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沙畹（ChavannesEdouard，1865-1918）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沙畹在法国汉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前承19世纪的法国汉学传统，并使20世纪法国汉学开创了新的局面。在许多汉学领域如中国历史、宗教哲学、历史上的外族关系、中国地图学等方面为后来的法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他从教的二十年中，培养了众多学生，艾杜阿尔·于贝尔、谢阁兰、保罗·伯希和、葛兰言、亨利·马伯乐等，继承了老师的事业，成为20世纪法国汉学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沙畹把他一生都献给了汉学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在研究《东亚史》中的《投龙简》。他的弟子伯希和（PaulPelliot）称赞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他的另一个弟子葛兰言则则称他为“法国汉学第一人”。
一、学术经历
1907年华北考察时摄于山东潍县玉清宫
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继德理文之后（HervydeSaint-Denys）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成为该讲座自1814年开办以来的第四位教授，是时沙畹年仅28岁。此时来自荷兰、俄国、瑞士、德国的学生投师其门下，他们在法学成回国后散居各地，普及了现代汉学。沙畹回国后，应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Iévi）的要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翻译佛经方面，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和西域僧侣的传记。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1895年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东方学杂志《通报》的编辑工作。1903年他被推选为碑铭与美文学院院士，并为1898年刚成立不久的法国远东学院贡献心力，协助考狄（HenriCordier）主办《通报》。并在院刊上陆续发表他1907—1908年赴中国考察的成果。他还通过此刊发表言论支持年轻的伯希和（PaulPelliot）。伯希和与他曾同期在中国考察，并于1911—1913年合撰发表长达350页的论文，叙述他们在新疆和甘肃敦煌考古的重大发现。
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从这年3月至1908年2月这一年内，对中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诸省进行考察。归国后刊出了《华北考古纪行》叙述了他这一年来在中国考古的经过。他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在龙门和云岗石窟地区，在考古和碑铭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地考察这些石窟的人。这次考察，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回国时带回了丰富的文物、碑铭，还有两大箱壁画，为他的两卷本著作《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这样使他在研究古代历史的过程中，增加了考古学和碑铭学研究，开拓了视野，也为欧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开了先河。
1907年爱德华·沙畹于山东灵岩寺墓塔林中的留影
沙畹在对中国北方进行考察时还登上了泰山，发表了关于东方之巅祭祀的专题论文《泰山：中国的一种宗教崇拜专论》（1910），该书后附有一篇《古代中国的社神》的补编，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仪的重要性。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对道教科仪进行研究。最有名的是他去世后才发表的长篇论文《投龙简》，包括译注杜光庭所编《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他在论文序言中说：投龙简是一种道教礼仪，即把金属牌上的愿望投人洞穴、峡谷或泉水中，向神祈愿。沙畹在译文中对玄宗皇帝54岁的投龙简加注说：“此礼仪之目的在于使皇帝自己得到长生，使皇帝在道教秘术的指导下成为与不死的仙人同样的人。”
1911年，沙畹与伯希和把一部分《道藏》弄到了巴黎，研究并利用了这些材料。他去世的那一年（1918），正准备发表他从《道藏》中选出的第一篇译文。沙畹还曾研究过摩尼教，与伯希和合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1—1913），这部著作疏释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并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
1907年爱德华·沙畹拍摄的泰安府岱庙
沙畹对西方汉学人才方面的培养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西方（不只在法国）汉学界一位通儒，其所学既相当广博，而研究又深细不茍，故为学成绩，乃能光前裕后，造就了四大高徒：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与戴密微，后来皆成为西方汉学的一面旗帜，足使法国汉学能由广识而又趋于专精，导启了近三十年以来的西方汉学学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沙畹带来了灾祸。他为法国的命运担忧，同时也为不到年龄就应征入伍的飞行员儿子担惊受怕，严重影响了健康，但他对学习汉语和汉学研究工作始终抱着极大热情，凭着坚忍的毅力继续学习，顽强练习汉语口语。1917年当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时，他作为译员以流利的口语接待了中国的政治家代表团；离开人世前几个月，他还在索邦神学院的大阶梯教室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讲。由于汉学研究的出色成绩，1916年，沙畹当选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协会会员。1918年，正值他的研究最有成果之际，在巴黎英年早逝，享年53岁。
二、学术成就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他一生治学谨严，涉猎广泛，其著述博大精深。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佛教、道教、泰山刻石、民间祭祀、文物、碑帖、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等等，均成就斐然。
《司马迁的传体史》在沙畹到中国的第二年（1890），在北京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禅书》，1893年在巴黎由亚细亚学会资助出版了译稿的三分之一——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这部“汉学界盖世名作”（莫东寅）由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组成，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考证严谨而广泛，其二是在注释中进行了大量发挥，对涉及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提出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虽已年代久远，但由于作者出色的翻译、严谨的考证和不落俗套的注释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继1893年的版本之后，麦松奈文出版社1967年再版了这五卷本；1969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补遗卷作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后留下的两三篇译文，一个改编过的总目录和一个自1905年以来出版《史记》译文版本的版本目录。马伯乐对其老师这部巨作的评价是“自理雅各《中国经典》以来欧洲汉学界最重大的著作”。
在对中国星象学研究中，沙畹还旁枝侧出，对中国的祭祀文化产生浓厚感兴趣。在他撰写的一本重要专著《泰山》书后，全文附录了沙畹一篇研究中国人祀奉土地神的论文，该文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此类研究的成果（1901）。中国人认为土地生养万物，具有神力，土地神乃其人格化身。在这篇论文中，沙畹着重阐述了下至民间百姓、上至皇帝及州、郡、县各级地方行政官员对土地神的祭礼等级制度。他解释了如何用五色土来祝圣社坛，并描述了祭祀的对象，诸如大树常被认为是土地神的神位所在、神主牌是一个刻字的小石柱等；沙畹还研究了土地神本身，阐述其职责为掌管一方水土和当地的风调雨顺。如有洪涝、旱灾或日食，甚至发生刑律或战乱，人们都要祈求土地神显灵保佑。
他于1905年发表了一篇资料非常翔实的有关纸未发明前中国书简的论文。同一时期，他还翻译了《魏略·西戎传》（1905年）和《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第二，沙畹在宗教历史的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对佛教的大量研究。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伯希和与他曾同期在中国考察，并于1911—1913年合撰发表长达350页的论文，叙述他们在新疆和甘肃敦煌考古的重大发现。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elStein）于1900至1901年间第一次远赴新疆考察。他回国后请沙畹研究此次考察带回的所有中文文献，文献包括分别发现于和田及吐蕃附近地区、尼雅地区和敦煌地区的年代依次为唐代、公元三世纪、前汉时期的文书及简牍。沙畹据此考释撰书《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LesdocumentsdécouvertsparAurelSteindanslessablesduTur-kestanoriental）。这部里程碑似的巨著耗时颇久，直至1913年才出版。
1907年6月17日拍摄的泰安岱庙东岳坊庙会
第三、中国方志、碑刻、與地志研究。
《泰山》一书包括前言、6章正文和结束语、附录部分。前言部分主要是回顾国外学术界关于泰山研究的成果。6章正文包括：第1章，泰山宗教信仰；第2章，泰山名胜景点；第3章，泰山封禅文选，分为《后汉书》、《旧唐书》、《宋史》3部分；第4章，祭告泰山祈祝文选（33篇）；第5章，泰山碑铭文选；第6章，泰山民间信仰。附录部分为“中国古代的社神”。其中，第一、六两章的内容是从文化视角。沙畹认为：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一个民族的宗教，也就不大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也为我国的方志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907年7月1日沙畹在华北考察中拍摄的山东邹县孟庙
1907年7月1日沙畹在华北考察中拍摄的泰安市街道
第四、中国边境地区及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1907年6月17日-25日沙畹摄于泰安府福桑前
1917年7月7日，沙畹离世前夕，在一个由法中委员会（ComitéFrance－Chine）发起在141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索邦大学举办的讲座上，他重又提起有关中国人道德思想的内容。这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的发言，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对德国宣战，正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据沙畹的陈述，是因为德国发动潜艇战争犯下累累罪行，造成中德外交关系的破裂，并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愤慨，正如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在讲话中，他重申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准绳在中国人生活中占重要分量，儒家提倡责任、公正、孝顺、对祖先的崇拜，正是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习俗使得中国虽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其主流思想却一脉相承；且中国文化还能从西方民主思想中汲取养料，从中获得启发。
泰安府泰阴碑
三、学术特征及对后世影响
沙畹的确可称为西方汉学界一位通儒，所学既相当广博，研究又深细不茍。他的学术成就不仅表现在上述研究成果方面，其学风和研究方法也在法国汉学界树立一面旗帜，也导启了近三十年以来的西方汉学学风。
另外，沙畹在研究中没有当时西方学者的盲目自大心理，尊重和吸纳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介绍到西方。汉学在19世纪一度是欧洲中心范式下解读中国的西方产物，沙畹却能坚持吸纳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介绍到西方。1911年，他根据罗振玉的有关著作，注意到数千件刻有中国最古老文字和占卜记录的龟甲及牛骨的考古发现，他的学生伯希和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并为汉学界开拓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研究领域，为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同行们提供了交流合作的机会。在这方面，沙畹无愧于西方汉学第一人！
第三、注重田野文献与典籍文献的互证，体现了西方学术科学实证的治学传统。沙畹在重视考古学印证之外，更进一步对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进行了实地勘察验证。为了验证《封禅书》的记载，沙畹曾两次到泰山进行考察。尤其是1907年的第二次考察，可以说是西方学者对于泰山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察。这使他超越中国的传统史料概念，扩充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料范围。沙畹的泰山研究对后世的泰山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沙畹的汉学研究注重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传统文化以及民俗等多学科的交叉个综合研究。在译注《史记·封禅书》和研究泰山的过程中，通过对封禅仪典和民众在泰山的神灵崇拜系统考察，注意从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理解中国人的信仰状况，全方位考察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被过去海外学者（甚至包括中国古代学人）研究泰山时所忽略的。正如西方学者鲁惟一、夏含夷所说：“沙畹对集中于泰山的各种宗教活动作了综合人类考古学的分析和阐述……这一著作可以称为现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第一有创造性之伟大成果。其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样把先进的历史观点用到考古资料上，变成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主流。”因此,我们可以说沙畹在泰山研究领域既开风气之先，也领百年风骚。直到20世纪末期，美国学者在泰山研究领域多学科多角度的介入，才使海外泰山研究出现了新气象。
1907年5月17日，在山海关拍摄的孟姜女庙
四、主要论著
著作：
1、《司马迁的传体史》其中一卷《封禅书》，1890，北京出版2、《司马迁的传体史》五卷（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1893年，巴黎，由亚细亚学会资助出版3、《突厥历法研究》，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出版；1958年对旧译本加以校订后重版，并增附沙畹原书“西突厥时期的中亚地图”一幅；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2004年再版，改名《西突厥史料》4、《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sculpturesurpierreenChineautempsdesdeuxdynas-tiesHan，1893）5、《泰山志》张广达译6、《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7、《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LesdocumentsdécouvertsparAurelSteindanslessablesduTur-kestanoriental）1913出版。
论文：
1、《突厥十二生肖纪年法》19062、《华北考古纪行》，1910年，巴黎3、《南诏国的碑文》（UneinscriptionduroyaumedeNan－tchao，1900）4、《有关丽江地区史地文献研究》（AveclesdocumentshistoriquesetgéographiquesrelatifsàLi－Kiang，1912）5、《凤昭凤英世系记》（1906）6、有关纸未发明前中国书简，19057、《魏略·西戎传》（1905年）《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翻译8、《通报》上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有：8世纪的悟空行记（1895）；6世纪的惠生与宋云行记（1903）；10世纪继业的西域行记（1904）；5世纪来到中土译经的求那跋摩（Gu-navarman）行记（1904）；6世纪东来僧人闍那崛多（Jinagupta）行记（1905）9、王玄策使天竺记（1900）【与列维（SylvainLévi）合译】10、《沙畹和法国的中国碑铭学》为题发表在《法国汉学》2001年第6期11、《卢浮宫博物馆馆藏中国画》（1904）12、《有关赛努斯基博物馆举办的一次佛教艺术品展览》（1913）
沙畹在1907年——1908年在东北和华北考考察时拍摄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