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决策，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1929年3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首次入闽到达长汀四都，14日，打赢了关乎命运的战斗——长岭寨战斗，进入长汀城。毛泽东经过广泛调查，发现福建、浙江、赣东南统治阶级军力薄弱，赣南、闽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长汀一带经济状况比井冈山要好得多，地理上为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势险要、易于割据。特别是通过报纸得知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形势有利于红军的行动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红四军行动有了新思索。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方针，并且强调，“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一科学决策标志着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转入创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期，中国革命在长汀实现了转折，转向新的高潮。
1937年，朱德在延安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交谈时特别指出这段历史的意义：红军这次行动，本来只是为了躲避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而进入福建，并没有计划拿下长汀。然而由于长岭寨一战击败郭凤鸣，“紧跟着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朱德说的“转折点”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转折点。把立足于井冈山发展湘赣边界割据改变为立足于闽西赣南建立范围更大、影响更广的新革命根据地。第二，是红军军事力量的转折点。红军从此摆脱了井冈山时期受到敌人追击而难以发展的被动状况，转入了更有利于开展游击战、运动战，使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并发展壮大的时期。第三，是革命道路理论的转折点。也就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向“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革命道路的重要转变。
军民共融，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支撑
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在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导下，长汀依托汀江水路运输的优势，成为赣南、闽西各县物资集散地与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公营工业、手工业、对外贸易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商店林立，市场繁荣，被誉为“红色的上海”。周恩来称赞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1951年，谢觉哉任总团长的中央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访问报告这样描述长汀：“它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中心。当年因为红军干部常来此开会，来往客商也川流不息，所以长汀贸易很是繁荣，在苏区有红色的上海之称。”
国家军民融合的起点。红军的第一批军需民用工业诞生在长汀。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的精神，一大批军需民用工业在长汀、在中央苏区投入建设，具有代表性的有：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福建兵工厂、汀州弹棉厂、长汀造纸厂、长汀印刷厂、长汀樟脑厂、濯田炼铁厂、造船厂、硝盐厂、熔银厂、砖瓦厂、石灰厂、卫生材料厂等等，支撑起了中央苏区的骨干工业体系。当时的长汀是中央苏区主要的公营工业城市，据刘少奇1934年3月《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所统计，当时中央苏区有国家工厂32个，在长汀的约占一半数量。1933年《红色中华》以“猛烈开拓国家企业”为题，报道了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在长汀投资建设国家企业的盛况：“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最近在汀州筹设的中华织布厂，大体都已布置好了，共有布机三十余架，不日即可开工。又该部设立的中华樟脑厂，也早已开始工作，产量极为丰富。船业和纸业则正在积极进行，在纸业方面投资达二十万元，已建设了中华纸业公司，大规模进行纸的生产。这些军需民用工业，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撑。”
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血脉。长汀作为商业与对外贸易的重镇，连接着中央苏区经济活动的毛细血管，起着经济支撑的作用。1929年3月，红四军解放长汀城,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明确指出：保护中小工商业者，保护私营经济。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感召下，长汀城部分私营商店关闭后又开业，还新开业部分私人商店，从而使长汀的私人商业发展很快。从1932年开始，汀州市粮食调剂局、中华纸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纷纷成立，在它们的带动下，红色旅馆、红色饭店、红色商店（小小商店）、红色米市场也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商业门类和规模在中央苏区都是模范，在苏区各县门类最全、总量最大，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支撑。
1933年春，对外贸易总局在瑞金成立，下设赣县江口、汀州、会昌筠门岭、罗塘四个外贸分局，长汀是其中之一。其枢纽作用在吴亮平的《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中得到充分说明：“福建的对外贸易工作也得到相当的成绩，如宁化、新泉、上杭分局进口食盐、洋油，出口纸（三百余担）及莲子，使苏区特别是汀州市的经济比以前活跃。”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11月27日，中央苏区政府派代表在长汀与十九路军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由此打通了中央苏区经闽西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中央苏区政府迅速以长汀为核心，建立了一条“江西—福建长汀—第十九路军—潮汕、漳厦”的钨砂出口线，停滞销售一段时期的钨砂源源不断地从长汀运出，换回大量苏区急需的物资。史料记载，通过汀江航运到达长汀码头的物资，有价值900多万光洋的食盐，600多万光洋的布匹，300多吨的药品等。汀江，也因此被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血脉”。
经济改革思想的发源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提出了全面、科学的经济思想，包括“一要打仗，二要建设”的思想，把农业放在经济建设首位，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同时并进”，开放赤白贸易、搞活苏区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上厉行节约，动员和依靠广大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组建军团,成为红军主力正规化的摇篮
1930年6月中旬，中共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召开联席会议（汀州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关于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的决定，将红军第四军、第六军（后改称第三军）、第十二军与闽西、赣南的地方主力红军混合整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始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的成立，标志着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朱德回忆，红一军团成立时，总兵力有2万人左右，为当时全国最强大的一支红军队伍，为不久以后形成的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自此后到1933年3月，红军集中兵力，以己之强攻敌之弱，不断扩大战果，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壮大了队伍，红军在长汀开创了诸多第一，长汀也因此成为红军主力正规化的摇篮。
红军第一个统一领导机关。1930年6月中旬，红一军团在汀州整编时，成立了全国红军军事和政权建设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王怀、林彪、彭清泉、伍中豪、谭震林、陈毅、段月泉、方志敏、邵式平等17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这是最早成立的全国苏维埃军委。
红军第一次统一军装。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即在长汀城得款5万余元，没收郭凤鸣的被服厂成立红军被服厂，赶制了4000套统一的红军军装，从而使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随后，在南寨广场举行了阅兵典礼。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有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红军第一次发放军饷。占领长汀城后，经济状况好转，红四军前委决定给四军每人发4元零用费，官长、士兵、俘虏兵一律平等待遇。
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和第一支县级红色武装。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建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同时亲手组建了80余人的长汀赤卫队，还拨给20余支枪。后来，这支赤卫队成长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的骨干之一。
第一份军报《浪花》。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党和红军要“尽可能的公开发行日报及其他地方性党报。”1929年7月27日，红四军政治部在长汀创办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份军报——《浪花》，军报由长汀毛铭新印刷所负责印刷。红四军创办的《浪花》，在党和红军的新闻报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我们研究红四军的历史以及红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佐证。
第一所中央红色医院——福音医院。由傅连暲任院长的长汀福音医院在1927年9月就为入汀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医治伤病员，1929年3月红四军进入长汀后，该院成为第一所红军医院。1933年初，傅连暲把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正式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第一所中央红色看护学校。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开办一所中央红色看护学校，毛泽东让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负责此项任务。1932年2月1日，该校在汀州城内的万寿宫（江西会馆）正式开学，傅连暲任校长。不久，根据毛泽东“我们应该训练自己的军医”的指示，中央红色看护学校升格为中央红色医务学校。
长汀作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基地。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此进行治国理政的初步探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