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单位把临时工变成应付舆论的“工具”，甚至作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陋规收入令衙役肥瘦不均。
9月16日，美国海军海洋系统司令部大楼发生枪击案，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其中一名枪击案嫌疑人（已身亡）被确认为34岁的阿伦·亚力克西。警方查明，其曾是一名美国海军，2011年退役，之后成为IT巨头惠普公司的“临时工”。
又是一名“临时工”，临时工已经成了一个热词，甚至有些时候成为“替罪羊”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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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临时工称“白役”
临时工，是与“长期工”、“正式工”相对应的一种称谓，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开始出现了“临时工”这一特殊群体。
在中国古代，基层政府最重要的两项权力，一项是收税，叫做“钱粮”；一项是司法，叫做“刑名”。这两项权力的实施，尤其司法和治安，都需要一批年富力强的男人去出力跑腿。而早期时候，这种活计是老百姓的一项法定而沉重的义务，由城乡居民轮流承担。因为是一项义务，所以也是无偿的，没有报酬的，通常被称为“白役”。
宋朝时，宰相王安石改革，将一部分由老百姓承担的无偿徭役变成了雇役，老百姓出钱交给政府，政府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向社会雇佣一些乐于从事此种工作的人打杂跑腿。到了明清时，这类打杂跑腿的活计，便基本上都是雇役，很少向民间强行摊派了。
以清朝为例，清朝的这类活计，最主要的叫做衙役，分为四班：皂班、快班、民壮和捕班。此外，还有门卫、狱卒、看守、法医等人员。按照清朝的规定，这些衙役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一个县正式定额或者说编制，是以八十名为限，当然有的地方的在册衙役达到一百来人，而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定额。超出定额，并不在编制之内的衙役，叫做“帮役”或“白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临时工。
那么清朝的衙役中有多少是临时工呢？史料载，清初的侯方域曾说，一些州县仅“白役”就有上千人。曾在四川巴县当过官的刘衡也说，巴县原有衙役七千人，他上任一年后，“役等无所食，退散六千七百八十人，存者寥寥数百人耳”。嘉庆22年，监察御史程伯銮奏川省积弊说各州县粮快（即收税和抓捕犯人的）两班多至千人。道光时，御史王玮庆奏请裁革州县“白役”，指出山东州县差役，多至一千多名。光绪初御史李郁华奏称，新华县遇有命案，往验时衙役动辄至数百人，无名“白役”不下一二千人。按照周保民在《清代地方吏役研究》中的估计，清朝时全国地方吏役人数当在两百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白役”，即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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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役”没报酬有陋规收入
为什么古代官府会有这么多的临时工呢？原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确实需要有更多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一个数万人到数十万人的县，如果从事治安司法征税的人员仅仅数十人，必然无法满足需要，在编制被定死的情况下，招收临时工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最为关键的是，从事衙役这类被认为是贱役的活计，实际上有很多实在的好处，不少人争做衙役，编制容不下，就宁作临时工。
按照规定，不在编制的“白役”没有正式报酬。另外，从社会地位来讲，自明朝朱元璋时即将衙役们的地位定为“贱民”，本人和后代都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当官。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去做“白役”，甚至一些家道不错的人家也要做挂名衙役。所谓挂名衙役，就是在政府挂个名，实际上并不去亲自上班，这些挂名衙役还必须每年向州县交纳2到4两的银子，才能保住这个挂名。
没有什么正式经济收入，政治上又被贬为贱民，人们为什么要挤入衙役队伍哪怕当个临时工呢？首先，这些临时工是被免除了徭役负担的，此外衙役这种活计，是在为官府打工，官府这张“虎皮”含金量很高，只要善于使用，完全可以随时变现。官府既然不能给衙役们正常的报酬，那么，就允许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催粮收款，还是办理刑事案件，都是敲诈勒索的绝佳机会。而有些敲诈勒索的项目，年深日久，居然成为惯例甚至制度，成为种种“陋规收入”。
做一个衙役，能够通过敲诈勒索得到不少好处，平时也可以骗吃骗喝，远比在乡下种庄稼划算，心黑“能干”更是可以积累大量财富。又由于他们是在官之人，狐假虎威，虽然是贱民，但在乡里却往往被乡亲尊敬，被称呼为“老爷”。对于一些家道不错的地主来说，有这样一个在官的身份也可以保护家庭地位和财富，免得被他人尤其被官府侵吞。
其实，在封建社会，除了政府部门存在大量临时工，在广大的农村也是存在临时工的。清朝褚人获在《坚瓠秘集·长短工》中记载：“吴中田家，凡久佣於人者，谓之长工；暂佣於人者，谓之短工；插莳时而暂唤者曰忙工。”这里的短工、忙工实际上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地主家的临时工。
对此，鲁迅在《呐喊·故乡》中也有记载：“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这里的短工和忙月其实也属于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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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实施取消临时工称呼
新中国成立后“临时工”依然存在，那时，“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区别主要在于：临时工不具有“在编身份”，与正式工的人事管理制度不同；工资基数与正式工有所不同；所享受的福利待遇也多有不同。临时工在用工期结束后会被解除劳动合同，来自农村的返回农村；来自城镇的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待业登记，并负责管理。
随着临时工的大量使用，新的问题开始产生，大量农村人员纷纷进城。1957年，劳动部《关于“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的说明》中指出，1956年全国临时用工已达三百万人次，其中包含大量来自农村的人员。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各企业、事业部门和机关、部队、团体、学校等一切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用工人或者临时工，如有需要应先从城市中招用。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临时工的收入与农民相比还是较高的。
1996年11月7日，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作出复函，称：“关于是否还保留‘临时工’的提法问题，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待遇，但在劳动合同期限上可以有所区别。”
当前，大家通常所指的临时工，往往是指虽然在某单位工作，但不具有该单位正式编制，而是以聘用制合同或劳务派遣等方式在该单位工作的人员。以政府部门为例，所谓的临时工是指那些不在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之列的人员，他们并不被认可是正式的公务员，跟所在部门签订的往往是聘用制合同。卢涛
史上之最
谋略高超
幕僚转正位极人臣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临时工跟“理论水平”一词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但是在三国时期却有这么一位“临时工”，他凭借自己的谋略和识人之明混得风生水起，他就是贾诩。
贾诩和董卓同样出身凉州（今甘肃省），他一开始投靠到董卓门下，成为一名幕僚，这份临时工的工作让他能够衣食无忧。董卓入京，胡作妄为，贾诩不吭气，自己是个临时工，哪有发言权呢？协助董卓的女婿牛辅驻守于陕（今河南陕县）抵抗关东联军的时候，贾诩也是一副“临时工”的架势，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董卓被吕布杀掉，牛辅死于乱军，其他部将李傕、郭汜、张济六神无主，这时贾诩站出来劝阻说：“各位一旦解散，小小的亭长也能捕捉你们。不如集结兵力，杀向长安，为董卓报仇。如果成功，可以拥戴朝廷号令天下，如果失败，再逃还来得及。”李傕、郭汜等人表示同意，于是他们率兵围攻长安，十日后攻入。
贾诩出点子只是一个临时工为了保住饭碗所作的努力，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当老板。因此，李傕、郭汜攻入长安后提出封他为侯，他却推辞说：“我提的只是救命之策，哪有什么功劳？”后来，时机成熟，他立刻跳槽投靠了段煨。
尽管贾诩和他的家人备受段煨礼遇，但他并不想长久待下去，暗自和张绣联系，有意投靠过去。有人不解，为什么段煨相待如此优厚，贾诩还要离开？他家人的安全怎么办？贾诩回答说：“段煨性情多疑，有嫉妒我的意思，虽然对我礼遇，但不能长久，日久会被他算计。我离去，他一定很高兴，又指望我为他争取机会，必然善待我的妻小。而张绣身边没有谋士，很希望我去。这样，我和家眷可以两全。”
临时镇守
子孙世袭长达260年
这里所称的被世袭的临时工，指的就是明代的沐王府沐家。说到沐王府，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首位主人黔宁王沐英。
沐英是明朝初年重要将领之一，“数从上征伐，入侍帷幄，昼夜勤励”，十八岁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洪武三年，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任大都督府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机务繁积。沐英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剖决无滞，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沐英此次虽不是主帅，但他的排名仅次于蓝玉，可见绝非等闲之辈，一年之后，云南平定，傅友德、蓝玉先后奉调回京，朱元璋下令，沐英暂不回京，镇守云南。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相当于沐英在云南当差只是临时工，朝廷会很快为他安排新的官职的，然而他却迟迟没有等到调动工作的机会。
沐英在云南死后，他的子孙也留在了云南，接着干这份所谓的临时工作，从此沐氏就世袭成为了云南的镇守者，一直干了二百六十年，直到大明朝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