列自主研发设计包装的旅游产品的出售，实现了部分盈利。
经过不懈努力，圣旨博物馆逐渐走上了稳步发展的正轨。但周庆明认为，这仅仅是博物馆维持生存的阶段，“如果想要在博物馆上实现赚钱的目的，你就千万别踏足做博物馆。”说这话时，周庆明一改之前的和蔼，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我告诉你，不可能“。
给宝贝们造一个家
为了筹备博物馆，周庆明卖掉了自己的厂房和车子，留下一家企业用以支撑博物馆的发展。但刘新岗的做法更加决绝——为了能有充足的资金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事业当中，他将手中拥有的三家企业全部抛售。
刘新岗书画收藏鉴赏家，曾获得『2012收藏年度人物』称号，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会副主任，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馆长。
将自己的三家企业全部抛售后，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成了刘新岗的全部。刘新岗年轻时学的是石油钻井专业，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受过什么艺术熏陶。但和周庆明一样，他从小对翰墨丹青就有一种莫名的喜爱。大学毕业后，他获得了一份国企秘书的工作，时常和文艺界的书法家、画家打交道。耳濡目染之下，他对书画的兴趣越发浓厚。
收藏书画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书画作品最能体现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人文、社会、艺术都在其中。最早单纯是喜好，然后是执着，最后转变成对文化的敬畏。”二十年来的收藏经验，让刘新岗冥冥之中有了一种责任，“这些作品历经战乱、社会动荡，历经千百年的洗礼，留下来的都是凤毛麟角，我能将它们收藏起来，是缘分，更是责任。”至今，刘新岗收藏有41件宋元作品，186件明代绘画作品，1200件清代绘画作品，200多件明清书法，有2000多件近现代作品以及2000多件当代作品。
刘新岗的藏品几乎都是拍卖得来，而买藏品的钱，都来自于他在企业上的盈利。下海打拼十多年，他拥有了三家经营钢结构的企业，每年能有一两千万的盈利。但一到拍卖会，刘新岗便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血汗钱换成了一件件藏品。“拍卖会上，一槌下去就是几百万的交易，企业运作一年都未必能赚几百万”。为了切切实实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办了件在别人看来难以理解的事——将三家企业全部卖掉。“干企业是手段，搞收藏才是目的”，刘新岗笑着说。
很多民办博物馆馆主选择了“以藏养藏”，也就是通过出售一些私人藏品，换取更多的资金，用以投入博物馆的收藏积累之中。但刘新岗不愿意，“买藏品的时候奋不顾身，卖藏品的时候简直像是卖孩子，根本舍不得。”有了博物馆，刘新岗不再像以前一样在藏品上“奋不顾身”地花钱。“以前是单纯的藏家，看到喜欢的东西就非拿下来不可。但博物馆建成之后，我有了更大的责任，对金钱、收藏的态度就很慎重了。非收不可的宝贝，当然还是义不容辞、毫不含糊，但是能不收的藏品，就狠下心来，不收。”
有了藏品，还得有靠谱的团队。博物馆开馆之前，刘新岗亲自筹备了一轮招聘。面试时，他向每个前来应聘的人都提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博物馆是不获利的吗？”刘新岗深知，博物馆的公益性质，决定了员工不可能从中获得很好的工资和福利，所以他特别注重团队建设。最后，刘新岗甄选出不到三十个工作人员，其中保安就占了十个。由于工作量大，剩下的十几个人都得身兼数职。“工资不高，日子清淡，但是身边都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也很有乐趣。”每逢办展，刘新岗看着大家抢着加班的样子，都倍觉安慰。
如今，博物馆成了刘新岗的第二个家。平日稍有闲暇，他就在展馆里走走转转，和游客聊聊天，谈谈艺。来博物馆参观的，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天真无瑕的孩子。为了让大众离先贤名家之作更近一些，一年间，刘新岗策划了十二次专题展览，而且全是免费展出。“衡水是个小城市，过去人们很难有机会看到珍贵的藏品。”每当看到游客脸上露出欣喜和满足的表情，刘新岗就打从心底感到高兴。
虽然有了满腹大计，但博物馆的维持现在靠的还是卖企业剩下的那点余钱。“钱总有花完的一天，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现在馆建成了，开放了，接下来就该考虑未来的发展了。“我觉得，馆都办起来了，总能想出一些出路的吧。”刘新岗说。
不靠岸的渔民族
兼具企业家和收藏家双重身份的黄彬荣，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眼光，他意识到这个外观精美、内藏玄机的香粉盒，极可能为其一手创建的开元博物馆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契机。
黄彬荣湖南开元联合企业董事长，长沙开元博物馆理事长、馆长。
黄彬荣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开元博物馆。湖南长沙的闹市当中有一栋陈旧的老房子。推开吱呀作响的古朴木门，便能来到这个面积不到3000平方米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千余方从东汉时期到近代的匾额，近万件从春秋战国至民国时期的银器，三千余册自明代到民国年间中医秘笈手写本，还有许多名贵木材古典家具、近代史文物、科举考试文物、古沉香、奇石等藏品。
这些宝贝的主人是黄彬荣。黄彬荣下过农村，当过知青。返城后招工进入市里的工艺美术厂，凭着对美术与生俱来的悟性，几年之内，他便从工人、技师、业务员升至厂长之职。1991年，黄彬荣下海，涉足房地产业，如今，他已经是湖南开元联合企业的董事长。早年身在工艺美术厂任职的生涯，让他有了与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接触的丰富经历，渐渐地，黄彬荣迷上了艺术品收藏。
他的收藏道路可以追溯至知青下乡时期。当时，农村的文物保护意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政治运动冲击之下，许多文物更遭到肆意践踏与破坏。当看到一块块书法精湛、雕工精美、寓意深长的匾额被糟蹋、毁坏时，年轻的黄彬荣痛心不已，暗下决心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而在其下海经商、渐渐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之后，黄彬荣终于可以践行自己早年的愿望。为了探访、拯救那些流落民间的匾额，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历经艰辛，“农村的房子一有破损，村民们摸到板子就拿来废物利用，填这补那。所以我收到的匾，有厕所门、猪棚门，还有牛栏门……”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许多珍贵的精品匾额被黄彬荣抢救回来，形成了今天匾额收藏“华夏名匾第一馆”的宏大气候。
三十年的收藏让黄彬荣的宝贝有了一定的规模。2009年10月，黄彬荣带着自己的三万余件藏品，在长沙市营盘东路一栋古朴的房子里创办了开元珍藏馆。一年后，经湖南省文物局批准，开元珍藏馆正式更名为湖南省开元博物馆。
从珍藏馆到博物馆，开元历经多次搬迁，藏品的数量越来越多。而目前博物馆的场地面积与展出条件有限，难以满足陈列展出的需求。为了让博物馆更好地发展下去，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黄彬荣准备再次搬迁。他考察了香港台湾等地的博物馆，最后在政府的支持下，物色了一块高铁站旁边的土地。“这样来馆的人流量首先能得到保证。”如今，新馆的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黄彬荣用“渔民族”来形容中国的民办博物馆。“住在船上，不靠岸，没人管，很艰难。”国外的民办博物馆有基金，有赞助，有政策上的支持，还可以抵税，但这些有力条件，国内目前相对而言要少很多。“以前开个全国博物馆培训班，来五十多个博物馆馆长。现在开个会，老面孔只剩下了五六个，以前的那帮人都做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民办博物馆有多难。”
在别人看来，黄彬荣的商业已经做得很大，但他也要面临民办博物馆的窘境。“国有博物馆有资源，海关没收的文物，出土的文物，捐赠的文物，都归他们。但我们民办博物馆呢，只能靠自己在民间收，然后积累，填补国家没有的这一部分的空白。”虽然困难，黄彬荣依然认为，自己是在做文化传承的大好事。“但是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寡言的黄彬荣皱了皱眉头，深思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怎样，我还挺得住，也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好。”
资格收荒匠的时光隧道
曹贵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名片。名片设计简单，中间一行红字倒是异常醒目：“老祖宗留下的现代人抛弃的我都要”。在名片上，老曹给自己封的头衔是“资格收荒匠”。
曹贵民电影收藏家，安仁电影博物馆馆长。
曹贵民的老电影博物馆位于安仁镇树人街44号的刘元公馆里。时值秋日，院子里的桂花早已凋零，柚子树上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穿过这个院落，是位于博物馆一角的电影放映厅，银幕上的光影穿过厚重的红幕帘，在门外的水泥地板上闪动，陈旧放映机的声音兀自响着，细细倾听，还能分辨出参差几声属于红色年代的合唱。
除了电影，老曹还收藏许多怪玩意，算不上值钱，却都是些打上旧时光烙印的物件——农耕用具、铁皮玩具、各种各样的收音机，他还收老地图、老电视、老唱片、老挂历……一有闲暇，老曹便会一头扎进仓库，和自己的藏品待上一整天。
老曹是个怀旧的人。而最早开始收藏，也是源于自己的怀旧情愫。为了找回童年时看过的电影《黑山阻击战》，老曹历经周折，好不容易在电影公司找到了这部电影的胶片。而后，老曹又从各处采购来放映机、银幕、音箱、连接线……甚至还去学习了胶片电影放映的老技术。最后，他叫来了自己的一众亲朋好友同事，在单位的食堂里偷偷“内部观摩”了这部当年还没解禁的影片。
得知老曹能找到市面上无法看到的老电影后，越来越多的人请他帮着找一找自己曾经看过的老电影。“他们给我钱，让我去找片子。放映完，钱归我，片子也归我。”老曹一琢磨，这事儿挺划得来，于是便开始了寻觅老电影的脚步。
如今，收藏成为了老曹毕生的事业。比起当初不自觉的收藏，老曹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那些请老曹帮忙寻找影片的人，也让他在收藏中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曾经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文革”时被下放到湖北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干的是喂猪的活儿。当年还特地拍了电影，用以宣传大学教授劳动改造后变得思想进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没能通过审查，放映也就不了了之。许多年过去，已经移民的老教授通过各种渠道，从老曹的手上找到了这一部名叫《鄱阳湖畔炼红心》的旧电影。老教授用整整一版的华人日报刊登了给老曹的感谢信，谢谢他帮自己圆了多年未竟的梦。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无数回。一部又一部的老电影，帮许多人找回了自己青春时的梦，而老曹也在这样的故事中，收获了喜悦的笑容和感动的眼泪。在军工行业干了大半辈子，为了全身心投入到收藏中，老曹辞去了这份稳定的工作。“想去收件东西，又是出差又是开会，郁闷得不行，索性辞了。”辞职之后，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也没有了赖以生存的职业。为了收藏，老曹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妻子无法理解，便和他离了婚。最潦倒的时候，他在机场附近租下一套房子，每一个房间都堆满了藏品，而他自己唯一的家具，是一张行军床。
一开始，老曹本想凭自己的力量打造一个博物馆。但每当钱攒够了，老曹又总是会被好的片子、好的机器、好的电影等藏品所吸引。就这样，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最终全部都换成了藏品，“没钱再建博物馆了，博物馆梦就只能破灭”。嘴上是这么说，老曹内心的希望却从没有熄灭过，他一直在等待着愿意投身于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和他一起联手把博物馆做起来。“其他博物馆以展览陈列为主要功能，电影博物馆不一样，它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而且能和人们产生互动，还能利用很多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去赚钱养活自己。人们走进来，不仅仅可以参观，还可以看电影，甚至拍电影……”
多年来，也有很多企业就建博物馆的事找过老曹，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接触以后，发现很多人都是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地产公司想要借助博物馆来炒热楼盘，拉高地价；影视文化公司想拿博物馆作为企业名片证明自己的实力，好去融资；甚至也有地方政府，不是真心想要做文化产业，而是希望给自己贴政绩……”老曹内心的期待，是“等一个真正能够理解我、尊重我，理解藏品、尊重藏品，同时能让藏品有个舒适的家，并让它们得以传至万世的，不论是单位，企业，还是个人”。
“我有几十万件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的两个女儿志不在此，都不足以承担起传承这些东西的责任。”所以，老曹决定，在合适的时机，把所有藏品都捐献出来。“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社会，只要谁能帮我圆博物馆的梦，谁有能力继续将我的东西传承下去，我就把这些东西捐给谁。”
寻觅昔日盛世辉煌
如同一匹半途杀出的黑马，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成为了中国民办博物馆的成功案例。王彬，这位博物馆人当中少有的女性，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新型的发展之路，同时还带来了国有博物馆专业而成熟的管理制度。
王彬曾任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现任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
早些年，当中国民办博物馆人说起他们眼中最成功的博物馆，总会提到观复博物馆和建川博物馆聚落。马未都的专业背景和超高人气，使得观复博物馆在短短几年间成为可媲美国字号博物馆的中坚力量。而博物馆施行的理事会和基金会制度，也成为了许多民办博物馆的参考范本。
近几年来，一个新型的民办博物馆如同一匹黑马，一跃进入成功博物馆的队伍。2006年，在西市原址上进行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开发的大唐西市公司，发掘出东北“十字街”遗址和大量珍贵历史遗存。为了使文化遗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大唐西市公司决定舍弃商业利益，投入巨资建设首座具有遗址保护展示功能的民办博物馆。
唐代长安城西市，又称金市，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实际起点。唐代的西市曾经百业兴旺，各国商品云集，繁华一时。以往，人们只能在李白的《少年行》中寻觅昔日的盛世辉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如今，在大唐西市博物馆，游客可以透过脚下的玻璃地板，近距离邂逅一千年前的车辙遗迹、砖砌水沟、房屋墙基……
时至今日，这个建于丝绸之路东方起点遗址上的民办博物馆，已成为全国民办博物馆里唯一的国家二级博物馆。“这改写了中国民办博物馆的历史，更是里程碑式的进步。”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骄傲地说。大唐西市博物馆今日的辉煌，不仅得益于创办人吕建中的支持，更离不开王彬和她的团队在办馆和管理运营过程中做出的各种努力。跟其他民办博物馆的馆长不同，王彬是博物馆人中少有的女性，同时，她也没有收藏家的身份。与马未都和樊建川不同的是，她不是馆主，而是一位有着专业博物馆研究和管理背景，视博物馆为生命的馆长。
王彬笑称自己从国有到民办的角色，用“夹缝中的人”来形容毫不夸张。担纲大唐西市博物馆筹建之前，王彬在大名鼎鼎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担任副馆长，任职七年有余。从国有博物馆“出走”，来到一家由企业主办的民办博物馆，虽然仍然是做博物馆事业，但一切却发生了改变……被理解、被认可，成为他们前进中不小的困难；同样，在民办企业发展格局中坚持民办博物馆专业规范，更是一项需要不懈努力，需要理解和认同的奋斗目标。
“刚来的时候，心理落差确实很大。”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全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而大唐西市博物馆当时只是一个主体建筑刚刚落成、一切都不具备的民办博物馆。各种不规范、不专业，以及不确定因素都让王彬感到困难和孤独。“不管是国有还是民办，其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同样应该保护；其职能都是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必须有专业支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文博工作的专业人员，有能力、也有信心担起这份具有挑战性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王彬抱着做事业的心态走进了民办博物馆。“大唐西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创办人吕建中的文化自觉和执着邀请，以及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支持，也是促使我最终下决心走出这一步的重要原因。”
上任之后，王彬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不小的挑战。无暇做过多的想象，琐碎的杂事便纷至沓来——第一个困难是人才的短缺，隔行如隔山的不被理解……虽然是一个馆长，但是她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一个馆长的责任。大到整个博物馆的建设运营、组建架构的设置、遗址保护、展览定位，小到洗手间的异味、空调出风口的噪音、展厅的温湿度，事无巨细，王彬都必须亲力亲为。
让王彬为难的不仅如此，“最初企业在建设博物馆时，对博物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性质理解不足，从企业角度考虑，希望博物馆可以营利。在博物馆展览的定位、展品的选择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冲突。”随着博物馆对外开放，得到文物管理部门和公众的普遍认可，企业了解并接受了博物馆的公益属性和社会属性。特别是博物馆创办人吕建中“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发展思路以及博物馆“社会公益性和文化产业性并举”的办馆理念的逐渐确定，使大唐西市博物馆坚持专业规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这种双轮驱动的路子，也为民办博物馆的经营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大唐西市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其他博物馆人理想中的成功模板，首先是建设复合型的民办博物馆团队、建立健全国有经验与民营特质相结合的管理制度，通过坚持举办与本馆性质和任务相符合的展览体系，并通过专业规范的藏品保护，个性化的教育活动，丰富多彩的临时展览，以及坚持各项博物馆专业规范，办出名符其实的博物馆，得到国内外观众的普遍赞誉、各级文物管理部门的认可，以及政府的资金奖励；其次，博物馆通过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整合民间资源办展、提供有偿文化服务、创新展览模式，设置体验性展区，通过面塑坊、秦绣坊、书画行、陶艺铺、剪纸铺、珠宝店等十数种业态，为游客提供传统手工艺品展示，以及民间手工艺人的现场表演。通过展、演、销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提高了自我造血功能力，使博物馆逐步呈现了良性发展态势，实现了经营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举办春节文化庙会、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文化遗产节和彩绘丝路等活动，刺激文化旅游、会展经济的发展，用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反哺大唐西市博物馆的良性运营。
“从整个发展状况来看，民办博物馆应该是进入到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除了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大家对博物馆办馆质量，包括如何建馆，建什么样的博物馆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王彬认为，民办博物馆做起来比国有博物馆难度更大。“观念、政策、人才、资源、资金的弱势，导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期望的目标。”因此，民办博物馆需要更多像王彬这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参与。王彬认为每个博物馆都是独特的，“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规划好项目，在为社会提供既有个性又必须符合科学规范的文化服务的基础上，赢得公众的认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打造世界级的博物馆小镇
尹建华相信，直指人心的，始终还是文化。因此，他不愿意用生意人的眼光，来规划打造安仁这个博物馆小镇。文化，才是他在这个项目上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
尹建华成都文旅集团董事长。
这家拥有政府背景的国企，是宽窄巷子、西岭雪山、平乐古镇、五凤古镇的打造者。近几年，这家企业把重心放在了成都大邑县的安仁古镇上。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渊源，安仁，这个始建于唐朝的千年古镇，如今以“中国博物馆小镇”的全新形象重新进入大众的眼帘。
安仁，被誉为川西平原上的一颗灿烂明珠。而成都文旅集团则从千年的古镇历史中摘取了民国的百年，并以此为项目主题，提炼出“浓缩中国百年历史”的小镇特色。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说，“这里有著名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也有在四川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名噪一时的刘文辉和刘湘的公馆，还有‘三军九旅十八团’的封号……可以说，民国至今的百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很多都与这个小镇有所关联。这样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保护。”
“旅游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游客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观光，他们更希望去感受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风俗民情、文化传统。我相信，直指人心的始终还是文化，只有文化才能真正触及人们内心深处。”安仁小镇最丰富的资源，恰恰来自其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刘氏庄园、民间最大的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聚落、27座保存完好的公馆……都成为了尹建华打响第一炮的“武器”。因此，在做安仁项目时，尹建华设立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打造中国博物馆小镇的概念，来实现对安仁镇的文化保护和建设。
“所以，做安仁，首先在文化价值上要做到位，要让文化会说话，要宣明文化主题，丰富文化的形态，而且要善于表达文化，让人走近文化，感受文化。”在尹建华的努力下，文旅集团在安仁镇上牵头引进了二十多家博物馆，除了曹贵民的老电影博物馆，还有许多以互动式体验为主的微博物馆、泛博物馆，甚至家庭博物馆。有趣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办馆形态——既非官办，又非民办。“虽然是国有企业出资，但我们办馆更多是通过民间和市场、社会各界的力量，去打造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博物馆。不像传统意义的博物馆，安仁的二十多家博物馆，不仅以收藏、研究、展示为目的，更多的是要体现社会各方面的参与性，丰富博物馆的形态和类型。”
为了使博物馆小镇的规划更加合理、成熟，尹建华考察了国内外多个城市。韩国的济州岛无疑是安仁的第一个模板。“济州岛就有三十多座博物馆，几乎都是民间办的。展示类的很少，大多都是参与体验类的泛博物馆，比如泰迪熊博物馆、巧克力博物馆、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绿茶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互动性强，是游客可以近距离去接触的，而且博物馆本身根据馆藏特色也开发了大量的纪念品、商品，供意犹未尽的游客参观后购买。”一方面，博物馆拥有一定的价值，能赢得游客们的喜爱，同时，博物馆还能通过纪念品的开发，实现自我的供血机能。这无疑是尹建华将其作为参考的最重要原因。
因此，安仁走的也将会是同样的模式。“我们定下了在安仁建造一百个博物馆的目标，因此会锁定更多元的类型和模式。”建川博物馆聚落、刘氏庄园是展示教育类，而体验参与类的家庭博物馆、泛博物馆，则是为了让博物馆的类型更加多元，同时拉近博物馆和游客之间的距离。“集团做好区域的规划，配套好基础设施，做民间博物馆的引进工作。甚至把馆都建好了，民间力量进来只需要去陈列。”尹建华说。
“博物馆是公益性质的，无法谋利的。文旅集团也不可能从博物馆本身收取利益，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文化价值，带动整个区域的开发。我们做的是做规划，搭平台，给政策，相当于是一种筑巢引凤的形式。”在尹建华的计划中，安仁将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小镇，“不是最高端，规模最大的，而是以特色、以其影响力来取胜”。（鸣谢|建川博物馆聚落成都文旅集团）
[他们说]
“外国人了解中国，还是通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文物是他们碰触中国、了解中国的最好媒介。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但国人每天都浸淫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看得多了就容易不以为然。实际上，国人应该为中国每一件文物感到骄傲。”
——周庆明
“建馆总比不建馆要好啊。给这些宝贝们找一个安定的场所，让它们安居于此，让它们被保护起来。在我的有生之年对它们进行研究，寄希望于后人接力，将其传承下去。这是我作为一个收藏家的社会责任。”
——刘新岗
“民营博物馆就是‘渔民族’，住在船上，不靠岸，没人管。以前开个全国博物馆培训班，来五十多个博物馆馆长，现在开个会，老面孔只剩下了五六个，以前的那帮人都做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民办博物馆有多难。”
——黄彬荣
——曹贵民
“民办博物馆应该是进入到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除了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大家对博物馆办馆质量，包括如何建馆，建什么样的博物馆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