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不能成为村里的负担”
很多人知道王岐山先后从事了历史工作、经济工作和纪检工作。但鲜有人知道，高中时的王岐山喜欢读哲学著作。王岐山祖籍山西，据和他在一个大院长大的玩伴回忆，其父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抗战时期拒绝给占领青岛的日本人干活。1956年，8岁的王岐山从青岛转学到北京。在北京三十五中读高中时，老师讲到哲学家艾思奇（1910年—1966年）的观点，王岐山便找来他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这本书当时是一些大学哲学课的教材。王岐山曾回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
当时三十五中有高中的优秀学生给初中学生当辅导员的制度，王岐山是一个初中班级的辅导员。日后担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任志强就在他辅导的班里。王岐山读高一时，他辅导的班上有个同学颇为傲气，王岐山便用上述哲学观点和他谈心，结果话被传开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些观点给高中生王岐山带来了不小的风波。
任志强在《野心优雅》一书中回忆说：“辅导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大哥哥，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导师，却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阅历帮助我们独立思考。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岐山找我谈话，让我写申请，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这一步之差，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
“我们这批1969年1月7日从北京出发。知青专列开了一夜，8日中午到西安，晚上到铜川，在铜川住下。当时的柏油路只修到铜川，再往北就是石子路，颠簸得很。9日早上天不亮，每人发了几个烧饼，然后坐军用卡车奔向延安。9日晚上到达延安后，我们就住在中学的教室里。10日，我们被分给延安县的各公社。当天下午，各大队把分给自己的学生接走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前馆长吴永琪回忆，“王岐山跟我们是一批的，那会儿他不到21岁。我们被拉到甘谷驿公社时，他们三十五中的几名男生和十中的几名女生被拉到冯庄公社的康坪大队。”
据说，冯庄公社的刘文华副书记提前在北京和被分到冯庄的知青见了面，介绍了“美丽的冯庄”：“冯庄有青山，山上有苹果树和山泉水，可美了！”知青来了之后大呼上当：山上光秃秃的，根本没有苹果树。
王岐山等14名知青刚到康坪大队时，吃住在老乡家里。一名女知青很不适应：“到老乡家吃饭，窑洞里黑乎乎的。筷子是用柴火棍儿做的，屋子里还散发着怪味儿。”王岐山把知青们叫到一起开了个会，他说：“我去生产大队韩队长家吃派饭，全家人拣最好吃的给我。人家从心里把咱当尊贵客人看，我心里很愧疚。我们知青到了村里，不能成为村里的负担，首先要在生活上融入村里，要成为村里的一个社员。从明天起，我们吃了谁家的派饭，就要帮谁家干活。首先要学会和社员进行交流，主动跟社员们学说陕北话。”知青们按照他说的办法，很快就熟悉了大队的情况。
当时在康坪大队当支书的尹治海带《环球人物》记者去看知青们居住过的地方：“我们决定给他们打几孔窑洞。最初打了3孔，但都塌了，后来又选了两个地方，还是不行，第四次打的窑洞总算结实了。”当年，王岐山和另外5名知青挤在同一个土炕上睡觉，每个人只占大约半米宽、两米长的区域。如今，北京知青住过的3孔窑洞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各窑洞的木门和院子的大铁门都上了锁，平时不准外人进入。年近70岁的村民赫生来隔三差五来打扫一次，除了窑洞内部和院子，就连通往村口的小路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别给北京知青丢脸”
住处解决了，但吃饭问题不好办。据王岐山后来回忆：“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赫生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知青来康坪第一年，公社分配给他们每人30来斤粮食，都是玉米、高粱等粗粮，没有细粮。“学生只会煮玉米、烤玉米，不会别的做法。后来有人教他们把玉米做成馍吃。”
整个“文革”期间，全国有超过1000万知青上山下乡，走进延安的北京知青超过2.6万人。任志强也在冯庄公社的郭庄大队插队，他详细回忆过吃不饱的艰苦：没有炒菜的油，连酱油等调料都要到十几里外去买，想要吃肉更是奢望。
很快，春天来了，知青们要在地里一边施肥一边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粪到了田里，播种也是技术活。王岐山和知青们先用牛把地犁出一道道沟来，然后把粪从粪袋转移到粪斗里，把粪斗系在腰上，再把盛种子的容器系上，“一只手洒一把粪，另一只手点一下种子”。吴永琪说：“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谷子地卧下鸡，高粱地卧下牛。我就没掌握好播种技术。”
如果中午在山上吃饭，知青们有时连手都没法洗，在衣服上抹抹手就吃。播完种要浇地，但为了不影响村民白天劳动用水，王岐山总是和知青们晚上行动，扛上铁锹把山泉水引入田里。
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任志强曾回忆：有一次郭庄知青因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而跟其他村的同学、老乡发生了冲突，犯了“政治错误”，“王岐山只好再次出动，将我们村的几个同学‘发配’到了其他的知青点，以解后顾之忧”。
知青们一周休息1天，有些知青下棋打扑克，“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当桌子看书，看数理化方面的书”。村里的赤脚医生尹大才当时还不以为然地对王岐山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回答：“这个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尹治海记得，“王岐山还爱看《红旗》杂志和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队里还有人议论：“外国的书？是正确的书吗？”
忙活了一年，大队要按工分把收获的粮食分给大家。王岐山和几个男知青干一天农活能挣10工分，女知青一般挣8工分。任志强回忆说：“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一盒火柴。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相当于好几天的工分。”知青们从此自给自足，第二年，公社不再给他们分配粮食和钱。“小米也有了，自己也种菜了，学生的生活好过点了。”赫生来说。
窑洞里至今摆放着当年知青用树枝编成的粮食囤，每个囤都有1米多高。为了防止宝贵的粮食粒从树枝间的狭小缝隙漏出去，王岐山带领知青们在囤的内壁涂上一层泥，等泥晾干之后，就可以往里存储粮食了，每个囤能装好几百斤。
“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文革”期间，文博事业停滞不前，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关闭多年，直到1971年才重新开馆，决定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10名讲解员。“我们大队的知青都去面试了，口才好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尹治海说。在甘谷驿公社插队的吴永琪也被招来。据吴永琪回忆：“1971年9月下旬，我们10个新讲解员先被安排在西安市西大街的省文化厅招待所，在那里住了近1个月。省博物馆把宿舍腾出来，我们才搬到馆里。我和王岐山住对门。”
知识丰富的王岐山时常给其他讲解员讲述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国际政治局势。“很多内容别人都听不懂，就跟听天书似的。”吴永琪印象最深刻的是：1971年10月，他和王岐山等人到省博物馆下设的草堂寺农场秋收。“在这期间他就悄悄跟我说：‘永琪，北京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啊？’‘肯定出事了，大事。现在的部队枕戈待旦。’”吴永琪说，“‘枕戈待旦’这个词我是头一次听人使用，印象特别深刻。等我们从农场回来，博物馆就传达了林彪叛逃的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大事很敏感。”
讲解员归博物馆陈列部管，时任陈列部负责人卢桂兰回忆说：“他们刚来那会儿，博物馆正需要人，老讲解员年纪都大了，很多都转到别的岗位上，新讲解员要迅速上岗。培训过程中，我感觉到王岐山比别人成熟。博物馆有外宾来参观，谁业务熟谁就陪同讲解，有些人讲得比较生涩，但他讲得很顺畅。”
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但民间往来开始逐步回暖。1973年春，美国汉学家简慕善等人参观陕西省博物馆，由王岐山负责讲解。他不但顺利完成了任务，还给简慕善留下深刻印象。简慕善后来给卢桂兰写信，请卢桂兰“代问王岐山先生好”。
卢桂兰还推荐一些书给王岐山等人，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通史》等。据吴永琪回忆，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带有几分舌战群儒的气魄”
1972年，陕西省博物馆有两位老同志考入西北大学。王岐山听说后也打算去报考。那时，西北大学在陕西省博物馆每年只有两个入学名额。卢桂兰是西北大学历史系1962年的老毕业生，王岐山便经常找卢桂兰请教一些问题。
1973年9月1日，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全系一个考古专业班、一个历史专业班。历史班有近50人，主要课程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哲学、英语、语文、政治经济学、考古等。
刘安琴和王岐山是班上的文体委员。刘安琴主要负责文艺活动，王岐山主要负责体育活动。“我们两个当时配合得挺默契的。”刘安琴说，“王岐山比我大6岁，就像一个老大哥，我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困难就向他请教。入学后不久，我问他：‘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学习？’他说：‘你应该给自己制定一个长远计划。’”当时只有19岁的刘安琴听了感到很茫然，接着问道：“什么样的长远计划？”王岐山说：“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你觉得自己更喜欢哪个，就朝着哪个方向努力。中国历史有很多方面，世界历史也有很多方面……”王岐山说了很多，刘安琴发现他对文史知识非常了解，是个有远大目标的人，“绝对不是来读死书的”。
王岐山是历史系学生会主席，历史系1974级考古班的赵丛苍是校学生会宣传部长，他回忆道：“作为师兄，王岐山很大气，经常主持晚会等集体活动，可以说是系里最活跃的一个。”有一次，王岐山主持历史系迎新会，在场的还有各位老师。进行到中间，王岐山对着台下喊道：“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梁继宗老师歌唱得好，我们请梁老师唱一首要不要？”同学们欢呼：“要！”梁继宗声音高亢，他唱完一首歌，王岐山又喊道：“梁老师唱得好不好？”“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梁老师于是再唱了一首。王岐山又用同样的方式，请世界历史老师高扬表演朗诵《沁园春·雪》。“那时候就觉得王岐山能把老师也调动起来，真是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魄力。用今天的话说，他身上充满正能量。”赵丛苍说。
王岐山非常敬重教哲学的张岂之老师，媒体曾多次报道他回到西北大学看望这位恩师。据赵丛苍回忆，当年的张岂之，头发和中山装打理得非常整齐，冬天必戴围巾，一派学者形象，与人交往十分亲切。“他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他学术思想的主心骨。”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大学时期的王岐山谈论起时事时，“带有几分舌战群儒的气魄”；而在生活中，他性格豪爽，“特别爱笑，笑起来声音很洪亮，嘴角还有酒窝”，很爱跟朋友开玩笑。
有一次，吴永琪到西北大学看望他。“他到食堂请我吃饭，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是个穷学生。不过，他没请我吃什么好的，买的馒头。”两人一边就着刷锅水一样的汤咽馒头，王岐山一边讲笑话：话说有穷哥俩去赶集，见弟弟饿了，哥哥给弟弟买了个萝卜，弟弟吃着吃着就哭了，哥哥安慰说吃吧吃吧，吃完再买，怎么也得吃饱。其实弟弟根本不是因为感动流泪，而是因为被萝卜味辣的。“是个带着心酸的笑话。”吴永琪说。
“岐山就堪当大任”
1976年，王岐山大学毕业。“当时对工农兵学员的政策是‘哪来哪去’，王岐山又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卢桂兰说。
同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有一次，袁仲一办讲座，讲述古代西域高昌国及其国王麴（音同曲）文泰。“讲了一会儿，台下有些人觉得自己挺行的，就开始插话，把会场气氛弄得乱七八糟。王岐山实在看不下去，就站起来维持秩序：‘咱们先安静，请袁先生讲完咱们再说行不行？’会场逐渐安静下来。”吴永琪对此事记忆深刻，“台下那些老职工我们都得叫老师，王岐山和我只是旁听的小字辈。他说的和我想的虽然一样，但我就没他那种魄力说出来。他能够把一个局面控制住。这件事也非常能体现他的责任感，我那时想，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呀。”
王岐山的行事风格和能力也得到其他同事的认可。馆里的考古专家韩伟就曾对吴永琪说：“永琪，你现在是跟着我干。什么时候你能领着人干，就成功了。你看，岐山就堪当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