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道路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在北大荒的七年知青生活。北大荒培养过我，我永远不忘。
我到北大荒的最初几年是在基层连队。连队每隔半月要开一次批判会或颂扬会。当时值得批判的事那么多，值得颂扬的事也那么多。每次我都是批判会或颂扬会上的重点发言者，这并非我很乐于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我无法推卸的义务。
我是第二批到连队的知青，照例要开欢迎会，欢迎会上照例要有新知青代表发言。新知青互相推脱，谁也不肯当发言代表，内中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出卖”了我，说：“让梁晓声做发言代表吧，他在学校里是个秀才！”
我也推脱。
指导员恼火了：“你们都是知识青年，写篇发言稿还那么难？别推了，就是你！”
与兵团的男知青战友
我对写发言稿从来是当成写作文那般认真对待的。整整一下午，字斟句酌，涂抹点串，写成了一篇五千余字的发言稿。
欢迎会开过后，连里的许多人，尤其是老职工和家属们，交口称赞我有“文才”。
第三批知青到连队后，我又代表全连致欢迎词。我的“写作实践”就这样从“革命八股”开始了。
“小梁，昨天张××从麦场偷了一条麻袋，晚上要开他的批判会，你写一篇重点批判稿！”
“小梁，机务排长死了，你写一篇悼词！”
“小梁，咱们连的毛著标兵要到师里去讲演，从今天起你别出工了，帮助写讲演稿！”
“小梁……”
以后，凡此种种“任务”，都落在我身上，有时连长交代给我，有时指导员交代给我。有时连长交代我写这，指导员交代我写那。
再以后，连里的黑板报缺少半板字；宣传队的节目要用连接词串成一台戏；知青伙伴们写检查；老职工们交代历史问题，全找我。
这种种实践，不过是“写字”的实践，与文学不沾边。对我走上文学道路，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连我自己也不能做出结论。但有一点是应该提及的，这种种实践，也可算我个人机遇链条上的一环，因为渐渐使我产生了一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写”的人的自信，而且暗暗开始向往在报刊上发表点什么。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对于写颂扬稿和批判稿同样感到厌烦了。写的兴趣由“革命八股”而转向格律诗词。小学教师的闲暇比一般知青多，我常独自漫游在大草甸子或徜徉在小河边，为的是产生“灵感”。回想起来，浪漫得够味。隔河是另一个连队，那连队的小学教师是老高三，也有赋诗填词的“雅兴”。我们志趣相投，成了知交。我几乎每天都过河去找他，谈格道律，相互吹捧。
如果当年没有《兵团战士报》，我今天也许不会走在文学道路上。
同年，我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
黑龙江对开展知识青年的各种文学和文艺活动予以充分重视，公正地说，是当作兵团精神建设的一项事业来抓的。
兵团宣传部将参加这些培训班的男女知识青年从各师各团甚至直接从各连召集到兵团总部所在地佳木斯市（有时也召集到某师或某团），最大限度地提供当时可能提供的一切条件，进行文学和文艺方面的培训。
参加了兵团文学创作培训班，我才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意识到我在连队的种种“写”的实践中所沾染的时代的“八股”文风，对搞文学的人是有害的。
培训班上，爱好文学的知青们，在一起无忌地大谈各自读过的文学著作和各自崇拜的古今中外的作家，颇似沙龙。与他们的接触，使我深感自己原来读书并不多。
大家都很刻苦，很勤奋。每人占据一张桌子，互不干扰。深夜两三点钟，能安然入睡的寥寥无几。招待所管理员心疼大家的身体，吩咐食堂天天为大家做夜宵。
我带到学习班上一篇小说，请大家提意见。都是知青，虽初次相识，却很坦诚，毫不顾及情面，一通七言八语的“轰炸”便“枪毙”了。我从连队带去的骄矜，也“土崩瓦解”。回到连队后，我变得谦虚了。半年内再没有动笔写什么，几乎对自己彻底丧失了信心。
一天，我收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寄来的信。他负责抓全兵团的文学和文艺创作。他在信中写道：“参加过我们兵团文学培训班的人，没权利自暴自弃。下一届培训班，我还要通知你来，到时候你要带来一篇好小说。否则，你连兵团一所为你服务过的服务员们也对不起……”
我又开始动笔。写了撕，撕了写。常常独自一人在小学校里写至深夜。冬天，教室里很冷，写一阵，哈一阵手。
第二年年初，我果然收到参加兵团第三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的通知。
又到了佳木斯，与崔干事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问：“带来小说了？”
我回答：“带来了。”
他说：“给我。我要首先看你带来的小说。”
我说：“现在不给，我还要改。”
“好！”他笑了。
我在培训班上将自己的小说给大家看，心中忐忑不安，唯恐又挨一顿毫不顾及情面的“轰炸”，遭到被“枪毙”的下场。
知青文学伙伴们是那么无私！每个人接过我的稿子都说：“一定认真看！”有的一接过稿子，当即停止自己的写作看起来。大家都看过后，晚上聚在一起，为我那篇小说“会诊”。
和当年在北大荒一起度过青春岁月的知青战友们合影
三千余字的小说，竟聚谈了两个多小时，被提出了十几处修改意见。他们都并非信口开河，意见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的。题目是他们最后为我确定的。有人看得仔细到某处标点的运用都提出了修改意见。教学态度认真的老师批改学生的作文，也不过如此。
我按照他们的意见，又修改了两遍，直至培训班结束后，才向崔干事交稿。我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向导》，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向导》是我在兵团时期的代表作。如同后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溃疡》成为我的代表作一样。《向导》之后我又发表了几篇小说和散文，但都不及《向导》。凭《向导》这篇小说，我被承认是兵团的业余文学创作员。
严格地说，我在兵团时期发表的作品，不算文学，它们介于较优秀的中学生作文和最低层次的文学之间。它们依然不过是“写”的实践的产物而非文学实践的产物。但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一步步走向文学之路。
我的创作简历，将一九七九年我大学毕业后发表在《新港》的小说《美丽姑娘》定为自己的处女作，这并不意味着对自己兵团时期发表的作品感到羞耻，只不过我认为它们确是非文学类的东西。《美丽姑娘》平庸，但它好歹跨越了中学生作文的水平，像是一篇平庸的小说了。
这里我要提及一个人——杨防。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是《苦菜花》的责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与一批“右派分子”一起被“清洗”到了哈尔滨，又进一步被“清洗”到北大荒，举家定居四师。
每次办创作培训班，只要他不病倒，总被请来做我们的义务编审。他身体非常不好，瘦而高，面容憔悴，形销骨立，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心脏病，才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仿佛六十多岁的样子。今天活跃在文坛的我和北大荒知青出身的编辑、编剧及作家，提起他都会产生由衷的缅怀之情。我们多少人当年在兵团发表的作品，是经他审阅过，指点过，亲笔修改润色过和热忱推荐过的啊！他为我们倾注过巨大的心血。
记得一次在十九团办班，住团部招待所。有天夜里，我醒了，听到隔壁一阵猛烈的咳嗽声。那声音猛烈得可怕，接着变成一阵残喘。我看手表，三点多了。知道隔壁住的是杨防老师，心中极为不安，匆忙披了衣服到隔壁。我推开门，见室内烟雾浓重，他双膝跪在地上，一手抓着桌沿，一手拿着谁的稿子，喘成一团，快要窒息了，皮包骨的脸，憋得青紫。
我赶紧将他扶起，帮他仰卧床上，从他手中夺下稿子，嗔怪地说：“杨老师，这么晚了你还看稿！咳嗽得这么厉害你还吸烟！”
他一动不动地仰卧着，喘息了半天才能说出话：“我觉得我快活不长了……我不能为你们做什么更有意义的事，也只有为你们看看稿了……我想多看……”
第二天，他病倒了，被送到兵团医院。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与其他兵团创作员们通信，总要探问杨防老师的情况。
那次大病后，他又参加过一次创作培训班，没坚持到结束，又病倒了，又被送进医院。我上大学的第二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
杨防，他是我文学上的老师，他也是我们文学上的老师。所有当年兵团的业余文学创作员，都不会忘记他的名字。
李龙云说过一句话：“他是为我们累死的。”
我在一篇小说《北大荒纪实》中，写到一位老编辑，就是以他为人物原型的，而且用的就是他的名字——杨防。
一九八二年我们十名北大荒知青重返北大荒“探家”，十人中九人认识他，对他怀有深厚感情。我们曾想到他家中去看看，到他坟上去凭吊，但因行止匆匆，未能如愿。
又要谈到所谓“个人奋斗”，我认为我们北大荒知青中如今当了编辑、编剧、作家的朋友们，可以说人人都是“个人奋斗”过来的。但是，在我们走过来的路途上，的的确确有兵团对我们的扶植和培养起过重要作用，的的确确有像杨防、崔干事这样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起过重要作用。如果为了将自己塑造得更像“个人奋斗”者而矢口不谈这一点，那也的的确确是忘恩负义了！
我不能忘记我的母亲给过我一个文学的“世界”。
我不能忘记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培养了我讲故事的能力，培养了我少年时期的写作兴趣。
我也同样不能忘记杨防老师。
我更不能忘记崔干事。
从十九团回连队不久，我被调到了我们一团宣传股做报道员。我的整个心已完全被文学吸引，主要精力在写小说、散文、诗歌方面。我做报道员的一年内，没写过一篇报道。幸亏团宣传股不止我一个报道员，股长和宣传干事对我很宽容，从未加谴责。
我不习惯在团各级领导们的视线以内活动。尽管我处处注意，他们也还是能从我身上发现许多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地方。我的种种努力徒劳无益，索性我行我素。
一年后，我被“精简”了，偌大一个团部，只“精简”了两个知青，我是其中一个。我被“精简”的直接原因，后来成了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情节。小说中的“我”因母亲生病，连里不批假，擅自回到城市探望母亲，其实是发生在我们团木材加工厂一个鹤岗知青身上的事。小说中副指导员李晓燕替“我”向连长辩护的情节，是源自木材加工厂团组织生活会上，发生在我与木材加工厂连长指导员之间的一场大辩论。我因此而犯了“思想立场错误”，遭到被“精简”的命运。
我耻于回老连队，怀着一种“较量”心理，血气方刚地要求将我分配到木材加工厂。我那时身体就很瘦弱，已经生了肝病。木材加工厂连长问我：“这样的身体，能干什么活？木材加工厂可不养闲人。”
我反问：“什么活最重？”
他说：“抬大木。”
我说：“那我就抬大木。”
于是我成了抬木班的一名“劳力”。
我身体毕竟太瘦弱，而且病着，一天比一天感到支撑不住。
兵团宣传部的崔干事，得知我被从团机关“精简”后，千里迢迢从佳木斯市来到我们团。他一见我就吃惊地问：“你怎么瘦成这样？”他望着我摇头不止。我的身体的确是要被累垮了，觉得在一团绝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转机了，便产生了回山东老家插队落户的念头。那一时期我忽然极想有一个小家、有一个妻子，当一个能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了此一生。崔干事听我讲出我的念头，生气地说：“那你就太对不起杨防了！他住院期间还问你最近又写了什么没有？你别忘了你参加过四次兵团创作培训班！”我无言以答。我坚决反对崔干事为我去找我们团的领导交涉什么，可他还是去找了。临行前到我们连去，正见我抬大木。
我从跳板上走下来，他把我拉到一边，严厉地对我说：“听着，你要挺住这一个时期，我将把你调离一团！参加过我们兵团创作培训班的知青，应当有几个成为作家。我负责抓全兵团的文学创作，我对你不只有友情，还有责任。”
我说：“中国好像不会再有作家了吧？”他说：“我指将来！十年后，二十年后！”我苦笑。他又说：“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十年、二十年后，我的话定见分晓！”他说得那么自信，跟我握了一下手就走了。我站在原地，一直望着他走到公路上，虽然感激他对我的关心，却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几天后，我病倒了，四肢软弱无力，一口饭也不想吃，浮在菜汤表面的油星也会引起我的恶心。但仍坚持着抬大木，不愿被连长和指导员认为我是累垮了。半个月后，我收到一封电报：
速往黑龙江出版社，培训期半年。
正是劳动间歇，我坐在一根大木上看过电文，许久许久没有力气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