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仓院所藏物品，有为中国隋唐两代产物，经当时之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及渡日僧等；亦有自中土或自新罗、百济东渡之工匠在日本制作者；亦有奈良时代吸取唐代文化、或别抒新意、或模仿唐制而成者。
东京国立博物馆于5月16日宣布，将于10月14日至11月24日举行“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正仓院宝物”和“法隆寺献纳宝物”代表作约110件将同时公开，呈现以正仓院珍宝为中心的飞鸟、奈良时代的文化遗产。
与“正仓院的世界”同期举行的，还有奈良国立博物馆“第71回正仓院展”。据悉，如此等级与数量的正仓院宝物在同一时期公开展览，之前几乎没有过，可以说金秋将拉开“史上最强的正仓院展”。
展览主办方表示，“皇室所守护的无可替代的日本之美，今后也将继续传承下去，请观众欣赏这悠久之美。”
以下是东京国立博物馆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宝物介绍”。
1952年，图中那件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曾在某个特殊场合演奏过。
正仓院宝物
正仓院
正仓院的宝物源于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光明皇后将圣武天皇（701-756）留下的珍宝奉纳给东大寺，至今已约有1260年的历史，一直被守护至今，被视为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
所藏物品，有为中国隋唐两代产物，经当时之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及渡日僧等；亦有自中土或自新罗、百济东渡之工匠在日本制作者；亦有奈良时代吸取唐代文化、或别抒新意、或模仿唐制而成者。
明治以后，整个正仓院连同其中的宝物划归皇室专有，脱离东大寺，直接由协助皇室的机关“宫内厅”管理。最早，普通人是难以得见正仓院内宝物的。据记载，自正仓院落成至明治期间的1000多年间，只进行过12次清点曝晾。
三仓往昔封闭，年不一启，虽由东大寺保管，然事实上仍为国有物品，洎明治十四年（1881）正仓院宝物改归农商务省博物局管理，后又归帝室博物馆总长主管至今，启闭则由宫内省司之，自是始与东大寺完全无关。直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起，每岁曝晾之际，始许有资格者入内观览，相沿至今为例焉。
——《正仓院考古记·正仓院之由来》
欧美的专家东游日本，都以一观正仓院为荣幸。参观资格有很多限制，本国人非高等官员和研究专家，不得入内观览；外国人需要由外交长官介绍，通过审查，才可以入内参观一次。每年都还是有远涉重洋来拜观的人。直至1946年起，才有了一年一次秋曝期间的短暂展出。
1946年正仓院首次展览
1946年首次展出正仓院宝物，人流如织的展览空间
1946年参观入场券
每年10-11月间，最干燥凉爽的两周内，正仓院都会曝晾藏品，并挑选60件左右，由奈良国立博物馆主持“正仓院展”，今年将是第71回。
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
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各物，之不啻身在盛唐之世！故其在考古学、美术史、文学、民俗学各方面所予吾人之观感与丰富的研究资料，其价值岂可以数量计之哉？尤非余区区此文所能尽述者也。
——《正仓院考古记·正仓院之价值》
傅芸子，1902年生，原名宝堃，字韫之，别号餐英、竹醉生，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之兄。博识旧京名物掌故，曾主编《国闻周报》、《国剧画报》等，与梅兰芳、余叔岩等成立“北平国剧学会”。1933年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次年得至奈良数次参观正仓院，亲自就实物一一检点，一一加注，写成《正仓院考古记》一卷，按照国内文献解说多数宝物之由来及性质。
《正仓院考古记》为第一部中国学人研究正仓院的专著，在考察中国唐代历史文化、工艺美术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我们不妨跟随傅芸子先生，先来看看这次即将展出的几件宝物。
国家珍宝账部分东京·前期展示
奈良时代·天平胜宝8年（756）正仓院宝物
转而登北仓之上部，先观“北棚”，内陈多关正仓院宝物各种文献记录，如“天平胜宝八岁六月二十一日献物帐”二卷，标题为“东大寺献物帐”。一卷内题“奉为太上天皇舍国家珍宝等入东大寺愿文”，此为院藏宝物最古之文献记录，亦名“国家珍宝帐”。愿文系光明皇后御制，宛然六朝，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又一卷内题“奉卢舍那佛种种药”——一名“种种药帐”——即前记各种药品之献纳记录。又“天平胜宝八岁七月二十六日献物帐”，题亦为“东大寺献物帐”，次文所记之“绣线鞋”、“漆胡瓶”，即载此帐。“天平宝字二年六月一日献物帐”，亦称“大小王真迹帐”，盖此帐原载有二王（羲之父子）真迹书卷故名，惜今不存，不禁向往系之。
“天平宝字二年十月一日献物帐”，一称“藤原公真迹屏风帐”，此屏风今亦不存。以上《献物帐》五卷，均天平时代（724—781）最重要之记录，每岁易展一卷陈列。入平安时代（782—897）则有“延历六年六月廿六日曝晾使解”、“延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曝晾使解”、“弘仁二年九月廿五日勘物使解”、“齐衡三年六月廿五日杂财物实录”，以上四卷则为平安时代（782—897）有司从事曝晾或点查之记录。合前四卷《献物帐》观之，可考三仓品物移动之一般。此外尚有天平、延历、弘仁各时代宝物之记录与文书数点，兹不具载。
——《三仓之概观·北仓上》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东京·前期展示
唐代·8世纪正仓院宝物
五弦琵琶即系五弦，形如琵琶而五柱五弦故名。紫檀木质，背之全面，有螺钿之鸟蝶花卉云形及宝相华文，花心叶心间，涂以红碧粉彩，以金线描之，其上覆以琥珀、玳瑁之属，于其浅深不同之透明中，显现彩文之美，极为瑰丽工巧。按五弦胡乐，不知造者何人，起源于印度，经中央亚细亚，由龟兹国人之媒介，传入中国。隋唐九部乐中，均用此器。
唐贞元（785—804）中，有赵璧者，最擅斯技。《元白长庆集》中，均有《五弦弹》之咏，观元氏之诗，尤足想见赵璧五弦之倾倒一世。此种乐器至宋即已失传，徽宗置大晟乐府修乐时，当时即号为知乐之柳永、周邦彦辈，亦皆不知唐有五弦之器。今惟日本存此一具，洵为天壤间之瑰宝！固不徒以制作技巧精美为可贵也。
又日本近卫公邸世传并有古钞本《五弦谱》一卷，尤为研究五弦之惟一要籍。第此古谱距今已逾千载以上，其乐复久失传，故解读尤难。关于此谱所记已佚曲名，羽塚启明氏，曾有一文考之。
最近林谦三氏努力探讨之结果，此谱亦完全解读可能，复将《王昭君》、《秦王破阵乐》等七曲，译为五线谱，可谓惊人创获，裨益乐学，洵非浅鲜。琵琶本有捍拨（在琴琶面上，当弦，所以捍护其拨者。今琵琶无之）而五弦亦如之，此具捍拨，满覆玳瑁，上有螺钿骑驼人物，胡装，一手执拨，一手按琵琶，西域趣味，甚形浓厚。以外表面全身，亦有螺钿图案花纹，点缀其间，技巧与背部同。
——《三仓之概观·北仓下》
平螺钿背八角镜东京·后期展示
“南棚”所陈，尽为镜鉴及贮藏之函，共十八点。镜之形多圆或八棱，其质则为青铜或白铜。镜背除普通铸造者外，有螺钿者，有金银平脱者。其文样则有鸟兽、花草鸟兽、花鸟蝴蝶、飞仙云鸟、山水鸟兽各种。其平脱、螺钿者，花纹尤精美都丽，不能缕述。
据《正仓院棚别目录》载，原存二十面，今存其十八，尚有八面残毁补修者。即如第六五号之“平螺钿背圆镜”，第六七号之“漆背金银平脱圆镜”等皆是。盖此棚所陈之金银平脱及螺钿背诸镜，多经修补，犹有一二残阙之品也。
又南仓尚有镜三十八点，制法文样，尤胜于此棚所陈诸镜，下文容另述之。此棚并有四巨镜，不可不记之：（一）“鸟兽背八角镜”，据《献物帐》称重日本十三斤十五两，径一尺四寸五分半。（二）“漫背八角镜”，重十四斤十五两，径一尺四寸七分。（三）“鸟兽花背圆镜”，重四十三斤八两，径一尺五寸五分。（四）“鸟兽花背八角镜”，则重四十八斤八两，径二尺一寸七分，洵为镜鉴中之巨擘。所陈诸镜，中日制品均有，余曾询诸梅原末治博士，姑举一例，如第七八号之“花鸟背八角镜”、第八三号之“槃龙背八角镜”，系自唐传来之品。
第八七号之“云鸟飞仙背圆镜”及前述最大之“鸟兽花背八角镜”则为奈良时代自造者。原田淑人博士尝云：“奈良镜鉴，多从唐来，亦颇自造。其时工巧，无多让于唐。”今观和制诸镜信然。
漆胡瓶东京·后期展示
唐或奈良时代·8世纪正仓院宝物
“漆胡瓶”，口有盖，鸡形，即中国所谓之天鸡尊形。此系以竹为胎，涂漆于上，饰以银平脱鹿雁花草诸文样。瓶形本出自波斯萨珊朝，传入中国，又美而化之。制以竹胎髹漆，饰以平脱，即其明证。又唐三彩中，亦有此种鸡形之瓶，即如东京广岛晃甫氏所藏之“三彩鸡头壶”，均可证唐人之慕波斯风也。
金银平文琴奈良展示
琴之表面有金银平文之人物鸟兽草木花纹，背面龙池两侧作银文双龙，上下点缀花采，凤池文样相同，但易龙为凤耳。龙口下有铭，即用后汉李尤琴铭，所谓“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畅和正，乐而不淫”者是也。腹内并题：“清琴作兮□日月，幽人间兮□□□。乙亥之年季春造。”又琴之两端两侧，亦有金文鸾凤麒麟，间以银文云鸟花蝶，金银交辉，甚形璀灿。
《正仓院御物棚别目录》称：“据《献物帐》所载之银平文琴，弘仁五年（814）十月十九日出陈，后弘仁八年（817）五月十七日，易入此琴。”弘仁八年当我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此琴所题之乙亥干支，最早恐即玄宗之开元二十三年（735），最晚亦当为德宗之贞元十一年（795）也。
自琴形观之，与法隆寺所藏之开元十二年（724）造琴相同；又琴之断纹为冰纹断，虽不及梅花断之古远，然奈良气候温润适宜，明人张大命《琴经》所谓：“愈久则愈断”之论，恐不能以之衡此琴。琴之表面，装饰人物，饶有道教色彩，上端嵌以方界内作三道士跣足盘坐树下，周饰珍禽异卉，中坐者弹阮咸，左抚琴，右饮酒，其上云山飘渺，有二道童跨凤执幡，分列左右；界外山间，亦有二控鹤童子，构图颇具洞天福地之想。
关于此琴装饰文样，近年荷兰高罗佩博士（R.H.vonGulik）于其《三古琴考》（OnThreeAntiqueLutes）一文中，亦曾论及。惟谓：“此琴构图颇似后世所绘之兰亭修禊图，上端方界乃佛教之极乐世界形式：中坐者为如来像或即大乘神殿（MahayanicPantheon）中之像设”云。又谓：“观其琴铭书法为北魏体，其乙亥干支乃西元435年（北魏太延元年）或即495年（北魏太和十九年），认为唐以前大约六朝末期之作品”云云。其观察虽与余异趣，但此琴装饰构图之含有外族趣味，所见则一。
至于“平文”、“平脱”两者之技巧，颇难识别，日本学者之诠释，亦言人人殊。余则取广濑都巽氏之说：“凡所嵌之金银片文漆后成为平面者为平脱，花纹浮出者为平文。”平文之目，虽数见于日本古记录，尚未见之吾国载记，然汉时确已有以金银隐起为龙凤人物之宝琴，见于《西京杂记》，其技巧当早于平脱。高罗佩氏亦具此论，与余不谋而合。又按唐官服带饰，六品以下有金饰隐起之制，惟是否髹漆是一问题也。
“窃思院藏品物丰富，在学术上所涉问题亦广，而诸物由来之为唐为和，浅学如余，亦不敢妄为诠定，兹姑就其为唐制有可资印证故籍者，略为推测说明，亦不过扪烛扣盘而已。此编旨在绍介院藏诸物特色，故记述详于考证，冀为后之览者作一导引，有志研究者备一参考，或不无微补焉。”——傅芸子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