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参与到“克劳培训计划”项目以来，我发现，在这期培训的29个同僚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档案部门的。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这间屋子里唯一的档案工作者，这不禁让我反思，我的职业角色是什么？如何让档案馆融入文化发展之中？
在加入这个项目以前，我并不习惯把自己当作文化部门的一份子。我的日常工作很少需要我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而当需要社交时我也不太敢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和部门。在国家档案馆工作意味着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负责管理英国政府部门的官方文档。直到最近，档案机构的政府背景才让我隐约感到，画廊、剧院和舞蹈团体等等都是我们档案馆的潜在合作伙伴。
以伦敦大都会档案馆为例，它保存有约翰·济慈（他是杰出的英国诗人之一，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与雪莱、拜伦齐名）的手稿和藏品。每年都从中选取经典的藏品进行展示，举办一次文化娱乐活动，并邀请一个当代著名的诗人参与互动。另外，许多档案馆都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和合作，如“档案”（Archives）是在曼彻斯特开展的一个项目，旨在对现有的图书馆和展览场所进行翻新、重修，并以此为公众带来在公共文化机构进行学习和志愿服务的机会。
我接下来要说的也许有些武断或存有偏心。我认为，档案馆可以为文化领域提供源源不断的海量资源，我甚至觉得，如果缺少档案就不能称之为文化。当下，许多文化组织都通过多种方式开放他们的档案。例如，兰伯特舞蹈团(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舞团，成立于1924年)在伦敦南岸（著名的文化艺术聚集区）重新选址保存其档案资料，他们还邀请年轻的导演对这一过程拍摄纪录片。
据我所知，类似的借助档案激发创意的实践和案例实在太多了。一部名为《爱泼斯坦》（披头士乐队的发掘者及经纪人）的戏剧，于去年底在利物浦的爱泼斯坦剧院首演，它是基于《利物浦回声报》20世纪60年代的一则新闻报道而创作的。诸如此类档案不断渗透到艺术创作和休闲产业，成为进行更加密切合作的最佳例证。
当然，我并不否认，档案馆与其他文化部门仍存有一定差距。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委员会自去年解散后，英国国家档案馆承担起全国档案部门的领导职责，而英格兰文化艺术委员则接手负责博物馆和图书馆。档案馆向司法部报告工作，这似乎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要知道，在英国上诉院首席民事法官的职责之一便是，负责保管大法官法院（CourtofChancery，又称平衡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庭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的案卷，那么便好理解了。文化艺术委员会向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报告工作。在我看来，鉴于近期可预见的财政经费削减，我们彼此应更加密切联系，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不同文化部门间的携手合作，并清晰地表明文化部门之所以重要的立场。
在参与“克劳培训计划”之初，我承认，有点担心是否能够融入其中。我甚至怀疑，我的项目伙伴们也存在这种焦虑，毕竟我们来自广泛而不同的专业领域。后来，我发现彼此的“差异”是有益的，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整体，和来自各国的专业人士在一起可以避免我们对文化的看法及理解过于局限。当我们跨越学科界限，交流和探讨我们工作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及解决对策时，这种差异则成了最大的财富。
我希望，无论是在培训期间或项目结束后，档案部门都能拓宽视野，并逐渐参与到超越档案馆本身的项目及合作之中。尽管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我也意识到，我们档案馆能够贡献的则更多。杨太阳编译
克劳领袖培训计划（CloreLeadershipProgramme）由克劳·杜费尔德基金会发起，旨在提升各类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的专业水平，这些文化领域包括视觉及表演艺术、电影、文物、图书馆、数据馆、创意工业、文化政策及管理等。基金会通过开办课程为不同机构应对在招募及留住人才时所遇到的挑战及问题。克劳领袖培训计划项目会与不同领域的机构合作，为个别领袖人才提供院士资历及短期课程，并为文化团体的董事会成员策划发展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