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不清这是第几次，莫超庆幸自己离开了电子厂。
莫超今年18岁。半年前，他从一家电子厂离职，和许多曾经的工友一样奔赴外卖行业，在东莞工作。
今天收益不错。莫超算了算，白天和晚上加起来，他跑了48单外卖，赚了三百多块。这是他一天最兴奋的时候，收工、查看进账金额，赚够了三天的生活费，他就可以躺三天再出来上班。
当骑手，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莫超强调说，必须得是众包骑手，不是跑专送的，专送需要按时按点上班，跟在厂里没什么区别，算不上自由。自由，对莫超这样刚走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一切。
葛较瘦和莫超不一样。他眼里没有累活，只要能赚钱的都是好活。
初中毕业后，葛较瘦进过电子厂、卖过香蕉、做过房产中介，送过快递，但都没干满一年。今年是他当专送骑手的第五年，在这个他觉得有些被妖魔化的行业，葛较瘦过上了深圳月薪上万的生活。
“从厂里出来跑过外卖的，谁还会进厂啊？”葛较瘦回忆起在电子厂里扭螺丝的日子，他一天干满11个小时，一个月最多也只拿过2800元。这是一份即便是在2014年也有些窘迫的工资，再加上电子厂环境差，难找女朋友，他再也不会回去扭螺丝了。
对身上没有学历和技能的莫超来说，外卖行业意味着金钱和自由，几乎能满足年轻人对工作的一切要求。而工厂恰恰是它的反面，钱少、活多、被管束。
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制造业不得不开始自我调整，但年轻人似乎很难再回去了。
“努力就可以月入上万”
莫超进过二十多个厂，磨机床的、制衣的、做模具的。他干普工，有些厂能呆满一个月，有些厂干几天就会提桶跑路。离开的原因有很多，会骂人的组长，不分昼夜的劳动强度，没空调的员工宿舍，冲鼻的机油味道，还有很难喂饱自己的工资。
众包骑手是莫超干得最久的职业。这是一份几乎没有什么门槛的工作，只要办一张健康证，有一辆电动车就能入行。想跑就抢单，不想跑就躺平，没有约束。每天有收益进账，这比在工厂被中介公司压工资踏实。
莫超讨厌被约束，这也是他离开云南老家的原因。送外卖的时候，他最享受红绿灯切换时的那几秒钟，他会看看周围有无交警，然后扭大油门向前冲。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072元，而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骑手月均收入为4950.8元，比农民工平均收入高出近五分之一。
厂里也并不是赚不了钱。一般情况下，进厂无非是两个工种，普工和技工。扭螺丝、开关机就是普工，基本上谁都能做；技工要跟师傅学技术，比如磨机床，工龄越长越吃香，月薪上万的也有不少，但得沉下心来学习、耐得住寂寞。
葛较瘦有过一个做技工的机会，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一旦走上这条路，可能一辈子都要呆在厂里了。”葛较瘦刚满24岁，他不敢想象这样的生活。
葛较瘦的站点每个月都有人离开，但永远都有新人来。“努力就可以月入上万”的招聘口号，对年轻人始终有诱惑力。
工厂老板的新功课
骑手不愁新人加入，工厂老板们却很发愁。
制造业招人难已经不是新闻。《人民日报》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有高达73%的企业都面临招工难，尤其缺乏技术型人才。人口红利消失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外卖、快递等新业态的出现，给适龄青年们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
王枫在深圳经营一家推车厂，他清楚地记得十年前招人的热闹景象。他甚至都不用去人才市场挑人，老家亲戚都把自己孩子塞到他的工厂里。而如今，他已经做好了去人才市场被员工挑的准备，却发现那里早就空了，而老家村子里那些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也不再迷恋工厂了。
Danny试过直接找中介公司合作，但后来发现中介送来的人大多缺乏责任心。“他们是跟劳务派遣公司签的合同，会觉得在你这里干得好或坏都无所谓。尤其是我们的工作不像扭螺丝那样好上手，需要一点训练，经不起人员的频繁流动。”
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能够缓解一部分用人压力，但也只能解决那些最低门槛的普工需求。目前为止，Danny的工厂还是是有40%的人员缺口。
招人难，留人更难。Danny想了很多办法留住员工：“很多工厂法定节假日七天就只放一两天，但我们至少要放四五天。像我们做外贸的，别人都说放那么多天公司都要倒闭了，但没办法，小厂只能这样。”Danny说。
Danny工厂的人事负责人记得她十几年前在湖南一家机械制造大厂上班时的场景。当时的主管骂人不留情面，难听的词一个接一个，但现在她却用不了这一套。凡事要强调人文关怀，小会大会上，要追着员工给公司提建议和谈感受，该表扬表扬，该奖励奖励。为了更了解员工，她自己也在流水线干过半个月。
工厂主们试着妥协。在珠三角一家模具厂担任负责人事的石经理告诉界面新闻，对于工人流失问题，公司正在做一些软改造。“员工说工厂环境差，那我们经理就带头刷厕所；员工说没有归属感，那我们就定期组织一些沟通会，也带员工一起读书，学学日本的那一套。”
莫超经历过这样的工厂，在一家电子厂，组长让他开组会时汇报读书进度，他吓得在组会之前就离职了。“说那些都没用，只有谈钱才有用。”莫超觉得，这些“资本家”似乎永远都不懂他想要的是什么。
给工人涨工资不是件容易的事。王枫说，他所在的推车行业利润很难再抬高，如果普调工资，对公司来说都是一笔极大的开销。另外，工人和工厂主之间很难建立互信——老板觉得工人时刻都要走，涨工资会十分慎重，甚至更愿意请临时工；而工人觉得老板永远不会加工资，干脆一走了之。
Danny知道年轻人喜欢日结，喜欢被激励，但现有条件下很难做到。在他看来，压工资也是工厂老板们一种无奈的做法。“钱能够产生一定的威慑性，做得不好要扣钱的，做得好可以奖钱，至少你有工资压在我这里，一周或者十天，你就不会说走就走了。”
与员工建立互信是一门学问，王枫以前从来没重视过这点。
骑手也有自己的烦恼
当骑手不是终点。葛较瘦在站点附近开了一个二手电动车交易点，他见过无数这样的年轻人，几百块买一辆电动车上路，几个月后又在这里卖掉。他印象中，能在这里干满一年已经算持久。
骑手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困境。
比起工厂，这里的晋升渠道可能更加狭窄。一个专送骑手干得好可能会被提拔成主管或站长，但在大多数骑手眼里，这是件“可以，但没必要”的事情。大多数站长六千到八千的工资并不算富裕，很多时候，为了赚更多钱，站长自己也要上阵送外卖。
“对于没学历的人来说，外卖是个不错的去处，多努力多赚钱。但有学历，肯定还是去那种有上升空间的职业比较好。外面的人说本科毕业不如送外卖赚钱，那都是假的。”葛较瘦说，因为送一年外卖，可能和送五年外卖的年收入没什么差别。
一些骑手选择离开。梁进中跑过五年外卖，攒了将近20万，这变成了他开麻辣烫小吃店的初始资金。但在一线城市，麻辣烫也不是个好做的生意。“赚了美团的钱，最后又还给美团了。”梁进中说，店里的绝大部分营收都来自于外卖，恐怕有一天自己还是要回去送外卖。
孟铁军很爱在抖音上看这些骑手的故事。他86年出生，15岁就在一家眼镜厂当喷漆工。老板见他工作用心，让他承包一个车间。“老板给我一块钱的活，我给别人八毛做，赚2毛的差价。”几年过去，他攒够了20万，作为自己开厂的初始基金，从一位普工进阶成工厂老板，如今月入四万以上。
孟铁军是一个逆袭的样本，但在大街上穿着黄或蓝色衣服疾驰的年轻人，很难再相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件事。无论是骑手还是留在工厂里的人，都盘算着在城市赚完钱，回老家买房、结婚、生子。
莫超喜欢在骑手群里闲聊，但几乎没结交过什么朋友。用他的话说，一个城市的骑手群，三天就换一波聊天的人。尤其是在众包骑手圈，能坚持跑三个月的都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