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徐金星，男，汉族，洛阳市汉魏故城遗址管理处研究员。主要研究历史文物、佛教文物、都城遗址保护与研究；中国古代史、洛阳古代史研究；河洛文化、佛教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玄奘文化、丝绸之路、隋唐大运河研究等。
保护标志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宫城轴线铜驼大街、阊阖门、二号门、三号门、太极殿遗址）
二、近代以前，全球范围规模最大的城市
北魏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决定在汉、魏、晋洛阳城的基础上，扩大城市范围，修建了外郭城。新修的外郭城，东西宽10公里，南北长10里。宿白先生在《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中指出：“看来，北魏洛阳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超过了过去认为我国封建时期最大的都城——隋唐长安（《唐六典》七：‘今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俞伟超认为：就北魏洛阳城的规模而言，“其外郭城的长、宽均达10公里，是近代以前全球所见范围最大的城市”。
汉魏洛阳故城宫城阊阖门复原想象图
北魏洛阳宫城复原图
三、城市形制变化最为频繁复杂的都城
西周时的城址，地当汉、魏、晋洛阳城中部，略呈方形，“南北五里，东西六里”。东周时，周敬王曾由西周城址向北扩修此城，达到“南北七里，东西六里”，并迁都于此。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以此城为三川郡治，由东周城址向南再次扩建此城，达到“南北九里，东西六里”，奠定了西汉、东汉、曹魏、西晋洛阳城的规模。北魏迁都洛阳后，增修外郭城，东西宽、南北长各10公里，汉、魏、晋洛阳城成了内城，从而开创我国都城外郭城、内城（皇城）、宫城三个城圈的平面布局。此外，如整座都城南北中轴线的形成；将外郭城大规模辟为规正的里坊区、按里坊制度布局管理；将主要市场由宫侧移向外郭城等等，在我国都城沿革世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的典型代表，其经历朝代众多，年代悠久，城市形制变化频繁复杂，对后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此独特的地位为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所绝无仅有，其历史作用是其地城址所无法替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结语》）。
汉魏洛阳城平面图
铜驼大街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铜驼街石板路面与车辙
四、黄河文化、河洛文化的中心
学术思想经学本为阐释儒家经典之学。东汉洛阳，经学大师辈出，汉章帝曾经亲自主持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大辩论的白虎观会议，并命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一书。许慎的《说文解字》，被称为文化史上的第一部字典。被誉为“经学三大家”的贾逵、马融、郑玄都长期生活在洛阳。正如戴逸先生所言：汉学（主要指贾逵、马融、郑玄等为代表的东汉经学）、宋学（主要指二程等为代表的理学）和洛阳有极密切的关系。此外，魏晋玄学形成和兴盛于魏晋洛阳城；佛学首传于东汉、魏、晋洛阳城，发展繁荣于北魏洛阳城。
史学代表性著作有三班的《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等。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文学西汉时的“洛阳才子”贾谊、河洛颍川人晁错，都是“西汉鸿文”的代表作家。西汉洛阳人虞初被推为中国小说的鼻祖。东汉班固的《汉书》（尤其其中的传记部分）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两汉洛阳民谣、乐府民歌、文人五言诗的出现，代表着诗歌方面的成就。张衡的《四愁诗》，“得《离骚》之神韵，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建安文学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应玚、阮瑀、刘桢）及蔡琰、杨修、繁钦、邯郸淳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作家。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专篇论文；他的《燕歌行》二首之一，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千古名篇《洛神赋》则出自“才高八斗”的曹植之手。
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太康文学的代表作家“三张”（张协、张亢、张载）、“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等。左思的《三都赋》在洛阳完成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留下“洛阳纸贵”的千古佳话。
北魏迁都洛阳，出现了《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二部散文名著。
科学技术东汉张衡创制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蔡伦造纸，东汉首行雕版印刷，王景主持治理黄河；曹魏时马钧创制龙骨水车，水转百戏、指南车，刘徽注《九章算术》、王叔和著《脉经》，西晋裴秀创制《制图六体》等，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和高度。
洛阳的白马寺、关林、龙门石窟中的北魏、北齐、北周部分，也都是汉魏洛阳故城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白马寺
关林
龙门石窟
五、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作为国都的东汉洛阳，既是西域各国、各地区使者、文化人、僧人、商人东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使者、文化人、僧人、商人西行的主要出发地。因此，洛阳便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以后的曹魏、西晋、北魏，均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
陆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六、客家人、闽南人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
《晋书》云：“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入扰，加上自然灾害，给洛阳、河洛和中原大地造成了极大灾难，广大汉人难以生存下去，纷纷南迁，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浪潮，这便是今日各地客家人、闽南人的第一批先民。
据有关资料说，目前生活在我国南方各省（包括福建、台湾）及海外各地的客家人超过一亿，闽南人大约有五千万。“君自那里来，来自黄河边”。客家人、闽南人（以及台湾人）“根在河洛”，自称“河洛郎”；客家人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客家话、闽南话的母语均为古代河洛语。“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河洛郎”是河洛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是把黄河文化、河洛文化传播长江地区和岭南地区的主力军。由此我们也可以领会到，“河洛”“河洛文化”等这些“概念”，对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伟大复兴，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宫城太极殿复原想象图
七、民族大融合的里程碑
黄河流域长期是汉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洛阳是历代王朝的统治中心。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礼乐制度，先后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内容主要包括：禁穿胡服；改定郊祀宗庙礼；禁鲜卑语，改用汉族语言；改鲜卑复姓；改变籍贯等。
刘庆柱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河洛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集中反映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从‘长城地带’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发展的政治、文化格局，从华夏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区被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北魏王朝所认同，河洛文化也成为多民族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鲜卑人统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区，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河洛文化论衡·序》）
近些年来，洛阳市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汉魏洛阳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提高认识，从黄河战略高度着眼，进一步高规格、高品位规划和打造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河洛文化的文化高地，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