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航海环境复杂，福建地区沉淀出丰富的水下文化遗存。上世纪80年代末，福建省大力发展水下考古，从田野到水下，从被动发掘到主动发现，一代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接续奋斗。日前，记者走进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听水下考古工作者讲述他们的故事。
——编者
30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一艘满载青花瓷的船只从中国东南沿海起航。如果航程顺利，它将穿过马六甲海峡，在当年底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送到欧洲市场，然后再重新装满货品，于次年返航。
然而，船在出发不久后就沉没在福州平潭的一处海域。直到300多年后，在水下考古工作者的挖掘下，这段历史才得以揭开，1.7万多件青花瓷重新问世。
这就是平潭“碗礁一号”古沉船的故事，也是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队员心中的高光时刻。自1989年起，福建水下考古事业伴随着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而兴，35年来，29名水下考古队员从福建走出，在更广阔的水域挖掘出一个个新的故事……
从田野到水下
见到原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现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所长栗建安时，他刚风尘仆仆地从一个项目进展工作会上赶回来。年逾古稀的栗建安，是我国最早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如今，他仍在为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忙碌着。
1989年，我国开始进行系统化的水下考古人才培养。水下考古是陆地田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我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就是从各地田野考古队员中招募的。当时，担任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的栗建安主动报名，通过选拔后成为第一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班长。
3个多月的培训里，栗建安等11名学员一边学习水下考古方法，一边进行潜水训练。水下考古方法与田野考古基本相同，如勘探遗址、布设探方、拍照测绘、提取文物等，对学员们来说并非难事。真正难的是下水，即使掌握了基本的潜水技巧，距离能开展水下考古，还有很大差距。
1990年春节刚过，栗建安和学员们来到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湾边，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水下考古实习。
套上潜水服，背上氧气瓶，准备就绪，栗建安下水了。在水下开展考古工作，比他想象中要更难。与影视作品里五彩斑斓的海底场景不同，实际的海底常常是漆黑一片。手电筒的灯光投射向前方，水下考古队员们只能在有限的能见度内开展工作。冰冷的海水、失重的躯体、有限的视野、随时可能变化的海况……除了客观条件上的困难，他们还要克服内心的恐惧。
没有办法，只能反复训练。实习一个多月后，栗建安顺利毕业。“从此，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水下考古工作者。”栗建安说。
开展抢救性发掘
平潭，福建省水下考古基地在此建立。19年前，也是在这里，栗建安参加了平潭“碗礁一号”的现场发掘。
栗建安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见到“碗礁一号”现场时的场景——海面上，10多艘船只杂乱地停放着，全都是前来围观的渔民，一些破碎的青花瓷片漂在海面上。那一刻，栗建安体会到水下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005年6月，由多地水下考古工作者组成的水下考古队正式驻扎平潭，开始对“碗礁一号”进行抢救性发掘。栗建安全程参与了这一项目，还带去了一个人——现任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羊泽林。当时，羊泽林刚从第三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结业，那是他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水下考古项目。
发掘工作中，工作船停在遗址边，考古队员两人一组下水，对沉船开展布探、测绘、拍照、录像等工作。而岸上的考古队员则要对打捞上来的物品进行泥沙冲洗、淡水浸泡，完成初步保护和处理。
下水时，通常由一名老队员带着一名年轻队员。羊泽林和潜伴通过手势交流，他们配合默契，将一件件青花瓷器编号、提取、装筐，系上绳子，再由工作船将它们运上岸。“在水下，所有信息都是‘宝贝’。不只是船内的物品本身，大到船只的构造，小到物品的摆放顺序，都要一一记录，方便开展后续研究。”羊泽林说。
挖掘工作总共持续了100多天。随着后续工作的进行，一件件青花瓷器露出真容，经过分析，这些瓷器为清代康熙年间的景德镇青花瓷。通过这些精美的器物，羊泽林想象着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这就是水下考古的意义——一处水下遗址，就是一颗历史的遗珠。通过不同地点水下遗址的挖掘，串珠成线，我们可以还原贸易线路，研究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羊泽林说。
“碗礁一号”之后，羊泽林还参加了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宁德古田翠屏湖水下古村落考古等多个水下考古项目。“福建地理位置优越，对外贸易活跃，再加上航海环境复杂，海岸曲折，岛礁众多，让这里沉淀出丰富的水下文化遗存。”羊泽林说，“目前发现的水下遗址还是少数，且多为被动式发掘，未来我希望变被动发掘为主动发现，让更多水下遗存得到更好的保护，唤醒更多沉睡海底的历史记忆。”
考古力量不断壮大
10米、20米、30米，在水下，福建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危长福和潜伴以下水点为圆心，进行圆周搜索……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的发掘现场，在水底触摸到古沉船的那一刻，危长福一下子理解了前辈们对水下考古的热爱。
1985年出生的危长福是水下考古队员中的年轻一代，2022年，他参加了第九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同期参加培训的队员中，危长福不算最年轻的。“一些学校在研究生阶段就开设了水下考古的课程，不少刚毕业的年轻人想去参加培训。”危长福说。
危长福说，水下考古需要年轻人，每次下水都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30米深的海底，需要背负各种设备，仅气瓶的重量就近百斤。”
水下考古队伍年轻化的同时，设备也在进步。在水下，危长福手腕上的潜水电脑表显示着一系列数据：水深、升水速度、剩余气体……
不仅是潜水电脑表，声呐等物探设备的进步也让羊泽林等人期待的“主动发现”变为可能。早期的水下考古项目大多来自渔民提供的线索，而物探设备的运用，让“大海捞针”成功率更高。近年来，已有部分水下遗址被主动发现，并保护下来，等待后续的考古发掘。
人员的充盈、设备的进步，使水下考古力量不断壮大。从定海湾到“碗礁一号”，到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再到宁德古田翠屏湖水下古村落遗址，水下考古从近海向深远海和内陆河流湖泊延伸。从水下沉船到水下古城、水下村落，水下文化遗产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近年来，水下考古队员们还走出国门，支援其他国家的水下考古力量。
对于羊泽林来说，他时刻期待着下一次任务的到来。蔚蓝的海面下，充满着无限可能性。羊泽林笑着说，“对于未知的探寻，对于人类文明的求索，正是这项工作最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