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垦区接受外地知青最多的是上海。早在1959年8月，120名上海知青到达852农场。1968年9月17日，红旗畜牧场（红旗农场）接受上海知青187人。1971年8-10月，兵团六师接受上海知青6111名。垦区先后安置上海知青为11.7万人，遍布垦区的各个农场，占知青总数的19.5%。
大概是从我下乡的第三个年头起，大学开始招生，企业开始招工。村里的下乡青年、回乡青年有的被招生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上了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尽管名额很少，但这已足以动摇绝大部分知青“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信心。
与此同时，上海针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也悄悄开始松动。有病的可以办病退；老人身边无子女的允许一个子女回家；父母退休可以顶替工作；主动报名支援三线建设或者到上海郊区新建企业工作的职工，作为放弃上海市户口的代偿，允许一名下乡的子女招工同往。
政策一松动，家长们便开动脑筋，使尽千方百计把子女往南方挪动。符合政策的自不必说，用上海话讲叫“硬档”，不符合政策的则另辟蹊径。“路道”粗的托亲戚朋友把孩子调回南方某城落脚谋生，“路道”差一些的把孩子调回老家农村，希冀得到亲眷的照应。实在不行的，就在南方某地托人找个对象，把孩子嫁过去。总之，只想让子女不再在遥远的边疆“面朝土地背朝天”，只想子女离上海近一点，再近一点……
看着一起下乡的同学一个一个悄悄地离开，心里长草自不必说，夜半醒来满脑子胡思乱想。咱一不符合接班顶替政策，因为早在我下乡前父母就已退休；二不符合身边无子女条件，爹妈有姐照顾；三不符合病退，本人体格“杠杠”的，一般小病小灾撂不倒，还在女社员中评得大寨式工分最高分——八分，诸如铲地、割地的这些大田活计不输给男人；四不符合当兵条件，咱近视眼，再说，部队也没到俺们队上来招兵；五轮不到招工，在我离开农村之前，还没有上海知青被招工；六没有投亲门路，祖辈生活在苏州城里，没有乡下亲戚……想啊想，想到鸡鸣五更心烦意乱，就开始羡慕嫉妒恨。羡慕人家爹妈有本事，羡慕人家的父母年轻，怨恨自己“生不逢时”，甚至希望自己能得点什么病。越想越绝望，于是和小高同学相约，如果离不开农村，那咱也绝不在当地结婚嫁人。假如同学们都走光了，知青点撤了，我们就自己盖一座小土房，在那里相互照顾了此一生。
现在想起当时那绝望中的梦想不禁觉得好笑。其实，过着集体生活的知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们不懂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农活，没有东北农家扒炕、抹墙、挖窖、储菜等基本生活技能。两个女孩想要在那苦寒之地独立生活，简直是痴人说梦！说来也怪，在离开农村很多年以后，当时臆想中的那个小土房却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一个人的旅程
1972年末，大多数同学都回上海探亲了。我因为要给社员分红，再加上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为接受考验，我留在了青年点。春节将临，家里突然来电报称“父亲病危”。亲情大于一切，于是我舍弃“进步”，踏上了回家路。
雪夜，提心吊胆地坐在颠簸的驾驶室里。不知司机何人，不敢搭话，人家问一句我答一句。司机觉得没趣，于是不再作声。半路，又有人送上来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男孩，司机让男孩坐在中间。男孩上来，驾驶室里多了个人，但大家还是没话。司机默默地开着车。那个山东男孩上来后，我的紧张心情似乎放松了些。车窗外，天空黑漆漆，大地白茫茫，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大地，车顺着车辙往前开。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汽车轮子碾压雪地的嘎嘎声。途中不知是何地，距公路不远的一处房子着火了，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天空，映红了雪地……
第二天清早，车到达北安的一个货运处。我背着行李跳出驾驶室，着忙中把水壶拉在了车上，师傅拎起水壶带把水壶扔到了我脚下，我弯腰捡起水壶，谢过师傅，奔向火车站。那个山东男孩跟着我到售票处排队买票，我对男孩说：“你看行李，我去买票？”男孩摇头。我又说：“那我把钱给你，你去买票，我看行李？”男孩还是摇头。嗨！都说我有戒心，那男孩的戒心比我还强！我心想，你那破行李白给我都不要！有啥好防的？不过，俗话说“跑腿子行李，大姑娘腰——碰不得”。算了，也许人家的行李里装着钱呢。那就背着行李一起排队吧。当天我们上了火车，六七个小时后到达哈尔滨。那男孩还是不说话，于是大家各走各的。晚上，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早就没有空座，我蜷缩着坐在行李上过夜，瞌睡中的大脑不断被睡熟得东倒西歪的身体惊醒。第二天凌晨排队签58次直快，座票已经没有只有站票，票价一分不少！
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拥挤不堪，绝大多数是回家的知青。我站在过道上倚靠着一个座椅背。站累了就把随身带的用棉大衣打起来的行李放在地上，坐在上面歇上一会儿。后半夜，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位大叔看我孤身一人挺可怜，对我说：“你在这里不要走，我到锦西下车，我的座位给你。”旁边有一帮男女也是上海知青，因为没得到这个座位，忿忿不平。责问那位大叔，“我们先到的你为什么不让给我们？”那位大叔说：“你们有几个座位可以轮着坐，她一个人已经站了一夜！”其中一个女孩人长得还可以，但嘴很臭，一个劲地骂人。那位大叔真好，看我坐安稳了，他才下车。
那位大叔走后，女孩一个劲地威胁我：“哼！侬看牢！有本事侬就勿立起来！侬立起来，阿拉就抢！”我很气愤，但我想我一个人，绝不是他们一帮人的对手，“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不睬她最凶！但为了保住我的座位，后面的三天两夜我尽量不上厕所，也不敢多喝水。几天下来整个人都浮肿。
经过六天的旅程，火车终于停在了北火车站。姐姐上班，母亲亲自来接我。看到母亲，我一下子扑进她怀里。可母亲见到我的样子，哭了……
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一踏进家门，病重卧床的父亲竟然坐了起来！
大山里的“相亲”
在家的日子里，我除了看闲书没有多少言语，我不知道该和年迈多病的父母讲些什么。母亲关切地问我：“他们从东北回来的人都说东北很苦，没东西吃，怎么没听你说？”我笑笑：“妈，你看我这么胖，像苦的样子吗？”老爸老妈默默地看着我，悄悄地叹气。春节过后，在江西德安军工厂工作的二姐结束探亲要回去了。姐姐问我：“江西不错，离上海近多了，你要不要先跟我去看看，你要是看好的话，姐姐想办法把你调到江西去。”我不假思索的说：“好！”于是爹妈主动掏路费说：“去吧，不要闷在家里，跟二姐去江西玩玩。”
我高高兴兴地跟着姐姐和姐姐当时的男友（现在的姐夫）去江西一游。姐姐的单位在大山里，我们乘直快从上海到南昌，从南昌换普客到德安。德安是个小县城，从德安到姐姐所在的工厂还有15公里路。去那里只有一条进入大山的二级公路，应该是为建军工厂开出来的。工厂有定时大巴到县城，我们便搭大巴进山了。公路在狭窄的山沟里蜿蜒，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沟渠、水田。山脚下高大的樟树掩映着白墙青瓦的农舍。江西山里人家的农舍瘦高，黑黑的门洞，小小的窗没有玻璃，开在离地很高的墙上的。屋顶没有烟囱，青烟从屋顶的瓦片间钻出来，慢慢地在空中飘散。
二月，春寒料峭。稻田还没有耕种，一块块田地里铺满了开粉色小花的红花草。路，向前向上向山里延伸着，左看是山，右看是山，回头看还是山，目光所到之处总被大山挡住，唯有抬头看那一线天空。工厂在公路的尽头，家属宿舍在大巴前进方向右侧的山脚下，顺着山势，分块分层依山而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门见山，出门爬坡。这里给我的感受与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完全不同。相比这大山的满目葱茏，我更喜欢东北大地的皑皑白雪；相比这崎岖的山路，我更喜欢北方那起伏的丘陵和一望无际的田野。
军工厂的独身宿舍在厂区内，不允许外人借住。于是，姐姐的小姐妹把她分到的粉刷好不久准备做婚房的房子借给我们住。这是一种干打垒墙的平房，门窗和地面都是杉木的。杉木的纹理很好看，还有独特的清香。这是一房一厨，没有卫浴设施。厨房里的柴灶是他们自己动手垒的，和上海农村里的大灶头一样，只是缩小版，因为厨房面积很小。姐姐请同事吃饭，姐夫一大早搭通勤车去县城买了好多菜。客人都是从上海招来的学生，姐姐向我介绍了一圈来宾，还特意介绍其中一位男生，说他是上海某某学校大专毕业云云。但我根本没记住他们姓甚名谁。席间主宾们兴致勃勃地聊回上海探亲的见闻，嘻嘻哈哈地谈工厂里的人事。我一个东北来的“阿乡”自然与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客人散去，姐姐问我对那个大专生印象如何？我这才明白爹妈掏钱让我来江西散心的真实用心。我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不想走这条路。其实，在进山的那一刻，我已经否定了来江西的想法，尽管如果能来到这里话，便可以把“边境证”换成日思夜想的“工作证”。
在姐姐们的山里住了一些日子便准备回上海。姐姐、姐夫又请假陪我游了一趟庐山。我们从德安乘车到庐山的后山脚下，用了四个小时爬十多里山路登上了庐山顶。在山上旅馆住一夜，第二天上午游览花径、仙人洞，拜谒五老峰。因为要赶当天的轮船回上海，在山上吃过午饭便又顺着上山的路下山了。人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路下行，脚下刹不住闸！蹦蹦跳跳一个小时便到达山下，总算可以走平地了，心里那个高兴，可不曾想到了平地竟然不会走路了，小腿肚子痛得不敢把脚跟往地上放，只得一瘸一拐继续踮着脚尖走路。这俗话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可真是一点不假。庐山下来我们返回九江市区，在九江的轮船码头上，我告别了热心的姐姐、姐夫，登上了长江轮。回到上海的家中，我依旧默默无语。妈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以后怎么办？”我平静地说：“妈，你们就不要再给我动这种脑筋了。东北当地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他们能活，我也能活。”可我知道自己只是嘴硬。
原来，当我躺在东北乡下的热炕上，为自己的前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远在上海的老父老母看到左邻右舍的孩子陆陆续续回来，也在日夜为我担忧。一边每封家书都谆谆叮嘱“不要在乡下谈朋友”，一边悄悄地为我想办法。想来，老父老母也盘算过，他们没什么门路和能力可以把女儿弄回南方，但好在女孩子还有出嫁这条路。去江西的事，是父母背地里跟二姐商量好的。
一九七三年的“圆梦”
开春了，队里要春耕准备了，我也该回队了，我还担任着队里的出纳员呢。我相信该变的总会变，该有的总会有，无论如何眼下的生活总还得继续吧。幸运的是，机会终于来了。
1973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个值得记载的年份。邓小平同志在被隔离、看管了5年之后，于1973年复出，中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也就在那年，中央决定大专院校的招生工作由推选改为考试。得到这个消息，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想读书，我要读书，机会来了我必须抓住！报考的程序是个人报名，组织批准，我报了名。
8月，考生们接到通知，自带行李铺盖到黑河报道。黑河的中小学生都放假了，教室成了考生们的临时宿舍和考场。不记得考场设在黑河的哪个学校。只记得考试那天，那个学校前的大街上，都是一张张消瘦而年轻的脸。
在考试前一天，招生办的老师给每个考生发了一份报考志愿书，考场的黑板上公布了本次招考的各个大专院校的名称和专业。在招考老师对志愿书填写作了一系列的讲解后，考生们开始根据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喜好认真而郑重地填写这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的志愿书。当时许多人对于专业的考虑没什么概念。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去圆读书梦。
我从小的理想是穿上白大褂当一名医生。由于学历水平太低，我不敢报考大学，故而在志愿书上填上了“哈尔滨卫生学校药剂专业”。交上了志愿书，大家在校园的树荫下休息。陪同知青参加高考的爱辉公社上海插队干部季兴根老师，挨个询问每个人的志愿填写情况。对志愿填报不合适的考生，给予具体指导，并及时地帮助更改。就这样我改填了化工志愿，也改写了人生。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这样一位长者，“冒天下之大不韪”，给我们这些涉世不深、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孩子点拨人生，这是何等的幸运！三十多年后，在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见到了季老师，在交谈中，我提起这段往事，季老师却淡淡一笑说：“我不记得了。”
1973年的这场考试变数太多。在第一门课开考之前，监考老师临时向我们宣布了一个决定，填报中专的考生可以改报大学，只需加做数学卷上的那道二元一次方程求根公式推导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