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殷墟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方缶、钺与戈等兵器，这几件器物反映了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多为兵器、车马器等器类的特征。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既有精细、粗糙之别，也有等级高低之分。较高社会等级所使用的器物，其绿松石嵌片往往更为精制讲究。但绿松石镶嵌并不代表较高的社会等级，或者作为表达较高社会地位的必选物。这反映了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在中商文化之后已经失去礼器地位，绿松石成为青铜器的装饰品。
一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殷墟文化绿松石青铜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商》图录（以下简称《国博商》[1]）中著录了缶、钺、戈等三件镶嵌绿松石青铜器，以及妇好墓出土的两件镶嵌绿松石戈。以下分别讨论。
1.兽面纹方缶
石志廉先生最早在1965年第4期《文物》上介绍了此器[3]，称之为“嵌松石饕餮纹铜罍”，并谓：“传于1934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罍方形失盖……每面中间为一小形牺首……其中二个中空，可以系带”。尺寸高10.8、口径5.8、底径7.2厘米。这其中关于出土背景的说法，其后一直被承袭。
1985年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著录此器时称之为“嵌绿松石饕餮纹方罍”[4]，基本延续此器的称谓。在装饰上，词条撰写者范世民先生观察到“罍肩单饰倒夔纹，也很特别”。尺寸高10.8、口径5.8厘米，延续此前的测量。
1976年妇好墓出土一件形似的青铜器，在《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中被称为“小方缶”[5]，后归国博收藏。该器也是方矮体、折肩，腹部饰兽面纹，器身和四角伸出共8条扉棱（图一：2）。器高9.6、口长宽7.5和6.7厘米，大小与国博绿松石器相若。1995年出版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同时收录了这两件青铜器，分别称为“兽面纹方缶”和“镶嵌兽面纹方缶”[6]。显然，这样的称谓使同类器形的名称具有一致性。
国博青铜器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将此器继续称为“镶嵌松石饕餮纹罍”[7]。图录说“器肩部四面中心饰以浮雕式兽首”，尺寸高10.7、口径6.2、底径7.5厘米，描述和体量与此前著录均略有差异。关于器物尺寸，不同次数的测量数据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细察器物肩部的四个浮雕兽首，其中较高而窄长的两个，中空穿孔，属于贯耳，当年石志廉先生的观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器肩上两个为兽首，两个为贯耳，兽首、贯耳各自两两相对。
以上就器物归类的讨论，目的不是纠结于称谓概念上的细节。实际上，国博绿松石器在器形乃至于装饰上有其特殊性。具体而言，这些特殊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二，国博绿松石器肩部两侧设贯耳的做法，基本上只见于壶类器，但国博绿松石器其他器形特征都与壶类器无关。
其三，方器一般应该对应方口，而方器圆口在商晚期只见于带提梁的长颈壶和南方地区的圆口方尊，但这些大型的壶、方尊均为侈口，像国博绿松石器这样方器圆口但又是直口承母盖，也是仅见的例子。
其四，类似国博绿松石器不设圈足而作凹圜底的商晚期青铜器，仅见于方罍和少数圆罍。
其五，竖身夔纹都是伴生在兽面纹两侧，像国博绿松石器这样独立地出现在器物肩部，不见于其他青铜器。
国博绿松石器以上器形特征难以进行器物归类，本文续称兽面纹方缶，避免新名称容易引起的混淆。强调这些个性特征，还因为这件器物是商时期很少见的绿松石青铜容器。考虑到这件缶的方器圆口、子口、贯耳、凹圜底、独立竖身夔纹等不同器类相杂的因素，形成了这件小型容器的独特背景。青铜时代早期的特型器物，往往显示高等级的社会背景。实际上，这件方缶的绿松石制作工艺也很高级，器物很可能出自王室甚至是商王墓葬之中。
2.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钺
《国博商》第147器，馆藏号C5.2733，1959年故宫调拨（图二：1），图录称之为“镶嵌绿松石饕餮纹钺”[8]。内部两侧饰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钺通长25、宽17厘米，根据这一比例，可测算出内宽7.5厘米。图录认为钺的年代在殷墟文化第二期。
3.镶嵌绿松石夔纹戈
《国博商》第131器，馆藏号C5.1493（图二：2）[9]。
戈曲内，内上饰夔纹，夔纹头向戈援方向。戈通长29.7厘米。《国博商》认为其年代相当于殷墟59武官M1出土戈。按，此戈曲内，其上夔纹的眼球部分为圆角长方形（其上镶嵌的绿松石已失）。此戈器形或可早至殷墟文化第一期，可以说是代表了兵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初始阶段。
与这件夔纹戈相似器形的，是《国博商》第132器鸟纹戈（馆藏号C5.1509）。该戈纹饰线条之间陡直而有较深的下凹，鸟纹眼部空出，这样的特征说明它原来很可能也镶嵌有绿松石（图二：3）。绿松石嵌片往往需用大漆粘连，但也可能脱离。有些绿松石会在埋藏过程中脱落，大辛庄M5戈的绿松石脱离在近旁[10]。一般而言，镶嵌绿松石在青铜器器体中的纹饰部分下凹较深且宽而陡直，动物型纹饰中眼珠部分全部下凹。妇好墓M5：23玉援铜内戈[11]内部纹饰原镶嵌绿松石，但仅有少量存留，所呈现的状态与国博这件夔纹戈接近。从这个角度而言，殷墟出土的不少青铜戈等原来应该镶嵌有绿松石[12]。
4.妇好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戈两件
国博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著录一件镶嵌绿松石戈[13]（图二：4），歧冠曲内、栏侧援部各饰一组镶嵌绿松石夔纹。戈通长27.8厘米，内长12厘米。此器在《殷墟妇好墓》报告中器物号为438[14]，属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援铜内戈之一，这两件玉援戈也都镶嵌有绿松石。
2021年在国博举办的“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中，有一件直内戈的内部镶嵌绿松石，绿松石嵌片布局较为散乱，未构成图形（图六：7）。对照《殷墟妇好墓》报告，该戈器物号为M5：716，通长21.9、援长6.5厘米[15]。
以上国博收藏的5件绿松石器，反映了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在生产、装饰、礼制方面的一般情况，以下具体讨论。
二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器
殷墟文化之前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时期[16]，少量的串饰作为人体装饰出现在普通贵族群体中，绿松石开始普遍地以嵌片的形式被制作成龙形或兽面形，装饰在有机质的主体上，二里头文化时期还独特地装饰在青铜牌饰上。此类龙形或兽面形器是以绿松石为表达的主体，具有礼器性质，甚至可能还有神灵属性[17]，因之也具有高等级的社会地位。绿松石制品由新石器时代人体装饰为主的功能，升级为上层社会的标志物，体现了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奢侈品资源和产品被垄断、地位和性质被升化的境遇。绿松石制品如此，青铜器和玉器也是如此。
殷墟文化绿松石工业继续发展，产品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不过绿松石产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一是绿松石产品除了传统的串饰和嵌片装饰之外，较多出现独立造型的蝉、蛙等象生器，和同时期玉器中的鹿、鸟、鱼等小型象生器一样，成为独立的动物型装饰；其二是嵌片仍然是绿松石器的主要和主流方式，除了继续与青铜器结合之外，还装饰在骨器、石器上，甚至镶嵌在带刻辞的骨器上；其三是绿松石嵌片结合在青铜器上的对象，主要是青铜兵器、车马器。绿松石不再是主体材质，而成为从属于主体的装饰。
嵌片绿松石装饰转向青铜兵器，大约始自殷墟文化第一期。殷墟小屯M331玉援曲内（R000850）戈（图三：1）[18]，玉援部分有两个穿孔，其一有圆片状绿松石。在戈的曲内和援端均镶嵌绿松石，两处绿松石装饰分别为夔纹和兽面纹（图三：2）[19]。戈长32.9、宽6.8厘米。殷墟小屯M232曲内戈（R002104），内端绿松石装饰为夔纹（图三：3）[20]，夔纹和M331内部的一致，均为臣字形眼（图三：4）[21]，属于较早的纹饰特征。戈长44.3、内宽5.8-6.1厘米。该戈体量颇大，远胜于墓葬中同出的其他5件[22]。根据发掘报告，M232另外两件戈也可能装饰绿松石嵌片，但出土时未见。以上两件戈出土的墓葬，M232稍早，朱凤瀚先生将其列入殷墟一期；M331稍晚，朱凤瀚先生将其列入殷墟二期Ⅰ段[23]，与武官M1相当，略早于妇好墓。
殷墟文化较晚阶段，绿松石嵌片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似有减弱之势。同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郭家庄M160、戚家庄M269是这一阶段的两座高级贵族墓葬，墓葬中车马器、兵器都未见镶嵌绿松石装饰。相反，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常见随葬绿松石嵌片。在郭家庄M135中“许多不规整的小片散在一处。其长、宽在0.2-0.3厘米之间，厚度不到0.1厘米”[30]。M135是座小型贵族墓，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戚家庄也是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出土绿松石嵌片，如M130出土258件[31]。在殷墟苗圃北地墓葬[32]、殷墟西区墓葬中[33]，都有类似现象，似乎绿松石嵌片装饰不再得到商末社会的重视。
三殷墟文化绿松石器的等级
绿松石嵌片装饰在青铜器等器物主体上，形成复合材质的器物，提升了器物的社会性功能，也因为如此，二里头绿松石器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社会层次。殷墟绿松石多附属于青铜器，虽较二里头地位有所下降，但这类青铜器仍然是观察其时社会等级很好的视角。
绿松石器的不同等级，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一是绿松石嵌片及其加工所反映的等级，一是绿松石所装饰青铜器的等级。在二里头，绿松石嵌片加工得非常规整、精制，不仅正面抛光、反面打磨，其他侧面也制作规整而光滑，如二里头1984YLVIM11：7牌饰（图六：1）[36]，体现了很高的等级。绿松石嵌片高水准的制作，又关联二里头青铜牌饰、龙形器的这些器物的高级别。
殷墟文化时期也见有一些高水准的绿松石器。妇好墓出有兽首鋬象牙杯一对，其形制、纹饰、大小基本相同。器身饰三组兽面纹，鋬饰夔纹、兽面纹，纹饰均镶嵌以绿松石嵌片，嵌片的周边都有打磨，一些嵌片制作成适合镶嵌的特别形状（图六：2）。其中M5：101象牙杯的绿松石保存较多，杯身高30.5、口径10.5-11.3厘米（图五：1）。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传出自安阳的镶嵌龙纹铜柲玉戈，内部、戈柲通体均饰绿松石嵌片，嵌片特征如同妇好象牙杯，戈通长35.4厘米[37]（图五：2）。这两件殷墟器物的绿松石嵌片虽较二里头的尺寸稍小，但制作仍然精细。绿松石的品相也匹配两件器物本体的材质与性质，体现了高等级。类似的绿松石工艺，也见于前述小屯M20的车马器上。
在西北岗M1004翻葬坑中出土的430片绿松石多无固定形状，但其中也有固定形状的，都是眼片、角片、鳞片等。这些固定形状的绿松石片边缘多打磨光滑，大小在0.5-2.6厘米之间[38]。M1004的发现说明最高等级贵族所使用的绿松石器，绿松石嵌片既有加工考究精细，也有工艺不甚讲究的。
在妇好墓中，也见有一些制作较为粗糙的绿松石嵌片。妇好墓一些青铜戈上的绿松石嵌片大小不均匀且不规整，如国博收藏的M5：716直内戈，内部绿松石嵌片形状不规则，显然未经整形加工，大小不均匀，应该属于绿松石嵌片中的末端产品，因此该戈的镶嵌装饰也未构成图案（图六：7）。相似的情况见于花园庄东地M54的兵器中，M54：313玉援铜戈为玉援，内端残，残长13.97厘米[39]。该戈的绿松石嵌片虽然像国博夔纹戈的那样嵌入青铜纹饰格栏中，但嵌片大小不甚一致，与国博夔纹戈的嵌片有较大差别（图六：8）。
以上述绿松石嵌片工艺为参照，可以看出国博收藏的方缶和兽面纹钺的绿松石工艺较好（图六：3、5）。两件器的动物型装饰中，嵌片的大小和形状都较整齐，都以较为规整、特质的嵌片作为眼珠。特别是方缶使用了较多1厘米左右的大片嵌片，可知这件器物绿松石是仅次于妇好象牙器的级别。但两件器的绿松石嵌片周边均未经过加工，一些小的嵌片甚至为有意拼凑。由此看来，殷墟文化即便较高级别的绿松石器，有的制作水平也较为粗疏。
上述诸例说明殷墟文化中绿松石嵌片的工艺有精细与粗糙、等级高低之分，器物等级的高低，与嵌片工艺的精粗也基本对应。同时，较高社会等级所使用的器物、绿松石嵌片加工往往更为精制讲究。但另一方面，绿松石镶嵌并不代表高等级的地位，妇好墓中体现权力的两件大钺，均未镶嵌绿松石。高等级贵族也不是必定使用工艺精细的绿松石嵌片，如前述妇好M5：716戈。要之，绿松石器可以表达出使用者可能较高的地位，但却不像青铜礼器那样，作为表达较高地位的必选物。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殷墟文化时期的青铜觥，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一时期绿松石器所反映的等级关系。这件觥长18.6、高16厘米，在觥类器中体形很小。觥体为罕见的素面，觥盖则装饰镶嵌绿松石龙纹（图八：1）[43]。绿松石嵌片在龙体上排列成殷墟文化时期多见的钻石状构图，还在龙侧、龙角等部位也有分布（图八：2）。绿松石大小、形状都很规整，但周边未经打磨。这件觥是另一件殷墟文化时期少见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容器，绿松石嵌片及其工艺都很高。但觥的器形较小，青铜工艺在觥类器中也较为普通。因此这件觥似乎并未像国博绿松石兽面纹方缶那样具有很高的等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件著名的镶嵌十字纹绿松石钺[44]（图八：3）。该钺一般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过去学者们给出的依据是二里头遗址有绿松石青铜牌饰，且已出现有十字形装饰。现在我们知道，青铜兵器镶嵌绿松石是属于殷墟文化的作风，而十字形纹是外来文化因素[45]，也可能会再出现在殷墟文化时期。从工艺而言，钺上的绿松石嵌片周边没有像二里头的那样打磨规整，但嵌片都较大而齐整，有较规整的整形加工，类似殷墟文化兵器中较高等级的绿松石特征（图六：4）。该钺全长35.6、刃宽33.2厘米，重5.16千克，高大而厚重，并非二里头文化器的特征。无论形制，还是体量，都似乎应该将此钺的年代订在殷墟文化时期为宜。
总体看来，殷墟文化绿松石器的数量，远超此前的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时期。这说明当时绿松石矿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采，因之绿松石成品产业发达，产品类别也较多。这样同时说明早期文明得到发展后，资源与产业开发能力加强。
殷墟文化绿松石器开启了新的社会风尚和方式。绿松石装饰转向青铜兵器和车马器这些实用性器具，绿松石器不再作为礼器标志使用者身份，显然已失去了此前作为礼器的地位。这或者可以说明，青铜器已经确立其礼器地位、成为衡量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在绿松石嵌片的生产上，不同质量的绿松石都有较多数量，形成多层级的产品链。这说明随着绿松石社会地位的下降，绿松石产品使用阶层泛化。除了高等级贵族拥有较多产品之外，绿松石兵器、车马器也较多出现在中小型贵族墓中。这是早期国家的发展中，特权阶层扩大、贵族层级增加的必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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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2]同[1]，第190页。
[3]石志廉：《介绍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4]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上）》，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7页，图版三一。
[6]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7]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8]同[1]，第293-294页。
[9]同[1]，第268页。
[10][40]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9-311页。
[11]同[5]，图版七一：1。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发掘报告认为花东M54那些纹饰宽而深的青铜钺、戈纹饰或铭文区中原来镶嵌有绿松石。
[13]同[7]，第59页。
[14]同[5]，第108页，彩版一七。
[15]同[5]，第107页。
[16]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牌饰为学界所知。二里冈文化时期及稍晚也流行绿松石兽面纹器，如武汉盘龙城遗址杨家湾M17的镶嵌绿松石金饰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3期。
[17]王青等：《二里头遗址新见神灵及动物形象的复原和初步认识》，《考古》2020年第2期。
[18]李永迪编《殷墟出土器物选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第94页，图75。
[19]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图版陆柒。
[20]同[18]，第94页，图76。
[21]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图版贰柒。
[22]同[21]，第1-75页。
[23]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关于M232和M331的年代，朱凤瀚先生的论述分别见于第943、953页。
[24]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27-143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26]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图版贰-图版
壹伍零。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按照《殷墟妇好墓》（第204-205页），墓葬中还出土有孔雀石材质的龟2、虎1、蛙1、蝉1，这是在商文化系统遗存中首次报告的孔雀石。孔雀石和绿松石肉眼难以辨识，报告未言这些孔雀石是否经过地质鉴定，颇疑这些实际上也是绿松石器。
[29]同[12]，第135-161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31]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1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4]同[21]，第66页。
[35]梁思永、高去寻：《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四本·第1003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37页。
[36]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37]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3）》，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206。
[38]梁思永、高去寻：《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五本·第1004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94-102页。
[39]同[12]，彩版七二。
[41]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大
辛庄遗址商代墓葬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3期。
[42]济南市考古研究院等：《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商代墓葬M235、M275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9期。
[43]MaxwellK.Hearn,AncientChineseArt:TheErnestEricksonCollectionin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p30,MetropolitanMuseumofArt,NewYork,1987.
[44]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45]如《丝绸之路史前史》图57中第11、16布尔库尔达克I的两件十字纹镜，参见[俄]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著，李春长译《丝绸之路史前史》，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图57。
（作者：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