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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2
千山共色：丝绸之路特展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它显然经过精心打磨。彼时的人类从石材上打下石片，制成工具，即称为“石核”。
这枚石核，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个洞穴中被发现的——因为洞口朝天，于是称之为“通天洞”——这是新疆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4.5万年前是什么概念？
人类正抵达北极地区，捕猎猛犸象。
而通天洞里的人，点燃了人类最早的一堆火，开始了“生火做饭”的日子。
这枚遗留下来的石核上，有着复杂的“基因”。它具有典型的莫斯特文化特征——这是欧洲、西亚、中亚和东北非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这让人好奇，数万年前，究竟是阿勒泰地区曾吸引这些地区人类的到来，还是阿勒泰的人类曾涉足亚欧大陆其他地方？
一枚小小的石核，对于研究新世亚欧大陆史前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至少我们确信，4万多年前，这里已出现了人类的足迹。
而人类交往的意愿，早在文明形成前就出现了。
展览现场
公元前1500年“小河公主”
出土地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小河墓地
收藏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距离开展大约10天的时候，“小河公主”展柜前的转角处来了两大袋沙子。
这是特地从小河墓地现场运来的沙子，3500多年来，就是在这干燥的塔克拉玛干黄沙里，小河公主的面容被最大程度地保存了下来。
小河墓地，就在如今新疆罗布泊地区的罗布沙漠，向东一百多公里，就是著名的楼兰遗址。从前的人们传说，这里有“一千口棺材”。
与黄沙一同前来的，还有小河公主曾经“安睡”的船棺，以及树立在墓前的男根立木、女阴木桨——这与当时人们的生殖崇拜有关。
许多人很疑惑，分明出土于千年黄沙的“小河公主”，为何被安置在一艘“船棺”？
要知道，几千年前这里曾有中国第二大内陆湖罗布泊。而船与桨，或可说明这里在数千年前的经济形态，除了“猎”，还有“渔”。
汉营盘男子服饰
出土地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
他脚上穿的则是一双为逝者特制的靴子，靴面、靴底都缝有贴着金箔的弓形绢片——这是迄今所见贴金丝织物中时代最早的实物，他的胸前同样也有贴了金箔的绢片。
来自同一地点出土的铜环，其上所装饰的高浮雕翼兽造型，很早就在小亚细亚、西亚等地出现并流行。
战国翼兽铜环
出土地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71团
收藏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眼前这些展品，都来自数千年甚至数万年前的新疆。
彼时，来自外域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
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也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传入当时包括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尤其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之后。
还有一件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出土的十六国骨博具——这是中原常见的文娱器具，用来赌输赢。想必，在西域也同样受到了欢迎。
“丝绸之路”，这个我们儿时起便耳熟能详的名词，正因为太过熟悉而常常沦于概念，而这些展品，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极为具象的历史现场，大量的实物细节，都在刷新和挑战我们原本的认识。
陈凌还告诉了我们许多关键与细节——
比如，新疆吐峪沟出土的酒葫芦上有汉字、有回鹘文；成堆出土的文书里，有14种语言、23种文字；六种不同文化的玻璃器也可以同时出现；甚至，新疆最早的文字是汉字，在纺织品上到处可见。
文明从来都是开放的。在新疆，多种文明曾经交汇。它是丝绸之路的腹心地带，也是民族文化交融、壮大中至关重要的桥头堡——某种意义上，这里是我们许多文化的“源头”。
这场展览，正是希望我们透过这些来自新疆的遗存，得以深入了解丝绸之路，进而认知我们真实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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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节“联雪隐天山”
呈现四万年前人类的足迹便已出现在新疆。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早期文化，新疆与河西、中原地区关系密切，也与亚欧草原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冶金、作物种植、动物驯养等方面技术的传播中，新疆起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独特的贡献。
第二章节“影丽天山雪”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新疆草原地带的游牧部族、沙漠绿洲的城邦逐步发展，渐次演变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并在草原游牧的阿尔泰山、天山北麓、葱岭，以及绿洲地带的龟兹、焉耆、于阗、高昌、疏勒分别形成区域文化圈；
第三章节“明月出天山”
介绍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西域都护统辖天山南北，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历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建置军政机构，设官分职，颁布政令，行使国家管理，对新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2年的春天，现代考古学刚刚传入中国之初，北大在国学门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
1923年，北大又请来著名甲骨文学家罗振玉、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作为考古学通信导师；
至195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高校中第一个考古学专业。
而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在当时是全国高校中第一座现代化博物馆，采用当时国际一流的展示设备——德国进口展柜，专业灯光。
很多人不知道，著名的陕西何家村窖藏出土后的首次展览，就在北大赛克勒。
即便在中国新疆地区，最初的考古调查也是由西方人启动的。
直到1927年。
这一年，发现楼兰古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华后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联合考察，团内有徐炳昶、黄文弼、丁道衡、袁复礼等北大清华师生。
其中，北大教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黄文弼先生有着“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之称，是解放前惟一到过罗布泊等地区考察的中国考古学家。
自此，中国丝路考古才真正开始有了自己的探索与研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文弼赴西北考察时骑着骆驼
此后，又以宿白教授、林梅村教授为代表，逐渐开创了北大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教学、引入中亚死字碑铭写卷研究，并创立了北大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三级教学体系。
到今天，北大文博的教师们仍活跃在专业的第一线。
陈凌告诉我们，他所参与发掘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从曾经的60个窟，编到了80个、100个，一直到今天的300多个——已经超过了新疆规模最大的克孜尔石窟。
“一代人做得完吗？”
“做不完。”
▲吐鲁番吐峪沟石窟考古——只见尘土不见人的工作现场陈凌/提供
这些考古工作者多年亲手发掘的遗存提供的“钥匙”，让古代中华文明的轮廓因此愈发清晰。而我们也借以这些珍贵的遗存，得以重新认识文明的昨天、当下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