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文写于2016年纪念毛主席逝世40周年的日子
一、新中国起步时的社会状况。
我们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决策，是王者之谋，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结合新中国的内外环境、实际状况，以及客观需求，肆力于国家的发展安全所作出的抉择。他们在决策的第一步，必须认识和把握天下大势，即国内外环境、实际状况以及客观需求，这是任何战略决策(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制定的基础和依据。也就是说应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交替时的国情，从所见所闻和第一手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坚持历史真实与严谨学术的态度，十分关键。背离这个基础与依据的纸上谈兵，主观的争论，无异于浪费精力。正如古人所云：“处事识为先，断次之”。因此，现在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之前，就应该弄清这个基础和依据。
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基础和依据表现在三个基本点上。
第一个基本点，是新中国处于准战争的环境与时局，用当时流行的话就是“战争边缘”、“冷战”等。国家领导人不当咖啡店的清谈家，不当目光短而浅的小市民，就势必选择战时体制，必须要举全国之力认真对付，必然采纳一些区别和平环境的政策与举措。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3月接见外宾谈话：“杜勤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
新中国是历史古国，也是世界大国，在地球的国家版图上居第三位，西方列强视为肥肉，企图瓜分。如1900年的《辛丑条约》，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幸得之于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胆识，大一统中国，避免论为二、三流国家)。西方列强对其美梦的破产并不甘心，尤其是二战中的爆发户美国具备主客观的优势，长期龂龂相向，甚至出兵挑战。到清末民初签订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年平均14个，月均1个多，被新中国一笔勾销，谁会就此罢手，释放“海洋文明”的善意呢美国依法治世，率先出台《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欧洲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出口军火与其它战略物资达500多种。国内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在一片“民族复兴”的喧闹声中，敛财肥私达一、二百亿元，临逃亡台湾还将大陆的3526万银元、777万两黄金和大量外汇悉数卷走，并多方控制海外市场。对新中国当家作主的穷苦人，有切齿之恨，仅在新解放区就杀害4万多干部群众。出动剩下的海军封锁大陆港口，先后拦截16个国家的商船600多艘。
“树欲静而风不止”，客观存在的准战争环境与时局，兵凶战危。由此决定了新中国抉择举全国之力的战时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区别于和平环境的战略决策与举措，以尽快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知青上山下乡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决策。城市学生青年是一支充满朝气的生力军，一支勇敢的突击队，有利于提高农村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生产更多的战略物资;有利于兵民结合的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确保国家领土的安全，几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性、因果性。我们认为：新中国的准战争环境与时局，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之一。离开准战争的环境与时局，违背历史基本史实的所谓“评价”只会扰乱历史的阅读视线。
第二个基本点是大而弱的农业国，生产不出起码的国家需求的战略物资。新中国的成立，只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结构，地理版图还是老模样——山多、地瘠、水缺、半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粮棉钢铁橡胶战略物资奇缺。虽有16亿亩农地，但广种薄收，旱涝虫灾不断。穷年无所出，饥民流浪。直到新中国建设十年的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灾害最重的三年，面积分别是总面积的42.3%、62.4%和59.8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积连续受灾，这在世界史上少有的。1997年代展出法国殖民者方苏雅拍摄的云南历史照片，轰动一时，终绎不绝的云南人看着清末民初的上百张黑白照片，无不目瞪口呆，“我们云南人咋个同叫花子一样”这个侧面充分说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太低太差，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太重太艰巨，离现代化的距离太大太远，单靠农村的内因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一些非常举措，诸如大力动员城市的力量各行各业的支援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时橡胶也是战略物资，可是旧中国产量少得可怜。启动全国工业化，橡胶是“工业的肌肉”，——生产百吨钢需要1吨多橡胶，否则不能健康运行。斯时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进而威摄马六甲海峡，让中国难以购买东南亚盛产的橡胶。海南和昆明需要的橡胶芽条，要到香港购买，印尼、马来西亚的芽条乘机高价销售。还有橡胶种子，一粒一粒数着销售，价格胜似黄金。1950年代，由于中财委和各省国营贸易公司的努力，全国物资市场稳定，持续几年的恶性通货膨涨被有效遏制，创造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毛泽东主席很为感慨：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段历史产生较大的影响，直到1990年代，中国有关部门专访德国，他们以为治理通货膨胀德国有成功的经验，“取真经”。西装革履拘瑾有加的一行人到了德国，一副小学生求教的神情很可爱。德国的主人好容易听明白来意后，认真地回答：“你们太谦虚客气了，中国是世界上治理通货膨涨最有经验国家之一，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呢!”一席话把这行人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德国主人开玩笑了。因为他们的脑瓜里塞满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上述事实说明：“手里没有一把米，连鸡都叫不来，”粮棉煤铁橡胶的生产与供应，似乎行为普通，但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属性。因而，广大农村能否生产足够的这些物资，必然成为全国的大事、最迫切的任务。千千万万知青上山下乡就是承担国家政策的宣传队，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队，加强和提高人民公社管理水平的工作队，易风移俗，寓教于乐的文艺队，为贫穷落后的农村边疆注入新的活力，将潜在的战略资源能量尽快释放出来，转化为强大的战略物资的经济实力。
上述事实说明，安全是国家的第一要素，没有新中国的国土安全而谈其它，比如家庭利益、个人升学等，试问有何意义我们认为万里边疆的发展安全，一是关乎到新中国的存亡兴衰，决非儿戏。不能因为边疆遥远，艰苦和落后就拱手让给外敌;也不能因为边疆贫穷，就不去建设与发展，孤悬域外。经过30年的建设，万里边疆成为既是拼杀抗击外敌的前线，又是战略物质生产供应的后方，前所未有的坚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老一辈革命家逝世后，发生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上访事件的错综复杂。有下层因素，也有上层因素，喊出“我要回家”的口号，反映他们彼时彼地的诉求，有一定的原因和合理性。但是有的人就借这个口号全盘否定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地位以及突出贡献，用一时的特殊性否定长期的合理性，其居心就叵测了。二是万里边疆的发展安全，取决于国家领导决策层，需谨防和识破像曾国藩、李鸿章一类的权奸，尽管他们道貌岸然，才高八斗，巧舌如簧，不乏吹鼓手，却是朝庭之大患，国家之大盗。
二、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提出
1949年10月，中国完成新旧政权的交替，仅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结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旧社会留下了山多、土瘠、水缺，半原始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的遗产，并不就像“芝麻开门”的神话故事那样，一声门响什么旧东西烟消云散，蓝天白云，绿水长流;一声门响高楼豪车，金银财宝光鲜灿烂，男女手指就给上一枚钻戒。旧中国的落后、贫穷、大而弱等三大沟壑依然横亘在脚下，各种陋习弊端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之低，世所罕见，而且每前进一步均存阻力，充满变数。东方古国砸碎半封建半殖民的枷锁，如何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安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是一个空前未有宏大复杂的现时课题。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要从艰苦探索和反复权衡中，从一团团乱麻中理出经纬，编织国家发展安全的战略决策链网络，决非易事，付出相当的心血代价。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乃是其中之一项，同新中国社会状况的三个基本点紧密相连。
1、艰辛探索，反复权衡
在建国前夕召开全国人民政策协商会议上，民盟领导人张澜感慨而言：“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是难上加难。”
1949年，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兴灾乐祸地预言：“中共政权在五年内没有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在新中国某个将来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英国首相乔治·布思曾受到毛泽东两次接见，他在回忆录里说：“我觉得他都是表达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同事们进行磋商之后产生的看法。我感到他们是成夜成夜的坐在桌旁，把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辩论清楚。确实，一位官员曾对我说，中国领导人在长征期间就养成了夜间辩论的习惯，现在简直无法使他们改掉这个习惯。”又说：“每个人都充分了解到新情况。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我们有了进步，但事实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进步更快一些。”
1957年法国总理孚尔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接见很高兴，他在《晚上会见毛泽东》一文中写道：“他特地为我曾接见中国青年代表团亲自向我道谢。毛泽东以抑制的感情谈起中国，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心。……‘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提起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是，没错，但比较起来，成绩还是很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稍微垂着头，好像是承受着命运的沉重力量。”这天晚上涉及许多话题，其中有法国农村合作社的作用与成效。
2、并非个人行为，全党共识
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从青年时代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凭借坎坷的大半辈子经历和各种各样的考验，他们对旧中国社会的深度与广度有深刻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处置经验，具备了经天纬地之才干。到1949年，当面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农业大国，实施伟大的建设与改造时，在制定各项战略决策过程中，他们决不会仅从单一角度进行平面考量，而会从多角度进行立体考量。就像对一个辗转床第，病入沉疴的患者，老中医所开的方子，不可能仅用一二味药，而是多味中药的配伍，并随着患者的病情变化与身体条件，作及时的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来龙去脉也正是这样的过程。一些精英(包括有的知青名人)以为率性提出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可以全盘驳倒与否定，是很浅薄可笑的。他们在人们眼里胜似“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头草。下面，我们和读者诸君回顾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形成的经过。
——1955年7月，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农业生产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同时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农业产品在目前又占全国总产值50%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份也是农产品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他特别强调要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要求“一五”实现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
——1955年8月，借鉴苏联创建共青城的经验。当时伟大的邻邦呈现空前未有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城镇团员纷纷带头奔赴哈萨克，阿尔泰，西伯利亚等地开荒建场，艰苦创业，一个个农垦区诞生。苏联团员青年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忘我奋斗的英雄主义，以及翻天复地建设大农业的场景，极大冲击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团中央闻风而动，倡导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开发边疆，多打粮食。首都北京的团员青年率先成立第一支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北京庄”。影响最大的是上海，从1955年到1961年就有4.1万人响应。他们当中职工子女占71%，城市贫民子女占3.5%，个体劳动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女19%。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合作社总数开始就达60万个，年底猛增到190万个。入社的农户由全国的14.2%，猛增到63.3%。于是一个新的普遍性问题出现了，各地合作社缺会计、记分员、其他文化人。
“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毛泽东主席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的按语作了回答：“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又在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按语中，高瞻远瞩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
周恩来总理，早在建国前就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首先解决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提出，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在1956年《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确：“合理配置生产力，以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发展”。1960年他又提出了生产力合理配置的目标与方针：争取在全国六个大区基本建立具有不同水平、不同特点的经济体系;在经济体系的布局上，必须考虑到人口、劳动力、交通、生产与基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灾区与非灾区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统一安排。”
1957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阐明：“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我们的中小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外，多数都应当参加工农业生产。”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强调一个观点与原则：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总之在周恩来的视野里，在新中国的大局和主要方向上发展国民经济是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结合，所谓“城镇就业”仅是生产力合理配置侧面上的问题之一。一些人将每年没有升学和招工的学生夸大为社会“就业危机”，导致上山下乡。这种强加于中央决策层的企图，而且哇啦哇啦批判一阵，当然是自不量力的拙劣。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沿京广线南下考察，往返行程4000多公里，召开各种会议45次。之前，一些青年学生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对此，他反复阐述以下意见：1、解放后中小学都有较大发展，学生总量也较大幅度增长，但仍有一些人不能入学和升学。“这是正常现象，现在只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还不能普及中学义务教育，所有小学毕业生进初中这个要求办不到。”2、全国现在全国进行精简下放，因此城市去不成，城里的还要下乡。3、要服从祖国需要。所谓就业，就是就农业，就手工业。这些人如果去参加劳动就是新型的农民，就是新中国第一代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4、中国农村缺乏知识分子，很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将来统统都上大学，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5、怕吃苦、年纪轻轻的不吃苦是成不了才的。12月，共青团中共第一书记胡耀邦在湖南作报告说：“青年们带头上山下乡，到劳动的大熔炉中锻炼成长。”
——1957年9月，党中央通过社会主义新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其中第38条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也不可能单独发展。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共国家机关的一次会上，号召全国广大青年，包括机关青年到西北和蒙古等地区去。这些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0%——60%，地上地下的资源异常丰富，是祖国最大的宝藏。”“把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出来，建设成为祖国美丽的花园。”之后两年，已动员49.8万人参加农垦系统开荒建设，21万人在偏远的人民公社插队，28.9万人到当地工交战线，为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作出贡献。
——1962年10月16日——11月6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遵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首次召开国营农、林、牧、场安置家属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会上，首次将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安置计划，并有组织地实施。当时，将知识青年同城市精简职工列入同等对待。安置方式，拟定首先在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扩建新建农场中实施。为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周总理指示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
——1963年1月5日——17日，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经会议核定的计划是：全国农、林、牧、渔场共安置332640人。国营农场开荒119万亩，林场扩大造林和抚育改造次生林92万亩，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24万亩。拟拨安置经费30714万元，并相应地安排了各项物资计划，力争1963年基本完成，1964年扫尾。会议报告中强调：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坚决执行国家财产制度，管好用好安置经费等。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问题的补充通知》为完成332640人的安置任务，进一步明确将国家拿出的3.5亿元安置费专款分配到各大区农办掌握。
四川省在“一五”期间建一批国营农场，积累一些经验。凡是到农场的青年人，从文化生活到生产劳动，从政治思想到科学技术都得到培养锻炼。根据中央的部署拟招收城镇青年学生;而没有升学，就业岗位不多的情形下，城镇青年学生及家长较容易接受走国营农场这一安置途径，两方的阻力不大。招收标准是不要老弱病残，“四类”分子、盲流人员和劳改劳教人员。1963年，该省计划总数招7500人，实际国营农林渔场的青年学生比例达85%以上，人数达6972人。超过原青年学生计划数5450人。时任省长李大章在8月人代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大力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出发，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下乡下山，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这是安置城市劳动力的方向和长期方针，也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一年四川省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12.1%。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比上年有较大增长，市场情况好转，物价趋缓。
对城镇学生青年的安置形式(途径)，至此中央和各省明确是到国营农林渔场安置。
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的报告批示：“分散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是今后安置城市下乡人员的主要形式”。
——1964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对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原来决定城市知青能安置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形式和做法，提出不同主张，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还掰手指头算出一笔国家划算的大账。其理由是“插队的安置费不到200元，而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结合治山治水、治碱，并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做18年规划长了，搞个7年就可以了。邓小平表示同意。
读者诸君会发现：中央安置城镇青年学生的工作进入新的转折点：不在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而是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安置、放在第一位。1962年至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到农场，插队的只占6%。1964年就增到61%，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十年。1974年落实株州经验进行了调整。
——1964年8月，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谈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强调：“就是在农村里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或者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如果说，下乡还可以读书，还可以升学。又种地，又升学，那他们就高兴了，这对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是有帮助的。只要他们下乡有地种又有书读，我看大多数青年是愿意去的。”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从苏联回来、然而多年未见的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经受锻炼，其时他并没有要求别的子女也这样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严峻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存在问题，引起他的深思。1964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知识了，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小孩现在下去了。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
——1965年2月，为总结《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参加农村社会主建设的决定(草案)》贯彻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部署今后的工作，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安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听取两次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的接见。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很好体现周恩来总理的五点方向性指示的精神。
3、一九六五年业已形成战略决策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上所作五点方向性的指示精神如下：
还制定一系列的举措，如哪些人不宜下乡，病退处理，住房口粮的标准;如动态管理(有上有下)、“厂社挂钩”(株州经验)，以及对“分散插队，不走插场的路”、“干部子女走后门”、“农场迫害、奸污知青”等问题，及时纠正得到广大知青及家长的拥护和支持。知青上山下乡是战略决策，更突出地表现在不仅仅是劳动部门的任务，其动员、布置和调整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前期主体是中央安置领导小组负责，共青团中央、内务部、农村工作部，农林、农垦部门参与;后期主体是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负责，有关部门参与，其级别和规格高于一般部委办局，具备权威性、全局性。
总之同“就业危机”无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这里，后面还要用数据证明。
三、新中国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对一项战略决策好与坏的评价，还有一把重要的尺子，实施决策的效果，以及预定目标和任务的完成。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实施的情况怎样呢恩格斯曾说过：“历史的进程不是由某种单一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多种力量所构成的合力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社现实三基本点的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诸如戍边屯粮、合作化、人民公社与4级农科网、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农业学大寨、社队企业，以及知青上山下乡、三线建设、计划生育等，形成新中国的战略决策体系，或者互相影响的战略决策链和齿轮，组成协调运转的庞大机器，不断产生一股强劲的“合力”推动整个国家在发展安全的轨道上胜利前进——祖国“一穷二白的”的面貌得到了多层次多侧面地改造，到毛泽东老一辈战略家逝世时，一个令人自豪，受世界各国尊重的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亚洲。战略决策体系产生的作用与效果，不仅保存于全国各地浩瀚的档案与影像资料，呈现于全国各地难以统计的各项工程上，其中许多工程至今收益，更留在亿万中国人及外国人的大脑记忆中，每有谈及无不激动地津津乐道“风景这边独好”。
现在一些人在杜撰种种似是而非的新论，颠倒是非，加以贬低与否定;一些人“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本文写至这里真的不能就划句号，浑水是可以澄清的。
1、关于“面”上的实施成效
中国的事要西方人说了才算之风不知何时刮起，现在进入佳景。新中国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在内的战略决策的作用与效果，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亿万军民奋斗的成绩如何，也听听西方人，尤其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之说，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这里不妨试一下，会不会正中国内“带路党”的下怀
早在上世纪，西方的政界与学界就流行如下评价——“中国依靠仅占全世界可耕地7%的土地上的产品，来养活几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奇迹。“(王景伦《美国学者论中国》)。
美国的中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珀金斯，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艾克斯坦，激进派李皮特等，提供数据扰说明：“新中国”20多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2.2%，与此同时，粮食产量的增长缓慢些，约2%(笔者注应该是3%)，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率，使得中国产粮量从1949年的11100万吨，增加到1977年，这个增长率的28500万吨”“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的农业发展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七十年代，是中国农业发展战略比较辉煌的时期”。珀金斯经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增长率至少是中华民国的两倍。”“他们认为日本和丹麦战前的农业增长速度并不比中国1952年后的增长速度快”。“中国的农业生产》作者享利进一步指出：“中国在七十年耕种面积大约与五十年代中期相等，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年内，粮食产量的增长，重要是由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耕作的集约成度，而这又是依靠治水的改进和早熟，高产的种籽的采用。中国对大米和小麦培育计划已十分成功，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
美国学者研究所得出这些结论，可能不精准，但看得出由于是科学精神的洗炼与客观求真的考察，大体符合和反映新中国朝气蓬勃的现实，五亿农民和2千万知青带着急进之势的历史图景。作为战略决策的实践者、见证者，我们是知道的，还有像“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棉花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棉纱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人民公社解产吃饭问题，1976年人均615斤，1978年637斤，1979年684斤等等，同美国众多学者的论证结论相辉映。
2、关于点上的实施成效
200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靳建疆为责任编辑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未》选列一张的附表，介绍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的统计表，并在他主编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图集》中绘制一幅中国知青分布图，全面反映各省知青共计1776.48万人，其中农村插队1282.21万人，农场分布494.27万人(国营农场291.19万人，集体场队203.08万)。
总分布特点是农村的面广，农场的点多，我们认为各自都为新中国作出巨大的贡献。
现在接着介绍“点”上，即东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三个战略要地的实施情况。
新中国初始，东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面临的问题都是共同的——人烟稀少，交通梗阻，生产低下，生活贫困，蒋残匪和不法资本家兴风作浪，涉外的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但是物质资源的潜力深广，国家大门的战略价值非同一般。
首先说地处祖国大西南的云南省。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里，仅邻赤道的亚热带的大省，又有“亚洲水塔”的优势，可以开发诸多国家紧缺的战略物资——如橡胶。当时作为四大工业原料之一的橡胶生产，在国内几乎是空白，西方将其列为重点封锁的物资，不得进口。橡胶籽种稀奇得几乎用黄金购买。这是第一大困难。北纬17度以北地区不能种植像胶，在各种教科书白纸落黑字写明的。对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西方国家不掩饰兴灾乐祸之意。这是第二大困难。1951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创建发展橡胶基地，要云南达到200万亩。同年9月解放军指战员五千人就建设10个军垦农场。“赴农场效命屯垦，执干戈仍卫社稷”。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苏联专家进行实地调查。次年引种和育苗迅速开展，期间蒋残匪窜入杀害干部、大学生、林场工人三位。1955年，昆明青年志愿队赴边疆大力创办国营农场。大跃进三年，接受复员转业官兵和下放干部8千多人，湖南支边1万多人，共七、八万职工开荒种地橡胶14万亩，其中的1959年已开割投产。1961年1月，农场出动2千多民兵配合部队，肃清中缅边境的蒋残匪，为两国勘界扫除障碍。
1968年2月8日，55位北京知青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开赴西双版纳，他们在给总理的报告中写道：“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给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首都中学红代会就此问全市红卫兵倡仪：“立下革命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70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接纳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10万知识青年。
1971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全国农垦传遍一个喜讯，“云南农垦的胶送中国卫星上天”!
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兵团调出粮食五百万斤，支援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当时几个主要垦区调往全国的粮食共119亿斤，还安置关内的盲流21万人，主动分担国家的困难。
1960年，兵团基建办主任申玉昆率领22位技术骨干参加援助越南专家组，为该国先后新建8个农场，以及供电厂、水厂，轧花厂一批企业。从此兵团的足迹，踏遍索马里、坦桑尼亚、巴基斯坦等国的山山水水。
1962年5月，新疆爆发“伊塔事件”。受外国分裂势力挑拨6.7万边民外逃，有的县只剩几百人。兵团边劝阻边抢收麦田，寻常失散的牲畜。组织力量在外逃地区代耕、代牧、代管，尽量减少边民的损失，周总理闻讯十分称赞。期间，兵团在边境新办58个农场，耕地316万亩，在2000公里的范围里，设置纵深10-30公里的农耕带。另外控制9个重点地段，形成屯垦戌边的国防屏障。仅农九师就先后抓捕17个苏修特务和外逃分子70多人，对苏修蚕食领土的行为作上百次的斗争。
1964年，上海女知青杨永清写下血书：“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头不回。”偷偷拿走户口册去报到。次年7月，周总理、陈毅外长出国访问，经过新疆专程到石河了看望他们，寄以很大的期望：“一个人出身不由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这里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在这些“开路先锋”的带动下，到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江苏赴新疆的知青已达12万人。
1965年7月，军委副主席贺龙来视察，得知兵团组建466个值班连，拥有炮兵、坦克、骑兵、机枪等兵种，高兴地说：“你们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战部队!”到文革前，在新疆已营建大型农牧渔场158个，水库35座，工矿企业297个，商业网点1836个，大学3所，中小学1264所，共1485万人。粮食、棉花和甜菜总产量分别达到自治区21%、31%、90%。一批现代化城市的雏型开始涌现。
东北的北大荒面积2亿亩左右，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苏联的第聂比河并列，誉称“世界三大黑土带”。，历史上称“龙兴之所”，水量丰沛，土质肥沃，一马平川，宜于机械化电气化集约化大规模的开发。美国19世纪开发1.8亿亩，生产粮食养活美国人，称雄世界。苏联继而开发3亿亩成为著名的乌克兰粮仓，有力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的胜利。北大荒，在中国最古老的古籍《山河经》中就有记载。1947年春，正进行解放战争的人民解放军在尚志县创办松花江国营第一农场。拖位机的轰鸣声，拉开全国国营农场开拓的序幕。接着，新解放区宁安、赵光，兴凯等地相继开办农场。在王震司令员的领导下，11万官兵艰苦奋斗、开垦荒地1000多万亩，同时抢建密山——虎林铁路，两个月胜利竣工。
1955年，北京首批青年自愿垦荒队奔赴萝北县，创建“北京庄”。天津知青创建“天津庄”。
并非题外话：“悲剧都是从巨人开始……(雨果)”
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所制定的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经历各种震荡与波折，接受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产生巨大的能量与威力，同其他战略决策一块将新中国的发展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本文的结论。后来发生诸多怪事，读者诸君耳闻目睹，“鸡豚嚾嗷，即夺钟鼓之音，云霞充咽、则夺日月之明”。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的大作家，经历丰富，见解深透，声誉卓著。他曾说一句名言：“悲剧都是以巨人开始，侏儒来结束。”现在我们总结新中国战略决策的利弊得失，坚持科学的精神，拒绝跟风，更不能充当侏儒的角色。
「支持红色网站！」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