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略称纳尔逊博物馆，Nelson-AtkinsMuseumofArt，简称NAMA）位于美国地理中心的堪萨斯城（KansasCity），是美国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文物（特别是绘画和雕塑）的中心之一。堪萨斯城被称为“美国的心脏”（HeartofAmerica），属于美国中部农业区，人口密度低，虽然铁路密如蛛网，但只用于货运，人员进出主要靠坐飞机。机场很小，访美的中国人很少来到这里。但这座博物馆却和它所在的堪萨斯城都给我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
堪萨斯城实际上包括相连的两座同名城市，分别属于相邻的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其中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拥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约45万）和大部分重要的文化设施，包括纳尔逊博物馆、密苏里大学、音乐厅等新建的文化设施，以及著名的堪萨斯星报等媒体，机场则位于堪萨斯州。这里的居民中，非裔等少数民族比例不高，以白人新教徒为主，平时街道上和商业区都看不到多少人，周末身着盛装到纳尔逊博物馆参观、用餐，是当地不少居民生活中的乐趣。
这里夏季气候凉爽湿润，和东北部沿海几乎没有差别。纳尔逊博物馆的周边环境格外美丽、优雅和宁静，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公园。馆舍分为新老两部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老馆位于地块正中，它完工于1933年，用米白色印第安纳大理石砌筑而成，线条简洁明朗，气质恬静。正门朝南，面向一大片人工林，左右各有长长的林荫道纵贯，东南角是现代雕塑园，现代雕塑从这里开始渐次分布，一直延伸到老馆南门外正中摆放的罗丹《思想者》青铜坐像；北面是方形的水池，池中的抽象景观雕塑《摆渡者》（英国艺术家托尼·克莱格作品）以及散落在南北草坪上的四个巨大羽毛球（波普艺术代表人物、美国艺术家克莱兹·奥登堡作品）也是博物馆的藏品，都是20世纪90年代入藏的。
图1从北面眺望纳尔逊博物馆老馆和新馆一角
两位创始捐赠人并非艺术收藏家，两馆后来也很少接收私人收藏的成批捐赠，而主要通过董事会拨款购买的方式增加藏品，一直以少而精为特色。纳尔逊博物馆的收藏始于1930年，因为资金雄厚，它购藏艺术珍品的能力自成立之初即能够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美术馆以及底特律美术馆等美国老牌博物馆并驾齐驱。1933年12月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时，它拥有的1500余件艺术精品已经震惊了美国人。
2008年新馆舍落成之际，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藏品已经超过3.5万件（并仍在增长中）。这个数量远少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等同行，但许多门类中的顶级精品毫不逊色，甚至整体品质更高。该馆最为重要的是欧洲和中国艺术收藏，再次则为日本，再次才是美国。亚洲艺术中的阿拉伯艺术、古印度艺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犍陀罗艺术）也很出色，中国艺术中尤以精美的卷轴画引人注目。亚洲艺术足以与欧美艺术分庭抗礼，一直是这家博物馆的重要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得益于建馆之初选择的在华代理人史克门（LaurenceSickman，1906-1988）的个人才华、对亚洲艺术和博物馆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历史机遇的敏锐触觉。纳尔逊博物馆至今先后有过5位馆长，第一、第三、第五位是西方艺术史专家（第五位即现任朱丽安·朱戈扎高蒂耶JulianZugazagoitia），第二、第四位则是中国和东方艺术史专家，而且任期都漫长：史克门曾任馆长24年（1953-1977），他的助手与后继者武丽生（MarcF.Wilson）担任馆长更是长达28年（1982-2010）。在一座综合性博物馆八十余年历史中有52年由亚洲艺术专家担任馆长，这在西方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二、两任老馆长——史克门和武丽生
1931年，纳尔逊馆方委托华尔纳搜购亚洲艺术品，华尔纳向馆方推荐了史克门，并在来中国旅行时给后者留下了一笔数千美元的采购经费。史克门迅速进入了北平的中外古玩商圈子。其中有擅长铜器鉴定的中国古玩商黄伯川、郭宝珊、丛古才等人，最为活跃的国际古玩商有卢芹斋、日本山中商社，还有后来成为史克门主要的供货商和掌眼人的德国商人奥托伯查德（OttoBurchard）。[2]
从1932年开始的三年内，史克门以北平为据点，遍历华北，为纳尔逊馆方购买了大量艺术品，为该馆迅速建立起一份优质的中国艺术收藏。其中大部分是可移动文物，以古代绘画最富特色。1931年，史克门直接找寓居天津的溥仪买过画。这可能是他买画的开端。[3]而这个买画的过程，在中国士大夫的笔记中有详细记录，可谓连蒙带骗，不是那么光彩的。[4]今天纳尔逊博物馆展出率很高的陈淳《红莲图》卷就来自溥仪旧藏。后来成为镇馆之宝的北宋许道宁《秋江渔艇图》卷（一名《渔父图》）据说是1933年史克门在北平住宅穿着睡衣接待的一位深夜神秘来客出售的清宫旧藏，关于其卖主则众说纷纭。
三、琳琅满目的展厅
参观纳尔逊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展厅真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奇妙经历。展区入口走廊两侧陈列着三套石刻线画：北魏孝子棺、一套北齐石棺床围板、一对初唐（7世纪晚期-8世纪早期）佛塔的半圆形门楣，它们都采用平面阴线刻的手法，满刻图像。其中孝子棺早已是北魏石刻线画的名作，题材全是孝子故事；石棺床的形式虽然常见于祆教徒葬具，但纳尔逊的这一套却是表现纯汉式的孝子列女题材，与祆教徒生活题材无关。走廊尽头陈列着据传出自河南温县慈圣寺的五代壁画残片三幅，左右两幅分别是《焚香菩萨》和《持莲观音》，中间是《如意轮观音》。如果说纳尔逊博物馆的每一件中国艺术品背后都有一个传奇，这三件面积不大的壁画绝对是传奇中的传奇。
《焚香菩萨》画面上只能看到两名菩萨的形象，还有一只伸进画面的玉手属于已经残损的第三位菩萨，拈起一粒香丸正欲放到香炉中，表现在佛前焚香供养的情景。两位菩萨的面形都长圆健硕，眉清目秀，有贵妇风范，但唇下保留两绺小小的胡须。她们身材丰腴而匀称，肌肉似有弹性，体态婀娜多姿，立姿略带曲线，手姿柔媚而造型准确，装饰华丽，衣纹飘举，头光透明，敷色饱满而不失清雅，线条柔韧匀劲，美丽不可方物。《持莲观音》因从《焚香菩萨》之下揭出，保存状况很好，底色白净，颜色鲜艳如新，使用了红白对比的色调，但不失温和，线条简练而造型准确优美。《如意轮观音》绘画水准和设色风格接近《焚香菩萨》，但是保存状况稍差，颜色层已经有非常明显的酥碱龟裂。这三幅壁画的线条质量和设色风格都近似于卷轴画，体现了中原地区的名家水平，用来和传世卷轴画进行对比研究，要比偏远地区的敦煌壁画更有说服力。不过，它们的制作年代和出处地点有很大的争议。
卢芹斋将这些壁画的年代定为北宋。在图录前言中，他为自己外卖文物的行为反复辩解，这且按下不表，关键的信息是，他提到这些壁画出自“河南和山西交界处一座已经破损的寺庙”，但并没有说这座寺庙的名字。[12]史克门原来也将《焚香菩萨》和《如意轮观音》的年代定为11-12世纪，下层揭出的《持莲观音》则定为9-10世纪。但纳尔逊博物馆研究员何惠鉴在《如意轮观音》的右膝发现了文字细小的五行题记，据以将该画和《焚香菩萨》的年代定为五代后周广顺年间（951–953），出处为河南温县慈胜寺。《持莲观音》的年代被定为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
至于壁画出处，据解放后走访附近村中老人，慈胜寺确实在1923年发生过壁画被盗事件。[15]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壁画就是卢芹斋旧藏的那一批。慈胜寺现存建筑大雄殿为明代建筑，里面还残存着小块明代壁画，题材和风格都有别于卢芹斋旧藏的那批壁画，后者当然不可能出于大雄殿。大雄殿后原来有毗卢殿和延寿殿，已毁。据寺内现存乾隆十九年的重修毗卢殿和延寿殿碑记可知，延寿殿是慈胜寺内最大和最重要的一座建筑，如果壁画确实出自慈胜寺，它们原先很可能被绘制在延寿殿内。但是慈胜寺在金、元、明历经重修，延寿殿的主体建筑恐怕不能早于元末（后）至元三年（1337）。[16]而卢芹斋旧藏壁画和元末（以广胜下寺壁画为代表的晋南壁画风格）也有较大区别，似亦难以归属于元代作品。总之，这批壁画的风格年代和慈胜寺的建筑年代对不上。所以很多学者相信，卢芹斋旧藏壁画并非出于慈胜寺，而是另有出处。[17]
唐三彩中有一件胡妇哺乳驭驼像（图2），表现一位健硕的胡妇骑在骆驼上，敞着怀哺乳，她仅用左手略托着婴儿，右手向后扬起，要把身下跪着的骆驼带起来。婴儿像小猴子一样牢牢地挂在母亲身上，刻画细腻，张口衔乳的细节交代准确。整件作品涉及母子大小二人以及人与骆驼的空间与比例关系，处理手法纯熟利落，细节深入而不琐碎。这个胡妇是我见过的最独特的母亲形象，表现的既不是了无新意的母子柔情，也没有力不从心、顾此失彼的狼狈与愁苦，而是女性的强悍与控制力，这在中国艺术史与妇女史上绝对是个稀罕例子。古代汉族文化的主流是压抑和摧残妇女，而妇女地位较高的情况，往往都出现于游牧民族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对汉族农耕文明及其政权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取代的时期，这件体量不大的作品也可佐证历史之一斑。
图2唐三彩胡妇哺乳驭驼像
还有一件真人大小、细腻逼真的辽（或金）三彩罗汉，属于著名的“八佛洼罗汉”，原在河北易县白玉山峨眉寺八佛洼山洞中，共有十六尊，后被盗卖，现在欧美日公私收藏中一共发现九尊，有的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德国藏的一尊已毁于二战），纳尔逊博物馆所藏的是保存状况和艺术水准最优的一件。三彩陶器做得这么大而没有变形和烧裂，发色纯正，显示了辽金三彩工艺的高超水准。它的风格与山东长清灵岩寺北宋罗汉彩塑近似，以逼真写实和世俗生活气息著称，但胜在不像泥塑那样要遭受后世重装涂饰。
展区尽头是全区的高潮——“中国庙宇”展厅（图3），正中端坐的水月观音是整木雕成并施彩绘，保存完好，造型精准，气质高贵沉静，其年代归属于辽或金（11-12世纪）。两旁还有几尊金代木雕施彩和明代铜铸施彩的观音像。中间观音的背后是来自山西赵城广胜下寺后大殿山墙的元代壁画《炽盛光佛经变》，头顶是来自北京智化寺的明代雕龙藻井和清代平棋，面前的雕花格扇门来自北京的一座清代官员宅院。壁画和格扇门分别是1932年卢芹斋出售和捐赠给博物馆的，智化寺藻井和平棋都是1931年史克门在中国购买的，这个展厅也是出自史克门的设计，在1933年开馆时就向观众开放，不过水月观音则是1959年才入藏摆放此处的。这种设计在当时还是非常新颖的，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视觉和空间效果强烈，后来许多博物馆都继承了这一展陈思路，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都有日本庙宇展厅。
图3纳尔逊博物馆的“中国庙宇”展厅，正中端坐的辽（或金代）观音及其背后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的元代壁画
中国装饰艺术展区也是纳尔逊博物馆的特色。展厅光线明亮，陈列着许多明式家具。实际上，史克门1930年代初寓居北平时，就加入了由北平旧贵族、知识分子和寓京外国学者、收藏家组成的推崇明式家具的趣味圈子，在古斯塔夫·艾克的开山之作《中国花梨家具考》里，有些明式家具范例就是史克门的藏品。回到美国后，尤其是二战以后，史克门把纳尔逊博物馆变成了收藏和鼓吹黄花梨（明式）家具的中心，他也是西方较早写专文介绍明式家具的学者。只是该馆在明式家具收藏方面的重要性，往往被它在中国古画收藏方面的光芒所遮蔽。与家具陈设在一起的，还有不少案头赏石，在中国文房复原陈列的室内一角，有一块细长高大的赏石（看石质似为灵璧）带有清初收藏家高士奇的铭文。赏石因其抽象之美，近年颇受西方收藏界青睐，在美国博物馆所见不少，其中纳尔逊博物馆的收藏是最早启动的。中国装饰艺术展区的走廊里还有两个大展柜展出各色蛐蛐罐，这类藏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也反映了史克门青年时代受到旧北平世家子弟影响。这些珍贵的实物样本，和王世襄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可以真实细腻地复原那个“玩主”们的时代。
此外，该馆的印度艺术展厅也很精彩。除了大量单体雕像，最后一间展厅的四壁和天顶都用来自印度南部一座神庙门廊和神庙的木雕构件复原装配，年代为18世纪，雕饰细腻华美，配合幽暗的灯光和展出的雕像，很好地表现了印度神庙中的气氛。在印度本土因为气候关系，木雕不易保存，所见文物多为石雕，纳尔逊这一堂木质装饰和大都会印度展厅的木质藻井都是相当罕见的木雕精品。
四、绘画展厅和库房看画
中国古代绘画展厅在我参观的时候（2013年7月）展出的主题是“神秘的信息：中国艺术中的象征意义”，以绘画为主，包括少量织绣、雕漆和瓷器，有一件清代彩绘木胎包丝绸刺绣如意，品相完好，工艺非常罕见。绘画中有明宣宗《一笑图》轴，明陆治《玉田图》卷，清王云《方壶图》轴，清高奇佩《指墨杂画》册中的《松枝》、《牡丹》二页等名家之作，也有许多佚名作品，作品中的隐喻图像都制作专签仔细说明，展厅一角，为了让观众看清册页，展柜设计成倾斜状，配备舒适的中国式板凳，还提供放大镜和大字说明书，人性化服务已经做到极致。当然这只是整个纳尔逊博物馆出众的人性化服务和观众互动设计的一处体现，全馆多处墙上挂着轻便的折叠椅，请观众按需自取；较大的展览（如新馆的弗里达画展）会在展厅中设计生动的游戏，让观众在艺术品包围中享受自己的创意。
明人《学士图》轴，画四位学士、三位仆从，当是“十八学士图”四件之一，虽有“子昂”伪款，但较接近上海博物馆藏杜蓳《十八学士图》四屏画法，是明人所作无疑，不过这类《十八学士图》有南宋底本（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刘松年《五学士图》系其残件），明人多据以改画。明人《青绿山水图卷》无款，虽然已经很长，但首尾似乎皆经裁割，原来的长度可能更长，山水、楼阁、人物的画法都很精细而稍显纤弱，内容大致是仙山楼阁、仙人活动，应是明代苏州画坊的作品。另外沈周《蜀葵图》轴、陈淳《蟹图》轴则是明显的伪作。前者书法软弱，画法软弱又兼臃肿，似非同时代人作伪，作伪时代可能早到明末清初；后者书法和画法已经明显具有李觯、李方膺的因素，纸张系人工做旧，应属清中期扬州所产伪作。
还有一件传称清初上官周《风俗图》轴，画上并无款识与题跋，人物造型近于清后期扬州画家王素一路，并非上官周所作。画幅宏大、人物众多，取高视点、俯瞰式构图，表现高堂上几位官员正接受领粥饥民的跪拜叩谢，院中排列许多粥桶，院外提罐而来的饥民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名称似应改订为《赈粥图》。画为绢本，经纬线无明显变形，但有明显的折叠磨损痕迹。这些绢本大画原先的设计功能往往是屏风画，这幅画的现状表明它未曾上屏，而是长期折叠存放。很可能它是赈灾官员临别所获地方酬谢之作，拿回家后即束之高阁。画面本事有待考索，或可由清代后期扬州一带的饥荒及官府或贤宦赈灾的记载入手。
原文发表于《大学与美术馆》第六期
编辑|胡炘融
注释：
2史克门生平梗概参阅MarcF.Wilson,LaurenceSickman,见MichaelChurchmaned.,LaurenceSickman:ATribute,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1988,pp.17-21;LaurenceSickman,inhisownwords,I.Harvard-YenchingFellowship(excerptedfromatapedinterviewwithMichaelChurchman,Dec.2,1982),见MichaelChurchmaned.,LaurenceSickman:ATribute,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1988,pp.23-27；华伦·科恩对劳伦斯·史克门的访谈，堪萨斯城，1984年4月23-24日，转引自WarrenI.Cohen,EastAsianArtandAmericanCulture:A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第四章，注23.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
3见LaurenceSickman,inhisownwords,II.TheLastEmperorP’u-yi(excerptedfromatapedinterviewwithMichaelChurchman,Jan.14,1983),见MichaelChurchmaned.,LaurenceSickman:ATribute,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1988,p.29；参阅杨新《美国的中国书画收藏》，《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第178页。
4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页87-88引胡嗣瑗《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录溥仪给胡的“手敕”：“（1931年岁次辛未三月）十八日承谕：‘有前充皇后英文教习英人蓝菘（译音）引一美国人自称为该国博物馆员某者，来看内藏书画，检购十二件，内有三件因谐价相去大远，命其剔去，但教习遽手颤欲泣，争执再三，即知未可终强，则谓其余九件非一律听其买去不可，匆匆划出价码而去。后查视竟多取去一件，所划之价与原拟数目不及十分之一。最可怪者，当其来时，本欲叫陈曾寿与之面议，任教习固请不必叫来，免生冲突云云，显有他意。随派人往觅该美人，则谓已携所购画卷赴京，及觅到该教习，竟谓价经说，不能翻悔，一气驳回。昨已派鲁郁彤及内侍齐继忠追踪入京，向美人交涉，不知能得手否？可否筹议补救。’伏阅不胜忧懑。好在议价未交，渠又多取一件而去，论理尽可索回原物不卖，但恐彼美人匿不出面，或竟无理狡赖，我未取有其人收据，交涉不免棘手，当出与律师谋之。得旨报可。......二更许奉手敕：‘详悉鲁郁彤到京与美人交涉圆满，此心稍慰。’
“十九......日承谕：‘鲁郁彤至京，与该美人见于六国饭店，辨论颇久，始允将重价者五件，多取者一件，如数交出，余四件须如原议售价与之，以全体面......拟嘱日司令部派人代送较为稳便。等因。’并出示交回及留售各件清单一纸，窃见所留者售价与拟价相差无几，自可照允。交回者为李成两卷，燕文贵一卷，宋人无名氏两卷，原似价三十万元以外，所还不及二万，幸已索回，否则遭此骗，处置极难矣。
四月十六日“交下朱益藩二十八日手函，知日使馆代运回画卷，计《寒林图》、《茂林远岫图》、《溪风图》、《牧羊图》、《豳风图》、《花卉》凡六件，均已交到不误。”
5参阅孙迪：《美国纳尔逊-雅坚斯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佛教名宝》，载于《收藏》2005年11期。
6"TheCollectionof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DeborahEmontScotted.,TheNelson-ActkinsMuseumofArt:AHandbookoftheCollection,pp.XIII-XIV。
10"TheCollectionof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DeborahEmontScotted.,TheNelson-ActkinsMuseumofArt:AHandbookoftheCollection,pp.XIV-XVI.
11其生平经历见[法]罗拉著、卞婉鈺译《卢芹斋传》，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但此书对卢的经营状况尤其是重要艺术品的流动情况的介绍过于简略。
12译文见王方晗、李璠整理翻译：《卢芹斋文选》，载于《美术向导》2014年第5期，第92页。
15同注13。
16同注13。17同注13、14。
18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增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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