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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9
关键词：《国际博物馆》社会议题市场化新博物馆学
一导言
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推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功能业务、馆舍类别到其宏观视野等方面都迎来了崭新的一页。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被称为“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博物馆发展浪潮更是为当今博物馆的众多语境和取向开辟了新的方向。
二《国际博物馆》杂志概况和基本发展趋势
主题
1950年第2、3期
文物保护：艺术品清理和保护
1948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绘画保护委员会建立——成为5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品修复的最重要推动力量和主要工作重点
1950年第4期、1951年第1期
博物馆展览：巡回展和临时展
1949年波兰华沙国立博物馆率先提出“博物馆巴士”(Museo-bus)——成为移动博物馆的先驱，并引发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博物馆巡展的高潮
1951年第4期
博物馆教育：公众关系
1949年UNESCO丹麦国际会议——专门针对博物馆与成人教育问题的讨论(战后对博物馆与终身教育问题的再强调)
1954年第2期、1955年第2期、1956年第1期
博物馆全球认同、全球视野下的博物馆运动
1954年UNESCO蒙得维的亚会议中正式通过决议支持“博物馆的全球化运动”——掀起20世纪50一60年代全球博物馆的建设高潮以及国际博物馆交流网络的进一步建立
1960年第3、4期
文物保护：艺术品养护、博物馆环境等问题
1959年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在罗马成立——成为文化财产修复和保存问题最重要的国际力量
1963年第4期
博物馆与社区发展
1964年第4期
文物保护：博物馆防盗的实践和问题
1957年国际刑警组织与国际博物馆协会正式就博物馆盗窃问题形成合作
1969年第3、4期
博物馆教育：公众对现代艺术的理解鸿沟
1969年UNESCO巴黎专家讨论会：当代艺术与博物馆——当代艺术发展后博物馆学家与艺术家的一次集中讨论
1972年第2期
博物馆类别：社区博物馆
1967年美国安纳科斯蒂亚社区博物馆成立——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成型的社区博物馆
1973年第l、2期
博物馆与生态环境保护
1971年于格-戴瓦兰(HuguesdeVarine)在国际博物馆大会上首次提出“生态博物馆”概念；
1971年法国勒特索煤矿区生态博物馆建立——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雏形初具；
1972年UNESCO((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通过
1978年第3、4期
博物馆信息技术的运用
1980年UNESCO第2l届大会通过《关于保存与保存活动图像的建议》——博物馆藏品信息化的官方表述
1979年第1期
文化财产归还
1978年归还非法途径所得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成立
1982年第2期
博物馆与文化政策/拉美的博物馆
1983年第1期
水下考古
1981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为影响联合国水下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性手册，引起对水下遗产问题的广泛重视
1985年第4期
博物馆类别：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
1984年《魁北克宣言》——从理论上正式阐述新博物馆学，生态博物馆发展进入高峰
1993年第4期
博物馆职业：在新时代各职业的新职责与变化
1988年意大利波伦亚会议“关于博物馆资助者合法地位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博物馆财政问题寻求合法化出路的一次转折性会议
1994年第1期
199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推行“美国记忆计划”，对图书馆内藏品进行大规模数字化工作——引发90年代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对藏品数字化管理工作的探讨
1995年第3期
博物馆类别：城市博物馆
1996年斯德哥尔摩街区建立“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城市即博物馆”理念的一次集中反映，博物馆边界的一次重大突破
1998年第3、4期
博物馆与旅游消费
1998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9次大会通过《博物馆与文化旅游的决议》——标志博物馆学界正式开始反思文化旅游问题
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
博物馆信息技术：网络建设和虚拟博物馆
1999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研讨会——世界第一流博物馆聚焦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对博物馆的冲击
2000年第2、3期
博物馆类别：高校博物馆
2002年第3、4期
文化遗产：信息时代的文化遗产问题
2003年第2期
博物馆与世界各地的神圣艺术
2001年UNESCO《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通过
2004年第1、2期
无形文化遗产
2003年UNESCO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8年第4期
水下文化遗产
2001年UNESCO《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将水下考古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一次官方推广，以及对水下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律指导
2010年第4期
海地地震后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
2010年海地地震之后诸国际组织在文化遗产事业方面的反应和援助——21世纪对国际组织面对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效率和态度的一次考验和反映
由于具备这种受时事影响的时代性，我们便可以利用《国际博物馆》自身的风格变化、每期讨论主题的发展趋势来探讨世界博物馆发展历程中的转型与演变。纵观《国际博物馆》各期的目录和部分发刊词，摘取其关键词，对当期的讨论主题加以总结，其中涉及到的讨论主题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二类：具体博物馆经验的介绍，以个案举例为主；
第三类：针对特定类别博物馆的讨论；
第五类：对文化遗产问题的讨论。
图一《国际博物馆》各期主题涉及讨论类别
我们可利用散点图将《国际博物馆》发展过程中涉及的上述五类问题表示如图一。根据图一中散点的整体密集程度和分布状况，可将《国际博物馆》所涉及的内容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该阶段《国际博物馆》主要以工作业务(即“第一类”)的集中分布为特色，目录尤其以教育和展览为代表的西方博物馆传统热点话题最为重。结合《国际博物馆》创刊时的发刊词定位，这一阶段可被理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刊物初兴、各大博物馆也刚恢复，传统主流业务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第二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到70年代以前。该阶段最大的特色在于《国际博物馆》对全球博物馆发展以及博物馆新近动态的讨论和经验介绍(即“第二类”)急剧增加，可概括为“多散点介绍、少集中专题”阶段。实际上，“第二类”所代表的经验介绍与其他几个类别的差别在于：
第三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早期。这一阶段《国际博物馆》“第一类”所代表的“工作业务”和“第二类”所代表的“博物馆介绍”均呈现较为密集5-)-布的情况。但与此同时，“第三类”所代表的类别研究和“第四类”所代表的外延问题研究在这一阶段所占比重开始加重，“第五类”所代表的文化遗产问题也在该阶段出现。总体来说，该阶段最明显的特点为：在传统议题持续讨论的基础上，新兴议题开始出现(数据上表现为“第一类”至“第五类”全面发展的态势)。
第四阶段
三《国际博物馆》与世界博物馆发展
上述讨论展现了《国际博物馆》杂志自身发展的基本脉络。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观察世界博物馆发展的整体趋势。
(一)向社会议题的延伸
有别于单纯以博物馆为对象讨论博物馆业务问题，图一所体现的最为明显的转变便是第三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第三类”、“第四类”、“第五类”所代表的新兴议题的出现及随后第四阶段的繁荣。
“第三类”是以博物馆类别为主题展开的讨论。实际上，自第三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博物馆》中所讨论的博物馆类别内有两类博物馆得到了明显的增加：一类是社区生态类博物馆，另一类是主要以大众文化为对象的专题类博物馆。
其次，1991年第1期中关于公园式博物馆的讨论，开始以“欢快”、“娱乐”这样的关键词来思考博物馆；
再者，无论是“第三类”(博物馆类别)还是“第四类”(外延问题)，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量以电影、服饰、海洋、戏剧等大众生活、平民文化要素为关键词的讨论主题相继出现，进一步呈现出将博物馆拉下神坛的趋势。
(二)市场化力量对博物馆的影响
(三)《国际博物馆》反映的世界博物馆发展趋势
其一是一种视野的转变。
其二是市场化力量的影响所带来的对博物馆直接业务的调整。
具体到对“新博物馆学”的理解上，珍妮弗·巴雷特(JenniferBarrett)曾提出：“新博物馆学的核心是博物馆面向更广阔人群的‘可进人性’(Accessibility)问题(无论是知识上还是实体上)[11]。《国际博物馆》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向社会外延问题的延展趋势恰能充分说明“可进人性”的含义。
另一方面则是在追求多元与娱乐的后现代文化形式“[13]引和大众文化普遍兴起的这一背景下，以消解精英身份为特色。
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种转变不单纯等同于对博物馆教育职能的重视或延伸。以“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为核心[14]，早在1991年史蒂文·拉文(StevenLavine)和伊凡·卡普(IvanKarp)便认为：“博物馆世界至少需要以下三个方向的运动：
赋予机构以外的人们机会以控制他们在博物馆当中被呈现的方式；
扩展博物馆当中展现非西方文化和美国的少数族群文化的专业性；
开办实验性的展览设计，从而以提供多元的视角，揭示现有途径中的种种紧张关系。”[15]
四结语
目前来看，这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仍在深刻影响着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而言，在国内博物馆进一步走向国际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国内政治经济大环境对博物馆的促进和约束，以及在文物资源、管理模式、观众素质、历史积淀等方面的特殊之处。
[1]由于数据库自身错误，1959年前3期和1970年的第4期有所缺失，但不影响对整体趋势的探讨。
[2]Introduction，MuseumInternational，V01.2，1951，pp.1-10.
[3]KwaiAddaiMyles，AMuseumforanAfricanCommunity，MuseumInternational，V01.3，1976，p.153．
[4]MarciaLord，Editorial，MuseumInternational，V01.3，1998，p.3．
[5]RobertR.Janes，MuseumInATroubledWorld：Renewal，IrrelevanceorCollapse，LondonandNewYork：Rout\u0002ledge，2009，p.169
[6]苏东海：《博物馆演变史纲》，《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1期。
[7]GordenFyfe，SociologyandtheSocialAspectsofMuse\u0002ums，inSharonMacdonaldeds.，ACompaniontoMuseumStudies．Chichester：BlackwellPublishingLtd.，2011，p.33．
[8]GeorgeRitzer，PostmodernSocialTheory，Beijing：PekingUniversityPress，2004，p.163．
[9]PeterDavis，Ecomuseums：ASenseofPlace，London：LeicesterUniversityPress，1999，p.8.
[10]NeilKotler，PhilipKotler，CanMuseumsBeAllThingstoAllPeople，MuseumManagementandCuratorship，Vol3，2000．pp.271-287
[11]JenniferBarrett，MuseumsandthePublicSphere，Chichester：BlaekwellPublishingLtd.，2011，p.167．
[12]按照史蒂文·杜宾(StevenDubin)的解释，“文化战争”
是一场“同社会内不同族群问的激烈对抗，包括了在种族、性别、性取向、认同政治、地区差异、国家认同等
方面的两极分化”，而博物馆和遗产地“变成了这场战争的战场”。
[14]关于“表征”问题，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将其定义为．“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而该概念与博物馆的联系，亨里埃塔·利奇(HenriettaLeach)做出过较好的表述。他认为．“意义可通过分类和展出而被创造出来……一个博物馆将会赋予各物品以重要性和意义，因为这些涉及对各特定类型的文化价值的表征。各博物馆是意义的仲裁者，而制订收藏计划，取得物品，安置展出的过程则既需要符号权力又需要机构权力”。
[15]StevenLavine，IvanKarp，Introduction：MuseumsandMuhiculturalism，inIvan.K.，Steven．L．eds.，ExhibitingCultures：ThePoet&sandPoliticsofMuseumDisplay，SmithsonianBooks，1991，pp.1-3.
[16]SharonMacdonald，ExpandingMuseumStudies：AnIntro\u0002duction，inSharonMacdonaldeds.，ACompaniontoMu\u0002seumStudies，BlackwellPublishingLtd.，2011，pp.1-12．
[17]PeterVergo．TheReticentObjects，inPeterVergoeds.，TheNewMuseology，London：ReaktionBooksLtd.，1989，pp.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