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王小波写了篇杂文叫《我是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的》，那个被做思想工作的青年，就叫姚勇。
而我又是怎样确认此姚勇就是彼姚勇的呢？
因为他的账号简介就是“我是怎样被做青年思想工作的”。
后来被腾讯入股后，早早财富自由。不需要再为钱烦心后，姚勇还一度陷入了人生迷茫期。
而姚勇在知乎的主要工作，是教人咋赚钱。
他写过几篇万字长文，谈青年人如何赚到第一桶金、中年人35岁失业咋办？
姚勇很在乎自己的有钱人身份，他最看不惯那些月薪5k却在教别人如何赚5kw的所谓“知识博主”：
如果你自己都赚不到钱，又如何教别人赚钱呢？
听起来似乎又是个利用名气变现割韭菜的案例，但姚勇既没卖课也没开直播，他只是有空就更新几条，再随便瞎说点大实话。
当年王小波对他说的那句：
“别人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如果你自己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他真听进去了，在一次采访里他直接说：
当年放弃搞摇滚，一是知道自己音乐水平不行，搞不过别人；最主要是他看了其他音乐人的生活状态，太苦了。
当然姚勇自己搞音乐也是吃过苦的：
大学毕业后他还是不死心加入了“水木年华”，一边搞乐队一边写代码，最后把心脏搞坏了才退出乐队。
我们有种吃苦文化，个体经常能从苦难中升起崇高感。
姚勇不愿意吃苦，所以他主动放弃了吃苦。
后世传闻的自由灵魂，死前可谓潦倒。
首先是生活环境，基本算生活在垃圾堆里。
“推开门，一股熟悉的香烟味扑鼻而来。里屋墙角的书桌上，凌乱叠放的磁盘、CD-ROM和VCD中间摆放着一台计算机。机壳已被烟雾熏得泛黄。”
然后是身体健康，王小波是被憋死的。
他的死是个意外，死前应该极不甘心。
他生前并未获得主流文坛认可。
自学计算机编程，其实是想把他写的字搞成电子版，好让更多人看到。
世人只记得王小波的情诗，“爱你就像爱生命”；
记得他的反叛，“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可姚勇看到的王小波是残破的，他觉得《黄金时代》“那些闪光的句子下面，隐藏的是无比的悲哀和压抑。”
就像王小波写自己饿的不行准备去捡垃圾，可真面对满地垃圾腰却弯不下去。
“如果你的腰不够弯，那是你还不够饿”。
文革时他看报纸大肆赞扬：某青年为了从河里捞生产队的稻草反被淹死。
他不懂、也不理解，所以写下了：
“无论如何，一个人的命应该比一根稻草重要”。
那本王小波花了20年写完的《黄金时代》里，不止有男女主漫山遍野的做爱，还有两人要一遍遍写“交代材料”，交代彼此是如何“搞破鞋”的荒谬。
搞破鞋就是乱搞男女关系。
可两人真正搞破鞋时，男主随手拍在女主屁股上的一巴掌，又让彼此搞不了破鞋了。
因为他们之前搞破鞋，是对荒谬的反叛：你们说我搞破鞋，我就真的搞破鞋。
可如果他俩真的发生感情，那就随了众人所说的，是真的在搞破鞋。
男女主的反抗也就彻底失败。
这才是对苦难最沉重的控诉：人居然连最后一丝真情也留不得。
王小波选择了以幽默的姿态面对苦难，但他不想下一代也跟着吃苦。
这才是王小波作为二舅，劝告外甥“别吃苦”的深层含义：
不吃苦，并不简单等同于找份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
而是反问一句：那些要你吃苦的，自己吃苦了吗？
“很苦很善良”自古以来就是流量密码。
或许因为我们确实太苦了。
当初看《白鹿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群人怎能冷漠到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
最后居然一边给自己缝寿衣，一边照常张罗男人一天三顿饭。
最后寿衣最好、棺材打好，她也终于像任务完成般死了。
《白鹿原》上的这群人，碰上瘟疫死全家、碰上荒年死几个是太常见的事，在土里拼命刨食才能赚到一点活命的口粮，真正从老天爷手里讨饭吃。
直到现在还是很苦，我也是这次回家才知道，原来农业税没取消前，我家每年要交近400块，这可是90年代的400块。
我妈总记得一件事，说某次卖完稻子没结到钱，想给我买根2毛的冰棍都掏不出钱。
所以在歌颂农民很朴实、农村很淳朴前，我总觉得他们并未吃过种田的苦，以及因为物质的穷而带来的精神上的贫乏感。
王小波对我的意义在于，他解构了“吃苦于崇高”：
所谓体验痛苦生活、通过意志磨练、牺牲自我达到超我，很大可能只是自我感动。
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关系就有不平等，最“伟大”的文明就是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