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上山下乡使知青成为社会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最偏避的山村，在那些最贫穷、最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一些纠正和改变。并不是说贫下中农比知青更革命、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山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扭曲时代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
许多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品种、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建小水电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也使知青这一代人培养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一代知青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已成为其人生所特有的宝贵财富。
知青到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农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知青们通过当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和搞农业科学实验传播了科学知识，一些农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通过进一步的升学，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城市。
有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学术、文化、艺术界等。其中，身任高级官员的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早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这些人从不讳言那一段经历，因为这意味着拥有实际经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下层群众的自然亲和力等优秀素质。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构成目前知青群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当这些人讲述自己早年磨难和日后成功的关系时，他们的故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实，许多人从商是出于偶然和无奈，投身于“文革”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他们不甘寂寞但上进无门，幸好有了市场经济，使他们得到发挥能量的机会。他们的行为有时会暴露自己的经历，比如除了商业的计算，还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义；他们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队的乡亲，慷慨地对仍然贫瘠的土地作不望回报的投资；有人热心于张罗同学会，为昔日的同窗和战友排忧解困。
一场特别对话的展开
何瑜是1968年底到山西忻州插队的北京男知青，一直在农村待到1975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山西大学，在山西大学硕士毕业后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目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王春生是1969年来到北大荒农场的上海女知青，1974年被提拔为农场副场长、团委书记，后来担任黑河地委某部门的领导。1978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1985年到1994年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工作。1995年不甘寂寞下海，目前担任一家国际大型猎头公司的总经理。两人在读研期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最后结为夫妻。作为本刊社长的同学兼好友，听说本刊将“新上山下乡”作为2009年第4期的封面故事主题，非常高兴，应社长之邀，夫妇俩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一场特别对话由此展开。
中国商界：每一个知青都有许多难忘的故事，故事从走向农村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你们还能回忆起下乡前后的情形和感受吗？
何瑜：我15岁初中刚毕业就被要求下乡，当时我是不愿去的。但如果我不去，我父母的日子就不会好过。我是孝子，不愿我父母再挨斗，就决定去了。我的户口在1968年底就迁到山西了，因为生病，我是1969年元月去山西忻州的，我到那后在县城住了几天，然后只身走到村里头。当时不认路，只是知道大方向，沿路问，在大雪天里，深一脚、浅一脚走到我插队的那个村，第二天就去干活。
王春生：我记得是1969年3月从上海去北大荒。先坐的轮船，还是装货的，风很大，船晃得厉害，许多人吐得一塌糊涂。接着坐火车，5天5夜，火车下来后，坐蹦蹦车，“蹦”到农场。真冷啊，当时发了军大衣，大家包的严严实实。到了连队，进入宿舍，大通铺，平均每人80公分宽，睡觉连翻身都困难。第一次干活是捡豆豉，我记得特清楚，捡完后我坐到陇埂上，我就想，哪个方向是朝南啊，妈呀，我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啊，多么遥远呀，感觉永远回不了上海，心情很沮丧。再加上我们到的那个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是管劳改犯的，领导很凶，管我们跟管劳改犯似的。当时正赶上遭灾，没得吃，尽吃高粱茬子、窝窝头，咽都咽不下去，一天三顿汤。当时有个顺口溜：“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捞月亮”。后来我当了领导，亲眼见到一些知青由于无法在艰苦的环境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得了精神分裂症、忧郁症。
中国商界：几千万知识青年在领袖的一声号召下奔赴农村和偏远地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大多数青年的心态如何？他们身上有些怎样的精神特质？
何瑜：当时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多数人是高高兴兴走的。我们那代人带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像毛主席诗词里说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经历那个年代的艰苦磨炼，这批人回城后成为社会的中坚，有许多人经过自学成为各领域的栋梁、各行业的精英，就是因为有那种观念和志气。那种观念和志气，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那种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的顽强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只有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来，在城市是培养不出来的。
中国商界：大批知青同时下乡，对当时农民和农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农民的心态是怎样的？
何瑜：当时知青下乡是不平衡的，不是说都去农村，我太太是去的农场，有的是去军垦(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地方层次不同，军垦也许条件更好一些，农场相对要差一些，我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是最艰苦的，生活没有保障。我在农村插队从头到尾共7年，从18岁到25岁，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我最后是融入到农村了，当时做过生产队长、政治队长、专案组组长。现在一些文艺作品反映知青生活的，都与我们有一段距离。当时知青到农村时，农民是不欢迎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土地是有限的，我们去的时候，等于是说要分农民的资源和口粮。
我们那个村子不大，在公社里是最小的，去了十七个知青，每年要分农民的口粮。刚去的时候农村非常穷，最穷的时候一个工分是一毛七。感觉印像最深的是秋收后粮食上秤分的时候，农民的那种眼神和心情，包括分给我们知青的东西决不是最好的。我现在非常理解，我们等于是吃农民的饭，他们内心里并不是很欢迎。但这是政府的政策，一个县分多少，一个村分多少，那都是上面批发下去的，你不能不接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农村里经常发生一些知青与农民的冲突和矛盾。
中国商界：在那个城乡差别巨大的年代里，从一个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乡村环境里生活肯定非常不适应，也会遇到一些令人终身难忘的事。
王春生：我说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按东北的习惯，白雪皑皑的严冬季节是要在暖炕上叼着旱烟袋“猫冬”的。但在“文革”极左思潮还没结束的年代，提出的口号是：“变冬闲为冬忙”。主要的工作就是白天把猪、马、牛、羊冻成冰坨的排泄物用大镐刨开，晚上由拖拉机拽着爬犁运到地里。当时我年仅15岁，居然懵懵懂懂的当上了一连之长。为了以身作则，我带头报名参加了夜间送粪的行列。
那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正好是腊月初八，滴水成冰，室外温度摄式零下48度。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寒夜，我带领女排12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前往离驻地一里开外的猪圈铲粪装爬犁。酷寒难捱，我看送粪的爬犁车还没返回，便命令女排的姑娘们到猪产房去取暖等候命令。在那个冬季里为了保证猪崽的存活率，全分场最温暖的地方就是猪产房。虽然骚臭气冲天，但烧得热气腾腾。十几个姑娘在我的一声令下，高兴地蜂拥挤进了那骚臭难忍但温暖无比的“庇护所”。我一人则孤零零地留守在粪堆旁，等待拖拉机的返回。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令我每每想来还会后怕，如果拖拉机晚回一分钟，我的命也许早在40年前就交代在莽莽荒野中了。但也正是有了这与狼共舞的日子，使我此后40年的抗挫折能力和幸福感比一般人强。因为死亡都曾经经历了，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
中国商界：40年过去了，那段经历仍然在你们心里萦绕。现在回想起来，你们如何看待那段历史？
何瑜：现在的舆论包括回来的知青，回忆都愿意回忆美好的，很少去分析负面的东西，国家的浪费、知青青春年华的浪费，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没有人去谈及。我们公社知青40周年聚会，大家说了几句话，回忆难忘时都说教育了我、锻炼了我，可能很少说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40年的艰苦教育给下一代，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
王春生：今年3月份是我们下乡40周年，我们这些知青战友将会在上海有一个聚会，来纪念和回忆我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4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许多知青回城后继续不屈不饶地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努力奋斗，但终因各种欠缺而被历史进步的车轮落得很远。其中很少一部份知青回城后取得了成功，确也得益于在农村艰苦环境中的磨炼。
中国商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先富人士中悄然兴起，他们为了远离城市的喧嚣和饱受污染的环境，到乡下购地置房，自种有机蔬菜，享受田园生活。这被称为“新上山下乡”，谈谈你们的理解，与原来的上山下乡相比，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
何瑜：我理解新上山下乡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应届毕业生下乡，一个是有钱有闲的人到乡下去生活。这个在我身上也体现了，我在11年前就在怀柔水库旁边买了一亩地，北京刚富起来的演艺界人士在那做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我选的地方非常好，离怀柔水库也就100米，旁边全是果园，处在怀柔水库的一个半岛的岛尖上。一切似乎很好，但有一个令我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说，有钱有闲的人到农村去，除非是开发商开发成片的居住项目，那相对没有问题。如果是个人单枪匹马去租地或买地，在那建庄园或别墅，你就会遇到很多麻烦，这与我们当年下乡时遇到的问题相似，那就是农民也不是很欢迎。他有一种心理作用，改革开放了，你城市里人挣钱了，你到农村占地，你有钱你买，他没钱，心理不平衡，所以他就给你找麻烦。当然如果你是带着项目和资金下乡的，农民的态度又另当别论。
王春生：“新上山下乡”这个点你们选得很好，但要做出深度也不容易。我认为新、老上山下乡有三个不一样。一个来说，新的下乡跟老的下乡目的不一样。那时候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是城乡一体化，是改造旧农村，建设新农村，下去的人地位提高了。像这次我们去美国回来感受很深，洛杉矶周边那块有八十多个城市，你找不到哪是农村哪是城市，就是我们说的消除城乡差别，人家已经做到了。
第二个是下乡的心态不一样，那时是没有选择的，工作没有分配，老66、67、68届全都下乡去，现在我们有选择了。
第三个来说是农民态度不一样，农民当年是不欢迎的，中国人多地少，我都没得吃，你来干什么？现在农民大都是欢迎的，年轻农民都进城了，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地都空了，现在提城乡一体化，出现了空档，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到农村去把农副产品附加值提高，使愿意下乡的人的价值得到提升，在那里可以开辟一个广阔天地。
何瑜：城乡、工农差别还是很大，新上山下乡是一个好的开端。缩小差别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也许是一代、两代、三代，现在才开始。
何瑜：“新上山下乡”是一个新时代的变革开端，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运动初始阶段，推动这一运动的政府、企业家和学者，要把这个问题更全面、更深刻地想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国家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人的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难的，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程，需要政府政策措施的推动。这里有一个重新教育农民的问题。原来让有着新文化、新知识、新观念的年轻人接受观念落后、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教育是一种倒退。当时的领袖可能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出台的政策，今天看来，不完全正确。实际来看，谁接受谁的教育？谁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文化，那就要接受谁的教育。现在的新运动是教育农民的运动，让其意识到这一点，这需要农民的配合。如果农民的观念不转变，光靠行政命令去做，长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