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完成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
从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到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历时两个寒暑。
红一方面军中走得最远的作战部队走了25000里，各路红军行程总和约65000里，途经十数个省份。
82年前，一个年轻的政党，带领一支年轻的军队，完成了一次无与伦比的远征。
他们翻越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折多山……雪山连绵，积雪终年不化。
他们走过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
他们穿过枪林弹雨，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共进行各种战役战斗600余次，十余万英烈献出生命……
82年过去了，我们不会忘记这举世无双的壮举，不会忘记这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更不会忘记每一位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
但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关于长征的不实传言被散布，今天，我们来认清谣言，还原历史真相。
谣言1
长征大约只有6000公里
一提起长征，绝大多数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二万五千里”这一形容词，也正是这一遥远又艰难的路程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长征精神”。
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各种书籍史料
然而，近年来有关“二万五千里长征”却遭遇非议。2003年，两位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里程的三分之二，大约只有3700英里（约6000公里）。”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片哗然，别有用心者还借题发挥，认为“二万五千里“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宣传红军长征的地位和作用而虚构的，实际上并没有走那么远。
澄清谣言：李爱德、马普安走的并不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有学者曾将他们与主力红军走的路线加以核对，发现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俩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1．当年红军走的大多是小路、山路甚至是人迹罕至之处，还因缺乏地图、道路崎岖走了不少冤枉路；而两位英国人拿着GPS定位系统，走的基本是大路、直路。
对比：1934年红军从江西唐村到双芫，必须绕道新谢，要用两天走130里路。而两位人生地不熟的外国青年只用一天，30里路就可以到达。
2．红军是在频繁的战斗中行军，不断迂回和奔袭，为了调动敌人，他们不得不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战术，还要追击敌人，来回折返；而两个英国人则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单向行进，没有走回头路。
对比：有学者研究，红军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地方，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了44个地方；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没有路，不见天日，又遇大雨，十八里高的山顶走了两天。夜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当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只能站着倚着树睡觉。泡通岗给红军长征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黄镇特别作画，起名为《老林之夜》。而李爱德、马普安根本没有到荥经县的泡通岗（抱桐岗），而是走的二郎山。
还原历史：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天，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中指出：“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此后，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
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这说明关于“二万五千里”问题，中共中央是经过严肃认真地计算而且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予以肯定的，并郑重地、负责地向国内外宣布，绝不是虚构。
注意：“二万五千里长征”与红军“长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长征”一词的外沿较大，它包括各支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词的外沿较小，只表明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行程，而不是所有红军长征行程的总和，也不是所有红军长征的总称。“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是不容置疑的。
长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可复制性，长征路上的每一步是艰辛与坚实的，带着先辈的血与泪，永远在历史的漫漫长路中留下永不磨灭的足迹。
谣言2
红军除了一针一线，其余的都拿
网传段子：老乡开门呐！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有组织有纪律，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老乡你倒是开门啊！再不开门我开枪了．．．呵，老乡啊，你总算开门了啊。兄弟们，除了针线，其它全搬走！
无根无据的谣言欺骗、迷惑许多不知长征历史的群众，有些网民也纷纷在网络搜索引擎或论坛里讨论询问：红军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不是指“除了一针一线，其他全部都难走？”
澄清谣言：红军规定在先，严守纪律
12月下旬，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发现有些部队存在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后，责令“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2.1935年1月，总政治部发出布告，指出：“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
过草地前，红军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为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需要，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除要求部队节约用粮外，对向群众收集、购买粮食下达了许多政策性很强的通知和规定，《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关于在松潘筹借粮食的规定和办法》，反复强调在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更要严格执行纪律，“绝对禁止强买粮食，私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现钱缺乏时，应以茶叶等物付价”。
还原历史：许多真实的故事作证
故事1．红军海坝赔草房
1935年2月3日，一支红军来到海坝（今四川叙永县落卜镇海坝村），当晚红军战士全部露宿屋檐下，没有一人进入民房。晚上，一个红军战士打着火把去挑水，从胡家房前经过时，一阵大风把火苗吹到了胡家草房上，草房很快被烧光。几位红军首长询问火灾情况后，将胡家人安顿到邻居家暂住，并送去棉被、衣服和大米。一位红军首长代表部队向胡家人道歉，并拿出50块银元作赔偿，还组织红军战士连夜修复了房子。
红军的宣传标语（图片来自四川省纪委）
故事2．香炉里的银元
1935年3月，红军来到太平渡。乡绅张策勋听信反动宣传，跑到贵州亲戚家躲避。红军走后，他回到家，听说红军在他家住过，便在屋里屋外仔细检查，发现一切如旧，只是楼上200多斤黄谷没有了。年底，张策勋在神台上的香炉里发现一张纸条和几块银元。上面写道“老乡，吃了你家200多斤黄谷，主人不在家，我们照价付钱，请原谅。红军留条。”张策勋一见惊呆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后来，他逢人便讲红军好，说：“这样的军队真是打起灯笼也难找！”
红军给群众写的买猪收条（图片来自新华社）
故事3．老乡的橘子，一个也不能吃
傅钟将军题词（图片来自四川省纪委）
红军部队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到之处仍自觉地将纪律视为“铁规”，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使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谣言3
红军战士用茅台酒洗脚
茅台酒作为中国国酒，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在关于红军长征的众多故事中，有一个红军战士们用茅台酒洗脚的“故事”流传甚广。几十年来，这个谣传从未偃旗息鼓。
朱笠夫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写道：“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读罢这段文字，似乎感觉红军战士用茅台酒洗过脚。
朱笠夫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图片来自网络）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1985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写道：“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至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
然而，索尔兹伯里本人并未随红军参加长征，这些描述也只是他在重走长征路时所听到的比较夸张的传闻而已。
索尔兹伯里的《前所未闻的长征故事》（图片来自网络）
甚至有这样的故事：长征时期的红军官兵没文化，很粗野，占领了贵州茅台镇，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
茅台镇渡口（图片来自解放军报）
澄清谣言：茅台用来治病疗伤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以后，一直处于奔波状态，尤其是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不停地实施战略转移，由于长途跋涉，加上激战连连，不少红军浑身是伤，即使没有受伤的同志，脚上也磨起了水泡，而长征途中又缺医少药，不少红军战士都是带伤前行。
茅台酒不仅芳香醉人，还有舒筋活血、强身健体的功效。红军战士到了茅台镇后，就用打土豪没收来的茅台酒疗伤、擦脚。此外，由于当地气候特点且盛产白酒，把烈酒倒来“洗脚”是川南、黔北一带的常事。
还原历史：很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也在回忆录中给出了答案
1．成仿吾将军回忆：“茅台镇是茅台酒的家乡……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2．耿飚将军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3．邓颖超后来回忆：“路经茅台，周总理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喝茅台酒，而是利用茅台酒疗伤（那时茅台酒最高度数有72度）。于是所有茅台酒都用来代替红药水、紫药水给士兵擦伤口……红军能顺利到达延安，茅台酒立了很大的功劳。”
上述历史依据只是众多长征红军回忆录的一部分，但从这些回忆记载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红军战士的确用了茅台酒，而且主要是用来擦（搓）脚疗伤治病，舒筋活血、解除疲劳的。
现在贵州省档案馆里，还保留着当时一份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李富春签署、张贴在成义酒厂门口的《保护茅台酒通令》。至今，这份布告的复印件还在遵义的多个纪念馆里展出。
布告全文如下：
《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
民族工商业应该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金奖，为国人争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将士切切遵照。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主任：王稼祥
副主任：李富春
谣言4
长征路上红军伙食不错，不用吃皮带
长征时，战士们面临恶劣的环境、遥远的路途、粮食的短缺，不得不靠挖野菜、嚼草根、啃树皮来充饥，而“吃皮带”更折射出红军战士克服艰难困苦的决心和意志。然而，这段见证长征艰苦岁月的历史事实如今却屡遭诋毁或质疑。
有网友在论坛发帖称：据我所知，红军时期，官兵系的并不是皮带，而是布腰带，就算有个别人能系上皮带，皮带那么硬，又没有任何加工工具，怎么可能吃下去？
澄清谣言：皮带可以吃，长征时条件非常艰苦
某种意义上说，皮革就是腌制过的动物皮。脂肪含量几乎为“0”，但胶原蛋白含量极高。虽然经过了这一系列化学反应，但本质上和吃的猪皮区别不是很大。此外，20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工业十分落后，在牧区和农村所使用的皮带大多是没有经过工业化加工，仅经过简单的初加工就使用的皮带，这样的皮带在迫不得已时可以煮了吃。
在环境偏远贫瘠、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加上国民党军的封锁，红军无法筹到足够粮食，只能筹到什么就带什么。比如，筹到牛羊宰杀后，不能有一点浪费，除了把牛肉晒成干带上，还把牛皮剪成皮带状晒干后系在腰间，成为特殊的皮带，等粮食吃光了就拿出来吃。吃的方法也很简单，用水把皮带泡软后，放在锅里煮，有盐巴就放点，不管烂与不烂，能充饥就行。
长征时用的铜锅（图片来在网络）
还原历史：很多真实的故事给出了答案
1．吃“煮牛肉”
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长征过草地时，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弼时和警卫员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到锅里煮，每次每人只能分得3小块。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他们却风趣地称为吃“煮牛肉”。
1938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回延安时，将这半条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清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李少清将其捐赠出来，目前在国家博物馆珍藏在这半条皮带上，至今仍清晰地留有当年用刀切割的痕迹。
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2．红军团的一件“传家宝”
红四方面军部分官兵曾三过草地，条件极为艰苦。战士周广才曾分得一条作为战利品的皮带。过草地时，6位战友的皮带相继吃完，为使战友活下来，他含泪将皮带拿出来。
皮带被切成几段丢入滚烫的热水中，煮熟后每人夹起“一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当锅里还剩最后“一截”时，他哭着说：“同志们，咱们留着它作个纪念吧，带到延安去见毛主席。”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渴望，最终他们把这截皮带留了下来。
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广才和战友们吃剩的半截牛皮带（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周广才的6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延安。为缅怀牺牲的战友，纪念这段光辉岁月，他用烧红的铁钳在皮带上烙下“长征记”三个字，用红绸子包裹起来。1975年，周国才将这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赠给国家，现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3．吃掉朱德的皮带
草地行军，红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赵德仁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原来，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他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赵德仁回忆说“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知道真相后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然后准备出发。赵德仁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说“不骑了”，他以为朱德因腰带的事生气了。朱德似乎看出了赵德仁的心思，拍拍他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泪水，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英雄已去，历史不忘，“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这绝非戏谑之语，而是一语道出伟大不朽的长征精神。
谣言5
红军“飞夺泸定桥”根本不存在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在语文课本里学习到过“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红军战士绝处逢生，创造了继续北上长征的军事奇迹。毛泽东《七律·长征》中“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更让红军英勇无畏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有关这段历史“真实性”的谣言却一直存在。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谣言，让我们来一一批驳。
1．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
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及其夫婿乔·哈利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说：“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
澄清谣言：书中的说法都是口述材料，敌人的原始档案更具有史料价值
2．“飞夺泸定桥”违背“常识”
有人说，一天一夜要赶完240里，再加上当时正下着雨，山道又窄又滑，“飞夺泸定桥”按照“常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任工兵连战士的老红军吴清昌回忆起当初的情景说，他那年只有18岁。不过在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的鼓动下，从28日凌晨开始，全团人不顾一切地跑步前进。天不知不觉黑了，如注的大雨浇灭了火把。饿了就抓一把生米边跑边送进口里。
有一段路，河对岸川军刘文辉的一个师向泸定桥增援的队伍举着火把有如长龙。敌人吹号询问，四团的司号员也干脆吹号回答，还索性点亮火把，冒充安顺场退下的川军。后来大概对岸敌人累得不行宿营了红四团的人还在拼命往前赶！5月29日凌晨，红四团“跑到”了泸定，占领了桥西。
一方面，22位勇士组织成突击梯队，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飞夺泸定桥“英雄排长”王茂全曾回忆，他当时作为机枪手用凶猛的火力掩护战友飞速爬过13根碗口粗细的铁索，和战友冒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占领桥的对岸。另一方面，西岸红军在泸定桥激战时，红军右路军已夺取大渡河东岸下游的据点。
红军两路突进，给布防泸定的敌军造成巨大战场压力，动摇了守桥信心，促使其战意衰退。可以说，红军围绕夺取泸定桥实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堪称根据严峻形势实事求是、随机应变打出的一套“组合拳”。
3．“飞夺泸定桥”是因为川军“放水”
还有种说法称：红军之所以能够飞夺泸定桥，是因为与川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然为什么没有炸掉铁索？
澄清谣言：我军付出很大牺牲
蒋介石曾令刘文辉炸桥。刘文辉之所以未炸，是因为泸定桥是连接川藏的唯一通道，把桥炸了会激起民愤，而且自己的部队也没有了退路，何况炸桥之后重修代价太大。为应付蒋介石，他提出了另一替代办法：如守不住就用煤油烧桥，事实上其部队在泸定桥也是这么做的。
此外，为阻挡红军从泸定桥上过河，敌军曾下令拆除桥板。泸定桥共有十三根铁索，九根铺着木板作为桥面，两边各有两根是护栏，但守桥的川军拆桥板的速度极其缓慢，在拆除了一部分桥板后，红军就赶到了。
参加过飞夺泸定桥作战的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忆长征》中曾写下这样的画面：战士魏小三最早牺牲，从桥上脱手落入河中。接着，中了弹的刘大贵也趴在铁索不动了。紧跟着，刘大贵落入水中。不料对岸燃起火来，铁索烧得发烫，冲在前面的刘金山始终抓着铁链，手臂下的疤痕，正是匍匐在铁索上烫下的伤痕。
倘若红军真与川军达成“默契”，那为什么还会有惨烈的战斗！
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
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
这首诗是长征途中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开国大将杨成武于1980年所作。其记录的不仅仅是杨成武与战友们在泸定桥的长征记忆，也是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
长征开创了此前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略远征，使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衣衫褴褛又心怀救国梦的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传奇般的远征，也为黑暗的世界点燃了一盏明灯，为中华民族开启了一条复兴之路。我们不应被网络上不实的谣言所蒙蔽，而曲解和忘却了这伟大的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