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动展现了北宋汴京的城市生活图景，《清明上河图》常被归为“风俗画”。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界画”的范畴。
界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重要却被忽视的一类作品，通过《清明上河图》，让我们重新认识界画。
画史上并无“风俗画”一说
由于《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汴京城市生活的百态，为现代研究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筑等各方面提供了非常翔实而生动的资料，所以大部分关于这件作品的介绍都将其称为“风俗画”。不过只要留心一下中国美术史方面的古代典籍就会发现，其实我国古代基本没有“风俗画”这一说法。在介绍历代画家的特点时，只有诸如擅长“山水”、“树石”或者“花鸟”、“翎毛”之类，从来没有擅长“风俗画”一说。
中国古代从没有单独把“风俗画”作为画种，因此把《清明上河图》称之为“风俗画”不是特别确切。除了描绘了诸多人物活动外，画家张择端明显将画面的重点放在了房屋、桥梁和车船之上。
顾恺之吴道子
都是界画高手
“界画”是什么？简单来说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表现对象以建筑为主，包括车船之类；二是会用到特定的工具——界尺。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物虽不用器械，但有屋宇之类，是利用器械的。我看是一枝界尺，还有一枝半圆的木杆，将这靠住毛笔，紧紧捏着，挨了界尺划过去，便既不弯曲，也无粗细了，这种图谓之界画。”
界画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是以类似建筑工程图纸的样式出现的。在战国时期就有“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的记载。汉代则有《汉麟阁图》《甘泉宫图》。南北朝的时候，很多画家参与到佛教建筑的设计绘画之中。早期的界画之所以作为建筑工程图纸，因为从整体布局，到榫卯结构，都不可以有差错，必须非常仔细。
自汉魏六朝以来，一直有大画家擅长画这类画，比如六朝的陆探微和顾恺之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们逐渐提高并丰富了界画的一些技法。唐代“画圣”吴道子则能“不假界笔直尺”，徒手就可以画出界画。正是由于这些大画家的存在，促使界画的艺术性逐步加强，使其脱离了建筑工程图纸的原始形态，进而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
晚唐到宋元年间，是界画发展的黄金阶段。界画基本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和山水画点缀的尴尬地位，成了独立的画科，一般以楼阁为主体、山水为背景、人物舟车为点缀。在同时期的艺术典籍，例如北宋刘道醇的《五代名画补遗》中，就专门设有“屋木门”，《宣和画谱》中设“宫室”一门，并把“舟车”附在这里，并且罗列了唐尹继昭，五代胡翼、卫贤，宋郭忠恕几位代表性画家。
到了元代，书画典籍里正式出现了“界画”的称谓。盛熙明《图画考》中记载：“今之画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画，分成斗栱”。又如汤垢的《古今画鉴》中写道：“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
从虹桥到普庆桥
《清明上河图》的画面是沿着汴河展开的，张择端将河上的各种船只描绘得细致入微：有的船装满货物，吃水很深，有的则已经卸完货了，吃水就浅。船上的窗户、做饭的地方，乃至船帮上的铆钉，都画得非常仔细。
画家郭忠恕所画的《雪霁江行图》也是一幅非常知名的界画，《圣朝名画评》中评价他的界画为“一时之绝”。郭忠恕在这幅画中描绘了大雪天里的两艘船。与《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只相比较一下，两者的表现手法非常接近，但就画面而言，《清明上河图》则更胜一筹。一是《清明上河图》的叙事结构宏大，画面上不同类型的船只较多，角度也不尽相同，吸引观众的细节更多；二是从技法层面来看，《雪霁江行图》的线条比较统一，四平八稳，而《清明上河图》上船只的线条不仅劲挺连绵，其中还多了一丝轻重缓急的粗细变化，虽然不是特别明显，却足以使得画面更显生动。
《清明上河图》中横跨汴水两岸的木结构虹桥是全画的“画眼”，它不仅浓缩了当时汴京城的繁华，也代表着我国古桥梁建筑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东京梦华录》云：“自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这座没有桥墩的虹桥在当年的汴京是真实存在的，为了保障漕运、方便大型船只的往来，北宋官员陈希亮发明了这种建造样式的桥。汴京的虹桥与河北的安济桥（即赵州桥）、泉州的万安桥、梅州的广济桥并称于世。可惜的是，赵州桥、万安桥、广济桥至今尚存，偏偏这座虹桥已经湮灭。幸亏《清明上河图》中对虹桥有精准的描绘，1999年，根据这幅画以及其他历史记载，桥梁专家在上海青浦的金泽古镇建造了一座完全按照虹桥原样复原的桥，名为普庆桥。
除了《清明上河图》，张择端还画过一幅知名的界画——《西湖争标图》。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作品，原名《龙舟图》，后来在画面的角落里发现有“张择端进呈”字样，结合文献考据，推断这件作品可能是张择端的《西湖争标图》。不过，由于画风和《清明上河图》存在差异，故推断是南宋人的摹本。
科技发展的见证
综上所述，用“风俗画”来定义《清明上河图》并不是特别准确，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界画的范畴。
界画由来已久，伴随着中国画的诞生就出现了，最早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及类似于建筑工程图纸的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后，作为中国绘画科目中打头的山水画与打底的界画，逐渐联系紧密了起来，山水借助界画而完善，界画则依附山水而成立，两者之间的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绘画形态。
历史上有许多画家以山水或人物著名，但他们的界画其实也画得很好，比如“南宋四大家”中的马远和刘松年。元代著名的界画高手有李容瑾、夏永等。明代有不少关于园林及纪游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为界画范围。
界画描绘的对象大部分是建筑、车、船、桥梁，乃至一些机械装置，使得界画的绘画方式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宣和画谱》中讲到晚唐界画名家尹继昭时说：“隐算学家乘除法于其间”。意思就是画界画是需要有数学基础在里面的。宋元时期，中国的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界画也在这一阶段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元代，有不少画家本身就是科学家，他们以科学的精谨来对待艺术，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比如任仁发是水利专家，何澄是建筑专家，郭守敬是天文学家，赵衷、王珪及明初的王履是医学专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界画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我们现在研究古代建筑、桥梁、船只、车具，乃至例如水磨等大型机械装置，除了依托典籍史料中的记载以外，还可以从界画中找到直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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