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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5
戊申三十年祭
——1969年一个人及
一个家庭的纪事
许厚文
［开场白］
从1999年迄今又过去二十多年，我年过古稀，痴长的岁月早已超过父亲的花甲享年。我们一直以来有这种说法：让XXX活在XX心中。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让父母活在儿女的心里”。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活在他心里，他还会让别人活在他心里吗？
年岁越大越怀旧，生活愈好愈思亲。于是我翻出这篇旧文重新梳理，大加增删，揉进更多新的记忆新的感悟，以纪念我的父亲，也纪念我们这一辈人在那段难忘岁月中消逝的青春。
作者父亲遗照
稚子逆行远始觉江湖险
1969年1月26日，农历戊申年腊月初九。星期天。再过二十来天便要过年了。本来这一天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由于特殊年代的特殊原因，这一天成了我，和与我同经历的数百年轻人难以忘怀的一天。
中国人历来把过年看得很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年这时候，天南地北的游子都会往家里赶，很少有人在这时候逆行。然而这天早上，邵阳市大祥坪广场，却有数百个青春少年即将逆行——前往几百里之外的乡村插队落户。
我那时也算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即将远行并独立生活，心头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和亢奋。对母亲的絮语，早已不胜其烦。同行者中突然有人冒出一句：“咯时候哭有么子用，要哭打迁移的时候就要哭！”引发车上哄笑，我心情愈觉轻松。直到汽车正式启动，看着母亲身影渐渐模糊，熟悉的城市越来越远，一丝怅惘才偷偷爬上心头……
一路行来，公路两旁的村庄、农田、河流、山峦，在冬日寒风中略显萧瑟，宛如鲁迅小说《故乡》中的画面。因以前从未下过乡，便对这一切感到新鲜。车厢内也是笑语喧哗，如同今天的旅游包车一样。
那时的公路质量很差，坐在汽车后排的人，经常被抛起，脑袋碰得棚顶响。随着路边的景物越来越荒凉，我们的兴奋度也越来越低。车过洞口以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车队，开始像拉羊屎一样，一会儿少一辆，一会儿少一辆。原来那些车上所载的，分别是去往不同的县或公社的知青。列阵出发同林鸟，一入乡间各自飞。
作者母亲遗照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坐的这台车终于到达目的地——绥宁县关峡公社。一车人满打满算也就四五十人，也就是说这一批有四五十人下到关峡公社。为什么我在这里反复强调？因为此后的岁月，我和他们极少相见甚至永未再见。坐了一天摇摇晃晃、蹦蹦跳跳的车，尽管人都很累，但大家还是强打精神连忙下车，清点各自的行李。在车上人多势众，心里踏实。下车后作鸟兽散，人心里开始有点发慌。
离公社近的一些大队的农民早已在此等候，在公社干部的指点下，他们像今天劳力市场喊零工一样把同来的伙伴引走了，一拨又一拨。看到别人纷纷被引走，我和我的两个伙伴守着行李，迟迟不见有人来引，心里不是滋味。山区天黑得快，眼看暮色四合，我们沉不住气了去问干部。干部说，你们要去的岩头大队离公社有十几里路，接的人还没有到。
两个伙伴是初中不同班的两个同学，快毕业时三个人玩到了一堆，气味相投，下乡前便约定三人同去一个点。他们都比我高而壮实，年龄却比我小一点儿。说来也怪，我比他们也就大半岁不到一岁，从下车踏上这片土地起，我仿佛就比他们俩更有主见。以前听老知青说过：落户的地方一是离公路越近越好，二是离公社越近越好。现在听说有十多里，又久久不见有人来接，我悄悄把“危险性”跟他们一说，他们也有同感。于是三人商定，如果来人将我们带往很远的大山里，我们就不去了。
主意刚拿定，两个接我们的人到了。一人一根扁担，担上我们的行李就要走。我们结结巴巴地问，要去的地方离公路远吗，他们笑答“很近”。说罢担起行李就走，走得飞快，我们尾随在后，走得吃力。谁知这一路走来，我们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走公路我们就喜，越山岗我们就忧；进村庄我们就喜，出村庄我们就忧。他们这一次带我们走的这条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走过无数遍。别看一会儿翻山坡，一会儿穿村落，一会儿走公路，它其实是我们落户的大眉山通往公社最便捷的路。如今回想来真是好笑，一路上我们曾四次在一些并不奇险的山路上停下来不肯走了，说他们欺骗我们，把我们往大山里带。而他们也不愿意多做解释，只是将担子一放，威胁说，你们不走，我们就不管了。看看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荒山野岭，我们能不跟着走吗？四次停步交涉，四次屈服告终。这两个挑行李的村民，后来都成了好友。他们经常拿这段往事拿来挖苦我，弄得我好尴尬。
终于，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们翻过一个山坡，看到一片黑压压的房子——岩头大队大眉山生产队——一座融入我五年青春和汗水、至今仍令我梦牵魂绕的地方。
这是一座已经开始颓败的庄园。阴森森的高墙有点像古城墙，高墙夹峙的过道，都是用一个个脸盆大的鹅卵石铺成，经多年泥巴和牛屎的浸润（后来我早春下秧田，脚冻得通红，如看到路上有新鲜牛屎，我会连忙把脚插进去暖和暖和），和无数双粗砺脚板的蹂躏，每次大雨洗后都油光锃亮。满目是灰暗的色调，阴森森的门楼，黑黝黝的人，房屋挨着房屋，门楼对着门楼。整个院子不在一块平地上，每栋木楼依势而建，高低错落有致，很多木楼相互勾连，浑然一体。最低矮处是院子的大门，通向院外的稻田和水渠。门上有“眉山世第”四个字，不知是哪个朝代哪位名人题写。大门内有一小块空坪，村民出出进进常在此逗留。我后来把它比作村里的“客厅”。空坪中有一块硕大的鹅卵石，远看像卧着的黄牛，村民的屁股多年来已将其打磨得光可鉴人。我把它看成是“客厅”的“沙发”。只要无风无雨无冰雪，“沙发”上面总有人。
作者1966年五姊妹合影
我们三个人此刻就被请坐在“沙发”上，行李堆放在脚边。“下放青年来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在院子里轰响。刚刚收工的男人，在火塘边做饭的女人，用竹枝丫赶牛的孩子，都来了。那眼神，就和城里人逛动物园差不多。男人们指手画脚，女人们交头接耳。他们说什么，我们一句都不懂。原来他们说的是他们称之为“平话”的苗语，而与我们交流的汉话，他们则叫“客话”。
生产队长终于露面了，这是一个不会笑的人，要笑也极不自然。见了我们既无客套，也不寒暄，领着我们就去安歇的地方。我们跟他七弯八拐来到生产队粮仓楼上，他指着一间供仓库守夜人睡觉的小木屋说：“今呀(夜)嘎就睏咯里吧！”
我的天哪！这就是下乡之前“四个面向办公室”向我们宣传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安好的家——屋中一张老式木床，除了靠门这边有一人宽，可供转身外，其他三面都紧靠木板墙。望着我们疑虑的目光，队长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要我们把行李放下，随他去背几捆稻草来开铺。
稻草背来了，队长却没有跟着上来，只说开好铺再去找他。早上出发时的激动和亢奋，伴随着一天时光的流逝，本来就像冰块一样在融化，到此刻终于彻底化成了水。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感到浑身发冷。而这时候，山区的寒气正的的确确向我们逼来。怎么办？我果断决定：“走，这里不能呆，我们找大队部去，要求换队！”
趁这时候村民大多进屋准备吃饭了，朦朦的暮色下，我们将行李背的背，扛的扛，逃出了大眉山。
懵懂遇炎凉饥肠叠愁肠
作者大哥在空军航校读书照
农民把麻雀、老鼠等耗费粮食的生灵视为“收五谷”的，认为知青是新增的一种。在大家都吃不饱的情况下，知青下来相当于是从农民“碗中夺食”，接收我们都是被迫的。知青被硬性摊派到了某个队，想要改变难上加难。
大队部旁边有两个生产队，岩头一队和二队。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幼稚很天真，以为挨着公路就是“乐土”。一队二队紧挨公路，便成了我们向往的地方。赖在大队部楼上的那几天，我们天天往住在附近的大队贫协主席家里跑，想让他把我们改派到一队二队来。其实贫协主席根本作不了这个主，他也不打算作这个主。我们每天起“床”到公路附近的小河里洗漱完毕，便走进他家，在火塘边坐下。因为我们已经向他表达过我们的诉求，他也给我们做过解释，但都属于“鸡跟鸭讲”。于是我们就什么也不说，呆着不走，“静坐请愿”。活该贫协主席倒霉，所有的大队干部，只有他家住在大队部旁边。遇上了我们这块“跌进灰里的豆腐”，吹又吹不得，打又打不得，贫协主席头疼死了，只好躲。这一来正好，他家煨在火塘边的烤红薯，我们吃起来更不束手束脚了。烤红薯是准备给他家打早工的人，收工回来先垫垫肚子的，结果被我们先垫了肚子。开展上山下乡以来，少数调皮捣蛋的人早就把邵阳知青在农民中的印象搞坏了。我们在贫协主席家的“胡作非为”，自然成了最好的例证！贫协主席恨得我们要死，又奈何我们不得，只好给大眉山下死命令，让队上立即来人将我们领回去。
“请愿”大约坚持了三天，我们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除了吃贫协主席家几个烤红薯外（只是早上有，白天没有），三天来我们没吃过一粒米，天天靠小卖店的片糖、水果糖和发饼来充饥的。我们大嚼片糖时，旁边看热闹的孩子眼睛都直了。于是，“三个知青好有钱，拿片糖当饭吃”不胫而走。
三天的“请愿”非全无作用，原先大队的安排是将两人安置在大眉山生产队，一人安置在相邻的将军望生产队的。最后双方各退一步：三个人都落户大眉山。
我们重新回到大眉山，把那间小屋收拾干净，正式安了家。下乡之前，上面让我们春节前出发，就是要求我们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的。队长一听，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不行不行，锅碗瓢盆一样都冒买，过什么年嘛，放你们的假，回去过年！为了让我们高高兴兴回去，他让保管员给我们每人分了二十斤糯谷。队长老婆帮我们去碾了米，伙在他家一起，帮我们打出了白花花的糍粑。那年头，正宗的乡下糍粑是城里的稀罕物。以前在家时，看到邻家的知青过年带糍粑回家，我都眼馋得要死。现在好了，我可以带糍粑回去在弟弟们面前神气神气了。
三人心里都美滋滋，手忙脚乱将已经弄脏的被子拆开，把糍粑连同要洗的衣物一起包好，捆成一个看起来小，背起来沉的背包，像解放军搞“拉练”一样背着。在离家十来天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作者的少年时代
生死浑不顾玩命回家路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像当年的交通有多么不便。每天清晨从绥宁县城仅有一趟长途客车发往邵阳。汽车小，座位少，客人多，特别是年底，更是一票难求。因此绝大部分知青都不会坐客车回去，一是没钱，二是买不到票。岩头在县城东边，距邵阳比县城要近三四十里，坐客车回邵阳必须倒回县城去，在县里睡一晚，第二天黑清早去汽车站排队买票。我们肯定不会那样做。
下乡之前，我们就听说绥宁知青扒车厉害。那几年，绥宁沿线正在修一条战备公路，整条路全线施工，很多路段汽车通行不畅，车速缓慢，便于扒车。这是一个有利因素。还有一个有利因素，绥宁盛产木材，每天运木材往邵阳的车辆川流不息。只要看到堆满木材的车上坐着人，不用问，十之八九是知青。
我们是早上出发的，一路上也想无师自通学扒车。当时，知青扒车已成为过往司机一桩头疼的事。车上堆满了木材，上面再坐几个人，没遮没拦，行驶起来是很危险的。再说，汽车行驶中，扒车也危险，稍有不慎跌下来，非死即伤。那年头公路上虽没有什么交警，但摔死了人还是有人管的。知青把自己的命看得贱，司机可担不起这个责。于是，司机只要看到路边有知青行走，便早早提高警惕，加大油门，一冲而过。即使有个别高手扒上去了，司机从倒车镜中发现，也会停车将人赶下来。我们是生手，无经验又胆小，试了几次都未成功。就这样边走边实习，走了整整一上午才走到武阳。
武阳是绥宁县东边的一个大公社，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据说当时省里许多文艺界人士都下放在这里。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多，往返邵阳与绥宁的知青大都在此逗留。临近过年，返家的知青不约而同汇聚到这个交通便利的地点，寻找搭便车的机会。公路边的饭店里、客栈里，到处可见我们的同类，虽然彼此不认识，但只要一开腔，便有一种亲近感。我们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见到老知青一般都恭敬地跟他们搭讪，而他们大都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但只要勤快递上几支烟，他们的话便多了起来。
过往的司机大多也在此歇脚吃饭，我们便抓住机会“见习”如何同司机套近乎。有趣的是，在我们面前自视甚高的老知青到了司机面前便矮了半截，像我们给他敬烟一样给司机敬烟，即令如此，效果也不好。倒是女知青出面效果大不一样，她们陪坐在饭桌边，喋喋不休，尽拣好听的说。虽然司机大都摆出爱理不理的样子，其实他们在大快朵颐时，眼角的余光会不停地扫瞄女知青。女知青只要跟得紧，且驾驶室又有空位的话，司机在即将启动马达的那一刻，会突然向女知青示个意，女知青便会洋洋得意连忙爬上车去。如果女知青长得漂亮，嘴又很甜，司机心情又好，女知青央求再捎带她的几个“哥们儿”，没准司机也会答应。不过，捎带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只能坐在木材堆后的空隙里，而且自己要注意安全。我们看得眼热，暗暗懊恼没有个女知青同行。最后，我们只好和大部分男知青一样，自力更生——扒车。
扒车不能站在路边等，只能边走边瞅机会进行。于是，出武阳往邵阳的公路两侧，三人一群，五人一伙，蠕动着一支像败兵一样的队伍。一会儿，一辆车过来了，一伙人像苍蝇逐臭一样拥上去，不少人还真扒了上去。奇怪，没见司机停车赶人。不一会，又一辆车来了，又有几个人扒了上去，又没见司机停车赶人。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了“人多势众”的含义。等到再一辆车来的时候，我们三人随同“苍蝇”们一齐拥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每个人都拿出吃奶的力气，手脚并用，而且要互不干扰。记得我双手扣住后车厢板后，一只脚踏到了车子的拖挂钩，另一只脚晃来晃去总找不到踏脚的地方，而背包带又不知怎的勒住了我的脖子，沉甸甸的糍粑坠得我眼冒金花，但我意识还清醒，这是生死关头，万万松手不得。就在此时，一只有力的臂膀把我往上一拉，好了，我爬上去了。我一边喘气，一边向刚才拉我的老知青致敬。老知青很潇洒地一笑。
作者1973与母亲及外甥女在邵阳合影
大家重新调整了一下坐的位置，尽量显得安全些。汽车载着我们飞也似地向前奔驰，终于在傍晚时分赶到了洞口县城。一进大街，车便停了，司机又跳下来，高声说：“下来，下来，这样进城肯定不行。再说，今晚我也不走了。洞口的客车多，你们自己去搭客车吧！”我们本来就没指望他会把我们捎到邵阳，无所谓失望，便纷纷下车。等我们刚一下完，他油门一踩，一溜烟跑了。
当晚我们便去买好车票，找个地方胡乱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乘上客车，一上午工夫就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邵阳。
万户团圆日吾家别离时
一踏进家门，我惊呆了：屋里翻得乱七八糟，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莫非红卫兵又来抄家了？不像！进门前周围没有看热闹的邻居，家里气氛也似乎不太凄惨。我正满腹狐疑时，母亲从里间房出来了，她没有丝毫喜色，而是充满怨艾地说：“你回来做么子罗，我们就要下乡了咧！”
我脑壳一下子懵了，把背上的糍粑卸下来，身子瘫了似的就地一坐。此时比我大几岁的二姐走过来，悄悄跟我说起这一切……
原来，我下乡不久，城里又掀起一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城镇居民下乡运动。我们这个“右派”之家，首当其冲，而且必须赶在过年之前赶快下去。两个弟弟，一个上初一，一个上小学，也要随父母一同下乡。
穷人的孩子当家早。在一个小厂做临时工的姐姐，深深懂得此一去对两个年幼的弟弟意味着什么。所以，她这几天四处求人，到一切可以哀告的部门去哭诉、去哀求，留下两个小弟弟……
从姐姐口中得知，父母下乡的地方是绥宁最为偏远贫穷的联丰公社，我虽然只下了十来天的乡，已从老知青口中得知，联丰是与广西交界的大山深处，连老知青都谈之色变的地方，同我所在的关峡公社大眉山，简直没法比。于是，我向姐姐说还是让父母到我那里去吧。
这个主意姐姐其实早已想过，但她担心父母今后跟我在一起，会影响我的前途。我对姐姐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前途不前途。再说父亲已年届六十，又有风湿性心脏病，平时走路都气喘嘘嘘，哪能干什么活呀，母亲一辈子在家抚育儿女，从未干过农活，不跟我在一起，他们连一口水都没法到手。姐姐仔细一想也有道理，便又去居委会、工宣队，向他们哭诉哀求。
没想到居委会的领导说，小许呀，你要晓得啊，你现在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哇。造反派说我们屁股坐歪了，把右派分子的女招了工，正要把你搞回来哩，你要划清界限，快莫管屋里的事了。姐姐心想，这些都是我的至亲骨肉，我不管谁管呢。眼泪婆娑的她只好又去求工宣队，工宣队的人见她哭得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劝她莫急，到时候再想办法。至于我父母要改地点去大眉山，他们说已经来不及了，让我们自己到县里去争取。不久，姐姐暗中得到消息，两个弟弟可以留城，全家稍稍松了一口气，等着那揪心日子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这天早上，一辆大货车开来，我们和母亲手忙脚乱地把我们半个家的坛坛罐罐搬上了车。车上还有另一户同类家庭的伢婆细崽和坛坛罐罐。那年头，敌我界限分得很清：“黑五类”分子下乡叫“遣送”，家属下乡叫“下放”；离城时家属行李乘车先走，“黑五类”分子晚一步由武装民兵押送。照说，我本是应该随母及行李先走一步的。一是随车看管家什，尽量减少坛坛罐罐的破损。二是到县里后我要联系有关部门，为父母改变下放地点办理有关手续。但最后考虑来考虑去，综合各方面情况决定：弟随母亲先走，我跟父亲后行。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我家出身城市贫民，祖父是小学教师，三十多岁因病去世。父亲十八岁便担起了养活祖母、母亲和三个弟妹的重担。父亲聪明好学，在亲戚帮助下自学会计知识，考上了省农民银行的职员。此后几十年，父亲随便到哪个单位，都是顶呱呱的业务尖子，随你什么样的烂账，他都可以给你梳得一清二楚，理得井井有条。“大跃进”年代，父亲被抽调参与所在系统的财务清理，为别的单位整理账务。夜夜加班，屡受风寒，大病一场后转变成风湿性心脏病，困扰终身，至最后夺命。
作者母亲1998年八十大寿时留影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979年，父亲在异乡乱葬岗长眠整整十年后，终于飞来一纸红头文件，既不是平反，也不算改正，而是说“许某原是以工代职人员，不是国家干部，不属划右范围”。换言之就是，许某人不够资格，让他当右派是抬举他了。
往事不可复盘，公道却在人心。好些年以后，父亲的同事在街上遇到我姐姐，欣喜的告诉她：那个害你父亲的人。终于得癌症死啦！其实这个说我父亲是“阶级敌人”的人，她自己反倒是出身地主家庭。
别人平反可以官复原职，别人改正还可能重新工作。而父亲连辩诬的机会都没有，这怎能让父亲暝目于九泉！把真相告诉世人，是儿女为父亲申冤的责任；把苦难昭示未来，更是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敲响的警世钟！
性格定命运凡人亦善人
父亲生性胆小，为人低调，一直想远离政治，但是政治没有放过他。
父亲退职后心情好的时候，也跟我们谈些往事。父亲胆小怕事，但受同情心驱使，往往也会做一些大胆的事来，他少年时有一好友，好友的姐姐是共产党员，不幸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斩首。好友受母亲指派去刑场收尸，他邀我父亲做伴，父亲竟然去了。两个少年扯一块白布遮住血淋淋的头颅，让请去补鞋匠隔着白布将遇害者的头与颈部缀上几针缝合起来。这件事父亲客观上算是为革命出了一点小力，但那时他还没有政治觉悟，因为年纪小。
作者2000年带外甥与儿子访问大眉山，万东大哥给他们讲述作者父亲病危亡故情形
父亲是个普通人，是个善良人。抗战时他随省银行撤退到沅陵。有一天看到当地驻军开拔前拷打一名开小差的士兵，父亲于心不忍，通过长官的朋友悄悄塞给长官一些钱，称自家需一个男佣，请部队开拨时将此人留下。部队刚一开拔，父亲即把那人叫来，帮他添置衣物又给他盘缠，让他速速回家。
只要别人有需求，只要自己做得到，父亲都会去做去帮。父亲有极好的口才和劝和的能力。哪怕是打成“右派”后退职在家，原单位的职工夫妻吵架，依然会来找“许先生”公断。我多次看到这样的情面，一对夫妻气冲牛斗而来，经父亲一番唇焦舌燥的劝解后，他们又不好意思地相伴而去。有时候一劝一个下午，母亲提醒父亲该吃饭了，父亲也要等完全劝解好了才来吃饭。
父亲几乎没有打骂过我们，他很会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既严谨严格，又实事求是。下乡以后，我跟着农民学会了抽烟，但在父亲面前没有暴露。有一次我担着队上分的一点口粮，到大队部旁的碾坊去碾米。碾坊的小伙子躺在那休息，我过去打招呼并找他讨烟抽。他说没有，我不信，他就让我摸他口袋，我当真摸了一下。碾完米我就回家了。谁知到下午，碾坊的小伙子跑到大眉山我家来，当着父亲的面问我，今天摸口袋时是不是拿走了他的钱？我好生奇怪，连忙否认，并解释说，我摸的时候根本没发现有钱。父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再回过头来盯着我，不说话，那严厉的眼神令人胆寒（父亲的不怒而威，我们早已领教）。但我知道，这时候不能瞎说，一是二，二是二，没拿就是没拿。父亲相信了我，回头劝那小伙子，让他回去再仔细找找。当天晚饭后，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非常严肃的让我把上午碾米的经过复述一遍。最后他问我，你为什么要找人要烟抽，是不是已经有瘾了？我说了老实话，承认苦闷时特别想抽。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半天没做声，最后跟我说：“孩子，抽烟本不是好事。但我理解你，今后你要抽烟，可以找我要，再也不能去向别人讨，更不能摸人家的口袋！明白吗？”我认真的点了点头。
父亲是个好人，他的“好”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到了我们身上。父亲教育子女是成功的。大哥大姐少小离家，在父亲被划“右派”前已上中学或大学，迅速成才。后面五个子女虽然受其政治影响很大，前途受阻，但没有一个“破罐子破摔”，身处逆境仍自强不息。最后个个闯过逆境，成为社会有用之材。
作者母亲2010年92岁辞世治丧时合影
父亲从小就受信佛的祖母的影响，一心向善，我们家中是从不用青蛙、脚鱼和鳝鱼之类做菜的。以至于我后来跻身官场，看到酒桌上我不熟悉的菜肴，我都迟迟不敢下箸。他绝对没有想到他这样一个人最终会沦为一个“坏人”，一个“敌人”。他实在想不通。“文革”中挂黑牌、带高帽、游街批斗，他只好将苦闷的灵魂遁入祖母传授的佛门之中，然而飘渺的佛门庇佑不了他憔悴的躯壳。这不，就在万家团圆的年关，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却不能在城里吃“闲饭”，而要顶风冒雪，坐一辆仅罩了一块篷布的大卡车，长途颠簸，驶上一条茫然不所知往的人生末路。
了解到父亲的身体状况，工宣队也怕路上出事，特批允许一名亲人路上陪护。二姐不宜去，她虽比我大几岁，毕竟是个女孩子，何况城里残存的半个家还要她来打理。十五岁的大弟弟也不适合，年幼力薄，路上父亲真有个三病两痛，他扶都扶不起。再说，让他在民兵的枪口下与一群“牛鬼蛇神”（尽管其中有自己的父亲）混在一起长途旅行，估计会给他留下心理阴影。家里权衡再三，决定让我陪护父亲远行。
凄迷关山远此去可有还
母亲离家两天后，便是过小年。就在小年这天一大早，父亲和一帮“牛鬼蛇神”被召去，接受遣送前最后一次训话。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都可能成为某一个人的生日。一个人如果摊上一个有意义的日子作为生日，无疑是值得高兴的。我的父母就为此高兴了好几十年。母亲生日是农历大年初一，父亲生日是农历腊月廿四。我们小时候对父母的生日既好奇又羡慕。因为这一天，无论工作多忙都可以休息；无论手头多紧总有吃喝。
世界上大概很难有如此悲哀的巧合了，父亲被召去训话的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而且是六十花甲的生日！父亲，这个瘦弱清癯、仿佛一口气就能吹倒的老头，其内心其实是很坚强的。在“文革”那乱糟糟的日子里，无论在外受了多少喝斥、白眼和羞辱，他脸上都不带半点痕迹回家。只要不挨打，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异样来。有一次他挨斗回来，额上有皮带扣敲击的血印，他用一张纸蒙着，他不想让我们看见血。
这一次最后的训话，父亲心里已经清楚，以他那样的病弱之躯，迢递关山此一往，难再春风踏马来。然而，他为了不让儿女们忧伤，硬是将万丈狂澜强压进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膛里。进得门来，他仍然是强作坦然。还是姐姐细心，她知道今天是父亲生日，也想像得到父亲的心情，她抠出身上可怜的一点钱，到街上端回两碗牛肉粉，一碗为父亲贺六十大寿，一碗为半个家庭过一个小年。年轻的姐姐绝没有想到，那碗牛肉粉竟是她献给父亲“最后的晚餐”，而父女此别，竟成永诀。
小年翌日的早上更为阴冷，天空飘洒着毛毛冻雨。从我们家到上车地点有点远。姐姐的两位同学一大早帮我们借来一辆担架车，父亲神色安祥地半坐半卧在担架车上，由姐姐和她的同学推着，我则提着一些随身行李跟在后面。到了上车地，只见一辆大蓬车搭着两块颤颤悠悠的跳板，在两位持枪民兵监视下，一群老弱病残的“牛鬼蛇神”鱼贯爬进车厢。父亲则是由姐的同学背着走过跳板送进车厢的。
作者2017年五姊妹合影
当天下午天擦黑的时候，大篷车驶进了绥宁县汽车站。当年的汽车站，其实就是用砖墙围起来的一块空坪，旁边有几间低矮的平房。
按照早先与母亲的约定，我们到县城后，要在车站下车，与先期到达的她们会面。车上的民兵知道我们父子是要留在县城的，让我们下了车，再赠送给我们一通警告后，车便开走了。
站在空旷的车坪里，父子俩正茫然四顾。母亲和弟弟不知从哪儿突然冒了出来，二话不说，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便领着我们往那几间平房后面走，七弯八拐拐进了一条小街。小街一边临河，一边有一长溜黑乎乎的铺面。父亲由弟弟扶着，气喘嘘嘘，勉强跟上，母亲才稍稍放慢脚步。不一会儿，母亲将我们领进一家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大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迎了上来，一脸惊诧。母亲对她陪了个笑脸，向父亲介绍说这是孙婆婆。没等孙婆婆说什么，便匆忙将我们引进左边一间黑洞洞的房间。乍一进去，还看不清里面的情景，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才看清这屋里乱七八糟的杂物中摆着一张床，床上摆着母亲带来的被子。待父亲气息喘匀后，母亲才向我们细说这一切的由来。
风雪归何处幸得温暖街
两天前的那个傍晚，汽车载着母亲一行驶进车站后，一名带队的干部将下乡的居民们带到街上的一个招待所吃饭，饭后又将他们带到县城老街长铺镇的一个客栈安歇，准备第二天再将他们送往各个偏远的公社。因为母亲和弟弟是要留下来的，所以吃完饭后，干部告诉他们自己解决住宿，明天一早来取行李。
眼看天色已晚，人生地不熟，又囊中羞涩，母亲想，去哪里安歇呢？噫，送我们的车不还停在车站吗？她便领着弟弟折回车站。一看司机不在，悄悄爬进大蓬车，躲在自家的破被烂絮中，准备度过异乡的寒夜。没想到，世上会打主意的人多的是。没多大功夫，一伙邵阳知青咋咋呼呼拥进车站，他们是进站找便车，打算明天一早回邵阳的。一看这辆带蓬货车，车上东西不多，正好，便纷纷爬上车，来个先下手为强。谁知动静太大，惊动了附近的司机，走上前来，不由分说，将所有的人统统赶下车。知青走了，车厢门锁了，母亲和弟弟只好跺着脚围着汽车绕圈圈。
偏偏天公不作美，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母亲和弟弟只好缩到车站平房的矮檐下避寒。正在这时，厨房里一位师傅出来搂柴火，发现母子二人，上前盘问。母亲陈述了原委，并央求到灶屋里烤烤火。这位中年师傅姓吴，洞口人，家属在农村，他在车站做饭。这几天他已目睹了邵阳一些下乡居民的凄然情景，此刻又见冰天雪地中母子俩无处安身，便让他们进去了。待母亲弟弟稍稍暖和过来后，吴师傅说在灶边过夜不是办法，烤了前面后面冷，会冻病的；再说万一车站领导知道了，会说他立场有问题。征得母亲同意后，他便领母亲到车站后面小街，去找他的洞口老乡，也就是这位孙婆婆。让母亲在她家借宿一晚，弟弟则同吴师傅挤一夜。
2017年春节许氏后人聚会
母亲跟我们刚说到这里，一直在门口踅来踅去的孙婆婆悄悄走了进来，她忧心忡忡地说：“本来说只借住一晚，结果住了两晚；本来说只住一个人，现在又来了一家子人。要是镇上的干部晓得了，会把我家的门封了呢。你们赶快走吧！”原来孙婆婆家解放前是开客栈的，解放后不准开了。前两年，她曾让个别进城办事的乡下人过夜，收了几毛钱，被发现后连被子都被没收了。现在，她楼上的房子已被征用给修马路的民工住，让我们也混在这里住，恐怕会惹麻烦。
听孙婆婆这么一说，我们一家人都木了。怎么办呢，天，看着看着就黑了，一家四口，又是这种身份，到哪里去找住处哟！没有办法，只有恳求孙婆婆再宽限一夜。正在此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闯了进来，我们不由得一惊，孙婆婆却不惊——原来这是她儿子——前不久作为城镇居民下放到本县某公社，此刻回家过年来了。到底还是年轻人见过世面，听他母亲说明情况后，他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又不是坏人，跟我一样是下放的，要是查夜，把证明给他看就是了。”我们一家人愁眉顿开，对他母子千恩万谢。当天晚上，果真有民兵来查夜。敲开房门一看，床上睡了老少四人，确实有点多，但看上去还像是一家人，看不出有要搞破坏的样子。于是先盘问，再看证明，再警告，然后走了。
一夜终于到天明。天大亮后我揣着母亲给我的那张安置表赶往关峡公社。一下子要接受两个居民，公社也不是那么好说话，要我先回县里把我父母的安置费转过来再说。钱虽不多，但拣到篮子里都是菜啊！我只好又折回县里。再去安置办找人时，答曰“过了年再来吧。”走出那座门楼，掐指一算，我才知道离过年真的只有几天了。怎么办呢，这几天在哪里过呢？去大眉山吧，队里不会接受；留在这里吧，孙婆婆会让我们继续住下去吗？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父母听了我的述说都默不作声。就在这时，吴师傅到孙婆婆家串门来了。母亲将我们的窘境告诉了他，请他向孙婆婆请求再容留我们几日。吴师傅满口答应。很快，吴师傅回话了：孙婆婆要求，我们用自己的被褥，只占她家床位，全家每天付给她两毛钱住宿费，并保证打死也不说出去。
戊申年的最后一天终于来了。出发前母亲从邵阳市安置办领了20元钱，采买肥皂、煤油等乡下必需品已所剩无几。中午时分母亲到镇上的小饭铺买饭菜时，想到饭铺下午会关门，特意多买了点。待到万家团圆之际，母亲才把中午留的剩饭剩菜一锅烩了。我和弟弟毕竟懂事了，吃过所谓的“团圆饭”后便早早上床，到梦中去回味往日的过年去了。
那时候，县城里春节后上班是捱了又捱的。我也不知往县安置办打探了多少回，总算盼来了他们上班。我们家这种情况在县里不多见，母亲哭诉过，我又陈述过，他们已有印象，于是安置办不再设阻，只不过我得按他们的要求，一趟又一趟地往我所在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来来回回地跑。世上无难事，只怕吃苦人。等到把所有的关卡都打通，所有的手续都办好，元宵节又来了。
作者2018年重返大眉山时看望老队长
人生之旅路漫漫，车站小街成了我的一个小驿站，在戊申年那个艰难的节点，她向我们一家张开温暖的的臂膀。如今她荡然无存，但在我心底的天幕上，永远有她的模样！
无心插柳处竟成“避风台”
因是旧稿翻新，有些内容不自觉融入了五十多年后的新情况。我手机上有十几个朋友圈，其中一个名为“眉山世第”，就是上文说的大眉山大门口那四个字。群里共有39人，只有我是外人。我年纪最大，其他成员分别称我“老许嘎（哥）”、“老许满（叔）”、“许伢伢（爷爷）”。其中有县一级人大的副主任，国家银保监系统的处长，某监狱的干警，省某银行的职员，还乡计生站、县联通公司的业务人员，更有在广东深圳等地务工经商的，其中不少发了财，当然也有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这些人都是大眉山农民的后代。他们为什么要拉我入群，为什么要那样称呼我？请看：他们当中某人当年报考长沙的大学，是我陪他去体检的；某人去北方上大学，是我送他在长沙上火车的；还有人为了夫妻团聚，请我出面找人将他从甲地调到乙地的。这么说吧，大眉山当年接纳了我，我也从那时就融入了大眉山。
我不厌其烦说这么多，是想交代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父亲在大眉山生活不足一年，从没有遭过批斗，也很少看别人的白眼。至今想来，我们能落户大眉山，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父亲能在较为宁静的氛围中度过残生，还有一个特殊原因，那就是大队秘书。大队秘书是邻村将军望生产队的，比我长一两岁，是那种好学求知、活泼开明的农村青年。他对知青抱有同情心，与我有一定的交情。他结婚时还特意邀我去喝喜酒。是他在公社听人不经意说起下放青年许某的父亲是个右派。公社不经意，苏秘书也就不经意。大眉山有个“右派”这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我那时虽然年纪很轻，但已经懂得，要想不被当作异类遭到排斥，就必须迅速与他们同化。村里年龄与我接近的有一大批人，他们属“万”字辈，我便将自己也定位在“万”字辈，学着他们的口吻，对本村乃至邻村的人，凭借其名字中的班辈信息，以相应的称谓称之。就这样，仅仅两三个月后，一些小孩就跟在我屁股后，叫起我“老许满”来，有的还一直叫到今天。
对父母的到来，队长的态度要好一点，给我们一家三口安排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房子呈不平行四边形，两张床随你怎么摆都摆不好。这间房就在生产队仓库楼上，长长的一条走廊，走廊尽头便是这间房。多年以后才知道这间房在某次运动中曾吊死过一个人。
作者五姊妹2018年父亲逝世50周年前夕重返大眉山与乡亲们合影留念
做饭的地方呢，则安排在与仓库相邻的另一座门楼里。那里有三户人家，其中一户厨房(他们叫“茶头屋”)的旁边有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杂屋，安排给我做厨房。小杂屋一无所有，我们用三块砖一架便是灶，母亲自嘲说是“叫花子场伙”。殊不知这“叫花子场伙”很省柴。村里人家的火塘中都有一个巨大三角铁撑架，最重能承受二十多斤重的大鼎锅。无论是做饭、烧水、煮猪潲，他们都会往铁撑架下面塞进大把大把的，拇指粗或酒杯粗的杂木棍棒，有的甚至把伐倒的松树劈成块来烧。我初来乍到，年少体弱，既要跟妇女一块出工，还要上山砍柴，十分吃力。母亲为减轻我的压力，看到田间地头的枯枝败叶，便捡回来做柴烧。我上山砍柴，也没有农民那么大手大脚，只要是能烧的，砍回来便是，被农民笑称砍“毛柴”。
深秋“黄叶”落终身不了情
我保存有一页撕扯型日历，页面比香烟盒稍大，上面一半印着一条“毛主席语录”，下面一半印着“1969年11月25日星期二”。空白处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还不（没）睡的时候”，这是小伙伴建朝的笔迹。
这一页泛黄的日历，是我父亲生命之树的最后一片“黄叶”，我整整收藏了三十年（指至1999年）。
三十年前这一天是农历十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天晚上皓月当空、霜露初降，秋末冬初的夜十分冷艳。
我虽不信鬼神，但我相信人有心灵感应。
三十年前这一天，白天我在芷田马路工地上挑了一天土，晚上缩进工棚的被窝里时，我突然想起了父亲，唉，不知他睡了没有，不知他的病好些没有……父亲下乡后，虽说精神上的刺激要少些了，但他的内心深处仍是十分痛苦的，他不甘心老死乡间，他盼望着有一天组织上能将他的“帽子”摘去。这种期盼得不到任何回应，也听不到任何讯息，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当然，缩短父亲寿命的直接原因应该是缺医少药和极度的缺乏营养。
作者母亲节为母亲照片配诗以资纪念
在我即将上工地的前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好想吃武阳的包子……”（以前我到武阳赶场，曾带回给他吃过，那种所谓的白糖包子，如今请人白吃都没人吃了）。我想明天就要上工地了，还要做些准备，去武阳打个来回有三四十里路，我怎么来得及呢，便没有答应他。当时还有个原因，大队秘书这一天结婚，下午我必须去喝喜酒。于是我说：“下午我去呷酒，有什么好东西，我给你带点回来。”
喝完喜酒，我拎着用细竹篾穿起的三片二指宽的带皮的肥肉（席上规定每人五片，我已吃了两片），揣着五个用红墨水染的糍粑，喜滋滋地回来了。母亲充分发挥其特长，将三片肥肉配成了一碗好菜。当母亲把饭菜送到父亲床前时，父亲的眼睛亮了起来，食欲比往日好了许多。晚上临睡前，父亲看到了红艳艳的糍粑，又露出了嘴馋的眼神。就着床前的炭火，我又烤了一个糍粑给他吃。第二天一早，我便背起铺盖，到七八里之外的芷田大队的马路工地上去了。
带着一丝牵挂我迷迷糊糊沉入了梦乡（事后印证，我惦念父亲之刻，正是父亲辞别人世之时）。不一会儿，有人轻轻叫我，朦胧中睁眼一看，是我队上来的，四十来岁，我叫他万东哥。他家的厨房与我用的小灶屋贴隔壁。我们相处还不到一年，我得到他不少的关照。他轻描淡写地说：“你伢（爷）老子的病加重了，你娘要你赶快回去。”我一惊，连忙爬出被窝，三下两下穿上衣服就要走。万东说：“你还是把铺盖也带走吧。”可怜刚满十八岁的我，竟没能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
凄清的月光将路照得清清楚楚。我心情十分沉重，用锄头撅着铺盖，跟在万东大哥后面踽踽而行。万东一路上基本上没有说什么话，偶尔冒出一句“今夜嘎，月光真好耶～”。我跟着抬头看一眼银盘似的月亮，心不在焉地“唔”一声。
七八里路很快走完，大眉山到了。
作者参加邵阳知青活动时与湘楚顾问龙国武(左)合影
初冬的寒夜，拂晓前的大眉山死一般寂静。一进寨子大门，万东哥便悄无声息，未打招呼就回家去了。我推开仓库虚掩的大门，更深夜尽，大门的吱呀声传出很远，在楼上等待的母亲判断是我回来了，立即发出撕心裂肺的一声喊：“乐山（我小名）吔，快来呀，你伢（爷）死嘎了……”我脑袋“轰”地一炸，三步并着两步往楼上跑。一到门口，只见昏暗的油灯下，母亲正在父亲遗体旁啜泣。我的好友建朝默默的陪坐一边。建朝与我同龄，少时砍柴不慎伤到膝盖，留下残疾。平日像跟屁虫似的跟我在一起，与我关系极好。我“扑通”一下跪在父亲床前，没有嚎啕大哭，而是呜咽着任泪水哗哗地淌，一边用手在父亲的身上、脸上抚摸。
我好后悔哟！我后悔为什么不能预见到父亲已经病入膏肓；我后悔，为什么不再推迟一两天再上工地；我后悔，为什么不答应他去武阳给他买两个包子来；我后悔，为什么没有想到去公社霸蛮拉个医生来看看……父亲啊父亲，为什么我离开您刚一天，您就与我不辞而别，从此红尘黄泉两茫茫……父亲啊父亲，当初动员您下乡，您愿意跟我到这里来，不就是想让我给您养老送终的么，为什么您不等我一下，为什么就这样匆匆走了呢……
在我赶回之前，母亲翻出父亲平时舍不得穿的尚未破损的衣服，由建朝帮忙，替父亲换好了装。此刻的父亲，面容安祥，只是两眼尚未完全闭合，这是不是就是死不瞑目啊！我此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也不知是从哪里获得的知识，我连忙用温暖的双手，捂在父亲的双眼上，轻轻地焐，慢慢地揉，一遍又一遍，终于将双眼揉闭合了。也许父亲对我的这番举动满意了吧。按村里的习俗，人死后遗体不能继续摆在床上。而父亲的棺材还没着落，入棺之前村子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允许摆放。我只好卸下门板，因房间太小，门板只好横着，一头搁在床沿上，一头搁在靠窗的木柜上，再把父亲的遗体放到上面。这样一来，父亲的遗体就是横着堵住门了。办丧事那几天，我不时要到房内取东西，每次都得从遗体底下钻过去钻过来。每次靠近遗体，我都会留心看一眼，父亲的眼睑会不会再睁开。
天很快就要大亮了。建朝告诉我，待天大亮以后，我作为孝子，第一件事是须到队长屋门口跪下，向他报丧，请他安排劳力帮我家办丧事。建朝交待我时未讲清一个细节：那就是报丧者双膝下跪的同时，哭喊的一声必须是：“我的伢（爷）吔——”这一疏忽，竟使我在大眉山留下笑柄流传至今。
天亮以后，我去队长家敲门，队长刚把门打开，我赶紧跪了下去，同时含泪哽咽着叫了一声“队长——我伢（爷）死了……”。队长一听立马皱起眉头，脸也拉长了。我一看队长的表情，心里更急更难受，更加不知如何是好。队长大概悟到我是因不懂规矩，才将报丧的话喊错。拉长的脸又缩了回去，鼻子里哼一声：“晓得了～你去吧！”这一幕被跟在我后面看热闹人发现了，立马把它当着笑料传播开去。在后来的岁月里，村里人会时不时地拿这个细节来取笑我——老鼠（许）子死了老伢（爷）哭队长。
母亲和我都未料到，父亲会走得这么早，父亲自己也未料到，他会走得这么突然。谁会想到，下乡不到一年，他一把老骨头就会抛撒在这素昧平生的穷乡僻壤。我们此前从未动过预备棺木的念头。吃过早饭，队长派工，安排几个劳力穿过村前公路，到对面大山里去搜罗遗弃的零星木材。山区农民建木房，所有梁柱都用上好的杉树，房间壁板也用大直径杉木锯板拼装。物丰则不惜。村民上山伐木，优中选优，伐倒大树一般都会取其精华。队长派人上山寻找村民遗弃的木材不失为解燃眉之急的办法。
临时上山寻木料，临时请木匠做棺木。一切都在匆忙进行中。不到半天功夫，木料找来了。一个时辰过去，木匠师傅赶来了。木匠挥斧下料时，发现一筒木料有空心。母亲早已急得六神无主，加上过度悲伤已无法理事。而我马上要赶往公社邮电所，给邵阳二姐发报丧电报。唉，空心也没办法了！
大眉山离公社有十三四里，我一路疾行赶到公社邮电所，给二姐发报丧电报。发完电报又马不停蹄赶回来。忙碌之中，我时不时去木匠那里看看。这位师傅显然没有给一个已亡人赶做棺材的经历，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相信他不会懈怠。第三天下午，棺木总算完工，师傅摘下围裙，爬进去躺一下，像是试试舒服不舒服。当时我还挺感动，以为他做给我看，是在表示质量三包呢！后来得知，这是棺材木匠的套路。据说这样躺一下，可以辟邪，从此百病不侵。
棺木完工，遗体入殓。可怜的父亲，给他装殓用的竟是他曾睡过的旧床单。他常带的一顶瓜皮帽，都油光水滑了，也没有帽子可以换新。一个瘦骨嶙峋，脸色蜡黄，双目微闭的衰败老人，就这样简简单单、潦潦草草，被放入一口木料有空心的白木棺材里。与他的儿子永别了，与他不忍割舍的所有亲人永别了，与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尘世永别了！
父亲最难以割舍的是对儿女的爱。抗战时避难湘西。有一天父亲携我三岁和五岁的大哥大姐外出突遇敌机轰炸。父亲急牵儿女遁入一颓圮民房矮墙下，卧倒在地，用身子罩住一双儿女。只听一声呼啸，一颗炸弹在附近炸响。父亲感觉腰间遭到重重一击，心想：完了！稍顷，他反手一摸腰部，虽觉粘糊但不是血，再一看是黄土泥巴。父亲抬头四顾，原来是飞来的弹片，削掉裸露土墙被雨水浸湿的一角，泥巴飞起击中父亲腰部，弹片则坠落墙角。父亲惊魂之余连呼“阿弥陀佛”！
我自小学习认真，深受父亲喜欢。上小学时，父亲多次参加我的家长会。那时候老师往往会把孩子们的作业本整齐陈列，供家长翻阅检查。有一位家长偶尔翻到了我的作业本，看到字迹工整，语句通顺，免不了与并排而立的父亲攀谈议论，父亲看出那是我的作业本，本想谦虚一下，最后还是没忍住，向那人含笑点头：“这是犬子，这是犬子……”
舐犊情深的点点滴滴，像过电影一样掠过我的眼前。棺木盖子一点点盖上了，从此阴阳两隔，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父亲啊，我今后的作业做得再好，也看不到你高兴的笑容了，更要命的是，我今后买更多更好的包子，你都吃不到了啊……这怎不让人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入殓之后，灵柩被移到村口大门外的台阶下。队长放出话来，不管奔丧的来不来，明天下午灵柩一定要入土。当时的我，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内外交困，心急火燎，悲痛欲绝。我真想对天长啸：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来为父亲送葬啊？后来得知，我错怪了他们。二姐获讯后当即电告湖北的大姐和长沙的大哥。大哥大姐稍后回复，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为客死异乡的右派父亲奔丧，他们不敢向领导请假，就是请假也不见得会批。二姐同样面临请假的难题，两个弟弟年幼力单，能干什么呢？何况几人来去的路费，又是一大笔开支啊！
民间历来有“五男二女，七子团圆”的说法。历史上不少“五男二女”人家，后来都大富大贵，子孙满堂，门庭显耀。父亲一生刚好生育了“五男二女”。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外出，偶与人寒暄，当对方得知我们家有“五男二女”时，都要恭维两句，父亲每每闻之则喜。何曾想到，被人羡慕的“五男二女”的父亲，最后落到贫病交加，客死异乡，几乎无人送终的地步！
父亲的墓，黄土一抔，没有任何标识物。谁知道下面掩埋着一段凄惨的生命、一个含冤的魂灵？荒草丛丛，遮蔽了视线，却隔不断一份无垠的牵挂、一段彻骨的亲情……
尾声
父亲离世，母亲返城，留下我一人在乡间苦苦挣扎。父亲带给我的政治影响始终挥之不去。大队小学经常喊我去代课，只要人手不紧了，立马让我回去。公社园艺场要人，没让我去。支援三线建设修枝柳铁路，我政审不合格无缘参加。至于一次又一次的招工，到后来我连打听都懒得去打听了。虽然我跟大眉山的乡亲相处较好，但是他们失错都不会想一下将女儿许配与我，或将我招郎。看来，即使我想扎根，这根也没法扎下去了。
在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家里人核计来核计去，打算把我转往大姐教书的湖北农村，继续务农（离开大眉山的前一天，我来到父亲墓前告别。心中暗暗发誓，等我将来有了能力，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您老人家接回去。1981年，我大学毕业不久，家中“五男”，一块来到大眉山，把父亲的遗骸运了回去）。也许是离父亲距离远些了，影响小些了。在湖北当两年知青后，于1975被招工到长江边当码头工人。往后国家的形势一天天好转，终于迎来拨乱反正的那一天。1977年恢复高考，我居然考上了。后来当教师，当记者，当编辑，当干部，入党，到党的重要部门从事党风监督工作，直到2012年退休。
思过去，看今天，我更爱我们的党，更爱我们的国家，更爱我们的民族，我甚至更爱大眉山的乡亲……
真的！
作者简介:许厚文，1951年出生于邵阳市。1969年下乡绥宁关峡苗族乡。1973年转往湖北松滋县农村。1975年招工，1977年考大学。1983年回到湖南。上大学前当过知青、工人。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记者、编辑、副总编辑、纪检干部。2012年10月从湖南省委巡视工作办公室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