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里，要见到一位女骑手很容易：你常常能在某一次打开家门时，看到隐藏在头盔、口罩和某个外卖公司品牌制服的身体里，传出一个女性的声音：“祝您用餐愉快。”但要真正找到她们又很难：商场里凑在一起聊天、打游戏、等待取餐的外卖员里，往往见不到女骑手的身影；把外卖送到家门口的女骑手，在你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时，就转身跑了；即使在街头遇到一位女骑手，也很难和她们搭上话——她们像上满了发条，在新订单声音响起时，一溜烟就冲了出去。
45岁的田蕾就是这样一名女骑手。她在美团当外卖员，每天在北京通州万达广场附近接单、送餐。这个大商场和周围的步行街里，聚集了大大小小上百家餐饮店。一到工作日中午，身穿黄色、蓝色工作服的外卖员脚步急促，让空气中都弥漫了一丝焦虑。田蕾把她的黑色女式摩托车停在路边，一手拧紧钥匙，一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四个订单。还好，四家店的位置都在同一层，“那家烤肉饭出餐慢，先过去催一遍，拿完其他三家再过来等”。她熟知这些餐饮店的位置和风格，快速规划出一条最省时的路线。
（图|视觉中国）
等待取餐的那几分钟，田蕾难得地能让脑子和双腿都歇息片刻。不出所料，烤肉饭仍然是出餐最慢的一家，门口已经等了一群外卖员，绝大多数是男性。田蕾和他们一样，穿黑色长袖衫，套着带有外卖平台标志的坎肩，戴上头盔和口罩后，除了矮一些，几乎和其他人一样。店面很小，声音嘈杂，外卖员们不时地催促商家出餐，又相互抱怨系统新派的远距离订单。田蕾有意站得离厨房远一些。“天要是再热点，就更难受了，男人的烟味、汗味，厨房的饭菜味道，啥都混在一起。”她压低声音说。五六份外卖同时摆上桌，聊天戛然而止。田蕾迅速挤过去拎起自己的那一袋，和其他三袋外卖一同挂在左手手指上，小跑着往摩托车方向赶去，右手同时从口袋里往外掏钥匙。
外卖是这些年都市中迅速壮大的民间产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外卖用户规模已经从2016年的1.5亿人，发展到2021年的5.44亿人，占整体网民的52.7%，而外卖员的数量也从200万人增长到770万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困境
在成为一名骑手前，田蕾从未想过要“闯入”这个行业。
那时，她还有自己的事业。2000年初，正是区域经济各地开花的时候，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南方的大型经济区蓬勃发展外，不少北方的村子也探索出了自己小众但有效的致富之路。2002年，在朋友的介绍下，25岁的田蕾和丈夫来到河北秦皇岛的一个村子，做狐狸、貉子的养殖和售卖生意。田蕾记得，周边几个村子有一半的人在养狐狸，数量最多的养殖户一年出栏七八百只，品相好的狐皮能卖到1000元一张。他们向村民租了两亩地当养殖场，买了25只狐狸。
养殖业的投入大、回本慢，田蕾需要更多资金投入其中。她算了一笔账，房租、生活费，加上狐狸的饲料、医药费、配种费等，一年至少要投入七八万。万一遇上价格低的年份，就要再压一年，“要是钱周转不过来，生意就断了”。更何况，她还想把女儿从内蒙古老家接过来念书。除了养殖，夫妻俩还到镇上的一个零件厂打工，拿计件工资，合计一个月能挣8000元。
两份工填满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每天凌晨4点半，田蕾起床调配饲料、打扫粪便，忙到7点去零件厂上班；晚上6点多回家后，再重复一次早上的流程，一直到八九点才能坐下来吃晚饭。冬天天黑得早，田蕾和丈夫戴着配有探照灯的帽子，弓着腰在棚舍里打扫卫生，一年能用坏五六个探照灯。赶上繁殖季，中午需要加喂一次食，两人午餐时骑自行车飞奔回家，坐后座的人在路上啃完馒头。生意起起伏伏，总体是向好的，“收皮毛的人说，我家的狐皮质量在村里能排第三”。2012年前后是生意最红火的几年，田蕾的养殖规模一度达到了200只，一年的纯利润有三十几万。他们在市区里买了一套商品房和一辆车，一次性付清钱款。
让田蕾没想到的是，那是最后一个小高峰。2013年，我国曾爆发H7N9禽流感病毒，并出现了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据统计，截至2014年2月，累计报告病例347例，死亡109例。疫情的一个结果是，2013年上半年家禽产业直接损失600亿元。“禽流感过后大家都很怕病毒，很多人也在说野味的事。狐狸、貉子不像鸡鸭鹅，不懂的人都害怕。”田蕾说不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只感觉接下来几年的证件检查、卫生检查日益频繁，皮毛价格也在慢慢跌落。到2016年，养殖场坚持不下去了——在田蕾赔光了向亲戚和信用社借来的十一二万元之后。
（图｜视觉中国）
她是个“不喜欢欠钱”的人，当务之急就是挣到现金还债。田蕾想过，继续去零件厂打工，但一个月4000多元的工资显然不够偿还债务。“那时候我四十出头，去哪里找好工作？去商场里卖衣服都要身材好、长相好的。我没有文化，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作更不会要我了。”
田蕾是在高三时辍学的，原因是“不想再向父母要钱”——家中姐妹三个，田蕾性子最倔强，“每次跟父母要钱，都比一场大考试还难”。她会在寒暑假时编箩筐挣生活费，一个几毛钱。但高三时要交的89块钱报考费，她实在掏不出来。“我爸妈念叨了好久，说我刚拿了生活费，又来要钱。”一气之下，田蕾决定辍学。她买了个6毛钱的玩具手电筒，宿舍熄灯后偷偷窝在被子里打着手电写信，“我要写一封信给我妈，告诉他们我不念书了，再也不会要钱了”。至今她都不知道，这封充满怨气的信是否寄到母亲手里，但她一切靠自己的日子从写完这封信后开始了。
“在大城市里跑外卖能挣一万多，还不会被拖欠工资。”养殖事业失败后，最着急用钱时，春节回老家的同乡给他们支了招。2017年，田蕾和丈夫先后来到北京，加入这个陌生的行业。
来之前，田蕾就知道这是个“受累的活”。丈夫告诉她，这工作得整日在外面跑、风吹日晒。田蕾是个“惜腿力”的人，一家三口逛故宫，她只看了电视剧《延禧攻略》里的延禧宫，就在台阶上坐下来，“门票好几十块，我也懒得走，等他们逛完了再来叫我”。
但除了这份费腿脚的活儿，如今她也想不出别的路子，何况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工作是符合期待的。她不爱被人管着，也重视工作里的公平，谈起过往的打工经历，她最满意的是河北那家零件厂。“那里很公平，老板不会看不起外地人，干多少就拿多少。”田蕾强调了好几次。自由、公平，外卖骑手工作似乎也是这样的，而且不用面试，不用考核，只要下载App注册成功，再花6000块钱买一辆摩托车和一身工服就可以上岗。在深陷债务时，田蕾像是一个跌落井底的人，抓住了从井口垂进来的这条绳索。
虽然经常穿梭在各种高端写字楼和商场之间，女骑手却不觉得自己属于这座城市（蔡小川摄）
外卖工作正在为不少处于生活低谷的中年女性提供一个“落脚点”。孙萍把她们形容为“被社会抛弃的人”，学历不高，不熟悉互联网规则，在外貌、技能、体能上没有明显优势，“在中国人力资源还较为丰富的语境下，职场里的年龄歧视非常明显”。40岁以上的女性同时面临“高龄”“女性”两项劣势，往往是最先被职场抛弃的。“虽然社会上讨论过，外卖系统如何困住了外卖员，但至少这个大门仍然对这些中年女性敞开”，并给她们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
孙萍解释，这个新工作让她们从传统的“男性审视”中脱离出来。在传统工厂里打工时，管理者大多是男性，“她们被称作打工妹，一举一动都被监督、被呵斥。到了外卖行业，许多人说自己自由了、没人管。虽然只是工作环境变了，但她们的交流对象不再是直接的个人，变成了一种远程控制算法。这其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但男性审视确实在变弱”。
男人的世界
田蕾的一天通常比丈夫开始得更早。他们租住在通州一套三室一厅房子里的主卧，每个月房租1500块钱。早上7点多钟，丈夫还没起床时，田蕾就会草草吃完早饭，出门跑单。
2019年3月5日，重庆51岁的外卖女骑手邹小容，为给患尿毒症的儿子赚医疗费，四年来全年无休送外卖，接单、送单，往往工作到深夜两三点才回家（锐图-金轲/视觉中国供图）
她感受到的差异也反映在数据上。2021年，孙萍带领小组进行过一项调查，在样本中发现，女骑手的订单里，单价10元以上的占20%，单价5～8元的占22.45%，单价5元以下的则达到44.38%；相比之下，男骑手订单的单价10元以上的占30%，单价5～8元的占33.07%，单价5元以下的仅为24.29%。孙萍解释，这并不是因为平台对男女设置了不同的送单报酬，而是在外卖行业中，女性面临一些先天短板。
闪送骑手王秀丽穿着喜欢的连衣裙送货，把工服披在裙子外（蔡小川摄）
田蕾常常怀念外卖平台“不太苛刻”的好时光。她记得，2017年自己刚成为一名百度外卖的骑手时，人少、单子多，上午10点钟出门，中午1点半回家吃饭，傍晚5点跑单到8点，一天能轻轻松松挣到400元。那时系统的管理也更人性化，“比如我送一杯咖啡，就算瓶口有塑封，难免也会洒出来一点，但不影响喝。如果客户找平台投诉，我们可以申诉，会有人工审核。考虑到实际情况，饮品订单一般不会扣钱”。如今，在这个“过渡经济”的平台上，已经挤满越来越多的新人。商场外停满了电动车，外卖员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等单，“出来一个单子，秒没”。管理也严格得几乎失去了申辩空间，“只要有差评、有投诉，这单就算白跑了”。
跑单中的王秀丽（蔡小川摄）
难处
田蕾翻出手机，给本刊记者展示自己曾经拒绝过的一个订单：傍晚7点多，送10个盒饭到6公里远的地方，能挣二十几块钱。她加了5块钱，把订单转了出去——这5块钱的加价需要田蕾来承担。“那个地方太荒凉了。有人去过，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周围没什么人住，路边还有好几个墓碑，我都快被吓死了。”
王秀丽也受过类似的惊吓。有一次，傍晚6点多，她在出租屋里吃晚饭时，忽然接到一个从大兴送文件到密云的订单，单价100多块钱——南郊到北郊，全程八十几公里。那时，王秀丽刚跑闪送没多久，“有一点兴奋，满脑子想的都是来了个大单子”。把文件送达时已经是晚上11点，王秀丽开着电动车通宵往回赶。她不敢像男骑手一样，在公园里凑合睡一晚，也舍不得花钱住旅馆。一路上经过许多没有路灯、没有房子的小路，她又急又怕，脑子里不断回想起十几岁时的经历：一天晚上，她和同村大姐在从县城打工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有精神病的男人忽然从一块玉米地里跳出来，拽着大姐不放，幸好周边的村民及时赶来才把他打跑。王秀丽把速度加到最快，边跑边庆幸电动车是大容量电池，此刻也充满了电。凌晨4点，路上开始有环卫工的身影，她“委屈得快哭出来，特别想扑过去拉住他们”。
王秀丽喜欢送文件。重量大的物品对女骑手是个挑战（蔡小川摄）
还有一些她们觉得难以启齿的问题。跑单过程中，如何找到厕所是个大问题。田蕾小声地告诉我：“在外面常常憋得难受，有时附近一两公里都没有厕所。”虽然常常进出写字楼，她也舍不得腾出宝贵的五分钟去寻找厕所，应对办法就是尽量少喝水——许多男骑手会带1.25升的可乐瓶装白开水，田蕾每天只带500毫升。生理期更难熬，年轻时，王秀丽每次都会疼得起不来床，“后来生完孩子好多了，但还是疼，只能晚点出去早点回来。
不过，女骑手也有自己的优势。她们更细心，出错的概率更低，也有女性特有的体贴。田蕾长年把一件雨衣放在车厢里，如果送的东西少，就把雨衣塞进餐箱，减少晃动带来的汤水外溢。把东西送到单元楼下时，她一定会再看一眼订单确定地址，绝不只靠模糊的记忆。有一次，田蕾送的是一束郁金香，“那花可好看了，我看着都很开心”。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田蕾递过去时忍不住脱口而出，“真好看，祝你一天都有好心情”。晚上收工后，她收到一个好评，写着“花送得很快，女骑手很温柔，谢谢”。
她们偶尔会得到一些小小的便利。疫情发生后，许多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电动车进入，但王秀丽有时实在着急，会在大门口哀求保安放行。“有些保安看我是个女的，不忍心为难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有些客户甚至会同意下楼，帮她一起把重物抬上去。如果出了差错，田蕾的解决经验是“态度第一”。她送过一个300多块钱的蛋糕，由于颠簸，送达时蛋糕上镶嵌的几颗草莓已经塌了下来。见到客户时，田蕾先说了句“祝您生日快乐”，然后恳求对方不要投诉。“我说，下次免费给他送一次单——其实我根本没法做主，但是态度摆好了，人家也没有计较。”
孙萍在调研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她将此总结为“从示弱劳动到优势劳动”，是指女性在送外卖的过程中，会使用情绪、情感、身体表征等各种“软技能”，以便更多地与人建立交流和情感联结。这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但的确能帮助一些女骑手获得更好的职业报酬。对她们要负担的生活责任来说，这些报酬都是重要且紧急的。
除了涂防晒霜，王秀丽还会用方巾、面纱遮住脸（蔡小川摄）
困在“过渡经济”里
跑外卖的第二年，田蕾和丈夫就把十几万的外债还完了。但她并没有轻松下来，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她去完成：给女儿存“嫁妆钱”。
田蕾只有一个女儿，在浙江一所大学念一年级。她觉得对女儿亏欠很多——在河北做生意时，她把女儿留在了内蒙古老家，一直到10岁才接过来。每年春节正好是狐狸繁殖的月份，田蕾脱不开身，有时两年才能回家一趟。她问女儿：“想不想妈妈？”四五岁的孩子童言无忌，直接回答“不想”。田蕾不死心，追问：“那你为什么老催我回家。”“因为你回来会给我带好吃的和新衣服呀。”她对这次对话印象很深，回想起来，忍不住落了泪。“坐在回河北的大巴车上，我吐了一路。其实我不晕车的，就是心里太难受了。”
“异乡人”和“女性”这两重身份，让她们既无法真的融入城市，也很难真的融入外卖骑手这个行业。她们的朋友少、社交少，虽然常常进出大商场，却很少真正在这个熟悉的地方逛街、购物。不仅因为物价高，田蕾还觉得，“别人瞧不起我们”。有一次，快到结婚纪念日了，田蕾想在商场里买一只黄金手镯。她看中了一个雕花纹的手镯，柜员却不太乐意取出来，只说“确定要买了才可以试”。那时候，田蕾和丈夫刚跑完午高峰，还穿着外卖的坎肩。“我都不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戴上？拿出来看看也不行吗？”田蕾心里生气，大声跟丈夫说：“我觉得这个不错，就想要这个。”店员这才有了点热情，戴上手套取出镯子。“最后我没买，我特地到了对面那家店买的，就是要让她看见。”田蕾边说着，边像一个复仇成功的小孩一样笑起来，“就去了商场一两回，里面的东西太贵了，我还得给闺女攒点钱呢”。
王秀丽一个人租住在郊区的小单间里，认真经营着20平方米空间里的生活（蔡小川摄）
采访中，田蕾和王秀丽都好几次提到，“再也不想干这份工作了”。她们心里明白，在马路上疾驰送外卖是高危工作，也不是长久之计——常常被投诉，要给顾客赔笑脸，被保安拦下，被人瞧不起，“心里委屈得很”。然而，除了骑手，目前似乎没有别的工作能让年近中年的她们挣来高薪水，以匹配自己需要承担的生活责任。“其实，这是一份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不知道自己今天能跑多少单、会遇到什么人、去哪里。”孙萍说。但现实是，到达“过渡”的尽头并不容易，很多人“可能从一个外卖平台换到另一个，或是从送外卖到开网约车，其实都没有得到真正稳定的工作”。
去年冬天，王秀丽找不到护膝，偷了个懒，索性不戴护膝。骑着电动车顶着寒风跑了一个冬天，结果她的膝盖酸疼，积液严重，每天走路多了，腿就疼得难受。现在，她只想找一份“坐在屋里的工作”，最好还能给她上保险。最近半个月，她会早点收工，跑到海淀西北五环外的一些工厂外，询问门卫“这里招不招人”。采访结束前，她让我教教她，如何在手机上看招聘信息。熟练以后，她一条条打开招聘信息看，常常滑动一次后就退了出来。“最后一条写了，要40岁以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