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清明上河图》中，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卫，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射箭的城垛也没有，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整个汴京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这些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
“清明上河”是种绘画题材存世数百个版本，三本最精
自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问世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画界代代不乏追随者。以“清明上河”为题材的长卷，留存至今的宋元明清本可达数百本之多，分藏于公私之家，遍布在世界各地，东亚、欧美都有各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卷。仅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7个版本。
毋庸置疑，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所有版本中最好的。余辉介绍，作为翰林图画院的画家，张择端奉宋徽宗命绘制该图，堪称是古代表现社会生活最为丰富和广阔、意蕴最为深厚、感染力最强的风俗画长卷，“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最为浓重的一笔。”余辉说。
明清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清明上河”版本有两个，相对于张择端的“宋本”，它们被称为“明本”和“清本”，均是清宫旧藏。
“明本”即俗称的“仇英本”。仇英是明代著名画家，“吴门四家”之一。他根据“清明上河”这一题材，参照“宋本”的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采用青绿重设色方式，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余辉认为，这个版本代表了明代苏州片绘画艺术的较高水平。它将“清明上河”题材的构图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这对后世具有一定的范本作用。
“清本”又称“清院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是乾隆登基之初，由清代宫廷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五人合作而成。由于五位画家均来自苏州，故此画也是以苏州生活为蓝本，加入了一些北京的内容，比如禁军骑射操练场景。因此，此画可看作是宋、明、清三本中地点虚构最厉害的。余辉说，从绘画技法的角度，由于“清本”受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立体感很强，人物的身体比例更加适度，比“宋本”和“明本”都显得更为工整、精致。
“宋本”画中隐藏着对现实社会中一些隐患的忧虑：其将船与桥的矛盾和桥上文武官员的矛盾交织为全卷的视觉中心，通过表现船桥险情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痼疾。“明清本”，更多地表现其乐融融的官民生活和繁华的商贸活动。
从清明节到政治清明同题材不同创作目的
余辉说，三本《清明上河图》虽然题材是同样的，但创作目的却大为不同。
三本《清明上河图》卷都是表现开封城内外清明时节的人物活动，尽管明清两朝将开封绘成苏州城的面貌。由于画家的时代、地位、身份的不同，在同名绘画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创作思想。画家观察社会的视角有所不同，进而形成了三个版本之间的本质差异。如“宋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不回避市面上的各种矛盾；而“明本”的思想主旨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各种供享受和消遣的店铺应有尽有；“清院本”出于粉饰太平的需要，回避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矫饰的手法和浓重的色彩，正面表现了繁盛的商贸和强盛的军力。
宋本是以画谏言繁荣背后隐藏暗线
而比消防缺失更可怕的是城防的涣散。画中，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卫，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原本应该是有重兵把守的城防机构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家商铺，老板正在验货，账房在记账。从画面上看，整个汴京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这不是张择端的有意设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余辉说。
画卷中有很多船，其中大量的是运粮的私家船。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商贸兴隆的景象，实则反映出当时政府的一项重要失误：宋徽宗将大量运粮的官船用去运送花石纲，使得粮食运送出现问题。私船趁机而入，并渐渐把持住了城市的粮食市场，进而操控粮食价格。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画家在图中隐藏着对现实社会中一些隐患的忧虑张择端将船与桥的矛盾和桥上文武官员的矛盾交织为全卷的视觉中心，通过表现惊马闹市、船桥险情、官员争道、军力懈怠、城防涣散、消防缺失、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痼疾。余辉认为：“这些本不是赏心悦目的绘画内容，张择端却精心描绘，成为其作品深处丰富的潜台词。”
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余辉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张择端欲通过《清明上河图》向宋徽宗展现一些社会顽疾。遗憾的是，宋徽宗仅是对该图的绘画技法表示肯定，却对其思想内涵没有兴趣，于是只在卷首题签后就将其赏赐出去了。
苫布、狼筅、骑射，画作细节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宋本”、“明本”、“清院本”属同一绘画题材。在其内容变化的背后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画中的许多细节并非画家凭空臆造出来的，它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迁，“社会历史造就了它们，它们也反证了社会历史。”余辉如是说，比如：
在“明本”里，城防能力被大大强化，城墙上有专供射箭用的城垛，无一有遗。包括水门在内的两个城门都有一个瓮城，一个兵卒持矛伫立在城门内的守备间里，门外竖立了三个标牌：“固守城池”、“盘诘奸细”、“左进右出”。显然，在这座繁华城市的背后潜藏着高度紧张的战事活动，即常有军事间谍入城从事谍报活动。门口的左右两排武器架上插放着刀枪剑戟，墙角还倚靠着四块盾牌。这里还画有明代抗倭特有的武器——狼筅，它是戚家军专为对付倭寇而发明的。此外，地上还堆放着三组铁球，说明这里还有火炮装备。城门外有三个大汉正在注视着进出的人群，有可能是便衣，在“宋本”和“清院本”里没有这样的人物。城门的另一侧是水门，暗藏千斤闸，门外有两个兵卒在守卫。画中城门内外的种种紧张的迹象，不难看出画家记录了那个时期为防御倭寇进犯留下的深刻时代烙印。
“清院本”的前半段，与运河平行的是长长的禁军校场，骑手们正在轮番练习骑射，演武场的尽头是检阅台，一位禁军头领端坐其上，各路领军佩刀侍立两侧，一值日官执小旗跪地禀报。左侧旗台五官伫立，右侧旗台鼓号齐鸣，左侧旗台上的官员们挎刀而立。浩浩荡荡的阵势引得许多百姓聚集围观。画中的马匹为清一色的蒙古马，可谓兵强马壮，清代盛期的军力和国力之强，可见一斑。骑射是满族的“长技”，清初几位皇帝一直督促八旗子弟的武功活动，乾隆皇帝登基伊始就加强八旗兵的骑射训练，整饬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