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保障粮食供给安全一直以来都是各级政府不能回避的政治任务。时下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为政府发展粮食规模经营进而履职监督责任提供了手段因循与目标归宿。然而经营主体致力于扩张规模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提升“规模贡献率”、加速“最大化收益贡献率”的行为结果造成了突破“适度”的规模扩张很难有效保障土地产出率，难以实现基本国情和典型农情“双约束”下的粮食供给安全。从政府角度，维系粮食安全离不开能够有效保障“隐性劳动生产率”进而维持土地产出率的“家庭经营”及其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成为顺应现实形势，解决今后谁来种粮的合意之选。但在主体规模扩张初始阶段，主体行为结果很难拟合政府公益目标，只有当规模扩张至一定阶段，受规模边际正效应递减、负效应递增、内外因素合力制衡下，适度规模出现回归，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形成。此时的适度尽管接近政府公益目标要求的适度，但与政府期许的基于家庭经营发展起来的“适度”尚有差距。为此，政府应将保障粮食供给安全公益目标寄托于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而非强力资本主体，并给予其适当的政策扶持和项目倾斜，进而持久有效地保障粮食供给安全。
关键词规模偏好规模经营行为逻辑政策目标适度规模
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农地制度变革为内在因循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持久地将我国农业置于“探索+成就+问题+改进”的框架中，由此也开启了持续不断的现代农业发展探索之路。事实上，对农业经营制度的不停歇探索本身就蕴含着持续变革的动力和必然性，探索和变革的焦点也从未脱离尝试借助“农业规模经营”加速发展现代农业的探讨与争鸣。
一、问题意识：规模经营情结、农业现代化愿景与粮食安全保障
我国学界和政界主流意识中一直存有对“小农经济”的无奈和“规模经济”的期许，[1]特别是伴随时下农地“三权分置”深入推进，致力于通过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农业，成为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建设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农民增收等现实问题的共同愿景。遗憾的是，“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和“田散地瘦利薄”的典型农情决定了借助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不可能一蹴而就。9亿农村户籍农民、18亿亩耕地，尽管目前近4亿农村户籍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但农民人均不足2亩、户均不足10亩的耕地经营规模很难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动辄千亩的家庭农场相提并论。即便按照近期国务院出台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所规划和期许的，“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仍有7.15亿农村户籍人口，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也仅有2.5亩，户均耕地面积不足13亩，以户籍人口转移所贡献的规模增幅对于以农地规模为主要表征的农业规模经营而言，很难称得上足够规模、要素足够丰裕。
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面对“两情”要素禀赋先天不足的条件约束，“发展阶段”的现实掣肘也使得农业规模化进程很难跳出“曲折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伴随近年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经营风险加大（“双高”）、农业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业适龄劳动力紧缺（“双紧”）、农村空心化、务农老龄化、要素非农化、农民兼业化、农业副业化、种地非粮化（“六化”）的态势。[2]如何进一步突破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各种瓶颈，有效解决今后“谁来保障粮食安全、有效发展现代农业”等突出问题，从经济学视角给出破解上述难题的良方妙药，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助力农民增收、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成为时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农业需着力研究和重点解决的课题之一。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近年来多个中央1号文件等重要政策文件给出了解决方案，即“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序流转，发展农业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当至上而下政策目标遭遇市场环境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经营行为时，从中央到各级政府所心仪的“适度规模经营”能否与主体行为逻辑不谋而合，这成为“适度规模”政策效应能否充分释放的关键。从政府角度，这也可以理解为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创设，引导主体通过经营规模调整实现保障粮食安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效发展现代农业等宏观目标，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经营主体追求利润、增加收入的个体诉求。这就要求经营主体的个体行为应能很好地匹配政府目标。然而，实际经营过程中，微观主体行为逻辑真的如政府所愿景那样，实现诉求行为能否“合意”政府目标抑或成为政府目标实现的现实“羁绊”？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试图以调研发现为依据，讨论农业规模经营情结下，政府和经营主体致力于发展粮食规模经营进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政策效应如何匹配，经营主体规模调整如何进行等现实问题。
二、文献回顾：粮食规模经营的目标决定——产量和收益
（一）围绕经营规模与单位产量、规模效率的探讨与求证
部分学者尽管未否定粮食规模经营优势，但也认为对规模经营利弊的判断有待衡量。[21]厉以宁、许经勇、尚旭东等认为“农业规模经营与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分散经营并不对立，关键要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不应政府主导调整土地承包权，农地规模化经营应通过市场机制实现”。[22-24]而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适度规模才是最契合基本国情，可以有效兼顾土地产出率、产品商品率和劳动生产率，[25]保障农民增收，是一种更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经营模式。[26]上述对粮食规模经营与单产和效率的验证，实际上佐证了粮食规模特别是大规模经营相比传统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未展示出可预见的规模效率和单产优势。[27]但这不足以打消经营者致力于扩大经营规模追求收益的行为冲动，显然对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总产不降低为归宿的政府而言，经营者行为逻辑的政策效应无疑是无效的，或者有效性不足。
（二）围绕经营规模与收益目标的观点与论证
上述研究紧紧围绕粮食规模经营的三大目标──产量、效率与收益展开，为探求粮食规模经营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是对规模经营与产量和效率的考问，直至今天仍能受用。然而，应该看到，无论是围绕哪一维度的探求，以上精准的求证多半聚焦于微观个体──经营者，基于基本国情、典型农情、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综合考量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经营者利益诉求的文献，相对甚少。而时下粮食生产“十二连增”后，顺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势，如何在完成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任务同时，有效保障粮食供给安全，这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而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力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使得探求“合意”政府保证粮食安全公益目标与兼顾微观主体诉求成为必须要“合并思考”的问题，这成为本文研究的一种切入。
三、粮食经营主体行为逻辑：规模扩张冲动与收益最大化追求
根据资源禀赋理论，粮食规模经营行为本身无可厚非，生产要素的密集投入（发挥“要素密集度”优势）总是希望获得规模报酬和比较优势的，这既是竞争的结果，也是理性经济人的本能驱动。在多地农村土地保持细碎化的当下，其他要素投入很难获得规模报酬，土地经营规模将伴随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而拓进，[35]农地集中经营恐成为追求种粮规模效应的最有效手段，而当前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也为农地集中经营提供了可因循的政策突破。
作为市场主体，粮食经营主体行为逻辑受利润最大化动机影响。[36]获取更多收益（纯利润）永远是其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可以理解为其经济活动的“外部正效应”，非经济活动的直接行为逻辑。即主体的逐利行为很难主动迎合政府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政策目标，尽管政府不同程度地出台了粮食规模经营补贴、项目扶持等外部性制度激励。为验证这一结论，我们进行如下假说：
假说1：经营形式、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对不同经营规模的影响相对较小甚至可以忽略，当前在粮食收购价格稳中有降、临储政策逐步取消背景下，粮食种植收益主要取决于粮食经营面积，粮食经营净收益主要取决于单产净收益和经营规模（式1）。
假说6：尽管当前各地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但实际农地经营面积和地块未发生改变或尽管有所变动，但变动较小，即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未对实际农地经营规模造成明显影响。
一些学者也由此共识，认同种粮大户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存在较强的盲目性和风险偏好，逐利动机（追求收益最大化）已不仅仅受制于资产约束，贷款投资（民间或者银行途径）正成为其逐利动机下的盲从选择，尽管贷款的成本压力和经营风险较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种粮大户扩大经营规模行为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并无二样。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次根源在于政府对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错误引导与整个行业对农地规模投资预期的风险激进。[40]
通过以上六点假说，我们分析了在没有要素（如资本、土地、劳动力）约束下，主体行为很难保障粮食经营规模的适度，偏离适度的规模经营不可避免地带来粮食单产（土地产出率）下降。在现有耕地面积红线保障日趋严重背景下，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多项种粮激励政策，但主体致力于通过扩大规模牟取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很难契合政府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政策目标，这使得合意政府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适度经营规模很难自发形成，或者尽管可以形成，受逐利动机影响，适度规模均衡将瞬时被突破，看起来政府所中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保障粮食安全最有贡献的粮食经营规模）只有在要素约束下可能长期存续。
以上结论带来两点启示：一是种粮主体致力于通过扩大经营规模牟利的行为逻辑只能在适度规模时点上短暂合意政府保障粮食安全政策目标，一旦规模超越适度规模点，主体行为结果就会偏离政府公益目标，而没有了要素约束的主体行为结果会越来越偏离政府公益目标，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利润均衡点；二是政府为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所实施的粮食规模经营扶持政策在推动小农户发展成为适度规模主体（如家庭农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旦小农户成长为适度规模主体，其实力增长过后，此后的扶持政策对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政策效应将边际递减，此时的扶持政策应更多向中小规模种粮主体倾斜，即扶持政策应更多地“扶弱助贫”而非“嫌贫爱富”，这也体现了公共政策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一面。
四、政府公益政策目标：兼顾农业生产特点和粮食安全目标的模式选择
众所周知，家庭经营的一大优势体现在于生产全程由家庭成员完成，而非长期雇工或临时雇工，主要由家庭成员全程参与生产的劳动力要素配置使得雇工经营存在的偷懒、欺骗、搭便车等投机行为得以避免。[41]事实上，以劳动生产率高低考察家庭成员与雇工的生产效率，显然较难计量或结果差异不大，这是因为当前以集中农资采购、规范化流程操作为特征的标准化生产越来越成为规模经营的统一范式，在此基础上可估测的工作量使得雇工在劳动数量或经营面积上很难表现出明显的偷懒行为，这使得衡量雇工与家庭成员生产效率高低更应聚焦在“劳动质量”──土地产出率上。[42]为验证这一结论，引入如下假说：
假说1：农地经营权流转不存在所谓的互联网线上交易，农地流转市场主要表现为线下流转双方的直面交易或者由基层政府、代理人代表的流转。
假说2：雇工行为目标在于获得劳动工资（劳动报酬），在产量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且很难全部以前期劳动质量评价的情况下，雇工劳动质量的少许变化很难被监督，也很难在当期进行度量。
假说3：粮食规模经营所采取的标准化种植（统一耕种收）、雇工共同劳动（如打药）情形下，单个雇工的劳动不太容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偷懒、欺骗和搭便车行为，反倒是雇工间相互攀比、仿效下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地以低于自身平均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劳动质量）工作的状态较容易形成。
假说4：“劳动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显性劳动生产率”和“隐性劳动生产率”。“显性劳动生产率”即为劳动者劳动数量，即“劳动耕作率”，表现为单一劳动力所能经营的农地规模（即种粮面积）。“隐性劳动生产率”即为劳动者劳动质量，即“土地产出率”，它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要素。通常情况下，雇工间相互攀比、仿效下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地主动降低劳动生产率行为使得单个雇工的显性劳动生产率表现为相似的接近，即单个雇工的显性劳动生产率很难表现出明显的下降，否则雇工可能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这使得使用雇工和家庭自有成员两种状态下，特别是雇工和家庭成员共同劳动状态下，雇工和家庭成员表现出来的显性劳动生产率区别较小或很难分辨。
假说5：在假说4前提下，衡量劳动生产率高低及其实际效能更多取决于隐性劳动生产率，即土地产出率，而非表象的劳动耕作率，即显性劳动生产率。
假说6：家庭成员经营和使用雇工经营两种状态下，技术贡献率保持不变，资本投入维持不变。
根据以上假说，我们设定粮食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
通过以上假说，我们证实了顺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势，粮食经营应采取的经营方式──“家庭经营”及其基础的“适度规模”，即中国式的家庭农场，因为它能有效保障“隐性劳动生产率”进而保证土地产出率。这是现有基本国情、资源环境约束下，实现政府公益目标──保证粮食供给安全的有效路径和最小制度成本（因不需要进行制度较大调整实现对农业组织的演化和沿革）。结合经营主体行为逻辑和政府公共政策目标，显然，现阶段适度规模“家庭经营”成为既能合意政府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政策目标，又能有效兼顾要素约束下的主体行为目标的理想模式。上述对粮食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的分解，验证了A.V.Chayanov（1932）当年论断，即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变革进程中，无论其国情怎样，以家庭经营为标志的农地经营方式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条件下，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规模经营更具优越性。这也符合黄宗智、贺雪峰等人对今后中国农业发展形势的判断，即在“隐性农业革命”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应以农户家庭而非资本企业作为主体，并提出应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的中小农场。
五、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规模边际效应递减与要素约束下的理性回归
假说1：假设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拥有充分的经营决策自主权。主体每扩大一单位粮食经营规模S（以面积为度量）的“边际效用”和“边际负效用”分别用直线MU和NMU表示（如图1）。MU和NMU之间的“垂直分差”为扩大粮食经营规模的“净边际效用”。图1中纵轴为粮食规模经营的边际效应MU和边际负效应NMU，横轴为粮食经营规模（以面积作为度量）S。
假说2：扩大粮食经营规模的效用可能来自于下列因素：（1）规模幻觉或规模偏好下规模扩张为经营者带来的满足感、喜悦感等；（2）从规模扩张中得到的预期收入或者前期规模偏好验证；（3）规模扩张带来的农资规模（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采购成本下降；（4）潜在可能获得的规模补贴、项目扶持等政策优惠；（5）其他有利因素，等等。有理由假定，随着粮食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于这些方面的效用增长率是递减的。
假说3：扩大粮食经营规模的负效应可能来自下列因素：（1）粮食规模经营投资对经营者经济实力、经营能力等的考验及为此付出的艰辛；（2）为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多支付的费用和可能动用的金融资源、社会关系等；（3）扩大经营规模的机会成本；（4）其他可能的因素，等等。因素（1）产生的边际负效应很可能会随着经营规模S（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但对于因素（2）和因素（3），边际负效应的增加和减少都有可能发生。图1中，NMU的各条曲线是按略微向上倾斜状态描绘的，但如果其状态呈现水平或适度向下，理论分析结果也是不变的。
假说4：粮食规模经营扩张初期，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粮食经营影响较小，
甚至受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政策利好影响，经营者总体预期向好，但后期伴随玉米临储收购政策取消、进口谷物价格低位冲击、国内粮食收购价格持续走低等经营形势、市场环境、客观条件的由好转坏，特别是规模扩张导致市场风险的逐渐增大，粮食规模经营的边际效应不断减少，边际负效应不断增加。
图1决定土地规模的粮食规模经营效用最大化模型
不管怎样，有理由相信，粮食规模经营扩张初期，MU的向上移动会超过NMU的移动，从而导致粮食经营规模（面积）的扩张。然而，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张，当规模扩张至一定限度后，对粮食规模经营成本影响最大的要素──“地租”将伴随主体对规模农地需求弹性变得富有（需求增加）而不断提升，此时承包户（转出方）占据垄断地位下的一系列“询价”行为，使得地租上升成为“棘轮效应”。[21]与此同时，规模扩张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使得防范雇工偷懒、怠工、偷窃等行为的监督成本进一步上升，农药、化肥、种子等物化成本的要素集聚度“边际贡献率”出现显著下降，此时经营者继续扩大经营规模会出现“规模不经济”（内在不经济），经济效益随之下降。另一方面，伴随粮食经营规模的继续扩张，种粮风险逐步增加，此时遭受损失的成本代价和机会成本不断增大。多因素叠加后的总效应使得扩大粮食经营规模的边际负效应在规模经营后期经历一个显著上升，表现为图1中NMU1移至NMU2。
更为重要的是，规模经营初期向上移动的边际效用曲线MU随着规模不断扩张（规模经营后期）开始向下移动。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种粮形势趋向转差，如国家对玉米保护价收购政策的取消、“去库存、调结构、转方式”等“咬定青山不放松”政策调整的坚定推行、进口粮食及其替代品（如大麦、高粱）价格的持续低迷，以玉米为代表的三大主粮收购价格不同程度地出现低位徘徊，这样的形势极大降低了前期持续上升的边际效用曲线，表现为粮食规模经营效应曲线从MU1下移至MU2，其结果使得粮食经营规模（面积）由ON1回归至ON2。显然，粮食经营规模经历了由最初的ON0突破ON2扩张至ON1，再由ON1萎缩至ON2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其规模变动的历程揭示了粮食规模经营由最初的规模膨胀，到后来规模扩张超越“停止营业点”后，因为粮食规模经营负效应上升、正效应下降所带来的规模回归直至适度规模点的过程。此时，粮食适度规模形成。
六、主要结论与粗浅思考
以上分析，我们从种粮规模经营主体行为逻辑出发，分析了其行为结果与政府保障公益目标所期许的强调“土地产出率”基础上的“家庭经营+适度规模”是怎样的难以契合，第五部分证实了主体行为从规模扩张至超越“适度”后，受规模边际正效应下降、负效应上升、经营形势偏转、政策环境变动等因素叠加影响，由突破“适度”后的大规模如何回归至多方因素合力制衡下的“适度”均衡。由此得到以下结论。
（一）主要结论
（二）粗浅思考
以上结论引发如下思考。
1.实现保障粮食供给安全公益目标很难寄托于那些强资本经营主体，传统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才是保障粮食安全可能最为倚重的中坚力量。如上结论，强资本主体行为逻辑与保障粮食供给安全公益目标难以契合的现实决定了这样的主体注定不能成为保障粮食安全所能依仗的坚强后盾，相反那些一直从事粮食经营，依靠勤劳致富，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确可以有效保障土地产出率，因而能够有效承担起保障粮食安全的公益目标，这样的主体才是政府发展粮食规模经营“苦寻良久”的中坚与内核，值得宣传、推广与示范。
参考文献
[1][15][28]贺雪峰：《论农地经营的规模──以安徽繁昌调研为基础的讨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6~14页
[2]李铜山，刘清娟：《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研究评述》，《中州学刊》2013年第3期，第48~54页
[3]朱颖：《规模经营、专业合作社与粮食供给机制的现实因应》，《改革》2012年第1期，第41~49页
[4]罗伊普罗斯特曼，蒂姆汉斯达德，李平：《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政策适当吗？》，《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6期，17~27页
[5]罗必良：《农业规模经营：理论与实证分析》，《农经理论研究》1991年第5期，第11~15页
[6]梁振华，王燕明：《关于农业经营规模问题的观点综述》，《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3期，第15~18页
[7]陈健：《规模经济质疑》，《农村经济文稿》1987年第12期，第8~13页
[8]史正富：《农户经济规模的效果和动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9]万广华，程恩江：《规模经济、土地细碎化与我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3期，第31~36，64页
[10][13]陈华山：《当代美国农业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
[11][12]罗必良：《农地经营规模的效率决定》，《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5期，第18~24页
[14]黄祖辉：《必须坚持农业家庭经营》，《中国合作经济》2014年第4期，第4页
[16]金和辉，李关星：《关于土地生产率与土地经营规模的实证分析》，《农村经济文稿》1989年第2期，第16~22页
[17]任治君：《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54~58页
[18]黄祖辉，陈欣欣：《农户粮田规模经营效率：实证分析与若干结论》，《农业经济问题》1998年第11期，第2~7页
[19][35]刘凤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第71~79页
[20]胡初枝，黄贤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江苏省铜山县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6期，第81~84页
[21]徐明华：《粮田规模经营：利弊尚待权衡》，《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3期，第10~15页
[22]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5~11页
[23]许经勇：《论稳定土地承包制与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财经研究》2002年第1期，第47~50页
[24][38]尚旭东，常倩，王士权：《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价格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8期，第116~124页
[25]孙自铎：《农业必须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兼与罗必良同志商榷》，《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2期，第32~35页
[26]朱信凯：《农村家庭经营适合我国国情》，《人民日报》2011年4月1日第07版
[27]张进先：《家庭经营制：农业生产制度长期的必然选择》，《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5期，第46~51页
[29]朱守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总体思考》，“崇农讲坛2016──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论坛（2016年11月），第9~10页
[30]许锦英：《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误区及其根源辨析》，《理论学刊》2009年第12期，第59~62页
[31]党国英：《家庭农场应避免急于求成》，《人民日报》2013年2月19日第05版
[32]许庆，尹荣梁，章辉：《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第59~71页
[33]王建军、陈培勇、陈风波：《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经营行为及其经济效益的比较研究——以长江流域稻农调查数据为例》，《调研世界》2012年第5期，第34~37页
[34]李厚廷：《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路径》，《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9期，第57~62页
[31][36][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第22~26页
[37][41]尚旭东，朱守银：《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的“非家庭经营”：行为逻辑、经营成效与政策偏离》，《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12期，第3~13页
[39][42]尚旭东，韩洁：《短期效应、生存压力与农业共营制的长效兼顾》，《改革》2016年第8期，第135~145页
[40]江激宇，张士云，李博伟等：《种粮大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存在盲目性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8期，第97~104页
[43]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59~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