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体育；游艺；杂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报告
一、基本理论与体系
（一）有关政策与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析
王成科、宋晓宇、胡江平基于生态补偿理论，运用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天等打榔项目为例，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保护模式可分为三种：一是基于社会环境变化的文化加工模式，二是基于文化内核转变的文化移植模式，三是基于全面培养重塑的文化重建模式。而这一保护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准确把握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树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生态观；根据市场需求构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⑥。
（二）关于评价体系的研究
评价体系是由有关评价的目标、原则、组织、人员、内容、方法、技术等要素相互关联而构成的一类工作系统。程美超和王舜采用文献资料、访谈和数理统计等方法，以安徽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调查对象，对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做了构建。该指标体系主要由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3项一级指标，历史悠久、文化认同、完整性、独特性、传承性、强身健体、教育科考、艺术审美、情感意识、教育培训、竞赛表演、文旅环境、健康服务、产品制造14项二级指标构成。研究还对各指标进行了鉴别力分析，表明该指标体系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不同类别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通过检验反映出此评价体系能够对不同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差异进行评定，说明在实践应用中是具有可行性的⑧。
标准是法律的有效补充，所制定的内容不应与相应的法律相抵触。《非遗法》的出台，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升为国家意志，有效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层级职责上升为法律责任。在标准构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实用有效、层次分明、效益最佳三个原则。标准制定后，还需要针对保护进程中的新态势和新需求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修正，使体育非遗保护标准化充分发挥技术支撑和管理引领的作用。
（三）关于信息化的探讨
关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信息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非遗信息化保护的意义、手段与方法等方面。其中，体育类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现实保护的结合、体育类非遗数字化资源安全、体育类非遗数字化资源的独特性以及建立体育类非遗资源数据库等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在体育类非遗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中，学者们主要强调的还是数字化资源库建设的主体、资源库的权利主体、资源库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资源库建设中可能发生的跨区域协调等问题。
2020年，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信息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深圳大学陈小蓉教授承担的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完成结项。该项目于2014年1月正式启动。全国五十余所高校，四百多名专家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承担了本课题的工作。主要完成以下成果：1.创建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资源储存与展示平台，并建立数据库可持续更新管理模式；2.编写出版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丛书共33卷。该丛书共收录472项省级以上体育非遗项目，近119万字，照片近7000张，其中包括大量珍贵历史老照片和拍摄于非遗原生地的生动鲜活的原版照片；3.编写了“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丛书，每卷收录30位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和照片。该项目通过对我国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信息化研究，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保护手段的多样化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体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严石以龙舟为对象，就互联网时代如何更好地传播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分析。他还对新媒体于传播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优化路径做了分析：创新传承保护模式，利用新媒体拓展立体化的传播空间；构建持续盈利模式，深度挖掘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价值；整合多元主体能力，强化新媒体传播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效果。
二、整体保护与发展
（一）对保护方式的研究
关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研究成果，涉及了许多方面。
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面，纪录片也是进行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非遗类纪录片通过影像画面、故事建构等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地记录和再现，能够将客观、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给受众，嫁接起人们与历史文化瑰宝的沟通桥梁。张汶雯认为，描述性画面语言在非遗类纪录片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叙事背景、叙事情节和叙事模式方面，以此可以达到描述性画面语言的表达创新。描述性画面语言对故事情节的运用，可以在“以景述情”“以景表意”“以景明理”三个角度得以表现，并以此达到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进行保护的目的。
达瓦孜是一种由艺人在高空进行走绳表演的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流传于我国新疆地区，距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陈传志、唐济川从数字技术的视角，提出了应用数字虚拟技术对达瓦孜技艺进行保护开发的建议并认为，数字虚拟体验为达瓦孜提供了发展融合的新场域，令观众体验到昔日驼铃声下丝路贸易中古艺人的表演情景，感受到千余年技艺传承的文化底蕴。利用数字技术对达瓦孜等非遗的保护，将再次唤醒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灵魂，使更多大众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来，共同谱写各民族文化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新篇章。
（二）对传承人保护的分析
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也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实生活处境地剖析，提出了构建多元化传承人培养和保护机制的建议。
孙海洋、宋智梁、李金辉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黑龙江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完善传承人保护与发展制度体系的问题。如在全面调查黑龙江省民族文化、历史变迁、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出要根据黑龙江省13个地市不同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传承人基本生存保障制度，包括地方传承人发展基金、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平台，发挥市场的力量，建立市场化运营方式，让传承人走出依赖国家经费的误区等等。
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中，“共同体”“关系群体”等都与传承人有着密切关系。吕韶钧、李向阳、彭芳从民间习武共同体的“关系”建构及维系机制的角度，提出作为体育非遗重要内容的民间习武共同体，是通过拜师学拳而联系在一起的民间习武群体，也是民间传统武术传承的基本组织单位。这类通过共同体“关系”如武术的拜师学拳而建立起的人际联系，经历了习武者的认同融入、仪式融入和精神融入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以情感为“关系”纽带、以血缘性为“关系”基础、以信任为“关系”前提的民间习武共同体维系机制，以此推动着民间武术长期、稳定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传承人是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健全将制约体育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体育非遗是民族文化和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人”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传承人的保护是基础。
（三）对非遗进校园的讨论
霍静虹通过对霍氏练手拳的分析，就其融入校园进行了探讨。作为天津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组织—上海精武体操会的授课内容的霍氏练手拳，又名迷踪艺。此拳用劲既有全身合作，也有局部动作，手法多，花门少，常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非常实用。鉴于此拳的特点，在借鉴以往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将霍家基础拳法引入高校体育教学中，必会对大学生提升体质健康水平、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唤起爱国情怀，完成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从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整体性与流畅性传承的角度看，黎丹、刘中强建议根据自身因素选择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校园、建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科研团队、开通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入校园的绿色通道，而这三点也是高校传承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路径。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明确提出了“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要求。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中，也有着各地将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规定。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后，研学旅行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作为研学旅行主要对象之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生存区域在农村。为此，杨璐歌、傅佳琪、黄俊毅以泉州市永春县为例，对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研学旅行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调研。认为首先要从基地规范、文化空间、研学课程、专业人才等四个方面加强研学基地建设。而这样的研学旅行，对推进资源整合和产业融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有着一定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实现路径。
山东省是文化大省，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诸多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许多高校对非遗的传播与保护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田雅文认为，将山东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高校体育教育中，不仅能够有效丰富高校体育教育知识体系内容，充分体现当地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价值，还能够实现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此提出了构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课程体系、加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加大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投入等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梅花拳自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开始，邢台市高校很快成为其传承的主要阵地。目前，邢台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均在学校公共体育选修课程开设了梅花拳选修课程。邢台学院还在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专业的教学大纲中，分别将梅花拳课程列为公共限选课。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2020年成立了民族传统体育梅花拳专业并开设梅花拳专修课程，成为河北省首家与梅花拳合作办学的高职院校。邢台学院体育学院还成立了“梅花拳研究团队”，并被学校列为邢台学院重点研究团队。团队充分利用团队成员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以高级别纵、横向科研项目为载体，开展具有个性和特色的创新性应用研究，提出的一些新路径、新方法，对梅花拳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王自强、白华、马永宏还结合邢台梅花拳的地域优势，以及邢台本地的大中小学体育教育中融入梅花拳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提出了梅花拳进校园的“以域养遗”策略。认为应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全面构建梅花拳课程和教材体系，开启梅花拳文化进校园传承与保护里程碑。
校园作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场所，应利用人才培养、文化资源、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课程改革的对接，达到其在高校中的保护与传承。何飞、李婷婷为此提出了以下几点：制定专项政策，对“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予以支持；引入“体育非遗”，与课程改革相对接；为“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储备人才，让“体育非遗”走入校园文化教育活动之中。同时，学校可以成立“体育非遗”社团组织，邀请传承人进校园展演，开展不同类型的讲座，并通过新媒体，诸如抖音、快手、微视频、微博等平台进行宣传。使“体育非遗”与高校学生形成交融互动，促进他们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体育非遗”。
学校社团作为学生活动的主要阵地，也是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校园的重要平台。而自愿选择、共同的兴趣爱好以及互尊互助的社团特点，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团结协作精神与创造创新能力。覃宇德认为，与社会快速变迁而导致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传承场域—家庭、社区等作用锐减的现象相比，学校社团传承的灵活、自主、开放、创新等特性有别于课堂教学，可以给学生创造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及与其他成员、社区民众交流协作的机会，对推进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与创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导与助推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四）传承与传播研究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拥有强大文化软实力意味着能够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作为中国文化重要标志之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与传播，同样也关涉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的传承，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问题。面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问题，许多学者结合一些具体的非遗项目进行了分析。
田野泗季以武汉杂技的传播为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播学的视角，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5个方面，分析了新媒体时代武汉杂技的传播现状、传播困境与传播策略。认为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打破杂技刻板印象；渗透现代流行元素，保留传统文化底蕴；多种方式联动传播，杂技文化走进校园；线上线下互动传播，新兴技术精准定位；古今相融改变态度，口碑效应推动发展等，就是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方面最有效的传播策略。而结合新媒体传播特征，创新杂技的传播策略，可以促使武汉杂技达到良好的传播与发展效果。
（五）产业化探讨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产业化发展，作为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不仅满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需要，而且适应了人民群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
高永波还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实施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推进机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究。认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逐渐融入非遗项目，将产业化开发策略制定出来，不仅文化产业能够得到发展，非遗的可持续生存发展需求又能够得到满足。非遗产业化综合了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机制，能够有效丰富非遗保护主体，增强保护的主动性，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六）融合发展研究
王舜、叶东海、王训令以安徽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就其与旅游业的融合做了分析。认为安徽省注重生态资源保护与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在一些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已经形成了一批安徽省知名旅游地，一些多年前人们还不熟悉的地方，如今被国内外游客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旅游经济效益，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安徽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获取旅游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谭笑结合2019年国务院《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扶持推广各类民族民间民俗传统运动项目的要求，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删繁就简，推陈出新，将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大众健身理念相结合；整合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统一布局规划；推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培养高素质教练；加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健身价值的宣传力度。认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只有踏上时代的“顺风车”，在全国各地落叶生根，才有可能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陶坤认为，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项目还没有成为民众健身的运动项目，更没有很好地成为全民健身项目。为了使全民健身与传统体育非遗项目达到很好的融合，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民健身活动要很好地促进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广度和实用方向发展；二是在全民健身背景下，传统体育非遗项目应该从“开展项目、保护手段和开展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性发展，以便融入全民健身发展体系；三是对传统体育非遗项目应采取健身开发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总之，在“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背景下，如何将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全民健身，使其健身特点满足群众健身需要，促进群众健身开展，丰富全民健身项目，已经成为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和应用，推动“健康中国2030”规划实施的重要议题。
（七）开发与利用分析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促进非遗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其价值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非遗项目进行适度开发，挖掘其经济价值，有利于非遗整体的传承与保护，有利于增加公众对非遗的认知程度，丰富旅游、休闲等活动的文化内涵。只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适当开发利用反而能够促进非遗的保护。
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以民俗类传统体育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民俗类体育作为乡村文化基石，在提升农耕文明、促进乡村文化兴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有利于当地民俗体育的开展，而且促进了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保护5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为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利用提供了重要契机52。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民俗类体育要根据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需求，结合西方外来文化，创新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杨晓芬通过对“一带一路”我国境内18个省（或直辖市）的32项国家级体育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和234项省级体育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提出了发展、开发和利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如利用“一带一路”契机，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从上而下完善的保护机制，建立多层次多结构的传承机制；让体育非遗项目进入学校，使传统文化成为学生们的日常活动内容；在法律上健全关于体育非遗申报、发展和传承的体系，以法律的强制性来确保体育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建立展现当地文化的博物馆，使人们对当地的体育非遗有着实在、具体的印象等等，这些都对体育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53。
在我国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门类中，竹文化资源是其中一类重要内容，尤其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竹文化体育资源涵盖了球类、漂流类等不同内容。竹文化传统体育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项目展现的空间较为突出，现行的竹文化非遗项目有竹铃球、背篓球、射箭、射弩、划竹排、独竹漂等等。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竹文化传统体育活动具有非常好的保护和市场开发空间。因而，通过竹文化体育活动与被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保护的竹文化良好结合，可以做好传统竹文化体育项目的开发和利用，这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性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54。
在传统文化建设中，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近年来，广西地区利用自身丰富多样的体育非物质遗产，不断推动着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周丽云、宋晓宇以广西体育特色小镇和体育非遗保护为研究对象，对广西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同发展机制进行了探讨。提出通过全民参与搭建全面参与平台等发展路径，为广西体育特色小镇的高质量发展和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提供理论参考。在体育特色小镇文化建设中，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而且有助于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打造体育特色小镇的文化空间和改善人居环境55。
徐养廷、许继清认为，在文化积淀浓厚的特色小镇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彰显城镇文化持色与延续历史文脉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结合河南濮阳市华龙区岳村杂技小镇对杂技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解析非物质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特色小镇的生活性、生产性、商贸性、文化性、生态性五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空间载体，认为通过对非物质文化传承视角下特色小镇文化空间载体的研究，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类特色小镇文化空间构建与落实提供新思路56。
三、区域性保护与发展
产生于不同地域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所依赖的生存环境及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由区域环境特点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可以为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对策方案。
刘远见在其硕士论文中，通过对蒙古族游艺文化和蒙古族传统体育中的那达慕、博克、赛马、射箭、布鲁、赛骆驼、马球、蒙古象棋等项目起源与发展的系统分析，就蒙古族游艺文化诞生的基础进行了研究。同时针对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所面对的传承困境，提出了六点解决方向：一是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保护意识；二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三是拓展蒙古族传统体育传承渠道；四是完善学校教育传承体系；五是构建民间传承机制，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薪火相传；六是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推广。认为在保护和促进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蒙古族游艺文化的传承起到推进作用61。
我国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孕育了丰富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杨琦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514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视化处理，认为中部地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呈簇状聚集分布，并形成了4个高密度聚集区。这4个聚集区分别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江西赣州市、抚州市、吉安市、宜春市，山西临汾市、晋中市和河南焦作市。此外，还形成了3个次密度聚集区，分别是山西运城市、晋城市，河南淮阳市、周口市，安徽宣城市、黄山市。而中部地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主要受地理因素、民族文化因素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呈现出傍河聚集、平原较多、少数民族聚集区较多、经济发达地区较多的特点。这一研究为中部乃至全国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提供参考62。
丝绸之路甘肃段分布有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保护甘肃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扩大与国际文化交流、增强区域民族体育文化自信和认同、更好地凸显体育文化软实力效应意义重大。孟峰年、李颖侠通过考察分析，将其区域内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室内游戏、室外游戏、智能游戏、助兴游戏、博弈游戏、赛力竞技、技巧竞赛、杂耍竞技及其他9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即增强民族传统体育类非遗保护的自觉意识、创新非遗要素的生产性活态保护思路、构建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廊道、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力度、完善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等。这一路径的提出，可以为丝绸之路甘肃段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准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64。
四川秦巴山区包括达州、巴中、南充、广元和绵阳在内的5个市级行政单位，吴嘉瑞通过分析秦巴山区体育非遗资源概况，发现在保护与传承方面存在部门分工不合理、管理功能错位、开发模式欠缺、理论研究不深入、缺乏智库支撑等问题。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政府引领、完善社会协同、推进非遗改革、倡导多元发展、加强理论研究、创新智库支撑等建议。认为这对促进本区域特色体育非遗资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65。
在2020年有关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研究中，许多学者还从区域特征等方面对江苏省67、宁夏回族自治区68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69分布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探讨。
总之，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研究，除了依据各地区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等特点，更要从独特视角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探究。只有如此，才能由地域特点，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提出适宜的保护建议70。
四、项目个案研究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涉及各种形式的活动项目，因而就其进行个案研究，也成为202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观研究，可以提供普遍性的、可借鉴的理论与实践依据，但同时缺乏针对性与具体实施的可行性。相对而言，个案研究则能很好地为这一缺憾做出补充，依据不同项目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问题与更具可操作性的意见与对策。
徐飞、花家涛通过对安徽省非遗“张氏大洪拳”个案的调查，探究了当前城市民间武术的发展路径。认为城市民间武术由“乡土拳种”到“城市技艺”再到“文化遗产”的谱系化传承，彰显了其在传统伦理本位基础上衍生出的融日常生活、社会进阶与公共理性为一体的传承特征。而在社区治理中，城市民间武术主动进入社区，必定将大众健康休闲与娱乐教化融入日常生活，在生活化服务中增强城市民间武术共同体的生命力72。
湘西苗族武术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对于研究湘西苗族的生存环境、社会历史等各方面都有深远意义。周启航、刘少英通过调研，认为湘西苗族武术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村民健身意识淡薄、场地器材匾乏、现代体育项目冲击、传承人危机等诸多困境。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制，加大对苗族武术的宣传，改善场地设施，通过加强与现代体育的融合拓宽参与人群，加强传承人培育，将苗族武术的发展与旅游业相结合等等。此外，对其进行竞技化模式改造，以自身价值为基础，积极参与现代体育的交流，借鉴现代体育的优秀成果，也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75。
在中国湘西南民族区域，流行一种岩鹰拳。该拳术是集南方岩鹰各种不同的生活特点，融合各家拳术精华，在实践与演练的研究中创编发展而成的一种独具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的象形拳种。刘少英、罗君波在研究中认为，岩鹰拳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其主要传承路径是以政府立法为保障、家族传承为核心、媒体传承为载体、校园传承为推广、资金筹集为支撑等方式进行保护，并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创新，使其成为民族精神推进现代社会的重要源泉79。
山东的徐家拳，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被山东省政府和国务院列入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各种各样新型体育项目的出现，徐家拳昔日显赫的地位已被逐渐取代。但徐家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社会意义。王玉姣认为，出于传承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必须寻找出最佳解决方案，赋予徐家拳新的生命力，将其发扬光大，让中国优秀武术文化永远传承下去80。
福建俞家棍是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以明代俞大猷的《剑经》为理论载体，经过明代抗倭战争等长期的实践演进而形成的一种棍术形态。黄熙文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福建省各地的俞家棍传承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没有良好的传承模式、政府部门的支持过少且政策不够完备、保护与宣传不力、传承人闭门守旧思想严重等等。为了做好俞家棍术的保护与传承，反本还原是一个重要理念。同时传承人在继承传统、还原其本的过程中，也应该做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81。
蔡李佛拳是广东江门五邑侨乡的一项传统武术非遗项目，发展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但由目前的发展来看，蔡李佛拳保护传承中存在政策法规不够完善、重视传承人保护而忽视传承群体的保护、重技能传授而轻理论传承、产业价值和精神价值出现背离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侯海燕提出，要不断完善非遗保护的政策法规建设，坚持技能习得和文化传承的统一，实现精神价值和产业价值的融合，政府学界密切合作，拓展传承渠道，完善传承机制，将弘扬传统文化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是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83。
在浙江金华，岳家拳因其独特的风格特点和完善的技术体系成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金华“岳家拳”2009年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内容包括武德修养、练功手法、步法、腿法、套路等内容。为了进一步做好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张朋建议金华“岳家拳”以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契机，对金华“岳家拳”进行保护；优化金华“岳家拳”综合化传承方式，依靠传承人自身价值，实现职业化发展；重构体系化传承并对其内容进行适应性创新84。
河北雄安新区的鹰爪翻子拳，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然而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由于不断受到外来体育文化的挤压，使其传承处于危险境遇。鉴于这一现状，王丽松、钟祖志提出了激活文化记忆、创新传承模式、建立合作纽带、完善训练方式、挖掘新的价值功能，以使鹰爪翻子拳能够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关键举措。认为只有从多方面去挖掘鹰爪翻子拳的价值功能，才有可能使其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也才有可能将其保护与传承下去85。
在侗族民间流行的抢花炮，是人们数百年来劳动、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鉴于武陵山片区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李柏林、吴湘军以湘西侗族抢花炮为研究对象，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出现的传承人不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日趋变化等现象，提出了与时代相结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村民自我保护、自我传承、自我发扬的社会构建模式87。
重庆巴南木洞龙舟竞渡，是长江上游地区传统习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木洞龙舟竞渡生存空间的异化，导致其传承与保护面临着不少困境。刘霞借鉴文化变迁理论与社会空间理论，对木洞龙舟竞渡形成原因、发展过程、生存空间变迁等内容进行了分析，找出了生存空间变迁导致木洞龙舟竞渡面临的存续问题，并提出了保存龙舟文化基因和记忆、增强居民的地方文化认同感以及培养青年型传承主体的木洞龙舟竞渡传承与保护的有关策略88。
姜芷若、王君卓二位学者，经过对北京丰台地区三路居新善吉庆开路会整体的分析，认为开路会又叫“练叉”“飞叉”，是民间花会的主要会档之一。开路会作为庙会中各会档的开路先锋，为后面的会档鸣锣开道，具有一定的武艺、杂耍、娱乐和宗教特色。作为北京丰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传承发展的过程和方向是十分典型的。如三路居开路会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且传承有序、传承人在发展过程中有创新和拓展等等。而作为民间花会的头档，建议三路居开路会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诸如传承制度的革新、表演器械的改良、招式动作的创新等89。
（一）困境、路径、机制和宣传
随着现代信息化的发展和竞技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尤其是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娱乐文化生活的丰富，人们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理解也不断发生变化。如在很多年轻一代喜欢的跆拳道、拉丁舞、轮滑等现代体育项目广泛流行的同时，一些具有中华传统特色的武术与民间传统体育形式，却在逐渐离人们远去。这种现象极不利于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95。为了提高民众对传统体育保护和传承的认识，必须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新闻媒介这一平台，多方面介绍不同地区的传统体育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社会发展、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广泛宣传将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传统文化来进行维护，可以提高民众对于民族活动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提高传承的意识。
（二）实践研究与理论探讨
（三）现状分析
自2003年至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已经进行了近二十年，而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获得了大量成果。在2020年的研究中，由推进非遗发展的角度出发，许多学者对目前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做出了针对性的分析。
第一，从1999年到2020年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政策的影响，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领域逐年扩宽。
第二，整体的研究呈波浪式前进，学者们不再就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直线型研究，而是基于某一理论，在不同视角和背景下，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其发展困境、影响因素、开发策略以及现状调查等进行探究，并且这些视角和背景多是根据不同阶段特定的社会背景进行的。如体育强国视角、新农村建设背景、文化强国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从多学科角度分析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嬗变的研究，为后来多学科角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出现了更多的研究背景，并且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研究较之上一个发展阶段有所增加，使得我国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领域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
第四，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由简单地针对某一案例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研究，到结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赋予其新的特征和内涵。根据不同的研究背景指出其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依据不同的问题提出发展策略，并且在此过程中根据个体差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出了当地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文化的不同价值。
第五，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文化的创新发展探究更近了一步97。
随着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逐年增加，研究内容日趋丰富。
（四）发展趋势
在推进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方面，学者们提出了非遗活动传承的产业化之路。其实，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在我国很多地区的形成与传承过程，本身就蕴含着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它不仅仅可以提高该地区的旅游产业经济值，也可以让该地区的旅游资源变得更加丰富。我国很多地区在打造旅游业时，常常将该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民俗、独特历史文化作为旅游产业设置的重点之一，所以，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多样活动形式的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是发展旅游业的十分重要的资源之一。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遗进校园，构建校园文化传承机制，也是当代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如与当前很多院校的体育教学以传授竞技体育项目、了解竞技体育为主相比，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更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实际上，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来提高学生的热爱和兴趣，让学生广泛地参与其中。这种广泛的适应性和参与性，可以让学生快速了解中华传统体育活动的独特内涵，让学生不断地宣传民族体育活动。因此，将以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融入校园，既符合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趋势，也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传承提供良好的传承机制。
总之，2020年学者们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各方面，但其主体在于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亦即是传承、发展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因而，做好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积极性，认识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有不断维护我国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并使其真正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简介：
崔乐泉
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体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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