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先生是我国近代图书和文物界功勋卓著的一位大家。
他的辈分很高，与鲁迅、马衡同龄。当年在教育部，他曾和同事鲁迅经常一起逛琉璃厂，寻访金石拓片，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后来与马衡一起负责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两人又多年搜寻汉魏石经文字。
他精于鉴别，古籍版本，书画文物，样样在行，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战争年代，对文物的安全和保护，他更视若性命，不惜赴汤蹈火，全力护持。
郑振铎先生曾说，徐森玉先生“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一位真真实实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
大道至简，徐森玉先生谦抑低调，一生几乎述而不作。但好友王伯祥却说：“森玉精博无伦，尤今之晓岚、潜研也。”把他的学问见识与纪晓岚、钱大昕相提并论。
他虚怀若谷，一生交游广阔，友朋众多。当年上海文管会时期，他的手下叶笑雪，曾对他的生平交游有全面的论述：
今年是徐森玉先生诞辰140周年暨逝世50周年，有关单位将举办活动予以纪念。本文试以徐森玉的交游为线索，窥斑见豹，追寻探访这位文化“国宝”的生平踪迹。
徐森玉图源网络
左为徐森玉诗文手迹1949年作者提供
宝熙、李盛铎等师长辈
徐森玉先生学识成长离不开宝熙、李盛铎等师长辈的提携和引领。这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他的出生和求学经历。
徐森玉，原名盅，又名鸿宝，森玉是他的字，后多以字行。他1881年出生于浙江湖州菱湖镇，家中排行第二。他家故居至今仍有保存。
他八岁丧父，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三人投靠在九江当知县的叔叔。他少年即聪颖敏慧，1893年考入庐山白鹿洞书院，成为于式枚的学生，打下古文和国学的基础。
庐山白鹿洞书院旧影图源网络
1900年“庚子国变”，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震惊中外。第二年，李鸿章主持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也即有名的庚子赔款。时有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山西传教多年，在他的积极倡议并与山西巡抚岑春煊多次交涉下，于1902年共同创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是晚清继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
受科学救国的影响，徐森玉于当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进西学专斋读书。西学专斋总理由李提摩太担任，教师全由他负责聘请。专斋总教习为苏格拉传教士敦崇礼，而瑞典人新常富，英国人毕善功等为分教习。专斋课程有英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学制三年，毕业生奖以举人资格，毕业后能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05年毕业的二十五位学生后来全部到英国留学。当时山西大学堂还设中学专斋，由中国人自办，教授国文、经学、历史、地理等课程，毕业生仅奖以贡生资格。
徐森玉在西学专斋攻读化学，读书期间即才华横溢，与学友习观枢等编撰出版了教习新常富讲授的《无机化学》（由山西大学堂印刷所出版），后来又编撰《定性分析》一书。
20岁时的徐森玉图源网络
1903年，宝熙担任山西学政，成为山西大学堂监督。他对学生徐森玉非常欣赏。据说宝大人“下车未几，即耳闻先生之名，折节结交，赏异甚至。”（柳向春《吴兴徐森玉先生年表》）他又常派人用轿子将徐森玉接进府中长谈，一起讨论古物鉴赏，成为忘年之交。
宝熙（1871－1942），字瑞臣，号沈盦，出身满清宗室。他先后当过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宝熙的诗文、书法颇有佳誉，对古籍版本、金石碑帖的鉴赏收藏非常在行，家中古籍充栋，其中不乏宋元刊本，如《青山集》，为海内孤本。而《经进周昙咏史诗》《昌黎外集》《扬子法言》等则均为宋本，明本以下更不计其数。
稍后清政府倒台，内阁大库八千麻袋的档案差点当废纸卖掉，罗振玉就是得到宝熙等人的支持，才把这批珍贵的明清档案保存下来的。后来大库档案为李盛铎收藏，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在陈寅恪等人的呼吁奔走下，翌年档案全部为史语所收购，成为傅斯年麾下所得的“第一桶金”，令人刮目相看。另外，溥仪当皇帝的时候，宝熙因为学识渊博，曾和陈宝琛、耆龄、袁励准等人一起整理过宫廷中收藏的古书和字画。
说起来，徐森玉的母亲闵氏，出身吴兴名门，世代即以刊刻古籍为业。早在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闵氏套色刻本”就曾风行天下，为历代藏书家所宝爱，徐母亦能刻版印书。也许从小受外婆家的这种熏染，后来因缘际会，又碰到宝熙等一班版本目录大家的点拨提携，徐森玉日后顺利进入古籍版本的圈子，进而成为这方面的大家，也是渊源有自。
徐森玉夫妻与长子伯郊合影图源网络
徐森玉与家人图源网络
1909年秋天，清政府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正式成立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1910年1月，徐森玉赴北京，任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第二年5月，徐森玉即与胡玉缙、陈衍、梁鸿志等六人被京师图书馆延聘为名誉经理员。京师图书馆是后来北平图书馆即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民国后为教育部接管。期间，徐森玉虽然曾一度在教育部和鲁迅等人任佥事等职，并于1914年至1916年担任过北大图书馆馆长，但他一直与北平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
徐森玉到了北京后，如鱼得水，加上老师宝熙等人的提携照拂，很快融入首都文化圈。和缪荃孙、李盛铎、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学者名流颇有交往，其中李盛铎是当时京津数一数二的藏书家，徐森玉得以忝列他的门下，学到不少古籍版本知识。
李盛铎图源网络
李盛铎（1859—1937），字义樵，又字椒微，号木斋，书斋名木犀轩，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市）人，也是晚清民国官员。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代传藏书家风。他继承父辈嗜好，从小乐于搜集名家著述，终成近代藏书大家。其藏书共有9000余部、58000余册，其中宋元古本约300部，明刊本2000余部，抄本及手稿本2000余部，还有罕见佛教经典古刻本，极为精致。他的眼界很广，还搜罗了不少日本、朝鲜古刻，而清内阁大库的资料档案尚不包括在内。
他不仅是藏书家，又是校勘家、版本家、目录学家，还印书。对所藏善本，喜欢精心。徐森玉就为他抄校过不少好书。
如1916年春，李盛铎从袁克文处看到一部宋刻《水经注》残本，是内阁大库散出之书，于是嘱门人徐森玉“以朱笔校过”，抄校于明吴琯刻《山海经水经》本之上。李为此非常满意，夸奖“森玉校书精细，不减邵郎仙、劳季言矣。”现在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几部经徐森玉精心点校过的善本。
1934年，李盛铎在天津病逝。不久，日本人欲以重金收购其木犀轩藏书。国民政府教育部得知消息，为防国宝外流，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负责接洽收购。袁同礼为购买这批藏书，于1937年5月宴请李氏三子及董康等人，商议价格。并于6月15日、16两天，他偕同徐森玉、赵万里亲赴天津李宅察看藏书，胡适闻讯也下课后急匆匆从北京赶去。“李氏兄弟子侄搬出他家善本书，赵斐云（即赵万里）记录，守和、徐森玉与我同看。到半夜始散。”（《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691页）。
可惜随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此事因之搁浅。后他家儿子李少微在天津出任伪官，旧事重提，到1939年底，藏书由伪临时政府整批收购，并交北大文学院典藏。
北京大学图书馆接收政府拨给李氏木犀轩书籍节略图源网络
傅增湘和他的「藏园三友」
说起傅增湘，他可是我国近代教育界的先驱人物。他首倡女子教育，卓有成绩，曾担任过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和直隶提学使等职。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张謇担任会长，他和张元济同任副会长，两人后来成为藏书的好友，时通声气。辛亥革命爆发，他一度代表四川省参加南北议和。民国六年（1917）12月，傅增湘出任教育总长，五四运动中，因内阁中有人提议解散北京大学，他愤而辞职表示反对。
傅增湘图源网络
傅增湘真正的藏书生涯，即开始于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当时他在上海滞留半年，得以与杨守敬、缪荃孙、沈曾植等大学者交游，并在苏州得到他平生第一部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他四十年的聚书生涯。甚至在议和完成北还的当日，他还意犹未尽，登上新铭轮后又下船访书，等到他与仆人抱了十几部书回来，轮船早已不见踪影，从此留下一段“买书失舟”的佳话。
傅增湘的藏书处名“双鉴楼”，以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而得名，一部是他祖父传下的元刻本，另一部是他自己所得端方旧藏的百衲本，由六种宋刊残本配成全书。1913年，傅增湘定居北京，开始“狂搜冥索”。当时正逢晚清民国新旧交替之际，不少满洲故家藏书纷纷散出，傅增湘大肆搜罗，不到十年即成为京津首屈一指的大藏家。
双鉴楼最傲人的收藏是数目可观的宋本，早在1929年编印的书目中，他家宋版书收藏就多达180余部，比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还多。1923年秋，他以二千四百元大洋买到张之洞旧藏宋刊《白氏六帖事类集》，令学者王国维都为之惊叹：“现有傅在厂中，万不能购得此类书矣！”“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1934年，傅更以一万三千元的豪举，收购宋版《周易本义》十四卷，创历来古书的空前高价，令人咂舌。要知道当时北京普通的四合院也就一千元上下，他买书的那种魄力，确实让人望尘莫及。
傅增湘辛勤访书校书之余，非常乐于与爱书的同道交流沟通。1918年，他在北京新建的宅第落成，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句，命名为“藏园”。并每年在腊月东坡生日前后举办祭书之会，展示他的新获好书，邀请名流同好观赏雅集。
当年戊午除夕藏园的祭书之典，已是公元1919年的1月31日，那天到会的有柯劭忞、王式通、董康、邓邦述、张宗祥、徐鸿宝、沈兆奎和张允亮等八人，傅增湘祭出宋乾道元年刻本《唐柳先生外集》和明万历洗墨池刊本《薛涛诗》等书，稍后张允亮和沈兆奎分别在前后两书上写了题记，以资纪念。
“藏园三友”中，沈兆奎（1885-1955）字无梦，号羹梅。江苏吴江人。早年步入政界，并游历于京、津、江汉等地，后跟随广西学政汪贻书门下，并随同汪氏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以七品官分管学部。辛亥革命后，其叔父沈家本推荐至大理院任书记官、司法部秘书、河南烟草局局长等职。后入安徽、黑龙江省长幕下多年。他颇喜文史翰墨，收藏丰富，家中古籍，琳琅满目。1949年以后，大概也是徐森玉的邀请，沈羮梅曾在上海文管会任职，1955年病逝。
张允亮（1889-1952），字庾楼，河北丰润人，为清代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第五子。张人骏是张佩纶堂侄。张允亮之妻，则是袁世凯的长女袁若桓。张允亮于目录、版本之学颇有造诣，又在校勘、藏书、刊印出版方面各有建树。他曾经任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晚年先后三次捐献家藏书籍、书画给故宫。
1925年，傅增湘出任故宫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任副馆长，徐森玉任流传课主任，张允亮任图书馆建设课主任。1927年，北洋政府下台后，傅增湘辞职，但徐森玉不久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张允亮则为故宫图书馆馆长。另外，两人又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重要职员。
壬戌腊月二十三日，已是公元1923年2月8日，藏园举办第五次祭书之典。那天傅增湘出示新获的宋版欧阳修《五代史记》，以及宋本《唐百家诗选》、宋本《义丰集》、宋巾箱本《四朝名臣言行录》、宋本《扬子法言》、宋本《太玄经》、宋本《播芳大全文粹》和宋本《尚书注疏》等宋版书八部，以及元本《辽史》等三部，都是铭心绝品，洋洋大观。著名学者章钰特地从天津赶来参加盛会，并为之在欧本卷端题跋。
当日同集者还有嘉定徐祯祥、长白彦惪、萧山朱文钧以及徐森玉、沈兆奎和张允亮三位。那天王克敏、张恂临时爽约，邓邦述因南归过年也缺席。其中朱文钧即欧斋主人朱幼平，故宫朱家溍的父亲，收藏字画碑帖异常宏富，他和沈羮梅关系密切。
朱文钧图源网络
1928年初的那次丁卯腊月祭书，参加的有：王式通、许宝蘅、彦惪、朱文钧、徐森玉、沈兆奎、张允亮、张仲郊等人。柯劭忞、宝熙、杨熊祥（祗庵）三人，因故期而不至。
那次雅集，主人傅增湘自谦，“自谓今岁所得仅十余种，逊于往年。”但仍拿出了宋本左氏《百川学海》、司空图《一鸣集》、元本《华严经》、明成化本《许白云集》、正德本刘秉忠《藏春集》以及日本活字本《史记》等稀见珍本，尤其那套宋代左圭辑刊的《百川学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计有10集，100种，177卷之多。以往诸家藏书只见残本，藏园所获却是全本，弥足珍贵。
晚年抚今追昔，傅增湘回忆当年“祭书”盛况，兀自不胜得意留恋：
藏园岁暮祭书之典，与会者常数十君。或发为咏歌，或题诸典籍，风流胜概，传播长安。同时辈流荦荦可纪者，自德化夫子以次，如董诵芬、章茗理、邓正闇、吴松邻、袁寒云、吴偶能、陶涉园、朱翼厂诸公，皆能穷蒐博采，家富万籖，常契古欢，得修雅谊。
文中提到的德化夫子李盛铎和董康、章钰、邓邦述、吴昌绶、袁克文、吴偶能、陶湘、朱文钧等人都是当时京城赫赫有名的大藏家。可惜傅增湘作是文时除董康健在外，其余均已先后作古，“有人往风微之感”。
对于那几位“缔交差晚而往还邃密”的“藏园三友”，傅增湘则不吝赞美之辞，而更兼落寞伤怀：
是三君者，识力精能，见闻广博，频年搜讨，贶我实多。或偶逢罕秘为目所未经，或创获珍奇，而力不克举，相与流传钞白，校定丹黄，时补佚文，共商旧学。缘斯密契，遂订久要，风谊相期，载历年祀。迩来暮景侵寻，知交寥落，自惟情绪，非复曩时，惟此素心，长共晨夕。何意棋枰怱改，踪迹遂睽。森玉以护持古物，转徙滇黔，无梦以出谋稻粱，栖迟海峤，惟余与庾楼留滞旧京，以金马之陆沉，作穷鱼之煦沫。只自闭门而却扫，未尝阅肆以探寻……
（《藏园群书题记》，页876-877）
傅沅叔作此文时已是1941年，正值风雨如晦的北平沦陷时期，又加老病相侵，令他触绪惆怅，万般无奈。三年后他即中风偏瘫，缠绵病榻，并于1949年病逝，藏书大多捐献北平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徐森玉在负责京师图书馆时的1925年9月，曾发生一起失窃案，有某大学生将一部宋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在阅览室盗窃，旋即卖给琉璃厂书肆。傅增湘得知消息，慷慨解囊，以三百元大洋代为赎回所失之书，为徐森玉解了燃眉之急。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徐森玉和他的交情，以及此老对宋版书的真爱。
1936年藏园霜红亭前傅增湘（右二）与友人合影图源网络
袁克文翩翩佳公子
袁克文（1890-1931）就是大名鼎鼎的袁寒云，“洪宪皇帝”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自幼聪颖过人，相貌俊美，故而这位名动天下的“寒云公子”，其风流潇洒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传颂不绝。
袁寒云在乃父生前曾深受宠爱，不但常常让他代笔公文、代覆信函，还竭力支持他在古物图书方面的赏玩收藏。据说袁世凯去世前，由于不放心自己这个才情高远，却又略带纨绔习气的儿子，曾特地把他托付给自己的老友兼部属徐世昌照顾，就连留给他的遗产也是双份的。
袁克文有浓重的名士气息，在书画、戏曲和金石收藏方面无所不好。即就收藏而言，他对钱币、邮票和古籍善本上曾花费很大的心血，常常一掷千金。也多半由于这一缘故，他和徐森玉、傅增湘以及李盛铎等藏书家熟识来往。
袁克文图源网络
徐森玉与袁克文认识，至迟也应该在1914年前后。那年清史馆成立，他俩是同事，袁克文任纂修，徐森玉任协修，而且在版本目录上，他俩都拜李盛铎为师。
他俩来往密切，是在1915年和1916年这两年，也即袁世凯称帝的前后。据谢国桢记载，“袁氏祸国称帝之时，克文寓居中南海之流水音，穷奢极欲，以皇二子自居，与当时嗜书者李木斋、傅沅叔、徐森玉诸君搜奇访胜，寻求旧本，宋元珍本，增价连城，即由此始；然佳本秘籍，一经品题，后人郑重亦赖之以传。”（谢国桢“袁克文《寒云日记》”，《瓜蒂庵文集》，页23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森玉赠余集过录曝书亭校宋本《白石道人诗词》一册，明初刊《温庭筠诗集》七卷《别集》一卷。（二月廿七日，均为农历，下同）
森玉赠知不足斋抄本《元宾文编》五卷。（四月十一日）
森玉赠明安桂坡馆仿宋刻《初学记》三十卷，明嘉靖刻本《宗忠简公文集》六卷。（四月十二日）
森玉赠明南监本《南齐书》五十九卷，明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四月二十四日）
森玉赠明刊本《贾子新书》及《人物志》二书。（四月二十五日）
森玉赠日本旧活字板《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缺二十二卷至二十八卷，不经见之本也。（四月二十七日）
森玉赠影写巾箱本《叶先生诗话》三卷。（四月二十八日）
森玉赠明刊《离骚集注》八卷《后语》六卷。（六月十七日）
森玉赠宋绍兴修补本《文选》，残第二十五卷，因与前藏三卷，合制蝶装一册。又代购明刊《唐音》四册。（六月二十五日）
森玉赠大字本《韩非子》二十卷。（八月二十一日）
农历五月二十三日那天，袁克文偕李盛铎、方地山和徐森玉三人一起去逛琉璃厂书肆，买到不少好书。如明天顺刊本《绀珠集》十三卷，刘石庵题签的明如禅室刊本《南华真经》十卷，以及日本旧活字板《大唐西域记》等等，可谓收获满满。
琉璃厂旧影图源网络
那天徐森玉还送给袁寒云一卷敦煌残卷，系唐人所写骈体文，北面写佛家疏文。几个人一起观赏，细读此文，原来是唐人造莫高窟之记。看得李盛铎艳羡不已，因为这些内容，以往有关敦煌石窟的志乘中也没有记载过。
农历七月十六日，是袁克文26岁的生日。那天诸师友都赠送古物玩好为他称觞祝寿，老师李盛铎送他一部宋刊《礼记》白文，是当年清代学者吴兔床拜经楼珍藏的九经之一，后归大学者阮元的文选楼，李特地从扬州购得。徐森玉则赠送一帧唐代刻印的佛经以为寿礼，同样世所罕觏。
徐森玉也为袁克文买到过不少好书，特别是宋版书。比如农历六月二十三日那天，他为袁买到明补宋版十行本《毛诗注疏》残帙，有清代大学者孙诒让旧藏印。
第二天，徐森玉更为袁克文购获两部宋版精品，一部是宋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木记，原为清代藏书家方功惠碧琳琅馆旧装，后为盛伯羲旧藏。另一部是南宋绍兴刊《群经音辨》残帙，存三、四两卷，有“汲古阁”及“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天禄琳琅”等内府印。此书是当年张士俊向汲古阁主人毛子晋商借而不得者，袁克文“一日而获两瑰宝”，不禁大喜过望，兴高采烈。那天他不但送了一把改琦的画扇作为酬谢，还自己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给徐森玉。
就在袁克文生日不久，徐森玉更为他在琉璃厂觅到一部人间秘本——北宋刊北宋印《北山录》残本，令他狂喜不已。此书为明代大收藏家项子京旧藏，原装未易，古色动人，册首犹存宋纸附叶，有项子京“天籁阁”、“槜李项氏世家宝玩”两印，卷尾有项氏亲笔题字：“明万历丙子仲秋望日重装，墨林项元汴持诵。”下有“槜李子京所藏”、“墨林秘玩”、“子孙世昌”、“宫保世家”诸印，可见珍秘。
这部佛教典籍为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所撰，自宋以后所修的大藏经中均未收录，直到民国初年才重见天日。这部书被袁寒云的老师李盛铎看到，“大为惊赏”，眼里简直要喷出火来：“谓与昔年所见婺本《周礼》相仿佛，确为北宋刊印。且不特为版本可贵，而又为希世秘籍非寻常宋本可比”。
原来那天徐森玉偶游厂市，正好碰到文昌馆的掌柜刚刚从旗族故家拿到这本书，“因惊其罕有，遂为余购归，才三百番尔。佞宋者乐可知已。”
后来徐森玉又找到另外一部《北山录》残本，两本合在一起，正好可以成全。他本人又是佛教徒，于是费了不少周折，请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影印五百部，以利传播。
袁克文像图源网络
当时袁克文热衷于宋元佳椠的罗致收集，一时之间声名远播。翌年夏天，缪荃孙应邀去观看袁克文的收藏：“李木翁招饮于袁抱存宅内，观收藏，颇有人间难得之书。真佳公子也。惜天下大乱，虽有河间东平，不如长枪大戟，奈何。授经、地山、鬯威、玉森、沅叔、徐慕邢同座。菜亦极佳。”（农历四月廿四日）
方当其时，袁世凯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刚刚做完不久，他被迫取消帝制，且病入膏肓。袁克文这次招饮后没有两个星期，袁世凯就去世了。后来他的收藏，随即星散。缪荃孙的这则日记，这番感慨，亦可谓当时大厦将倾的一个侧面写照。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曾这样写袁克文：“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
来得快，去得更快。真的如昙花一现，过眼云烟。
马衡君子惺惺相惜（兼及傅斯年）
徐森玉和马衡同龄，他俩都是故宫博物院的元老。他们两人都视文物为生命，并为此付出毕生的精力。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乃至中间的恩怨曲折，说来颇值一书。
20世纪20年代的马衡图源网络
1924年，冯玉祥进京驱逐溥仪出宫，当局与逊清方面共同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徐森玉和马衡包括他的老师宝熙以及罗振玉等人都是其中成员，负责点查清宫文物。第二年双十节，正式成立故宫博物院，马衡和徐森玉顺理成章都成为故宫成员。1928年，他俩又是北京“文物维护会”的主要骨干。
到了1933年，马衡荣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兢兢业业，一直做到1952年为止。徐森玉经马衡提议，也自当年7月就任故宫古物馆馆长，一直到1949年，即使徐老多年不在故宫，后来又定居上海，但这个位置马衡一直为他保留着。1949以后，马衡一度想挽留徐森玉回故宫任职，郑振铎甚至也为他在国家文物局留了一个文物处处长的位置，但徐因故不愿回北京，转而就职上海市文管会，马衡只好作罢。
两人和衷共济的珍贵友谊，尤其表现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的南迁上。当时文物南迁分南北两路，过程备极艰辛。马衡和徐森玉等故宫同人为了运输和保管的安全，一路可谓殚精竭虑。为了北路文物内迁至成都，1938年5月间，徐森玉与马衡曾一起赴成都勘选庋藏文物场所，最后选定成都东门大慈寺为仓库。后又迁至乐山等地。
南路文物运到贵阳存放后，徐森玉一度又奉马衡院长的指示，为计划文物运滇事，于1938年9月从贵阳乘车去昆明，接洽寻找合适的存放地点，该计划后因故取消，文物转移至安顺华严洞，方得安定下来。就在那年初冬，徐森玉在昆明一次访古途中跌伤，造成大腿股骨骨折，休养了四五个月才痊愈。
徐森玉文物押运途中折腿图源网络
因此那一年，徐森玉“春入蜀，夏入陕，秋入黔，冬入滇”，可以说是他最忙的一年。马衡为此特别写了一首诗——《七用寺字韵寄赠森玉》，称赞徐森玉（还有庄严）在贵州安顺山里看守国宝的情形：
字里行间，对他不辞劳苦，安心守护故宫文物，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在这段艰苦岁月，徐森玉和马衡之间也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大融洽的事情，很快传到朋友们的耳朵里。
1940年7月13日，北大老同事朱希祖日记云：“晨，访尹默，略谈徐森玉与马叔平（即马衡）不协事，因叹一为官吏，旧日朋友大多绝交，甚矣，官之不可为也。”（《朱希祖日记》下册，页1203）
原来，徐森玉能者多劳，除了处理故宫的事情之外，还要负责北平图书馆乃至史语所等方面诸多事务。比如，当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获得的万余枚居延汉简，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也是徐森玉冒险潜回天津，与北大助教沈仲章一起偷偷将它们抢救出来，辗转运往香港的。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发时与欢送者合影图源网络
1940年，他又奉教育部之命，只身从重庆回到上海，负责将上海文献保存会暗中收购的大量善本图书点查运输，转移到香港等地。类似这些事情，都要由徐森玉负责参与，甚至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样，自然而然，他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乃至杭立武、朱家骅等上层人物走得近了，马衡为此觉得不是滋味。
其中，马衡对傅斯年的“飞扬跋扈”尤其感觉不舒服。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人称“傅大炮”，为人处事雷厉风行，很不讲情面，正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史语所即使在战争环境下也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绩。但这样的火爆脾气，难免会得罪“左邻右舍”。
到滨田耕作在北大演讲的那天，傅斯年前去听讲，马衡告诉他说，昨日东亚考古学会议决欢迎史语所加入，傅斯年一听就着急起来，说哪里有这事。马衡很不开心，但答应“涂销此事”。第二三天，傅斯年碰到马衡，马衡说已取消此事。傅斯年以为就没事了。
结果不久，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又见该会记录仍有敝所请求加入之文也”。傅斯年要马衡说清楚此事，马衡回信说：“查东方考古学协会提出此案系根据先生以口头向同人提议，当时即予通过，后先生又以口头更正，谓并无此项要求，应请将记事录中此项取消。……”
闹出这件误会，马衡那边估计也是始料不及，有苦说不出，心里不会没有疙瘩。
傅斯年图源网络
到了抗战期间，还有一事更令马衡不快，同时涉及徐森玉。
徐森玉从北京抢运出来的那批居延汉简，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为国内外史学界所瞩目。它是1927年中瑞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由瑞典学者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现的，共有一万多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徐森玉和马衡以及地质学家袁复礼、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两兄弟等人都是考察团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这批汉简发现后，存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由马衡带着劳干、贺昌群、向达和余逊四位青年助理曾进行研究，但还没有等到及时整理出版，日本人就打进来了。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北京，据当事人沈仲章回忆，为了这批汉简，“当时大难临头，一部分师生已纷纷逃散，我只好向当时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请示，他不敢表态。我又去找尚留在北京的西北考察团理事沈兼士、袁同礼等，他们也怕风险，不敢表态。对这批木简有感情、有责任心的人如徐森玉、傅斯年等人又都不在北京……”
沈仲章当时只有三十出头，是北大教授刘半农（1891-1934）的助教，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正是由刘半农等人参与多次和瑞方谈判促成的。刘也是考察团理事会常务理事，还参加了部分考察，可惜因病于1934年去世。因沈仲章参与整理这批木简，他于是冒着风险把木简先偷偷搬出北大，转移到徐森玉的住处。随后又乘火车将它们运到天津，并写信给时在长沙的徐森玉报告此事。徐得知消息，马上给傅斯年报告，在傅斯年的大力支持下，徐森玉到天津和沈仲章接上头，俩人随后不顾风险，一起将汉简辗转运到香港。
汉简成功运到香港，从敌人眼皮底下抢救出千年国宝，这在当时震动很大，非常鼓舞学人的士气，徐森玉和沈仲章此举也为国家争回一个体面，意义非凡。这样，在当时战乱的环境中，大家顿时感觉到整理出版这批汉简的迫切性。也是在傅斯年的积极牵头下，此事等到蔡元培、叶恭绰、朱家骅、杭立武等人的支持，并得到中英庚款委员会的经费资助，联合商务印书馆，准备由徐森玉和沈仲章等人具体负责印刷出版事宜。
居延汉简资料图图源网络
因此，1940年5月初，徐森玉从贵州安顺赴重庆面见傅斯年，傅请他再度赴香港，主持汉简的出版和保管事宜，徐森玉领命而行。杭立武当时主管中英庚款委员会，傅斯年在徐森玉赴港前，曾致信杭表示：“此事森玉既恳惠然一行，一切必可顺利进行，出版可期，保存得法，各得其宜，吾等心愿可了，不亦快哉？”
这位“傅大炮”，得意忘形，信末还不忘挖苦马衡等人几句：
当年实际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袁复礼（即袁希渊）等人听闻汉简书籍即将出版，大概感觉被傅斯年“摘了桃子”，当然心有不甘。袁于是致信傅斯年，就出版细节等事项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其中就包括希望将马衡等人尚未完成的释文附上等等。
傅斯年本来就对他们办事的拖拖拉拉深为不满，一见袁复礼此信，他丝毫不留情面，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长信，予以逐一驳斥。非但如此，他还将这封信与袁的原函附在一起，油印分发，“昭告天下”。
傅在信中毫不客气，不妨摘两段如下：
弟于此事，纯为文物热心，亦缘深感森玉前辈老先生之督勉，故为此往来之信盈尺，除麻烦外，果何为哉？望兄平情看之，从其大者看之。弟两次蒙兄责斥，而前次责斥竟使此书出版愆期至今。深盼兄此后从建设路上批评，勿专以阻遏人为事，使文物沦没。
为了此事，傅斯年与袁复礼书信往来，打了不少笔仗，同时伤及马衡，丝毫不留情面。限于篇幅，此处不烦征引。（参见《傅斯年遗札》，页815-850有关信函）
当时叶恭绰在香港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又兼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对出版和保存汉简之事予以大力帮助。稍后，傅斯年给叶恭绰的信中还说，“与希渊（按即袁复礼）辩论，本可不必，然若不说，彼又以为默认。此后未闻彼再有辞，想此事可告一结束矣。（至少希望如此）此书出版事，在战前有同样一故事发生，亦希渊所为，当时未校，事乃耽搁矣。”（《傅斯年遗札》，页846）
对于这场唇枪舌战，马衡颇觉无辜，真是有苦说不出。他随即做了一首诗——《读袁希渊与傅孟真往复问难书，诗以解嘲》：
十载劳人不自由，是非场里久沉浮。著书岁月成虚掷，伏案生涯宁强求。垂白那勘闻辩难，杀青差幸减愆尤。世间期望知多少，豁目来登更上楼。
（《马衡日记附诗钞》，页260
紫禁城出版社，2006）
因为这些过节，马衡对徐森玉靠近傅斯年，内心还是颇为反感的。所以当时周围朋友的传言议论，并非空穴来风。
1949年2月，蒋介石撤退大陆前夕，章士钊与邵力子、江庸、颜惠庆四人到北京参加和谈，有潘伯鹰随行。21日那天，马衡访邵力子等人于北京六国饭店，并一起午餐。当天的日记中说：
（潘伯鹰）为余言临行时森玉再三相托，谓文物运台彼实不赞成，故虽被派为专使而并未去台云云。此事森玉无能为力，余何尝不知。但十年来依附孟真（傅斯年）、骝先（朱家骅），而放弃故宫任务，视其地位实有不容宽恕耳。
（《马衡日记》，1949年2月21日）
徐森玉和马衡都是不赞成文物运台湾的，为此两人都曾采取消极拖延甚至不合作的态度。当时为文物运台湾，上面指定徐森玉为押运负责人，因为他精鉴别。据说为此还许诺，到台后给他故宫博物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职位（俞建伟、沈松平《马衡传》，页239，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但徐森玉躲在上海，托病迟迟不动，后来只好由李济负责文物全程运台事宜。
马衡毕竟有君子风度，当听到潘伯鹰带来的徐森玉传话，随即冰释前嫌，原谅了这位老友。1949年9月13日，他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徐森玉北上，当晚还与郑振铎、赵元方等人为徐老接风洗尘。在京期间，两人多次见面，相谈甚欢。马衡一直想劝说老友仍留在故宫工作，但徐老因家庭等原因坚持回沪，马衡也只好不再挽留。
此后两人的交往，尤其像一起南下到澳门，从香港收购“二希”（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回归等故事，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多说了。
1955年马衡去世，他的遗稿《汉石经集存》由陈梦家整理编辑，徐森玉亲为老友题签，于两年后出版传世。马衡早年曾刻“汉石经斋”印赠送徐森玉，故后人为他收集文字，也以《汉石经斋文存》的书名结集出版。汉魏石经，实在是他俩共同的友谊见证。
郑振铎狂胪文献见真情
著名文人郑振铎（1898-1958），也是一位爱书如命的大藏家。徐森玉与郑振铎早在北平就认识，但两人真正开始密切交往，并引为知己，则是在上海沦陷时期，他俩一起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搜购古籍珍本，并运出孤岛。
1937年抗战爆发，江南地区相继沦陷，人心惶恐，很多藏书家及后代感觉朝不保夕，无法继续保存书籍，于是纷纷求售变现。一时之间，大量古书散出，上海超过北平，成为异常活跃的交易集散地。当时日方、伪满及尚未卷入战争的美国各大学，都派人挟款大量收购，北平等地的书商也争先恐后伺守上海，异常活跃，中华典籍顿时颇有星散流失之虞。
郑振铎等陷留上海的一些学人目睹此情此景，不胜忧心忡忡，深恐古籍善本从此散失殆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柏丞）等有识之士纷纷写信到重庆有关部门，呼吁政府设法抢救这些珍贵文献。
当时朱家骅刚刚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他又兼任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他得知情况后，决定先动用庚款会的资金，和中央图书馆合作，对上海和广东等地沦陷区的文献进行抢救性收购保存。此一计划也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的支持。
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1940年元旦那天，从重庆动身，先到香港与叶恭绰接洽商量收购文献事宜，他也是中英庚款会董事之一。谈妥后，蒋偷偷化名潜伏到上海，往访张元济。张约何炳松、张寿镛和李拔可等人密商，最后决定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秘密从事上海方面的搜购。后张元济因病住院并未参与实际工作，而由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郑振铎加入，并成为具体负责人。
在同志会中，张寿镛（1876-1945）也是藏书家，主要负责版本及价格的审定，最初几次的报告也由张氏执笔，可惜他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何炳松（1890-1945）是历史学家，主要负责搜购经费的收付事宜，也于胜利后不久壮年而逝。而郑振铎则成为此次搜购活动的中坚力量，他负责直接与书肆及藏书家接洽收购，以及图书的临时保管和编目。
当时徐森玉正在贵州安顺，负责故宫南迁文物的保管守护。但为此行动，他曾两次从后方跋涉到沪港两地，深入沦陷区协助工作。他代表重庆方面，肩负珍贵古籍的点收、运输和挑选等重任，这样就和郑振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郑振铎图源网络
秘密进行的文献搜购惊心动魄，许多好书源源不断涌现出来。一时刘世珩“玉海堂”、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等藏书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也让郑振铎兴奋不已，甚至为此废寝忘食。
但徐森玉的协助工作也不轻松。1940年12月17日，他第一次受重庆方面指派秘密来到上海，和郑振铎等人接洽。随后，马上开始点收工作，这是一项非常繁琐的任务，也只有他这样学识渊博的版本专家才能胜任。期间，他还偕郑振铎和各种书店老板打交道，拣选各种好书。
当时他们听说南浔藏书家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有日伪等势力纷纷欲加以染指收购，文献保存会开会决定由徐森玉与郑振铎一起去嘉业堂进行挑选，他俩为此前后忙了三个月，总共挑出明版书1200多种，连同他书，以二十五万元成交。
在此次秘密共事的过程中，两人互相欣赏，惺惺相惜。徐森玉在致蒋复璁的信中称：“谛兄（即郑振铎）爱书如命，此番为铺中网罗遗佚，心志专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难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尤堪钦佩。”（1941年1月20日，《徐森玉致蒋复璁》）森老建议政府应给予适当“车马费”补贴给郑振铎，但他坚辞不受。
郑振铎则称赞徐森玉：“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1941年2月26日，《郑振铎致蒋复璁》）又“森公来此后，几无日不相见，见无不畅所欲谈。森公游书肆四十年，博见广闻，当代无双。我辈得其助力，店务必能大为发达，殊可欣幸也！”（1941年3月23日，郑振铎与张咏霓、何炳松三人化名致蒋复璁函。当时为避人耳目，称搜购为店务，且书信多用暗语。）
到五月底，前期搜购工作暂告一段落，收书总共达数千种。六月开始，书籍陆续分批以邮包方式寄到香港，由叶恭绰会同许地山、陈君葆等人接受，存放于冯平山图书馆。据郑振铎记录，邮寄的明刊本、抄校本等，总共有3200余部（《求书日录》）。其中，光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就寄了1710包。也有记载称，邮包寄港的书籍共计2390部，约23000册。（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这些工作，都要徐森玉负责点收处理，足足忙了两个多月。
至于这批古籍中“国宝级”的精品82种，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中兴馆阁录》等，共502册。徐森玉则将它们装成两箱，于当年7月24日在沪启程，乘荷兰船，一路呵护，于27日随身携带到香港。7月31日，他将这批精品分装八包，内衬油纸，外用白布缝裹，送交欧亚航空公司运渝。哪知道，期间重庆遭遇连日轰炸，古籍包裹滞留桂林四十天，一直到9月10日方始抵达。那天，早已等候在重庆机场接货的中央图书馆屈万里，和中英庚会代表朱其仁，会同点交完文物，一刻也不敢停留，马上运到江津白沙乡下的图书馆库房，以免空袭时再发生意外。至此，沪港渝三地有关人员牵肠挂肚几十天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徐森玉则在香港一直待到10月2日，当天凌晨坐飞机到重庆，渡江住中央图书馆。他在中央图书馆办完结束手续，报告孤岛同志会的具体处境，还在那里过完“夜月明洁”的中秋节（10月5日），并于7日那天上交蒋复璁七十多元的港币以后，才辞行。他于8日乘邮政车赴贵阳，一路颠簸，直到12日中午才回到安顺华严洞故宫文物保管处。这次秘密文献抢救工作，徐森玉前后经过近十个月辗转奔波，功不可没。
稍后，郑振铎在沪上又开始紧张的搜购工作。11月前后，他获致一批珍贵的张乃熊（芹伯）藏书，琳琅满目，里面光黄丕烈跋本的书就有上百部，激动得郑振铎“披览终夜，喜而不寐。摩挲未已，几于忘饥……”（1941年11月1日，致蒋复璁）
紧接着局势严峻，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年底，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的三万多册藏书被日军查封。上海的形势也极其紧张，日军开始进占“租界”，“孤岛”完全沦陷，学校停课。郑振铎担心所收藏书的安全，冒险转移，日夜搬运，将它们分藏在几位关系密切的朋友处。为了安全，他个人甚至隐名埋姓，隐居起来。
徐森玉在贵州得知消息，同样心急如焚，因为北平图书馆的一批善本书还寄存在上海租界。他于12月17日写信给中央图书馆蒋复璁，强烈要求再度赴沪抢救图书，他提到：“现平方全馆业被伪组织接受，势将及沪存之书，欲避此难，惟有照西谛兄分藏办法，将此三百数十箱分移多处民房中秘藏……弟拟变易姓名，穿过个沦陷区，秘赴沪一行，专办此事，延此将绝之慧命。年逾六十，崦嵫之岁月，已不足惜。韩冬郎诗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弟尝讽诵此句，深自引愧。设此役完成，则此疑亦决矣！”
徐森老当时已年逾花甲，他引用唐代末年诗人韩偓《避地》中的诗句，表明自己书生报国的心迹，言辞恳切，今日读来仍令人动容。20日，他再次写信给蒋复璁请缨赴沪，表示“愿以身为牺牲，冒险前往营救。”
当时，郑振铎蛰居上海，得知先生有东来之意，非常焦急，曾多次化名用隐语写信给内地的徐森玉和蒋复璁，担心老人寒冬天气而高龄跋涉，感觉“殊不相宜也”。他说“今世但有锦上添花，不闻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谊，守君（按：暗指北平图书馆）家中人闻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恳保重身体，勿急急来此为要！春暖不远，四五月间来，当不若冬日之风雪载涂也。……”（1942年1月26日，托蒋复璁致徐森玉）
但徐森玉早于是年1月15日即不顾风霜启程，大约于3月14日回到上海，重新协助郑振铎投入搜书工作。此后，他常年居留上海，并逐渐把家也安顿了下来。抗战胜利后，他还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又和郑振铎一起在蒋复璁负责的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任职，还要负责调查甲午以来流失日本中国文物情况，组织顾廷龙、谢辰生等编写有关清册，忙得不亦乐乎。
吴湖帆有一次请郑振铎、徐森玉、蒋复璁等人到他家晚宴看画，“看米襄阳多景楼诗和黄山谷诗卷”。郑振铎说，黄庭坚那卷李白诗卷“一望即知其为伪作”。徐森老告诉他，那卷米芾也是假的。（同上，1948年2月28日）
还有一次，郑振铎召王伯祥去家里吃饭，赵万里、李宗侗已经先到了。等了一会儿，谢国桢来了，接着徐森玉到了，张葱玉和王辛笛两人最后到。“席间畅谈版本、书画及古器物，宛然一古董商之茶会矣。”（《王伯祥日记》，1947年9月3日）
还有一次，郑振铎召徐森玉、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潘光旦、顾廷龙、钱锺书、陈梦家等十多人到家里吃饭，席上大家且饮且谈，而钱锺书与陈梦家两人的斗口调侃，尤其风趣，令人发噱。（同上，1948年8月25日）
类似的故事很多，可以藉此一窥当年郑振铎和徐森玉等人在一起谈论鉴赏书画文物的精彩场景。
郑振铎一直对徐森玉敬礼有加，非常倚重。即使在1949年以后，他开始主管国家文物工作，郑振铎还是一样对森老尊重爱护，关怀备至。每次只要徐森老到北京，他都要亲自迎来送往，照顾无微不至。1951年，他给华东文物处副处长唐弢写信，特别叮嘱：“（森老）先生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一位真真实实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可见徐森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哪里知道这竟是他俩最后一次聚首见面。
第二天，郑振铎以文化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国访问，结果就在飞往莫斯科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顾颉刚上海文管会初期点滴
顾颉刚（1893-1980）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和徐森玉也都曾是北大同人，两人早在北平时期就有非常多的交集，更经常和许多学者一起在饭局酒桌上相见。
现存《顾颉刚日记》中，他俩最早的见面记录是1924年11月28日，那天徐森玉和沈兼士、裘子元三位先生来找顾颉刚聊天。当时顾颉刚在北大研究所任助教，11月5日溥仪被迫出宫，第二天沈兼士即邀请顾颉刚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是和徐森玉成了同事。他于10日起参加查封清宫工作，到12月1日查封工作完毕。12月20日，顾颉刚被委任为清宫善后委员会顾问，从此“我的头衔更多而事更忙矣。”
1930年10月25日至28日，顾颉刚还应邀和徐森玉、徐旭生、李润章、马隅卿、魏建功、常维钧和庄尚严等共八人，大多是北大同事，一起去北京房山游览名胜古迹。此行四天一共用去二百八十多大洋，“可谓阔甚”。不禁让顾颉刚感叹：“盖徐森玉先生游山，常与阔老同行，以此场面向阔，而予等乃非其俦也。”（10月28日记）
1931年12月，顾颉刚和徐森玉以及陈垣、胡适、陈寅恪、傅斯年、袁守和、任鸿隽和赵万里等人一起被选为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委员，日常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无奈抗战军兴，他俩各奔东西，音问渐疏。只是1938年冬在昆明，徐森玉骨折受伤，顾颉刚闻讯和其他学者一起去看望过他。后来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俩才在上海重又聚首，并同和郑振铎、顾廷龙、王伯祥等好友经常见面吃饭。
顾颉刚图源网络
转眼上海解放，9月17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经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由市政府聘请李亚农、徐森玉、吴仲超、柳诒徵、沈尹默、尹石公、胡惠春、沈迈士、吴景洲、张阆声（宗祥）等十人为委员，后来续有增补。主任委员为李亚农，徐森玉担任副主任委员。
稍后于1950年夏天，顾颉刚由徐森玉在会上提出聘任为文管会委员的，获通过。据说“当时柳（诒徵）先生甚赞成，而沈尹默则反对。”（《顾颉刚日记》，1950年7月27日）
到了8月2日，徐森玉正式来邀请顾颉刚担任文管会委员，主要负责线装书的整理规划和编纂工作。没有几天，徐老亲自送来聘书，并月薪二百万元（即二百元）。
在《顾颉刚日记》中，为我们披露了文管会草创初期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读来有趣生动，颇能补充史实。
顾颉刚后来才知道，他之被聘文管会，是出于北大毕业的历史学家兼革命家赵纪彬（1905-1982，又名赵化南）的推荐，“由纪彬向华东教育部副部长唐守愚言之，唐向文物会主任李亚农言之，李乃嘱徐森玉提出者也。”（1950年8月26日）唐守愚1935年同样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学生时代就是中共党员。
当时文管会的主任李亚农（1906-1962），也是历史学家，早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新四军。上海解放后，他代表军管会接管并主持上海的科学文化工作，分管好几个机构。文管会秘书刘汝醴（1910-1988）是位画家、美术史论家，是一位新四军干部，文管会的日常行政事务即由他负责主持。
新中国刚刚初建，文管会的主要职责是征集保存上海及周边的图书文物，筹备建立上海图书馆和博物馆。如庞莱臣等私人收藏的书画、瓷器和青铜器等文物，以及古籍图书开始大量集中到文管会来。
顾颉刚在日记中月旦人物，无所顾忌。比如，1951年3月19日，顾颉刚到文管会，参加图书馆筹委会第一次会。“今日同会：徐森玉、顾起潜、李馨吾、王育伊、刘汝醴。文管会中，亚农不能信任人，刘汝醴则狐假虎威，将事权抓于一手，弄得别人无法做事。徐先生极牢骚，现在既一事不做，六月中如何开馆。”后来图书馆只有推迟开馆，一直到1952年7月22日才在南京西路325号原跑马厅建筑内正式开馆。
上海图书馆旧影图源网络
另外，“文管会实权在江勇、姜明二女党员手，皆山东老干部，而文化程度甚底者。凡在会实际办事者皆须仰其鼻息……”（1952年4月9日记）
当时左的影响无处不在，图书馆开馆不久，有锡兰（斯里兰卡）和平代表前来参观。此公也是位藏书家，参观后回到下榻的宾馆，竟扬言：“何偌大一个上海市，其藏书乃不及余家也？”
发生这样的国际误会，有关部门才重视起来，回去告诉徐森玉，森老为之很是愤愤不平。“盖文管会实有书近百万册，且多善本，徒以干部不重视，闭置仓库，所陈列于馆中者仅政治小册子耳。森玉嘱予言之，予因谓王佩诤可主其事。”（1952年10月25日记）王佩诤是著名学者、藏书家，曾任教东吴大学、复旦大学，说起来他还是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太太的姑夫。稍后，徐森玉和顾颉刚专门商量，详细撰写了一个整理线装书计划。（10月31日记）
还有一事也很无奈。文管会里面藏画很多，整理的人员不够用，于是在1952年开始请复旦伍蠡甫教授来义务帮忙。他在复旦外文系任教，但雅擅丹青和画论研究。当年全国院系调整，复旦外文系教授一下子分来七十多人。因此伍蠡甫很想到文管会来工作，想叫顾颉刚和主任李亚农说说，请他出面向复旦的主管去申请。李亚农不敢答允，叫伍蠡甫自己去复旦反映。结果，“复旦人事室干部闻之，日往责斥，蠡甫遂不敢至文管会矣。”这件事情就这样黄掉了，顾颉刚不禁感叹：“噫，同为国家之事，乃不分缓急而惟别彼此，怀悭吝之心，作管束之事，文化建设盖难言也。”（1952年10月28日记）
到了1953年初，李亚农因工作繁忙，在一次史学会答辩中心脏病发作而住院。两天后，文管会开会讨论整理线装书事，结果会议开到一半就成了“诉苦会”。“森老说前几年许多人捐献书物，刘汝醴辈拒助不要。尹默说李亚农示意他不要在会上说话。石公（尹炎武）说委员办公桌逐渐为刘汝醴抽去，后来索性强迫停止办公……”（1953年1月8日记）
文管会事务繁忙，徐森老毕竟年事已高，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又患糖尿病和高血压。到了1954年春天，他因劳累过度，住院两个月。他稍微好转即出院回家，进门刚好碰上家里的门槛被小孩子打上一个钉子，森老一不注意，“又绊而跌，行动甚艰”。顾颉刚闻讯特地去看他，对森老坚韧好动的性格感叹敬佩。（1954年5月17日记）
当年8月，顾颉刚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之召，启程赴北京工作。临行前，徐森玉会同文管会的友好柳诒徵、尹炎武、汪东等人以及刘体智、江庸等耆宿为他设宴饯行。
虽然身处两地，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徐森玉只要去北京，特别是两会期间，两人总要设法见面叙旧。到文革爆发，老一辈文化人备受冲击，顾颉刚自己也处境艰难，但仍十分记挂上海的叔叔顾廷龙和徐森玉，念念不忘：
赵万里「宋版虫子」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是著名的古籍版本专家。徐森玉和他谊在师友之间，半师半友，亦师亦友。完全可以说，在这门专业上，赵万里一路离不开徐森玉的悉心引领和照拂。
赵万里聪明好学，可以说出道很早，他是浙江海宁人，国学大家王国维的亲戚。1925年7月，刚刚二十岁出头的赵万里在同乡蒋复璁的陪同下，在北京谒见王国维。稍后即在清华研究院担任王国维的助教，专攻诗词和戏曲研究。
赵万里图源网络
1928年8月末，教育部聘蔡元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并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北平北海图书馆予以合并接收，气象顿时一新。袁同礼是图书馆专家，刚留学美国回来，他在馆内广泛延揽中青年学术人才，一时有“八仙”之说，大约即指徐森玉、向达、王重民、刘节、贺昌群、王庸、赵万里和谢国桢等八位。
谢国桢晚年曾在他的《悔馀诗存》中回忆起徐森玉和赵万里等当年北图同事，其中一首诗注云：“因斐云而忆及徐森玉先生。余在北京图书馆日，森老每偕斐云、觉明、以中诸兄及余游公园，遂馆于煤市街之泰丰楼，即李慈铭日记中所谓丰楼也。森老熟于版本掌故之学，而于清末民初、五四运动以后所接触之人物尤盛，每与同仁饭罢茶馀，侃侃而谈，听之令人忘倦，惟惜墨如金，不肯笔之于书。”（参见刘波《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页45）
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曾这样评价徐森玉，诗云：“穷士穷商两馈饥，手中挥斥几多赀。诸非吾有皆吾有，更清名载口皆碑。”旁注：“吴兴徐森玉鸿宝，夙精版本目录之学。数年以来，为北平东方各图书馆购书，凡耗数十万金，国内珍本，尽归公库。俗例，凡经手支出，必有回润，而君一毫不染，故书肆无不交口颂君云。”对徐森玉的清风廉洁颇为称道。当时他还兼任日本东方文化委员会下设的东方图书馆主任，负责采购图书。这家机构是日本用庚子赔款在北平设立的。
赵万里多年在他的手下工作，协同负责馆藏善本古籍的搜集、整理、编目等事务。徐森玉带着他经常出入傅增湘、周叔弢等藏书大家的家里，登堂入室，让他眼界大开。从此开始，赵万里专攻版本目录学，卓然成家。
赵万里心宽体胖，二十多岁就大腹便便。朱自清日记里说他“腹有便便之相，殊令人太息。”（1932年12月11日）也许是年少得志，他虎虎生气，睥睨一切，收书砍起价来毫不留情。
琉璃厂松筠阁的伙计魏广洲曾回忆早年向北平图书馆售书事，大约就在1932年，店里买到一本明代汲古阁毛子晋精钞本《九僧诗》，正巧徐森玉到他们店里，一看，说：“毛钞太好了。”吩咐送图书馆去。第二天，掌柜的刘盛虞吩咐他送去图书馆，并说售价350元，一分都不能少。那天赵万里经手收下此书，说留下来研究一下。结果几天都没有声音，掌柜要魏去北图问问，叮嘱一元钱也不能少，不要就拿回来。他跑到北图，赵万里说徐老不在，书只给一百多元。伙计不肯，包了书要走。走到门口，正好看到徐森玉坐了人力车到馆，大概说了一下。徐老说：“别拿走，馆里要了。”（刘波《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页62）由此亦可略见这一时期赵万里协助徐森玉购书情形。
赵万里绰号“宋版虫子”，他爱书心切，购书心切，即使对好友也毫不相让。“为了买书他可以和熟识的朋友争得面红耳赤。解放初期他和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常常一起到琉璃厂买书，往往为了一部好书而互不相让，这也是学者的率真风度吧！”（丁瑜《悼念赵万里先生》）
学者吴晓铃曾回忆赵万里“蒙”他和郑振铎的故事：三个人一起到书肆访书，郑振铎看上一本宋版书，赵说这不是宋版。事后，郑振铎想想不对，又跑回书肆，此书早已被“宋版虫子”买走。（孟向荣《社科院文学所的六位学者》）
碰见好书，赵万里火急火燎，志在必得。1930年冬，海源阁流出一部宋本《扬子法言》，这部书本来傅增湘也很想要的，但赵万里半路杀出来，径从书商处拿走一半，并与另一半的持有人邢之襄相争不下，后来总算经傅增湘出来调停，赵才勉强让给邢。（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页293）
正因为有这样的毛病，不少人欣赏他的眼力之余，却又“厌其为人”。
作为长辈，徐森玉和郑振铎对赵万里爱护有加。郑振铎多次在给赵万里的信中说：“森老与弟对于他人，并不怎么督过，独对兄则拳拳恋恋，兄必当自知慎重保养自己也。良友之言，幸赐采纳。”（1947年7月9日）又说“兄自有千秋，万非时人所及，森老与弟对于他人皆不关心，独对兄则拳拳无已，盖有故也!”（1947年11月8日）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郑振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徐森玉和赵万里更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干将，三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但赵万里像个“大孩子”，有时不免有点“任性乱来”。在许多事情上徐森玉和郑振铎两位长者经常为他“操碎了心”。
为公家购书，他更是六亲不认，简直不近人情。建国初，为买铁琴铜剑楼的藏书，他竟然因为议价不谐，不惜与主人瞿凤起“拍案咆哮”。而他的开价，宋版书只合每册旧币两千元（即两角钱），弄得郑振铎也不好意思，主张加到六千元（六角钱）一册。顾颉刚听了，大为感触，“抗战前宋版书，每页八元，迩来币值跌落，六千元盖不及从前一元，而得一册，可谓奇廉。”（《顾颉刚书话》，页90）后来赵万里到南方收书，又得罪了浙江方面，对他大为反感。郑振铎私下里给徐森玉写信说他“心太狠，手太辣，老癖气不改，最容易得罪人。”（1953年7月31日）
白璧微瑕，赵万里爱书成癖，有时难免也会脑袋发热，犯起“浑”来。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赵万里被人民群众当作“老虎”揪了出来。原来他利用职务之便，把北京图书馆的不少名贵书籍拿回家去。而且他甚至把郑振铎的好书也“借”了回去，他的“借”书方法十分巧妙，就是把书的内芯拆下来，里头换上一本版本价值不高的同名书，再“还”回去。这也是古玩行中常见的“套棺材”手法，“真棺材，假死佬。”
事情败露后，北图领导向郑振铎作了汇报，郑大吃一惊，连声叹息：“荒唐！真是荒唐透顶！”过了几天，郑振铎到北图“检查工作”，赵万里正接受审查，紧张万分，见到郑振铎，当场跪地求饶，痛哭流涕，苦苦哀告。
伏念鸟为食亡，人为书亡，平生爱书如命，公家事看成自己事，今天落到如此地步，自非一死，不能以谢酉山之藏，以报我公教诲知遇之恩。连夕妻孥环泣，全家卷入生死边缘。西谛看此事甚轻，没有太大关系。但我觉得馆中人情莫测，不晓得他们将如何摆布我。写至此，已泣不成声，呼天抢地，生不如死。想公闻之，必不忍责我，转而怜我矣。我本意继公衣钵，将全国书藏，结一总账。乃罹此鞠凶，失去自存之路，他日我公莅京，恐不能与公相见矣。西谛与公与我交谊最深，我未了之事，想能为我帮忙也。盼公能立即快函西谛、冶秋，为我稍作恕词（昨晚晤冶秋，他提示我不要害怕，没有什么）。则我万一竟遭不测，竟不致如他们所说那样坏到极点也。临纸涕泗，不知所云。
（《赵万里致徐森玉》，1952年2月12日）
郑振铎和徐森玉自是爱才心切，顾念人才难得，因此极力为他设法解围。郑振铎为此专门找有关领导说话，同时开导他放弃轻生念头。好在他只是一个书痴，“拿”回家里的书一本也没有卖掉或流失，后来当然全部退还（包括他的书）。最后他被免予劳改，仅受记过处分，并将部分藏书交公，并不再过问买书的事。从此他痛改前非，再也没有重犯这个毛病。“为国家鉴定和采购了大量珍本，并最终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古籍版本顶级专家。”（此事经过，参见陈福康《郑振铎传》，页550-5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
赵万里对徐森玉非常尊敬，人前提起徐森玉，他总是习惯性地尊称为“森老，森老”。文革中，他为此多吃了不少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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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玉先生的交游广阔，故事很多，以上所述，可能只是冰上一角。
今年也是汪庆正先生诞辰90周年，汪庆正先生当过徐森玉多年助手，可以说是他最后的衣钵传人。说起来汪先生也是笔者大学时期的老师，为我们上过好几门专业课程，尽显大家风采。对此，笔者另有撰文纪念，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