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8日晚上，在中苏边界的额尔古纳河上巡逻的苏联边防人员，抓获了一名穿着绿色军装的中国女性。
经过初步审讯，苏联方面得知，这名女性是个中国的“知青”，为了“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选择在夜晚跳入冰冷的额尔古纳河。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苏联官方确认这名来自中国的叛逃者并不是间谍，便将她送到了特工学校培训，让她成为了一名女性克格勃，并为苏联立下了不少了“功劳”。
值得注意的是，这名主动选择叛逃的女知青，是当时国内第一个前往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还曾在北京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
如此人物，为何会走上叛逃苏联这条不归路呢，她又有着怎样的下场呢？
1966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天津市内一名叫做傅索安的17岁高一学生，积极地投入了当时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
傅索安个头并不算矮，身高不到一米七，长着一张鹅蛋脸，五官很周正，留着一头短发，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傅索安喜欢穿一身草绿色军装，右臂戴着一个红袖章。
不得不说，傅索安是一个头脑十分灵活的人，总能比同龄人快半拍，当年她的同学们后知后觉地开始对某些单位发起冲击时，傅索安已经坐火车跑去了北京，参加了1966年8月18日的那一次阅兵活动，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之后，傅索安又跑到了边疆地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社会考察，回到天津后拉起来一个所谓的“组织”，一时风光无量。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1968年，傅索安带着几个手下冲进了她的邻居“老张”家里，想让对方帮他们“刻公章”。
邻居“老张”是位67岁老人，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对古玩字画有着很深的研究，建国后曾当过老师，后来因为历史问题被清理了出来，当了工人。
当“老张”见到气势汹汹冲进来的傅索安等人后吓了一跳，问他们想干什么。
傅索安一脸认真地告诉“老张”：“帮我们刻公章！”
“老张”知道私刻公章的下场，赶紧摇手表示自己不会。
傅索安见状一气之下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老张”本来就有心脏病、高血压，挨了这一巴掌后，直接中风昏迷了。
傅索安见状吓了一跳，心虚之下对身边的人喊道：“这‘反革命’装晕，下次再找他，我们先走吧。”
傅索安不知道的是，被她打晕了的“老张”是当时一起政治事件的关键人物，此事甚至惊动了高层领导，公安部长谢富治专门派人前往天津市公安局，要求彻查本案。
傅索安听到风声后知道情况不妙，以“串联”为由跑到了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地带的奇玛村，此地距离中苏界河额尔古纳河不过20公里，这是傅索安为自己找的“退路”。
此时距离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还有半年多，傅索安因此成为了第一个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距离傅索安落户的奇玛村4里远的地方有个鲍家庄，两个村子时常因为水库蓄水问题爆发矛盾，自认为已经是奇玛村一员了的傅索安，没事时就喜欢帮着村里人出谋划策，不但如此，她还“亲自出马”，把鲍家庄在水库旁修建的蓄水池刨了个洞。
当鲍家庄的村民看到蓄水池里的水被人放了个精光后，立马猜到是奇玛村的人干的了，气势汹汹地去找奇玛村的人理论。奇玛村的村民不知道傅索安干了这件事，当然不肯承认，两个村子的村民为此出现了数次冲突。
奇玛村的5个村民被打得鼻青脸肿，村子里的抽水机、电线被鲍家庄的人抢走了，生产队长李能达被鲍家庄的人捆住在村子里“游街”，鲍家庄也没占多大便宜，有三个村民被打骨折，一个村民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随着冲突愈演愈烈，两个村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逐渐升级到了即将群体斗殴的地步，奇玛村修建了防御工事，鲍家庄开始试制土炮，冲突一触即发。
千钧一发之际，两个村子的情况引起了驻扎在边境的解放军的注意，解放军立即对当地政府和军队上级作了汇报。
鲍家庄是个各民族混居的部落，里面除了汉族外还有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这不仅是一起普通的村庄械斗事件，还是一起可能引起民族纠纷的重大事件，很快，这件事情就惊动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不久后，北京就下达命令，要求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省（自治区）共同出人组成工作组调查此事，驻边解放军调一个连分别进驻两个村庄，防止事态扩大化。
工作组抵达村庄后，很快就找到了挑起这起事件的“幕后黑手”傅索安，并将她抓捕归案。因为要拿傅索安当典型对村民们进行教育，所以傅索安被暂时安置在了奇玛村内。
觉得傅索安是因为自己村子才遭了奇玛村无妄之灾的村民，纷纷对傅索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公安部门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5月8日中午，傅索安的干娘”郭菊花为傅索安送来了包子，之后应傅索安的请求，将装包子的竹制容器留了下来。不久后，傅索安趁看守警察不备，偷偷的从上面扯下了一根篾片藏了起来。当天晚上傅索安就靠着这根篾片打开手铐，翻窗户逃走了。
傅索安逃走后不到15分钟，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警察们查房时发现傅索安跑了，赶紧对她展开了追捕。
为了摆脱身后的追兵，傅索安一咬牙一跺脚，直接跳入了额尔古纳河里。虽然当时已经是5月了，但此时的额尔古纳河河水仍然十分冰冷，当傅索安即将被冻晕过去时，被一艘苏联巡逻艇发现并被捞了上去。
苏联边防军将傅索安带入苏联后，立即对她进行了审讯，当得知傅索安之所以跳河是想“投奔苏联”后，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没过多久，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在莫斯科，傅索安被克格勃特别调查部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审讯后，终于得到了苏联官方的信任，确认她并不是在实行“苦肉计”。
苏联方面为了如何处置傅索安很是头疼，放是不可能放的，杀她的话又担心传出去不好听，因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决定派遣一名叫安德烈的上校找到傅索安，问她愿不愿参加克格勃当一名特工。
对于傅索安而言，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分幸运的事情了，因此想都没想就立即答应了。之后，她就被送到了位于伏尔加河畔的特维尔谍报学校学习特工技巧。
1970年4月，刚从学校毕业3个月的傅索安接到了一个刺杀任务，她要刺杀的人很特殊：勃列日涅夫曾经的警卫员，苏联武器专家尤里·巴甫伦夫。
巴甫伦夫曾是勃列日涅夫最信赖的警卫员，1943年时正是他亲手救下了即将冻死在大街上的巴普伦夫，并推荐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后来，勃列日涅夫还尊重巴甫伦夫的个人意愿让他上了军校，最终成为了轻武器方面的专家。
不过，成为了专家后，巴甫伦夫就变了。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很多苏联高层一样，巴甫伦夫出名后染上了好色和挥霍无度的毛病，因为放纵过度他把自己折腾的家徒四壁，债台高筑。
1967年11月，巴甫伦夫应邀去保加利亚讲学，知道他好色和缺钱的美国中情局特工针对这两方面投其所好，迅速腐化了巴甫伦夫，让他答应背叛苏联为美国卖命。
不久后，巴甫伦夫在中情局特工的协助下经西德、英国最终抵达了美国，并将他所知的苏联兵工业所有的秘密全部说了个遍。
当勃列日涅夫知道巴甫伦夫叛逃的消息后，感觉“伤透了心”，当即批示要求“严肃处理”。不久后，苏联红军最高军事法院就宣布判处巴甫伦夫死刑，并强调任何苏联公民都有权以任何方式对叛徒巴甫伦夫施以“正义的裁决”。
直到1969年12月的一天，克格勃才通过一个极其偶然的方式得知了巴甫伦夫的情报：巴甫伦夫经过整容后换了名字和国籍，现在以西德商人的身份在日本东京定居。
结合之前几次刺杀失败的教训，克格勃意识到，曾经给勃列日涅夫当过警卫员的巴甫伦夫对克格勃特工有着很敏锐的直觉，他之所以跑到日本去定居就是因为日本的西方面孔较少，好防范。
因此，克格勃决定派长着东方人面貌的傅索安去日本，好色的巴甫伦夫见到傅索安后一定会放松警惕。
为了让傅索安顺利完成刺杀任务，克格勃专门为她做了一个20平米大的立体沙盘，整个东京的所有建筑细节都一览无遗。
将整个东京的情况都记在心里后，化名为“李娜丽”的傅索安于1970年4月经香港乘坐飞机到了东京。经过数日的观察后，傅索安了解到：巴甫伦夫每天早晨都会起床散步，6点40左右会在保镖的陪同下来到阿谷町天桥上的皮鞋摊上擦皮鞋，在擦皮鞋期间会阅读在天桥下买的报纸。
针对巴甫伦夫的这一习惯，傅索安拟定了一份行动计划，之后在克格勃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个在天桥下“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卖报机会。为了增加成功率，傅索安一连在天桥下卖了数天的报纸，成功地吸引了好色的巴甫伦夫的注意力。
4月13日早晨6点45分，巴甫伦夫向往常一样走到天桥下一个报摊前，扔下一张钞票买了一份《东京晨报》，看着女摊主甜甜的笑脸，忍不住捏了捏她的脸，用俄语说了声：“真是一个东方美人啊！”然后哈哈大笑着走开了。
巴甫伦夫走到天桥上，随机找了一个擦鞋摊坐下，他的两个保镖则站在两边紧张的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当皮鞋擦到一半时，巴甫伦夫突然听到天桥下传来争吵的声音，往下一看，发现那位“东方美人”和两个日本大汉吵起来了。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男女地位极其不平等的国家，那两个日本大汉似乎是觉得丢了面子，打了那个“东方美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东方美人”尖叫一声后一边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呼救一边向着天桥上跑来，那两个日本大汉也紧紧追了上来。
本来就对“东方美人”心有好感的巴甫伦夫见状当即让保镖们救人，在保镖抵达之前，一名日本大汉飞起一脚踹在了“东方美人”的屁股上，“东方美人”顺势朝着巴甫伦夫所在的方向倒去，一门心思“英雄救美”的巴甫伦夫赶紧将板凳上的脚放下，准备扶住她。
正在这时，巴甫伦夫突然发现，尖叫倒地的“东方美人”的手中除了报纸外，还有一把小型的毒药枪，他还没来得及惊呼出声，“东方美人”就按下了按钮，然后一股薄雾朝着巴甫伦夫脸上扑来，他当场倒在了地上，把仍然蹲在地上为他擦皮鞋的日本擦鞋匠砸的不轻。
因为没人搀扶，“东方美人”也摔倒在了地上，并顺势将毒药枪藏了起来，看到巴甫伦夫倒地她似乎也很吃惊，高举报纸表示自己什么也没干。
保镖们听到动静后转身发现巴甫伦夫摔倒了，顾不得缠斗急忙过来扶他，没人阻挡的日本大汉继续骂骂咧咧地朝着“东方美人”扑来，“东方美人”见状惊叫一声，爬起来往天桥下跑去，“正巧”天桥下不远处有一辆出租车，“东方美人”打开车门钻进去后直奔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而去。
巴甫伦夫在送往医院时就已经死了。知道巴甫伦夫身份的东京警视厅在得到巴甫伦夫妻子同意后，对巴甫伦夫进行了尸体解剖，得出了巴甫伦夫死于心肌梗塞的结论，也没有对此案进行深入调查。
顺利执行完任务回到莫斯科后，傅索安被送去黑海海边进行心理疗养。几个月后，她又接到了前往香港“疗养”的命令。
傅索安到达香港九龙后，按照上级指示以“女佣”的身份住进了一幢别墅里，这间别墅的主人，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三特别局”副局长丁雪猷的表侄丁默。
原来，国民党当局和美国不久前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美国将从1970年10月起向国民党当局提供新式化学武器援助。说是秘密协议，没过几天就被克格勃知道了这件事情。
当时美国因为吸纳了整个731部队的研究成果和一批纳粹科学家，该国的化学武器十分先进。因此，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如果能将之偷到手，将会大大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因此专门给克格勃对外谍报局下达指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
很快，克格勃就查到了被美国和国民党当局称为“GV计划”的具体协议，并得知了台湾方面负责接受、制造化学武器的是“第三特别局”。该局没有正局长，“副局长”丁雪猷就是主要负责人。
丁雪猷有个表哥叫丁扶生，在台湾基隆搞房地产，小时候曾救过丁雪猷的命，因此两人的关系非常好，而丁扶生的儿子丁默如今在香港开公司，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下手对象。
1970年3月，克格勃想办法控制了丁默，让他同意往自己家里安插一名女仆，之后想办法将她送往台北，通过父亲的关系送入丁雪猷公馆。
傅索安在丁默家里当了一个月的女佣后，掌握了大量香港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为一名女佣所需的一切技能。丁默觉得她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女仆后，让妻子“凑巧”发现了自己一丝不挂的和傅索安在一张床上睡觉。
为了“家里安生”，“无奈”的丁默带着傅索安从香港飞回台北，请父亲给她安排一个“好去处”，不久后，傅索安如愿以偿的进入了丁雪猷公馆。
不久后，傅索安通过窃听得知，丁雪猷将会在10月接获美国人的化学武器的资料，为安全起见，下班后他会将之带回家，第二天直接送往“国防部”。
傅索安知道，丁雪猷有一个防盗性能极佳的保险柜，他到时候多半会将资料放在保险柜里。问题是那个保险柜的钥匙丁雪猷基本上从不离身，想要动手十分困难。没辙的傅索安想来想去决定“色诱”，结果这个计划被克格勃阻止。不久后克格勃给了她一架特制X光摄影机，以拍摄保险柜锁具的内部结构。
这天傍晚，傅索安趁着丁雪猷夫妇去参加舞会的机会，将X光摄影机安装在了保险柜外，神不知鬼不觉地拍摄了数张照片，并在第二天将它们一同送了出去。
靠着X光摄影机拍的照片，克格勃是有八苦制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锁具，针对性地配了一把钥匙后，将钥匙交给了傅索安。
1970年10月10日，丁雪猷在司令部从美国人手里接过资料后，将之带回家锁在了自己认为“万无一失”的保险柜里。
当天晚上凌晨时分，傅索安悄悄来到书房，打开保险柜用特工相机将资料全部拍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她就拿着装着微型胶卷的清凉油盒子出了门，将之送给了附近卖纪念品的“小贩”。
两个月后，傅索安登上了停靠在基隆港的苏联远洋货轮阿莫斯尔号，准备返回苏联，在船上，傅索安和船医成为了朋友，傅索安当时偶尔感到有些肝疼，遂请医生给她做了检查，结果一直到下船她的体检结果都没出来，不过傅索安也没当回事，觉得只是小问题而已。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傅索安先后为苏联立下了不少“功劳”，不过苏联方面从来没拿她当过“自己人”，傅索安在苏联时每天都有人对她进行监视。因此她逐渐开始有些抑郁了。
1973年11月，傅索安接到通知，克格勃高层经过研究后决定，让她去学习特工技术的“母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不用再继续当特工了。
高兴万分的傅索安不知道的是，“上面”之所以这么“慈悲”和她三年前的体检有关。傅索安离开阿莫斯尔号后不久，体检结果就出来了：肝脏上疑有肿瘤，估计为恶性。
船医将体检报告上报后，克格勃认为：“此事暂不要让傅索安知道，以避免引起她的情绪波动，加剧肿瘤恶化，同时，如果真的是肝癌，那也没有治疗的必要了，就算真的能治愈，傅索安也没了当特工的价值。”
因此，傅索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拖了整整三年。不久前傅索安再次进行体检时，克格勃确认她的确患有肝癌，而且绝对治不好了，“大发善心”的克格勃决定不再让她当特工，死在学校里就是她最好的归宿。
进入1974年后，傅索安肝疼得越来越厉害了，但学校里的医生们因为上面打过招呼，除非傅索安疼的“实在忍不了了”，否则不要给她打止疼针，傅索安因此每天在病床上疼得死去活来的，十分难受。
1974年4月13日，终于打上了镇静剂的傅索安，请负责照顾自己的人帮自己找几本书看。等那人出去后，傅索安先将被单搓成绳子吊在窗框上面，然后将自己的腕部静脉割破，用手指蘸着血在墙上写了个大大的“悔”字。
之后，曾经的女知青，如今的苏联女特工傅索安就这样死了，还不到25岁，至于她到底是后悔不该叛国，还是后悔不该当克格勃，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