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叙述受到种族、民族、历史要素的影响，其目的是要寻求在现有疆域内的统一的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探讨如何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叙述延续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论断，根据民族的客观性标准和历史渊源，进行了民族识别，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出版了中国民族史的通论著作。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不容忽略的是，中国深受“华夷有别”“有教无类”的人群分类观念的影响。随着中原地区王朝的建立，出现政区、户籍、治理结构等多种不同分类标准。如明清时期以政区为标准可以分为编户和夷户，以户籍为标准可以分为军户、民户、灶户、匠户、土著、客籍等，以治理结构为标准夷可以分为僰、爨等大类[5]，“罗罗”、摩娑、窝泥等小类。这些分类是基于王朝的户籍税收政策以及他者对这些人群观察的记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识别追溯民族源流的历史依据之一。[6]因此，民族识别之后的“民族”是与“民族”概念出现之前的“种人”有实体性的延续。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巍山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一般认为，巍山在唐以前称“邪龙”。唐宋时称为蒙舍、开南，元代始称蒙化，1954年始称巍山。唐宋以前巍山境内的人群一般认为是“随畜迁徙，无君长”的昆明，唐代境内有自称来自哀牢之后的人群。宋代不仅没有关于巍山境内人群的记录，甚至有关整个云南的人群分类和记录的文献都很少，因而解释云南宋代以前的人群分类与元代的人群分类之间的关系，成为元代云南人群记录的主要内容。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元代蒙化境内见于记载的人群有白人、爨、僰、“罗罗”“摩察”等类。如张立道教爨、僰农桑之法，于是山地诸爨“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9]。大德十一年（1307年）段正招蒙化山中生爨入籍。[10]至治二十年（1332年）蒙化州兰神场“罗罗”“摩察”火头过生琮，结庆甸蒲人火头阿你通，起蒲军、摩察军，劫镇南州定远县当布户计罗黑加等。[11]又有“罗罗”人字青担任昆仑火头，山外“罗罗”人字白充任山外火头。[12]以上文献中，各人群之间的隶属关系不详，但元人李京将元代的“罗罗”与唐宋以前的爨、乌蛮联系起来，其曰“今陆凉州有《爨府君碑》，载爨氏出楚令尹子文之后，受姓班氏，西汉末食河南邑，因以为氏，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晋成帝以爨琛为兴古太守，自后爨瓒、爨震相继不绝。唐开元初，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理石城郡，即今曲靖也。爨人之名原此”[13]，认为“罗罗”是乌蛮。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罗罗”即是爨人，但不仅承认爨人之名与魏晋时的爨氏有关，而且在“罗罗即是乌蛮”这一段介绍爨人名称的由来，无疑是认为“罗罗”、乌蛮与爨人之间有渊源关系。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李京的这种认识为明清地方志和近现代民族史学家建立彝族与“罗罗”、爨的渊源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此后有关爨人、乌蛮、“罗罗”的表述，基本被认为有渊源关系或者包含关系。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到明代，地方志建立起“摩察”、蒲蛮、“罗罗”同属于爨的源流关系。黑爨是出现在李京《云南志略》中的种类。其言“今目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14]。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将蒙化境内的“摩察”列为黑爨别种，称“摩察”随细奴逻而来。[15]同样的记录也出现在正德《云南志》中。[16]这样，建立了“摩察”与“罗罗”的同族类关系，以及“摩察”“罗罗”均为爨的关系。万历《云南通志》建立在澜沧江以东的族类皆称为爨的基础上，认为蒲即哀牢濮[17]，是爨的种类之一，认为爨包括“蒲蛮”“罗罗”等70余种[18]，将“蒲蛮”归为爨人，建立了哀牢濮、“罗罗”的同为爨关系，但“罗罗”与“蒲”尚是并列关系。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民国初年，曾修撰《蒙化乡土志》的梁友檍修撰了《蒙化志稿》，并于民国八年（1919年）将其刊印。《蒙化志稿》延续了《蒙化乡土志》对“罗罗”群体的描述。[22]民国十五年（1926年）编印《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时将蒙化境内的非汉人群称为“边民”，分“苗人”“罗罗”两类，认为“罗罗”“除文华镇外，其他十六乡镇均有，散居四山”[23]。这样看来《分布册》中的“罗罗”包含了《蒙化志稿》中的“罗罗摩”“蒲落蛮”等。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1951年将蒙化境内自称为“麦岔”“蒙化”“土家”的群体初步认定为彝族支系。1951年底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简表》（补充本）对彝族的认识是“彝族自称‘洛素’。汉人称之为‘罗罗’。中国古籍中称之为‘爨蛮’或‘乌蛮’。散居云南各县的彝族，名称最繁杂，又因年代久远，多自为一族”。将自称为“麦岔”“蒙化”的群体纳入彝族支系，又将蒙化、永平等县自称“土家”的群体当作彝族支系。[26]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以上梳理了元代出现“罗罗”称谓以来，不同时期蒙化境内的“罗罗”包含的群体及其渊源关系。这种关系是巍山境内的“腊罗拔”“迷撒拔”被识别为彝族支系的重要支撑，也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被认为与巍山境内彝族支系有历史渊源的重要支撑。根据这些材料以及民族识别中对彝族支系的确定，近现代民族史学家编写了彝族史，追溯不同区域的“罗罗”的历史。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巍山境内的濮落蛮、摩察跟随细奴逻迁移而来的记载始见于明代。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境内有曰摩察者，乃黑爨之别种也。传云昔从蒙化细奴逻来，徙于此。”[35]清代、民国也有此记载。如清康熙《蒙化府志》载：“罗罗，土著之乌爨也，为哀牢九族之一。”[36]民国《蒙化志稿》载：“罗罗有二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诏细奴逻后也。”[37]基于以上记录，出现了不同于巍山彝族是南诏时从滇东迁去的另一种表述，这种表述成为构建巍山彝族与南诏王蒙氏渊源关系的基础。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巍山境内的彝族主要分布在山区。在公路修通之前山区居民到坝区很不方便，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山区居民与坝区居民的交往密切。尤其是近十年来基本做到村村通公路，微型车、摩托车也进入山区彝族家庭，山区的产品可以更快地进入坝区市场，彝族也因此与坝区其他民族联系越来越密切。此外，在户口、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信息登记表中，“民族”是不可缺少的一栏。在这样的背景下，“彝族”身份意识被经常提醒。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被周边汉族村寨称为“罗罗”“土家”、民族识别为彝族的人用彝语来表达自我身份时仍使用“腊罗拔”“迷撒拔”等称呼。不同村寨的彝族有不同的彝语称谓，如肥毕村的彝族被称为“肥毕拔”，青云村的彝族被称为“阿阔拔”，等等。甚至“拔”可以跟其他词语连用，如汉族为“哈拔”，附近大仓镇的人为“大仓拔”，楚雄人为“楚雄拔”，四川人为“四川拔”等。这些称谓说明了彝族及其周边人群分类的复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自我表述的复杂性。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是南诏王室后裔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庙街镇龙于图山附近以及南诏镇巍宝山附近。这一故事被民间故事集收录，常用于解释彝族不同姓氏起源于共同始祖；又因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南诏政权有关，成为彝族知识分子建立南诏王室与彝族关系的重要依据。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明清时期蒙化境内设土官，以左氏世袭。左氏在明代《土官底簿》中被认为是罗罗人，明清时期左氏墓志铭中有左氏为南诏远裔的说法，到清末有地方志提及蒙化土官左氏为南诏后裔。[38]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曾讨论唐代的乌蛮与民国时“罗罗”的同族属关系，但其所指的“罗罗”是指滇黔之交的“罗罗”[39]，不是蒙化境内的“罗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中，蒙化左氏土官的部分后裔被识别为彝族。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新村是分布在巍山东南部巍宝山山麓的彝族村寨，分为前新村、后新村，村民自称“迷撒拔”。“迷撒”一般认为是地方志中的“摩察”“蒙舍”的不同写法。“蒙舍”出现于唐代初期，是六诏中最南端的诏，也指蒙舍诏所在的蒙舍川。[40]因此，“迷撒拔”的自称蕴含着对蒙舍的地域认同或历史认同，与唐初在巍山坝区建立蒙舍诏的史实有关。后新村是多姓村，有字、李、罗、茶诸姓，但在自我历史表述中，不同的姓却有共同的始祖。如后新村茶文林抄《家谱传·序》曰：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家近巍宝之麓，居住梯子坡村，绕绵络之流，佳山佳水，大德大年，人丁发达，功名不遂，人人有庆，四五代同堂，良有以也。直不愧蒙舍也，系细奴逻家声也。逻，哀牢人，耕于蒙化巍山白饭山河。今得所金鸟不顾，细奴逻至蒙舍，铭后变迁，改名换姓，混乱者多，传至后裔，盖保之，遂家焉。以数代几多变乱之秋，磨与干戈扰攘之中，尚获有美完之积，以至清平，竭力于田畴耕耘之内，历代无所考证，因略述其原由。是为序。原籍无所考证，南诏史姓闻听改头不改脚，姓茶改脚不改头，姓茶、宗二姓原姓蒙，本籍。其余混乱者多。字又改李。我合村有七十多户，字、李、罗、茶四姓宗派分为五支，各有家业山场，耕种纳粮，劳动生户，自耕为业。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早在明清时期已有“罗罗”随细奴逻迁来，为哀牢之后的历史表述，但“彝族是南诏后裔”是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彝族知识分子的调查提出的。在彝族是南诏后裔的历史表述中，彝族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正如《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所记罗罗“除文华镇外，其他十六乡镇均有，散居四山”[46]，巍山境内的彝族绝大多数都住在山区，只有少量居住在坝区与山区的边缘。彝族住在山上有两种表述。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种表述认为是彝族是从坝区迁到山上的。其基本情节是，彝族原来住在坝区，因明代修蒙化卫城，彝族或为躲避徭役，或被撵走，所以现在住在山区。如大三家村的彝族祖先原住在接近蒙化坝子的山坳旁，即东山麓土主庙附近，修蒙化城时被迫迁到山上。[47]谷波罗村罗姓的祖先原住在县城南罗家坟，与外来官兵通婚后，为了躲避官府的横征暴敛，迁出三兄弟退居城南西山一带。[48]又龙潭村彝族罗姓传说原来住在坝区后来称为龙泉寺的地方，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蒙化建造城池，罗姓被赶到西河桥东边桥头后来称为关圣庙的地方，但仍然受到排斥，族中便派一人到外勘察。此人来到龙潭村试种了一年庄稼，大获丰收，其他人也就随之而至，成为今天龙潭罗姓彝族居民。[49]小龙潭村彝族原来住在蒙化城东北之大水井地区，洪武时期建蒙化城时，劳役繁重，民工多死亡，该村人民不堪其苦，所以远避迁居于东山现之躲役村。[50]原来蒙化城很多“土家”因“马娘娘”修城，赋役负担加重，而被流离失所，今阴阱村一部分“土家”就是当时漂流至此的，并将原来姓氏改掉，如阴阱村原来姓何、毕、潘的，因怕被抓改姓茶。[51]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般情况下，巍山山区彝族村寨背后的山岭上都会有一棵大树，被认为是该村的城隍树，每当村中有人去世，丧主都会去城隍树下烧香，向城隍报告家人去世的消息。男性死后100天，女性死后120天，也要邀请“阿毕”谢献城隍，先敬献里城隍，再敬献外城隍。敬献里城隍献熟的经文开头为“大中国云南省蒙化府甸北西山某村某户”，敬献外城隍献生的经文开头为“大中国云南省蒙化府甸北西山某乡某里某村居住”。城隍是明清时期府州县地区的正祀神，并存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城隍系统，其级别与现实的政区大小相适应。[54]蒙化府是明正统时期到清乾隆时期巍山地区的行政建制。明清时期蒙化府编为35里，分为3乡，已被纳入里甲体系，属于蒙化府管辖。3乡35里基本上是山区。[55]城隍在巍山山区彝族中的影响跟山区纳入里甲体系有关，但彝族知识分子的解释是里城隍是汉族，外城隍是彝族；认为彝族先祖统治的南诏国被汉族后裔郑买嗣毁灭，都城被汉族霸占；要把亡者从里城隍里解救出来，所以要先献里城隍，再献外城隍[56]；这是将丧葬仪式的解释与政权更迭、民族关系联系起来。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虽然民族识别受到民族认同根基论、建构论和工具论的批评，但以巍山彝族的民族识别而言，民族识别之前的“罗罗”与民族识别之后的彝族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虽然巍山境内自称为“腊罗拔”“迷撒拔”的群体是在民族识别时才被称为彝族，但在民族识别之前这些群体已被代表国家意志的地方志以及知识分子统称为“罗罗”。因此，巍山境内民族识别后的彝族和历史上的“罗罗”都是国家在不同时期对自称为“腊罗拔”“迷撒拔”群体的称呼，民族识别过程中确定的彝族分布范围基本延续了明清以来地方志中“罗罗”的分布范围。GmG彝族人网（彝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