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丹麦考古学家C·J汤姆森（ChristianJurgensenThomsen）和我国章鸿钊先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提出著名的“三器”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最伟大的创举是制造和使用石器、铜器和铁器，这三种材质的工具和技术的创造发明，随着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不断地推动着人类向高级阶段发展。在这“三器”中，铜器作为石器与铁器间的过渡，它的制造和使用，将人类由蛮荒时代送入文明。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经历了夏、商、周、春秋和汉十五个世纪。从文化的角度纵观青铜器的发展历程，可大体上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鼎盛期，包括夏至战国早期，青铜器主要用于礼仪祭祀、战争等活动。转变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此时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从功能到造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掉齐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局面，一统天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徐州地区为秦泗水郡，彭城置县。两汉时期，彭城成为重要的地方封国楚王国和彭城王国的都城。一切文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着挑战，有的文化在变革中消亡了，有的则变换表象在新的社会体制中继续存在，青铜文化亦是如此。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间青铜容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器、从周制转变为汉制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器类方面，传统礼器逐渐消亡，日常用器种类增多；纹饰内容方面，从以神仙世界的繁复纹饰为主逐渐过渡到朴素简单的图案为主；铭文的内涵也由祭祀、册命等转变为物勒工名。
目前徐州地区共发现或发掘西汉王墓8处，彭城王墓1处，下邳王墓2处和其他各类汉墓数百座，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不乏精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汉代铜器以日常生活实用器居多，如灯、炉、熏、枕、盘、勺、杖首、带钩、印章、乐器构件等，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兴铜器，如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将徐州博物馆收藏的部分青铜日用器介绍给大家，以展示徐州地区独具魅力的青铜文化。
一、饮食器
鎏金铜钫
1994年发掘的狮子山楚王墓曾被评为“九五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出土文物总量数十万计。这件鎏金铜钫位于陵墓西一耳室中部，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大批精美的酒食器具，包括大量的漆木食盒、盘、耳杯和食物遗迹。铜钫为方形体四棱式，短颈，颈部留有一周倒三角纹痕。四棱腹向外鼓出，腹两侧铸有对称的铺首衔环式双耳，梯形方圈足，覆斗形方盖，盖上有四只凤鸟形钮，造型精美。
钫为酒器，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盛行于战末至西汉初，东汉少见。徐州博物馆藏的这件铜钫范铸而成，胎体厚重，通体鎏金，虽然从西汉中期以后，素面无纹的青铜器成为主流，但鎏金的青铜器却相当流行，这门技术在古代又称“金涂”，即用金粉和汞的合金涂在铜器表面，加热后使汞蒸发，金就留在器表上了。经过鎏金处理的铜器，不但外表色泽夺目华美，而且鎏金本身也对铜器起到抗氧化的保护作用。
徐州市东郊的羊鬼山陪葬坑为狮子山楚王墓的王后墓，2004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铜鼎14件，其中7件大小依次递减，最大的腹径31厘米，最小的17厘米。这套列鼎形制不完全相同，均带盖，盖上有3环形钮，钮上有圆形凸起。三蹄足，方形附耳，深腹扁圆，腹部有一周弦纹。7件铜鼎上均刻有记重量及容量的铭文，其中一件（左起第四号鼎）铭文为“□园重十五斤十两”。
铜鼎出现于夏代，除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炊器和食器外，更多被用于贵族宴飨、祭祀等重要活动。不同于其他铜器，鼎在商周成为社会礼制生活的核心，是贵族身份乃至国家政权的象征。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凡此八礼皆需用鼎以备飨食，形成一套“辨等列”而“明尊卑”的独特的用鼎制度。汉人何休所注《公羊传·桓公二年》：“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勾勒出用鼎制度的基本框架。
“列鼎”一词首见于西汉刘向所著《说苑·建本》：“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现代考古学家郭宝钧率先提出列鼎的问题，认为列鼎就是在一组鼎中，每个鼎的形制、纹饰相似，但大小不同，尺寸依次递减，形成有规律的序列。列鼎的使用数量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种差别随时代的变化也在变化，“汉承秦制，揉以周礼”，汉代仍保留了一些周代的礼仪制度，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中“食官监”陪葬墓使用了五鼎，东洞山楚王后墓使用了七鼎。不过同是王后墓，羊鬼山陪葬坑的这套列鼎和东洞山所出的列鼎却不尽相同，可见西汉列鼎的形制、规格已不像周代那样严格。
铜鉴
铜鉴（搓石）
铜鉴出土于狮子山楚王墓西二耳室，高37、口径88.5厘米，出土时其内放置有1件铜壶、2件铜扁壶和漆勺等器具。铜鉴平折沿，圜底，上腹部有3个圆环形耳，此鉴是该室出土的体量最大的青铜器，一同出土的沐浴器皿还有银沐鉴、银沐鋗，烧水用的铜釜、铜鍪以及汲水用的铜壶、水瓢等。《庄子·则阳》记载：“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由此可知，先秦时期，鉴就曾是沐浴用器。不过狮子山楚王墓的这件铜鉴从体量上看是无法容纳成年人沐浴的，所以应是盛水的容器。
汉代，沐浴成为社会性的习俗，皇帝每五日为官员放假一天，在家里沐浴浣衣，名为“休沐”。驮篮山楚王王后墓内设置有独立分开的厕间和浴间，制作精致。北洞山楚王墓主体墓室和附属墓室都有多处厕间，清楚地将楚王与宫廷宦侍杂役用的厕间分别开来。2005年徐州羊鬼山陪葬坑出土了数个大铜鉴、铜扁壶、铜杵、铜臼、铜量等沐浴器具。这些表明，楚国王室也非常重视沐浴。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沐浴器具种类繁多，除却上述盛水、烧水的容器外，还包括照明用的铜灯、搓澡用的搓石、保健用的药材、擦干身体用的浴巾、梳妆用的铜镜和化妆品等等，可谓一应俱全。
赵姬沐盘
东洞山楚王墓位于位于徐州市东北，地方史志文献谓之“仙人洞”，陵墓位于山体北麓，共计3座，其中规模较大M2出土的多件文物上都刻有铭文或朱书文字，诸如“明光宫”、“王家尚食”、“赵姬家”等。这件鎏金铜盘因刻有“赵姬沐盘”四字而得名，应是王后赵姬的沐浴用器，铜盘口径68.5厘米，重10公斤，敞口平沿，直腹圜底，器壁较薄，素面，通体金碧辉煌，造型简洁稳重。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秋“起明光宫”，明光宫建于西汉都城长安城内。又《汉书·楚元王传》载：楚王刘延寿“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所以M2墓主“赵姬”应为楚王刘延寿的妻子，她自明光宫嫁于楚王时，携带了诸多“明光宫”的嫁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沐，濯（洗）发也。洒（洗）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从这看出沐浴在汉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完整而且详细的生活内容。
铜匜
这件铜匜出土于狮子山楚王墓西面第一侧室，与庖厨等实用器一同出土。匜的外形类似勺子或瓢，平面呈椭圆形，腹部下收为方形平底，前部有一长方形流，流口稍宽，后端有一环形钮，造型十分简洁。其实匜最初的造型十分复杂，它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从战国晚期开始逐渐减少，至汉代已经不多见，其造型经历了从繁到简的过程。
匜最早的形制很接近兽形，如同当时的牲尊、觥等青铜器一样，大概是对动物造型的模仿。商代晚期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司母辛匜被专家认为是最早的匜，用来盛酒。商周时期礼制严格，反映在器皿上体现为规矩整齐的程式感、严格的等级次序。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为器皿造型从装饰繁缛向实用性转变提供了文化和思想基础。春秋中期开始，匜逐渐转变为专门用来注水的水器，它的造型也发生了演进。从复杂的动物造型，转向轻便简单的造型，直到西汉时期形成程式化的半椭圆型。
釜甑
羊鬼山楚王王后墓陪葬坑出土，这套铜釜甑的铜釜直领，圆鼓腹，圜底。腹上部有对称鼻钮，每钮各穿有一圆环，腹中部有长方形扁平鋬四个，甑底部有圆形箅，箅上有孔。
釜、甑是汉代蒸食的常用炊器，前身是商周以来使用的鬲、甑合体之甗。不同之处是釜替代了三足器鬲，这是因为汉代炉灶的普及，使得三足器在蒸煮用具中退居次要地位。甑类似锅，底部有许多透气的细孔，釜用来盛水，通过加热使水蒸气到达上部，等同于现代的蒸笼。考古出土资料显示，铜釜甑流行于西汉中晚期，逐步成为各民族共同使用的炊器，东汉时期比较少见，东汉以后偶有发现，最终被铁器所取代。
除却上述介绍的青铜器外，徐州博物馆收藏的青铜日用杂器还有博山炉、铜镇、铺首、封泥筒、行、轸钥等等，这表明汉代青铜器已经被广泛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完完全全的世俗化了。两汉铜器总的发展趋势是灵巧轻便、纹饰简素的器物日渐占据主要地位。增大了实用价值，降低了制作成本，简化了制作工序，从而降低了器物的价格，正因如此，青铜器才得以大量制作和普遍推广使用。
东汉以后墓葬出土的器物以瓷器为主，虽偶有铜器出土，也只是青铜文化末流的余韵，所以人们往往将汉代视为青铜器衰落期。这可能是由于精巧、美观的漆器与瓷器作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容器，有时要比青铜器更具有优越性，所以才有《盐铁论》中所说的“一文杯得铜杯十，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记载。但漆器易燃，而瓷器又易碎，所以诸如鼎、炉、灯、壶之类需要耐火和体量较大的器物，漆器与瓷器是无法取代的。可见在汉代，青铜器虽然失去了一些阵地，但还是牢牢固守着部分阵地，并开辟、扩大了日常用具的新领域。中国青铜文化大约经历了2000余年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一条辉煌灿烂的道路，在总体文化中的青铜时代式微、消歇之时，汉代青铜工艺变得轻快、细腻、亲切，更适合于日常生活的需要，使我们看到青铜器末期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