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地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感悟。
我想通过它，告诉人们开始几批下乡的，並非像有的传说那样，被强迫或者糊里糊涂去的。当然，后来下乡的情形各异。
我还想说，知青对党和国家、对当地农牧区，是有一定贡献的。
我想通过自己对知青的认识，以及我的这段亲身经历，能有助于大家从多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正确、全面地认识知青。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北京女八中，是我人生里程中最重要的加油站。
刚考入女八中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季青校长（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的爱人）在开学典礼上，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
当时，她给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光辉历史；学校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之材。就是她那些不断探索、努力拼搏的讲话，始终在激励着我，教我在坎坷的人生路上，永不放弃、不断进取。
1963年，我考取了北京女八中。在以前的学校，我是全年级的学习尖子。所以，到了女八中以后，根据我在原来学校的学习成绩及个人表现，被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当时班上的团干部，除了我一人是外校考来的，其余都是本校考上来的。
但是，第一学期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却成了中等，我由团组织委员降到团小组长，又到一般团员。学习成绩的下降，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当我想起王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时，努力进取的勇气就有了。
我给自己订了一个规划：我要求自己的学习成绩，在高中一年级保持中等水平，在高中二年级达到良等水平，在高中三年级要成为班上的优秀学生。
结果，我提前一年进入了优秀学生行列。同时，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王杰”等运动中，还被树立为各种典型。所以，又重新被选为团支部领导，还在高中三年级入了党（“文革”前），并且学校还要保送我上大学。可惜，开始了"文革",未能成行，这也许是—生的遗憾。
1966年5月，“文革”在中学开始，学校停课，“内战”四起。“文革”初期，我和我们家都受到了误伤，我（修正主义苗子）和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分别在学校、单位挨批挨斗，家被抄，面对当时政治混乱，除了疑虑，更多的是不满。
1966年8月以后，我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与几个同学自发到工厂、农村参加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
1967年初，我又和几个同学从北京，步行到狼牙山，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一路上，我亲眼目睹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联想到高三毕业时，学校进行的“一颗红心，多种准备”的教育，深深地认识到，是劳动人民养育了我们，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理应到农村去，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献给农村，去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狼牙山社会调查过程中，我给一位“文革”初期，一起共过事的25中学生去了一封信，谈了我很多社会调查的体会和打算。他回信说，他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他们班的同学曲折，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想法。
1967年4月，我从狼牙山返回北京，目睹京城仍在“内战”，加上父亲也被“革命”（被打成走资派），很反感。当时，大概是因为江青4月3日、4日的两次讲话，使北京中学生分成了“四三”、“四四”两派，派仗打得一片混乱。
我想，中学生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那时，我虽然有探索前进方向的想法，也有摆脱困惑、寻找新出路的渴望。
当时，北京25中的曲折和一些同学，也对“文革”打派仗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他曾发出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就有很多人报名。在创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学生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
就在这个时候，我从狼牙山进行社会调查返京，曲折的那位同学把我介绍给曲折（后来我们成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夫妻）。我们认识之后，在探讨中学生运动应该向何方走时，我谈了很多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分析了农民养活知识分子又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问题，大大影响了他的思想。
思路清晰了，决心下定了，我们开始筹备到农村插队。一些同学听到这个打算，也准备和我们一起去。就在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旁边贴了一些大标语，过去插队知青要求返城。于是，我们又在一起学习毛主席《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著作，觉得毛主席提出的青年运动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该没有错，我们一定要亲自走一走这条道路。
当然，赞成到农村插队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非常大，我们团队的人数由少到多，又从多到少，最后剩下10名坚定者：女八中的郭兆英、郑晓东；二十五中的曲折、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王紫萍、宁华：二十二中的王静植；女十二中的金鹍。我们10人中，没有一个人的家长同意子女插队落户，但大多数人又不敢反对。
我是独生子女，父母舍不得，多次找人、找学校做我的工作。当时，学校军宣队还准备让我做学校党支部书记（其实我只是个预备党员），所以学校也不同意。但是，我始终非常坚决，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只要认准了的事，一定会努力去做，並且会坚持做好它。
我们筹备开始，先是选地点。开始比较理想主义，再加上青春浪漫，惟恐走得不远，沿着地图的边界线找，选中了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方，好让自己没有退路。计划9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出发。
随后，我们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北京市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同志，不赞成我们去新疆，说中苏边境纠纷多、不稳定，建议我们到内蒙古去，我们同意了，并等市劳动局出面，与内蒙古有关部门联系之后，我们再决定去向。
10月初，内蒙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张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们。
10月8日那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钰、李冬民，北京市劳动局、教育局的领导，接见我们10个人，叮嘱我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尊重民族风俗，把牧区建设好。还要求我们，为留在学校的中学生带个好头，打响第一炮。当时，我们第一次隐约感到，他们可能要把我们的行动，同中学的分配连在一起了。
10月9日清晨，我们10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送行的同学和朋友，还有家人。北京市劳动局也组织了欢送队伍，气氛很热烈。我们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宣誓（誓词事先准备好的，比较长）。慷慨激昂宣誓之后，我们坐上北京方面派的大轿车，带着光荣而又沉甸甸的使命，像要上战场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地北上了。
1967年10月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从学校走向牧区，将准备在人生的旅途中走一条曲折的路。曲折的路，始于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前；曲折的路，就是从1967年10月9日这一天开始。
谁也没有想到，1967年10月9日，我们10名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盟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随后，成千上万的知青从全国各个城市走向农村、牧区，人数达1700多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
当我们10个人走出自己人生的这一转折时，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想过。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举对毛主席挥动巨手会起到某种作用；不会想到，此举会为成千上万中学生的安置工作提供思路；也不会想到，它竟会像一颗火种，燃起了熊熊大火，燃遍了“文革”中的中国大地；更不会想到，在我们之后10年间，有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而后又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形成相当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大迁移，冲撞得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在我们到草原落户的第二个月，即1967年11月，又有300多名北京中学生，作为第二批知青来到了内蒙牧区插队，我们第一批十名知青，在锡林浩特市和广大市民—起，隆重地迎接了他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在全国形成高潮。也许我们的行动，在当时对全国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的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我认为，面对当时国家经济的危机四伏、社会秩序的混乱动荡，学生无法升学就业的局面，出现了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缓解了各方面的压力，仅就这一点讲，知青是有功的。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改变农村旧面貌的事迹，体现着我们这一代人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知青精神是一种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执着进取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过去需要，今天需要，明天更需要，我愿知青精神发扬光大，永不衰减。
“知青”这个专有名词，48年来，一直紧随着我，伴我走过了坎坷的人生路。回想起我走过的路程，它包含了多少苦涩和自豪。同时，我也深感付出的太多，失去的太多。48年来，虽然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未能成就骄人的事业，心中曾不是滋味，可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蹉跎岁月和努力进取，伴随我走过了前多半生。一路成长的艰辛，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懂，因为我们对生活的忠诚，有自己的深度和过程。生命道路坎坷而曲折，再多苦难我们也担承了，岁月中的苦涩、苦难，造就了我们丰富的人生。缺憾也许是一种美，因为它是用信仰来支撑的。
我想，我们的知青朋友们是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更好地、更切实地规划一下未来的生活，如何健康、快乐、积极地走完我们后边的人生路！
我常跟我的朋友们讲，这也是我当前的生活态度：昨天已经属于过去，不必得意，也不必追悔；明天还未到来，无法想象，也无法把握；只有今天常在，努力过好每一个今天！
2015年10月9日
老知青酔在《草原恋》的歌声中：
「支持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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