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北省博物馆在70周年的历程中，大约经历了首个展馆开馆和三次重大馆舍扩建，终于有了当下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的傲人规模。其基本陈列从建馆初期的3个，逐步发展到当下的10余个。而且，不仅仅是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更是展览品质的提升和飞跃。回顾、梳理和剖析这70年博物馆基本陈列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状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和把握展陈工作的规律，进一步提高策划和创新展览的能力，使之更好地服务公众、服务社会。
关键词：湖北省博物馆；70周年；基本陈列
如果把湖北省博物馆的“人生”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的话，迄今为止可以将其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这三个阶段。
关于这三个阶段划分的依据：其一是以博物馆基本建设的进展程度为考量；其二是以博物馆陈列规模和年观众量作为评判的依据。从以上两点看，这几个因素关联得非常紧密。非常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基本建设改扩建工程也恰好完成了三个建设周期——虽然这三个阶段并非与基建的三个扩建周期完全吻合。而每一次馆舍的扩建，就意味着博物馆陈列展览和公共服务要相应地扩展和提升，这些正是构成我们划分博物馆成长三个阶段的依据。下面，我们将从这三个阶段来梳理一下湖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基本陈列的发展脉络，并作简要评述。
一、初创期博物馆的基本陈列（1953～1998年）
初创期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均位于1960年落成的、楼顶有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题写馆名的陈列楼内。陈列楼为三层建筑，其主要展览空间分布在建筑的一、二两层，每层展厅面积800平方米，共计1600平方米。
早期的四个基本陈列，其陈列的基本形态是相同的：即沿着展墙展线布置立柜或平柜，柜内通常是文物+手书的小说明牌；台座为实木制作，在不同时期分别采用了油漆、金丝绒衬布、裱贴壁纸等不同的方式作装饰。照明为自然窗光和柜内人工照明相结合，人工光源以日光灯为主。这种木质的展柜一直沿用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步淘汰。
彼时的四个基本陈列，历史类陈列其内容在各自展览框架内并没有搭建多少内在的逻辑关系，在简单分类的前提下，“叙事”主要是依据文物年代先后的顺序来延伸展线；自然标本陈列则依据动植物各自的分类体系加以分类展示。四个基本陈列均缺乏辅助展示手段，辅展的黑白照片都所用不多，陈列形态基本上是“展品+手书说明牌+少许辅展照片”这一模式。博物馆当时设立的通史部、党史部以及美工部、摄影室等，就是这一时期博物馆陈列工作的真实写照。
第二版的曾侯乙展，于1985年开始着手改版提升工作。展览体系及展标仍然沿用了以前的展览模式和展名，只是因为当时的随县改名随州，所以展标也相应调整为“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陈列”。
第二版的曾侯乙展定位仍然是墓葬展。尽管内容设计变化不大，但形式设计显然是挣脱了之前博物馆四个基本陈列和1980版曾侯乙展的窠臼，体现出了明显进步。
首先，该展从总体设计上破除了以前基本陈列建筑空间中“天地墙”与陈列展线完全没有设计关联的情况，而是将展线墙体与展柜进行一体设计，强化了展示空间的整体感；同时，展柜空间的大小也能依据文物的组合关系量身定做，显得十分美观。
其次，重点文物如尊盘、鉴缶、鹿角立鹤、编钟等采用中心柜的陈列方式，强调了展线的节奏变化和亮点。
第三，展览整体色调选用了俗称“铁锈红”的纺织品进行饰面处理，首次将展览内容中“楚人尚赤”的习俗作为设计元素考量，体现了形式设计的思考和探索。
第四，展览开始使用模型和艺术品辅展：如陈列的曾侯乙墓坑模型和文化层剖面；又如聘请当时著名画家刘柏荣创作《编钟乐舞图》等，这些均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同时也丰富了展览的形式。《编钟乐舞图》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或许是馆史上将辅助展品变藏品的第一例。
初创期阶段的展览除以上提到的基本陈列外，也有一些专题展和临时展：如195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开展的“湖北省十年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1985年开展的“新四军第五师革命斗争史展览”，1990年“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展”，1992年开展的“楚天风云白年”展，1994年在北京展览馆开展的“中国社会发展成就展”（湖北馆），1998年开展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展”等。这些，包括许许多多的出国、出境展，极大地丰富了初创期博物馆的陈列类型。
二、成长期博物馆的基本陈列（1999～2020年）
这个时期的博物馆正处于一个基建的高峰，完成了扩建工程的一、二期场馆：一期的编钟馆、二期的楚文化馆和综合馆。这一时期内，由于场馆条件的改善和展览数量、品质的提高，观众年参观量由初始期的几万人次、十几万人次乃至几十万人次，一跃超过百万人次。至湖北省博物馆率先对观众免费开放后，年观众量基本稳定在三百多万人次这一水平了。
成长期内博物馆一共推出基本陈列13个：一期编钟馆“曾侯乙墓”（第三版）；二期楚文化馆“楚文化展”、综合馆一层“曾侯乙墓”（第四版）、“九连墩纪事”，二层“郧县人”“屈家岭”“盘龙城”“梁庄王墓——郑和时代的瑰宝”“书写历史——战国秦汉简牍展”“秦汉漆器艺术”“土与火的艺术——古代陶瓷专题展”、三层“荆楚百年英杰”“馆藏明清书画”。为了清晰表述，以下我们将以展馆建筑为单位对以上展览进行简要阐述。
首先是编钟馆，编钟馆是当时专为“曾侯乙墓”展览打造的建筑。展览开放于1999年1月，也是该展的第三个版本了。此次改版有几个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其一，它是博物馆陈展开展招投标工作方式前由博物馆人自己设计的最后一个陈列展览；它也是1999年至2005年间湖北省博物馆唯一的一个基本陈列。其二，虽然该展览的内容设计基本上延续了之前两个版本的设计方向，变化不大；但形式设计的理念与创新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其无论是设计理念、空间创意、形式语言，还是技术运用、环境控制等均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该展全面破防了初始期基本陈列的固有思维模式，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博物馆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专业人员整体素养的提升。第三版的“曾侯乙墓”展览不仅创造了湖北省博物馆基本陈列的一个全新高度，它也为后来采用招标方式所做的展览树立了一个较高的等级标杆。
同样，楚文化馆也是为“楚文化展”量身定做的。2005年开放的“楚文化展”是二期扩建工程的第一展，也是湖北省博物馆历史上采用招投标制度所做的首个展览。该展无论是内容设计还是形式设计，无疑都是在当时国内博物馆界处于领先位置的，该展也因此获得了第七届（2005至2006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提名奖。从此，湖北一跃成为全国研究楚文化最核心、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区域。楚文化展无论是在设计理念上、场景和艺术品的创作上，还是在文物藏品的运用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例如，为了生动展现古代战争和车马器，博物馆不惜巨资搬迁了一组九连墩出土车马坑遗存物用于展览，这组展品与车马器、巨型壁画、多媒体辅展相结合，创造了完美的陈展叙事空间，让文物真正地活起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北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这，也为湖北省博物馆在日后的三期新馆中做好“楚文化展”的升级版“楚国八百年”提供了强劲推动力。
2007年建成开放的综合馆共有11个基本陈列。彼时的情势是：凭借第三版“曾侯乙墓”和“楚文化展”这两个展览在艰难摆脱旧有理念束缚，很好地完成了陈展创新和提升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批展览在上述两个展览的影响和加持下，所展现的策展能力、陈列语言表达能力等尚能借用和维持上述两展所带来的惯性力，使之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陈展状态之下。其中，“九连墩纪事”“郧县人”“屈家岭”“盘龙城”“梁庄王墓——郑和时代的瑰宝”“书写历史——战国秦汉简牍展”“土与火的艺术——古代陶瓷专题展”“荆楚百年英杰”等均为首创展出。而“郧县人”“屈家岭”“盘龙城”的框架结构模式、“荆楚百年英杰”内容设计的体例结构和标准制订等都有所创新，“梁庄王墓——郑和时代的瑰宝”和“郧县人”“屈家岭”“盘龙城”以及“秦汉漆器艺术”的形式设计亦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第四版的“曾侯乙墓”（展出中期更名为“曾侯乙”），内容设计依然沿袭之前“曾侯乙墓”的基本范式，只是根据最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而增加了“曾国之谜”这部分的内容。
三、成熟期博物馆的基本陈列（2020至今）
2020年的“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虽然不是一个基本陈列，但无论是展览的学术性还是探索性都有了一定深度的挖掘，也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一般受众，都能够从其中获得所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展完全是由博物馆一众青年担纲，在完成整个陈展和获得湖北省博物馆首个“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同时，也完成了专业人员的新老交替。该展介于二期综合馆基本陈列闭展与三期新馆基本陈列开放之间，且带动了三期新馆基本陈列又一波稳定和向上成长的态势，故我们将其定义为博物馆基本陈列成熟发展时期的开端。
相较于综合馆2007年开放的11个基本陈列，这次三期新馆共推出了6个基本陈列：第五版“曾侯乙”展、“曾世家——考古揭秘的曾国”“越王勾践剑特展”“楚国八百年”“梁庄王珍藏——郑和时代的瑰宝”“天籁——湖北出土的早期乐器”。其中，除“越王勾践剑特展”和“天籁——湖北出土的早期乐器”为新的原创展览外，余下4个均可看成是之前已有陈展的改版或提升版。如：从第四版的“曾侯乙墓”到第五版的“曾侯乙”，从“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到“曾世家——考古揭秘的曾国”，从“楚文化展”到“楚国八百年”，从“梁庄王墓——郑和时代的瑰宝”到“梁庄王珍藏——郑和时代的瑰宝”，这些不仅反映了作为馆藏特色文物基本陈列的属性；也见证了湖北省博物馆对本馆核心陈列题材的不断挖掘和深耕。
例如第五版的“曾侯乙”展，从一开始就试图调整和摆脱几十年来人们对“曾展”的熟悉记忆；从对墓葬的了解和对文物的欣赏导向公众去了解战国时期的礼乐文明、习俗和文化。策展是如何在第四版的基础上改版的？它们之间的视角有何不同？限于本文的篇幅不能在此展开，感兴趣者可参见《东南文化》2021年1期笔者的拙文《从曾侯乙到曾侯乙——2021版曾侯乙展策划设计变化分析》。
从实际效果看，四个改版的展览在内容或结构上或多或少都有所变化，变化的大小和幅度各不相同；而从空间的转换和形式设计的角度看，展览的主题性、氛围感以及文保意识都有所加强。特别是展览设施、设备和智能管控系统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级和提高。同样，在辅助展项方面，特别是多媒体数字技术在陈列中的运用，也达到了博物馆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三期新馆的6个基本陈列，最终以整体的方式被评为第十九届（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回眸2020年的“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到三期新馆的建成开放，再到2022年6月10日湖北考古博物馆“千年文脉——长江文明考古展·湖北”的揭幕，这个阶段的陈展工作已然呈现出一种稳健与成熟的趋势。这不仅仅体现在展览人的行动力上，也体现在展览日趋成熟的风格面貌之中。
四、小结
纵观湖北省博物馆70年来基本陈列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作以下观察：
1.从老陈列楼原址到在此建成三期新馆，陈列面积从不到3000平方米一跃达到3.6万平方米，让我们看到博物馆的成长轨迹和国家高速发展的良好状态。
2.博物馆门票由建馆初期的每位几分、几元、几十元，到2007年综合馆建成时对全社会免费开放，无论是展馆容量的扩充还是门票的归零，都可以从年观众量曲线中看到博物馆的这种变化。建馆初期的年观众量为从数千人次计始，发展到成长期阶段的年300多万人次，直至三期新馆开放后的年500多万人次。这些，都见证了博物馆陈展的发展轨迹。
3.随着博物馆藏品量的增加，也为新的陈展创作提供了强力支持，其基本陈列的数量在2007年后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4.伴随着布展经费、展示空间和馆藏量的增加，博物馆策展人的视野拓展和践行能力也越来越强，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也越来越具有活力。
总之，从博物馆基本陈列发展的三个阶段看，我们认为第一阶段毕竟是博物馆的起步时期，简单、简朴、简陋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形态；而成长期阶段的基本陈列，是湖北省博物馆基本陈列的重要蜕变期和定型期，它坚守和传承了过去一些非常好的陈展方式时，也尝试着推陈出新；它变简单为丰富、由简陋至专业、将简朴变高级，使之成为整个70年来博物馆基本陈列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最具价值的历史时期。靠着脑洞的打开和视野的开阔，博物馆基本陈列成熟期的到来则显然是顺风顺水一些。
当下，我们必须保持这一稳定趋势，但在该趋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节点时，则必须思考对陈展现状的更新与突破。这，也许是博物馆陈展工作当下的处境。因此，我们必须要大力加强陈展的策划与研究，不断提高策展的能力和水平，这样才能承担新时代人们对博物馆陈展的要求与期许。或许这些，是我们展览人将面临的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