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6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先后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了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
知识生产视角下的中华文明探源、博物馆与数字技术
李倩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本文拟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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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倩副教授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与学科知识体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元知识”的人类文明起源研究如何在各学科纵深式发展的同时，由学术领域走向公共知识领域？作为遗产阐释权威机构的博物馆如何综合运用田野考古发掘的物质遗产、学术研究成果与新兴数字技术，向公众转译人类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由科技部立项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或“探源工程”），是最具系统性与代表性的华夏文明起源探索。探源工程自2002年立项至今已开展工作20余年，历经预备性研究和第一至第五阶段，现已同步进入推动研究成果展示、宣传推广与转化利用的知识普及阶段。在知识生产多向度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一方面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文物数据收集、存储、传输与展示的进步，为博物馆向公众揭示文化遗产内涵、增进互动沟通赋能；另一方面也加快了考古学研究从田野迈向阐释的步伐，继而对博物馆知识加工、转译、展示与输出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家文明起源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知识生产
卡尔·波普尔（CarlR.Popper）将“知识”区分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主观知识由意识经验世界构成，客观知识则由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构成。系统认知文明的萌芽、形成与发展是人类理性记忆的需要，其探寻过程是客观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生产方式与社会运行机制互动反馈的结果，这一过程的支配性机制是人通过反思、批判、总结等方式持续创造知识集群作用于物理的自然世界，继而基于主观认知构筑客观知识。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近年来，学界有关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面向社会公众阐释与传播的讨论逐渐增多。2023年3月，在“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明探源论坛”上，曹兵武提出“探源之后怎么办？成果如何与公众对接？如何实现文明互鉴？”等问题，高大伦则就目前遗址博物馆信息展示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观点，尤其强调遗址博物馆仿复制品、辅助展品过多，虚拟复原、虚拟再现、沉浸式设备滥用，以至遗址信息阐释被削弱等弊病。同年5月20日，“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开幕，对考古遗产活化利用的探讨未来势必会包括数字技术运用的问题。
博物馆展览是探源成果走向公共知识领域的主要渠道
考古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对信息模糊、有争议或悬而未决问题的处理方法与态度往往会直接影响博物馆展览的信息阐释。就博物馆展览的知识转译而言，学术研究是展览策划与文本撰写的基础，故而，在“再语境化”的博物馆场域中，史前考古材料更加依赖多重意义网络的建构和演绎式填补。理论上，博物馆展览内容与辅以图文及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过程性结论推演，可在最大程度上为合力重建“有限度的真实历史”创造条件，帮助观众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认知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进程，确保展览内容的客观性、学术性与启发性，起到“以物证史”“透物见人”的作用。如202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览统筹和浙江上山遗址考古领队蒋乐平在访谈中提到，“最客观最带有结论性的东西是文物，但文物的展示应该允许出现适度的内涵演绎，可以带有研究过程和结论，学术也是可以展览的”。如“稻·源·启明”展第二章“那一粒米”的单元说明文字如下：
一粒深埋在遗址里的稻米，几块掺杂了砻糠碎谷的陶片，代表了古人向土地探寻食物的智慧，也记录了一场作物生产的革命。从此，那株祖本是狗尾草的稻，在古人的培育下“疯狂”生长。
这是一个万年前的故事。时光的隙鲸里遗落一道光，照耀在金黄色的稻穗上。一粒粒稻米成熟坠地，一颗颗金灿灿的种子会产生怎样的奇迹。上山人耕耘土地、悉心裁培，经过漫长的等待，这些稻米终于每年都开出花、结成穗，成为家园边最美丽的风景。他们将脱粒后的稻壳和陶土相伴，制作成器；将发酵过的米浆存封在罐子里，酿造出酒。这些都是何其伟大的发明！正如袁隆平先生为上山文化的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那样振奋人心。他们是最早的农人，是最早生产水稻的先民。
上山遗址灰坑中发现的陶器胎土中散落的羼、稻壳与稻叶是考古学家眼中世界最早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然而，如不加以科学阐释，公众很难单凭对物的观赏理解遗物负载的重要文化意义，而照搬考古报告则会形成另一重阻碍观众深入理解的屏障。“稻·源·启明”展将学术信息进行了适当转化与演绎，使观众通过单元说明进入万年前先民水稻驯化的情境之中。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将主题讲座《上山文化与稻作起源》与国博官方网站、社交平台账号、“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社交平台的直播节目录屏共享于官方网络平台，在展览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能持续通过网络发挥知识普及的效能。
助力或阻力：数字技术在博物馆早期文明展示中的角色问题
作为阐释媒介的博物馆数字技术
洛阳博物馆实景观展
从中观层面来看，数字技术为动态拓展博物馆展览阐释语言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数字屏幕或投影界面不仅可扩展展墙、展板、展牌等二维界面的描述性阐释功能，也能以声画结合、虚实结合的动态方式填充考古文物的阐释语境，在展览中创建考古学家推拟建构的可视化的远古时代景观，为观众的智识体验提升创造条件。比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展以裸眼3D成像技术为基础，使用声光电体感装置，雷达互动投影墙等数字手段展现二里头夏都遗址推拟复原后的视觉意象。另一方面，投影技术也常被用于遗址地理信息的展示。地图类说明此前多以静态图版的方式展示，视频投影使其信息得到了动态拓展，图文及解说等方式随影像连点成线，增益了观众对早期人类生活的地理位置、环境、人群迁徙、文化传播路线等情况的宏观认识。投影装置往往被设置于展览序厅或展览起承转合的部分，作为各重要节段的知识铺垫。因投影覆盖面积、形态可根据需要进行弹性设置，有效填充了博物馆展厅竖界面的视听效果，对观众形成的阈限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2021年四川博物院“山高水阔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
如果承认作为阐释媒介的博物馆数字技术可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上调和展览阐释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有助于遗迹、遗物信息立体、全面地展现，增益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开放式结论推导，那么就探源成果展示而言，实践与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还包括：其一，如何在展览中有效统合学术阐释与视听等数字化互动手段，科学地转译出土文物的内涵与价值信息，改善文物由于语境剥离造成的理解困难、传播效能受阻。其二，如何利用数字手段调和学术知识输出与观众认知特点之间的错位，提升展览的可观性、传播面与影响力。其三，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既“展结果”也“展过程”，充分利用展览元素向公众客观、深入地展示考古学之于早期文明研究的工作方法、过程与成果；以及如何处理考古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