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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博物馆里的“众包”模式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华新

李华新1978.08，女，朝鲜族，云南昆明人，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博物馆数字化建设

一、互联网带来的机遇

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那就是再微小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也能成大事。因为无论兴趣多么的小众，在网上总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很快，一种新的互联网生产模式——众包(Crowdsouring)应运而生。2006年，杰夫·豪（Jeff·Howe）在美国《连线》（Wired）杂志首次提出众包一词，认为众包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大众网络的做法。他强调了众包的两个典型性特征，首先众包由大量的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通过网络生成内容、完成特定任务；其次，低报酬的特性使得企业、机构用更为经济的方式达成目标。

众包模式有一个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众”的概念，其所对应的项目往往涉及大规模人员的调度使用。尽管众包的用户和媒介不仅仅局限于网络，但网络显然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户聚集在一起，有效发挥公众创造性和积极性，降低组织成本，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对于完成繁重和复杂任务具有良好应用价值。

二、博物馆业的众包

众包概念从提出到发展，已在国内外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从全球范围来看，拥有超过5000万用户的维基百科，无疑是世界最大的众包项目。虽然已有多个项目在其他行业成功开展，但众包在博物馆的应用还面临一些挑战。当然，我们在知识工程、人机交互和通信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进展，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贴标签这一方式，就已经成为博物馆机构探索在线展示藏品潜力的一种流行方式。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发起的婚礼时尚项目是博物馆组织征集藏品的一个例子，该项目创建了一个数据库，收录了1840年至今婚礼上所传服装的照片。“丹麦的1001个故事”是由丹麦文物局发起的一个用户驱动机制(userdriven)的数字互动项目，180位丹麦历史文化学家受邀撰写了1001个历史文化故事(每个200字)，这些故事按地理位置，以图点的形式标注在丹麦地图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13年，大英博物馆联合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英国国家人文艺术研究会（ArtsandHumanitiesResearchCouncil）发起了MicroPasts项目——一个基于互联网众包模式，将专职研究人员、志愿者、历史（研究）社团以及所有感兴趣的公众方、个人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通过分布式协作的方式进行考古研究、历史和遗产研究的试验项目。

三、众包在博物馆业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我们能看到网络用户生成内容的爆炸式增长，但必须承认，网络上看到的并不都是蓝天和白云。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人贡献了大部分内容，大约90%的网络用户只消费内容，而在剩下10%中，只有1%的人积极并持续地贡献了大部分用户生成的内容。

另一个问题是内容的质量，通常90%以上的内容是垃圾信息。因此，不仅要激励用户参与，还要支持高质量的贡献，这是一项重大挑战。

我们设想未来的文化遗产将是开放的，建立在智能基础设施和各利益攸关方参与的理念之上。这将使文化遗产机构能够在知识、应用和技术方面为广泛的最终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众包”作为践行“参与”理念的一次尝试，推动了当代博物馆在公民社会与信息时代的变革。然而，众包的落实需要博物馆的包容开放与用户的自觉意识，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如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博物馆专业人员与用户之间保持权利的平衡？如何让用户意识到参与博物馆建设是他作为博物馆主人的分内事？这些都是博物馆专业人员与社会公众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我们相信，未来的参与式协作模式将扩展出更多新颖的形式，并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在博物馆领域得到普遍推广，真正贯彻自新博物馆学运动以来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服务社会大众的使命。

与其他行业的众包相比，众包模式在文博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在：商业众包通常有着明显的，具有“赏金”性质的激励机制，而文博领域众包则普遍具有公益性质，志愿者精神贯串众包工作全程。与商业众包相比，文博领域的众包工作通常从博物馆的声望，所研究课题的科学趣味性，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与兴趣点出发，很少有物质奖励或报酬出现，或仅给予象征性的奖励。

纵观众包模式及其理念的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可以看出，对众包模式的善于运用能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小到简单的创意、口号、意见征集工作，大至复杂的、需通过大量人员通力协作。从单纯的工作效率提升至博物馆社会职能的延展，众包模式在文博领域的应用，都发挥着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众包模式因其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势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推出自己的众包应用。这对于加快我国智慧博物馆建设，将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助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