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立人平生无论在戎马生涯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踏遍青山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曾经有过有过不少党内外知识分子朋友，那是七十年代初一个难忘的夏天，我去看望了父亲的好朋友——博学多才的陈道伯伯。
陈道伯伯比父亲大两岁，1913年2月18日他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南台镇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靠做些小生意为持家计，母亲靠帮助裁缝店做些细活和操持家务为生。陈道伯伯在上中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1年即投身革命。先后担任过福州反帝大同盟执委，福州各界“肃劣会”主席。在广州，曾编辑《天王星》杂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陈伯伯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38年在广州市工委开展工运工作;1939年后，在广东高要地下党的县委和西江特委工作。1940年底辗转赴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7月调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后改为党校三部)工作。1945年从延安到张家口，调入晋察冀日报社。1950年12月他从石家庄日报社调入华北局宣传部。1954年秋至1966年6月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处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长期受审查被下放劳动。1975年恢复工作，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组长。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规划联络局副局长、局长。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陈道伯伯回忆说：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峰十七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八同志为常委。随着华北局的成立，石家庄的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鉴于石家庄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所处地位的重要，中央把石家庄作为管理城市的试点。中共石家庄市委直属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按照区党委省级的建制，石家庄市的领导干部由华北局直接配备。由此，石家庄市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唯一的省级建制的城市。
他接着告诉我，那期间中共中央华北局从察哈尔、冀晋、冀中、太行4个战略区以及中央工委、晋察冀边区、华北局等调来大批干部，不断充实市、区、街各级组织。他说各地调来干部共1613名，其中地委级38名，专区一般干部26名，县委委员及相当县委干部105名，县级一般干部287名，县级以下干部及工作人员1157名。冀中区党委也抽调大批干部进石门工作。
我很惊讶陈道伯伯惊人的记忆力，他还清楚的记得：1948年5月26日，华北局再次召开常委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最后决定：加强对石家庄市委的领导，任命聂荣臻兼任石家庄市委书记。5月3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并党中央的文字报告中这样写道：“加强石门市委领导，以聂荣臻兼任市委书记，调刘秀峰任副书记。”
他说，1948年5月，就在这种情况下，冀中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吴立人与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刘秀峰一起受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命，调入石家庄市委任职。那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你父亲是兼职最多的领导，当然也是最累、，最辛苦的市委领导，他那时除担任石家庄市委秘书长、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还兼石家庄市首届人大委员会常委、人大选举宣传委员会主任、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兼市财经委副主任、兼中共石家庄市委工厂委员会常委、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石家庄市第一届委员会书记等职。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石家庄的各项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你父亲当时年仅32岁，身兼九职啊!我和你父亲吴立人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并在这开国第一城的红色宣传战线上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的。
陈道伯伯饶有兴致地说：我们报社的同志们最喜欢听你父亲讲话，他很有远见，分析问题非常透彻，而且从不拿稿，讲话通俗幽默，有时三两句就把大家吸引住了，是能把大家劳累化轻松、艰难变干劲儿的党务工作者。记得他讲了石家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我们说：作为关内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的解放不仅提供了武装夺取大城市的经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西柏坡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城市接管与建设方面为解放全中国进行探索并提供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管理和建设提供样本。石家庄作为关内“开国之城”，百废待兴，如何正确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向全国传达党的声音，是石家庄市委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陈道伯伯笑着说，我们听了你父亲的话，心里热乎乎的，工作近一步明确了方向。
在九分区地方各县，报刊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层出不穷。蠡县的《救亡报》、《抗战建国报》、《新生报》、《每日新闻》、《大众旬刊》，任邱县的《群声报》、《主力报》、《团结报》、《战斗先锋》、《任邱文化》，高阳县的《动员两日刊》、《吼声报》，清苑县的《前进报》、《烽焰》报)、《大生产报》、《乡村文化》，博野县《烽焰报》，肃宁县委的《实话报》、《烽火报》、《新时代报》、《肃宁文化》、《学习与写作》、《乡村青年》，安新县的《老百姓报》、《安新月刊》，之光县的《之光文化》、《小天地》、《之光青年》等等，新安县也创办了报刊。
陈道伯伯说，那时吴立人常常与我们在一起回忆这些九分区在战争年代的报业先驱们，他们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青人，在命系一线、战火纷飞的年代，或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或者在阴湿黑暗的地道中有的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有的英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奋不顾身、夜以继日的向敌占区军民发出党中央的声音和九分区、冀中根据地，以致全国各条战线的战况和捷报，成为了九分区抗战的一面旗帜，成为“黑暗”前行中的人们的精神食粮。
陈道伯伯还谈到：吴立人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时，《石家庄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城市党委机关报，中央工委领导十分重视，选派了强有力的骨干力量，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到报社指导工作。中央领导刘少奇和廖承志、滕代远、肖克、周扬等多次给予重要指示，胡乔木、潘梓年还到报社来解答问题，介绍办报经验，对办好《石家庄日报》给了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市委书记刘秀峰第一副书记吴立人等主要领导同志都很关心报纸工作，也曾亲自审看报样，讨论研究办报工作，多次深入报社参加会议。陈道伯伯还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事实上，《石家庄日报》和《人民日报》，追溯报纸的源头，确实是同根同脉——《石家庄日报》是从《晋察冀日报》派生出来的，而《晋察冀日报》又是《人民日报》诞生的两大源头之一哩。
由于石家庄市解放得比较早，从《晋察冀日报》《冀晋日报》和上海、重庆来石家庄日报社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后来随着全国不断解放，陆续调到了上级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成为部门领导业务骨干，仅到《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就有十多位。
作为市委机关报，《石家庄日报》首先是市委的耳目和喉舌，报纸要天天发稿说话，政治上十分敏感，政策性很强，遣词用字都很严格。不光对报纸进行审稿把关还要对事业发展进行谋划管理，吴立人肩上的责任和负担非常繁重。当时，《石家庄日报》还兼着新华通讯社石家庄分社的职能。
那时，石家庄日报社还成为建立新中国新闻事业的人才储备库。报社汇聚了来自革命老区的《晋察冀日报》《冀晋日报》和国统区投奔过来的上海《文汇报》、重庆《时事新报》的几十名老报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吴立人为了有条不紊地工作，他充分依靠和发挥总编辑陈道和周游、石虹、何纪荣、吴震等报社领导成员的积极性,同时他又从市委派过来颇有文字功底和政策水平的袁镜身常驻报社，做他的联络员，分担陈道的一些实际工作。即使这样，吴立人还是经常到报社研究宣传报道，交代市委意图，审阅重要稿件。他常常出席报纸的编辑、采访会议，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或找编辑记者谈话，讨论研究办报工作，听取下边意见，当场解决问题，进行经验交流，从各方面关心报纸的宣传、报道工作。
他还根据城市特点，不断扩大、增辟专栏。除有本市新闻、国外国内新闻、经济新闻和行情物价外，还开辟了副刊和读者来信专栏，使新解放的城市群众耳目一新，从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如今，还有两份原始档案的复印件，是吴立人同志于1949年5月9日与19日签发的社委会关于报社人事变化的通知，记载着他行使社长职权的踪迹。
陈道伯伯说：《石家庄日报》成功报道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搞好石家庄人代会的红色宣传，你父亲吴立人多次深入广播电台和石家庄日报社，使广播电台和报纸、书刊成为传播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发布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各民族各阶层“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要宣传阵地，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城市正常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石家庄的红色宣传，最引人注目和传为佳话的是召开第一届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吴立人作为市委主要领导人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参与了这件开创性大事的全过程，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开国之城”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工作。
1949年7月21日至8月9日，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人民礼堂隆重召开，开创了新中国民主选举的先河，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历史性转变后，执政理念的具体实践。它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使我党政权步入民主化、法制化轨道，在人民政权建设史上树起一座里程碑，为全国各地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了地方政权建设的范例。
《石家庄日报》在7月21日上午大会开幕式上的采访报道：时任石家庄市委常委、市委第一副书记的吴立人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今天我们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这是全市人民的一件大事情。大会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选举人民市政府;另外，在大会上，政府的负责同志还要把解放以来的政权建设和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作系统的总结性的报告，请各位代表先生们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有系统的检查和批评，这次大会的召开，必将更加强和巩固我们全市人民的大团结，为共同建立一个人民的、繁荣的生产城市而奋斗。因此，这个大会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与陈道伯伯聊起家常，他和蔼谦躬，心境平淡，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青年一代人的成长。说起在石家庄报工作的岁月，他能清晰的记得许多往事，他爽朗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
在你父亲吴立人的领导下的报社初创和报纸初办时期，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风风火火，每天早上报纸按时出版发行，为建国初期石家庄经济建设的恢复重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道伯伯还回忆说：接到去石家庄日报社的调令，他是从阜平麻棚出发，骑一头骡子，昼夜兼程进入市区，立即投入筹备工作的。1947年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号出版，同日，市委任命陈道为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49年2月11市委任命陈道为《石家庄日报》总编辑、编辑委员会主席;他的副社长、社务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不变。
1949年9月20日，市委任命陈道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石虹为报纸总编辑(到1950年7月22日由程振鹏接任)。
1950年12月，陈道同志调往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工作。离开了他工作3年有余，并为之付出了心血激情的石家庄日报社。
我只记得那天离开陈道伯伯已经很晚，是怀着意犹未尽和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他的，他的言谈、举止、音容、才华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久久难以忘怀……
后来从曹孜叔叔的博文里见到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陈道伯伯为《石家庄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填词《水龙吟》：
鼓鼙响掩清风，
奠定北国争雄势。
滹沱氛靖，
苍岩山显，
人民城市，
激奋群心，
振兴百业，
造舆论始。
廼徵调笔杆，
兼程赴石，
宣政策，
办报纸。
四十年前犹记。
小园边侧厉戎邸。
赞商编务，
招来四海，
五湖贤智。
领会宏图，
结交英杰，
戚休同倚。
藉此间积储干才阅历，
为全胜计。
原石家庄日报社长曹孜叔叔写到：“从他当时为报社的题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创办报纸时的抱负和忆旧时的心境”。
陈道伯伯1982年12月离休。1996年2月27日6时15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去世前一年，他还被评为社科院机关系统优秀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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