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经常玩微博和知乎，一定听过一个词叫“红脖子（Redneck）”。
按一些网友们的归纳，他们有几个特征：
喜欢开皮卡，越大越好，而且必须是福特或者公羊；穿牛仔裤和皮靴，或者军装裤和人字拖，戴毡帽和太阳眼镜，尽量长得像西部牛仔；喜欢吃大牛扒，酒必须要肯塔基波本威士忌，可乐也行，通常长得比较胖。
最重要的特征是，喜欢玩枪，拥护持枪权，生活在农村和农场，没事就去打个猎，偶尔用夜视镜+狙击枪，一人干翻农场周围虎视眈眈的狼群。
网传视频，美国德州一位农场主用高倍镜和夜视设备，狙击了45头土狼。
简而言之，“红脖子”专门用来指美国南方支持共和党的白人，后来成为一种文化标签，泛指一切立场偏保守的人。
事实上，这些已经成为人们对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刻板印象。这样的标签，不但无法概括这个群体的复杂性，还在不断割裂社会共识。
一、不深入小镇，无法理解美国
存在着两个美国。
好莱坞大片和大部分美剧里的美国，有摩天大楼林立、霓虹妖娆的金融中心纽约；有肃穆庄严，一举一动关乎世界存亡的华盛顿特区；有科技大拿扎堆、风景秀丽的加州山谷，却很少出现中西部的“锈带”地区，以及南方地区的破败小城。
直到最近几年，主流媒体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美国的小镇。讲述“锈带”小镇代顿故事的《美国工厂》获得了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美国工厂》获得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影片里新建的玻璃厂的厂房原属于通用汽车公司，经济危机后，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工厂，造成很多本地工人失业。荒废多年后，中国的企业家曹德旺成为了新主人。
原本失业的本地工人们以为工厂建成后，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可纪录片镜头下，这座小城的工人们面对的，却是另一种困境、另一番挣扎。
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靠不那么累的体力劳动也可以获得的体面中产生活。
镜头下的美国工人们愤怒、无奈，他们是那群“被落下”“被遗忘”的人。可能他们也想不到，自己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政治版图。
最近几年，开始有不少学者提出，要理解今日美国的社会，就必须回到美国的小镇。
这一呼吁其实已经晚了五十多年，早在1950年代，南方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作家——福克纳，就对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泼了一盆冷水：“北方那些自由主义者并不了解南方，他们从那么远的距离是无法理解南方的。”
沿着五大湖的“锈带”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它左右了美国政治的走向。
J.D.万斯就成长在离《美国工厂》里的小城不远的一个镇上。
万斯的童年并不快乐。父亲很早离开了他和母亲，母亲有些精神问题，还染上了毒瘾。在家里，他时常会挨打，最后不得不跟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他在公立学校里学习——整个小镇的小孩儿几乎都在这儿学习。这所学校也很普通，几乎没有人能申请上好的学校，俄亥俄州立大学都不敢想，更别提哈佛、耶鲁那样的“常春藤”名校了。
万斯所在的街区里充满暴力和绝望。父母之间的争吵和厮打是家常便饭，小孩挨打也是“经典节目”。暴力甚至成了他们街区的景观，在街上、在房里，尖叫声总能引来好奇的窥视，警笛声终于盖过争吵声后，你甚至不知道这是一周内警车第几次到这儿来。
他家的房子有些旧，可还是比某些同学家好，他们可能住在拖车公园里。
万斯觉得他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一辈子——念书、进工厂打工、结婚、生孩子、退休——像他身边的人一样。
《乡下人的悲歌》出版后引起热议，比尔·盖茨也在他的博客专门推荐这本书。
可是在祖母的激励和督促下，万斯拿到了州立大学的通知书，还去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后来，他通过了考试和申请，进入了耶鲁法学院。
万斯回望他的生活，发现自己成长起来的环境，正越来越脱离正常社会。这个环境鼓励溃败，却不抵御腐败，面临着全方位的危机。
他发现，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精英的、富足的、仍然在前进的美国，一个是平民的、贫困的、已经被甩在后面的美国。
来自他家乡的人时常会被人嘲笑为“乡下人”，于是万斯动笔写下了他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乡下人的悲歌》。
二、被全球化抛弃的底层劳工
万斯笔下的社区，让人联想起Showtime出品的美剧《无耻之徒》里，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他那群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孩子。
“我们有一种喜剧的习惯，就是嘲笑生活在那个世界（贫困）的人，可他们并不是‘别人’，他们可能就离我们两条街。”
距离美剧播出以及万斯的书出版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但是现在情况似乎并没有变化。
在9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图文专题，讲述了芝加哥相邻仅8英里的两个社区面对的不同境况——这两个社区居民的预期寿命相差了整整三十岁。
字典上对“美国梦”的解释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去实现它们的理想与目标。（theidealbywhichequalityofopportunityisavailabletoanyAmerican,allowingthehighestaspirationsandgoalstobeachieved.）
现实显然不是这样。
在1971年至2018年期间，上层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占有率从29%升到48%，而与之相应的是中层的收入占有率从62%跌到43%。
图片显示美国上层家庭的收入增长了，可是中产的收入从70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图/皮尤研究中心
万斯的祖父母和父母辈，都曾经辛劳地工作。他们勉强过上了中产的生活，可是就像数据显示的那样，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他们需要付出比上层家庭更大的努力。
自1980年到2018年，尽管美国一直是经济上的霸主，但它的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而现在，在G7国家里，美国是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
美国的不平等指数在G7国家排名第一。图/皮尤研究中心
那些曾经依靠基础劳动就能够获得中产生活的人们，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化浪潮造成的产业转移，企业将工厂搬至人工成本更小的亚洲和南美地区。
美国本土劳工即将被抛弃了，年轻人却仍未意识到。在《乡下人的悲歌》里，万斯提到，小镇的年轻人们，没有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走上父辈的道路，去工厂打工。
可现实是，他们的父辈下岗了，年轻的一辈人生活也随着工厂的消失而不稳定起来，这种不稳定又滋生了小镇上的暴力。这种循环，牢牢地把人们固定在底层，无法动弹。
当政治精英们一次又一次得来到他们的小镇和社区拉票，转身就忘记了竞选时的承诺，一次次感到被背叛的小镇居民，把票投向了更接地气的政治素人。
了解美国，必须了解南方和小镇。图/《小镇美国》，作者罗伯特·伍斯诺，译者邵庆华，文汇出版社，2019-8
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写下对美国的观察，他说：
“我认为，在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的国家，社会不会停滞不前，而社会本身的运动也可能按部就班，循序前进。......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深刻而细致，但他这一部分的预言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
贫穷与犯罪，是美国大城市最突出的问题；来自南美的毒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享乐主义时常“过界”；更重要的是，现实的撕裂，使“两个美国”里的人隔绝开，越来越难找到共同语言。
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著名学者，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是他在19世纪初写下的对美国的考察笔记。这本书对美国的观察非常细致、全面，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的重要参考书。
三、翻越“同理心之墙”
虽然找到共同语言越来越难，但是，总要有人去尝试。
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从2012年开始，对南方的保守派大本营路易斯安那进行了几次田野调查，她试图翻越一道不可能跨越的“同理心之墙”。她把她的田野调查写成了《故土的陌生人》。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
路易斯安那地处美国南部，宽广的密西西比河从它中间流过，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
路易斯安那享受着自然的馈赠，它的海岸有全国40%的湿地，商业捕鱼业为全国提供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海鲜。
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支柱，是来自墨西哥湾的石油。总体而言，它的经济并不靠前，2014年，有18%的路易斯安那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9年，它的人均GDP排在24位。
路易斯安娜位于美国南方，有大量的湿地。
在阿莉去路易斯安那做调查时，她发现在这一区域，尽管出现了因为石化工厂排放而造成的“癌症带”，并且有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人们对环境保护的看法。
“深水地平线”爆炸泄漏事故后，受到影响的海洋生物。
那边的居民就是人们常说的“红脖子”“南方佬”，他们很多是法国裔移民，祖先们在美国邦联时期就定居在南方。他们相信小政府而非大政府。他们认为政府对环境的监管是多余的，并且这样的监管会导致职能的无限扩大。
他们不相信全民福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交税越多，不劳而获的人就越多——尽管该州每交1美元税，会得到联邦政府1.45美元的补贴，最后获益的，其实是路易斯安那的居民。
路易斯安那的居民们，尤其是白人，在近年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每况愈下，停滞不前。他们归因于政府的监管，因为监管措施限制了商业（也就是石油业）的发展。
海上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爆炸
可是石油业真的帮助路易斯安那发展了吗？并没有。
高管和股东们并不在这里消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和墨西哥的临时工人因为雇佣价格相对低廉，更受石油公司青睐。
这些移民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家，基本不在本地消费。所以石油业虽然带来了就业，但是却并没有真正帮助路易斯安那发展。
但为了选民的诉求，路易斯安那消减了30000个包括医疗技术和教育等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可实际上居民们真正需要的，正是这些被削减的服务部门。
路易斯安那保守派的境况，是美国很多地方保守派的缩影。万斯所在的“锈带”的居民们面对经济萧条、环境污染等相同的问题，和路易斯安那的居民有同样的想法。
路易斯安那州长府邸。
阿莉归纳了路易斯安那居民保守的原因。
首先这些保守派的人们有很强的团队意识，他们相信“忠诚至上”，认为自由派的人们不够忠诚，并且自由派没有给予个人拼搏应有的重视。这些“红脖子”认为工作就是摆脱贫穷和耻辱的通行证，那些领救济的人是可耻的。
南方保守派的人们有很强的宗教传统，比如在路易斯安那州，几乎每一个街区都有教堂。宗教信仰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保守派的人们认为自由派没有遵循“克己”的传统，人们因此而受到上帝惩罚。对自由派来说，这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他们忍受飓风天灾、污染以及失业的精神支撑。
再就是南方的牛仔传统，白人男孩从小受到“勇敢”的教育，面对困难，应该是去挑战和迎接，而不是做缩头乌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石化工厂里常年接触有毒化学物质的男人们不愿意做防护，以及在疫情期间南方保守派们为什么不愿意带口罩。
这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资本的干预。资本偏爱那些对大企业友好的竞选者，因此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他们去竞选，并在媒体上展开全方位的竞选宣传，也就更加加深了左右两派的偏见。
阿莉把她的田野调查写成了《故土的陌生人》这本书，今年5月由甲骨文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总结起来，美国的保守派主张的是政府权力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保障；传统的基本观念必须遵守；自由市场规则必须遵守；反对自由派权力精英。
作为一个来自加州的教授，阿莉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当地人的热心帮助。她体会到那些“红脖子”的热情和淳朴，当她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的人，而不是一个符号时，是能够达成部分共识的。
这也让人想起，1956年福克纳面对白人和黑人越来越对立的情况时，留下了振聋发聩的提醒：
南方并非只有种族主义者，南方也有很多土生土长的人相信白人、黑人两者是可以调和的，而且他们一样“热爱这片土地——不是单单只爱白人也不单单只爱黑人，而是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地理、我们人民的品质，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因为他们一样诚实公正，有光荣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这些都足以让人去试图调和双方”。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
半个多世纪过去，美国仍然未达成这样的共识，反而随着社交网络对政治的极化，进一步撕裂双方的同理心。
像阿莉这样愿意深入南方了解民情的人并不多，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保守派”“自由派”符号化；像福克纳这样珍视南方传统、同情黑人遭遇的温和改革派，依然两头不讨好。
也许，我们还需要更多像《美国工厂》《故土的陌生人》《乡下人的悲歌》《美国小镇》这样的个体故事，通过真实的生命感，来理解裂痕何以产生、又如何愈合，才能翻过那堵越来越高的“同理心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