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向五十五人颁发了听课证书，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三十二名“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上
一九一九年，徐宝璜出版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由蔡元培题写书名
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采访途中
今年10月14日，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也是北京大学开展新闻教育一百周年的日子。1917年，北大教授徐宝璜率先开设新闻学课程；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研究团体——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919年，徐宝璜出版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同年，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创立。这么多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都和北大有关，都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有关，因此，很多人认为，北大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意义不仅在于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新闻学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
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人
中国虽然是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但在西方是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15世纪），极大地提升了纸质印刷的效率，也推动“印刷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报纸、杂志、图书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廉价读物。这一方面有利于普通民众获得知识启蒙，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晚清以来不断有西方人或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纸，作为向中国传播宗教和新知的媒介。洋务派、维新派开始了中国人办报的历史，尤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近代知识分子开启了用报纸宣传政治主张、启迪民智的方式，这也形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借助报纸、期刊等当时的新媒体参与政治、社会实践的传统。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标志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初，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任教，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等都是主要参与者。此时国内正是北洋政府袁世凯寻求复辟之时，对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运动，那么随着一战终结、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知识界普遍对西方现代文明也进行批判和质疑，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尾声则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氛围中，中国新闻学和新闻高等教育诞生了。
除了在北大教书外，徐宝璜还在民国大学、平民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第三中山大学等兼课，还是教经济、新闻等方面的课程。1923年，他在平民大学新闻系任系主任，这也是中国大学里的第一位新闻系系主任。1930年5月29日，徐宝璜在北大讲课时突然中风，两天后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年仅37岁。
中国新闻教育第一研究会
1918年春，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等向担任校长秘书和讲授《新闻学》课程的徐宝璜提出希望组织新闻研究团队，得到徐宝璜的支持，两位学生还向《京报》社长邵飘萍发出邀请，邵飘萍立刻写信给蔡元培校长，建议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也很快得到蔡校长的支持。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和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所著《中国报学史》中认为北大新闻研究会是“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
蔡元培认为新闻研究会的宗旨是“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会的任务有六项，是“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在新闻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蔡元培致开幕词，他回顾了从晚清《申报》创立以来中国报业发展的历程，认为当年创办《苏报》《俄事警闻》等报纸“于新闻术实毫无所研究，不过借此以鼓吹一种主义耳”。民国后中国人创办报纸的数量有所增加，但“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所以，他认为新闻研究会的任务就是介绍西方新闻学的理论，“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蔡元培邀请徐宝璜和邵飘萍担任导师，前者是新闻教育第一人，后者是中国报业的奠基人。
1919年2月，新闻研究会召开改组大会，蔡元培也亲自参加，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增加了一个“学”字，突出新闻理论和新闻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意义。研究会的宗旨也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突出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的重要性。改名之后对研究会的组织、活动、会费等重新作了规定，使得研究会的活动更加规范和制度化。在改组大会上，蔡元培被推选为正会长，徐宝璜为副会长，曹杰、陈公博为干事。研究会规定“校内外人均可入会为会员”，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多是文、史、哲、法律系的学生，也有校外会员，不少是校内外进步社团的青年学生。
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后，中国新闻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开始发展起来，1922年成立了中国新闻学会，1927年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1935年成立了南京新闻学会，1936年成立了平津新闻学会等，并诞生了任自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新闻学著作。
毛泽东与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申请成为会员，坚持在新闻学研究会听课。邵飘萍的课对毛泽东影响最大。邵飘萍不仅讲办报经验、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等业务知识，还讲新闻记者的采访技能和社会素质，他特别强调“新闻是社会的耳目”、新闻“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他认为新闻最重要的就是“确实”，要摒除偏见、尊重事实，反对以讹传讹，反对刊登黄色新闻等，这些都给毛泽东很大帮助。另外，当时毛泽东说湖南话，邵飘萍非常热情地回答毛泽东的各种问题。在他的教导下，毛泽东对新闻、报纸有了深刻的认识，还经常去邵老师家请教问题。
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课程。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办了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蔡元培会长亲自向55人颁发了听课证书，分为听讲一年和听讲半年两种。蔡元培发完证书后讲话，“盖新闻为经验之事业。非从事于新闻之人，以其经验，发为学理，则成绩终无由十分完备也。今日本会之发给证书，故亦非谓经验已经完备，不过谓为经验之始而已。新闻事业既全恃经验，后此从事于新闻事业之人，能以其一身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乃吾所深望者也”。导师徐宝璜以《中国报纸之将来》为题发表演说，还有会员代表李吴祯、黄欣、陈公博等。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32名“听讲半年之证书”上，但他因母亲生病，早已从北平回到湖南，没有到现场领取证书。
和毛泽东一起在新闻学研究会学习的会员，还有陈公博、罗章龙、高君宇、谭平山、杨晦、谭植棠等进步学生，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这些人离开新闻学研究会后很多参与到新闻工作之中。比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高君宇先后担任《国民》《新潮》《先驱》《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向导》的记者和编辑，罗章龙则参与创办《工人周刊》，主编《中国工人》。这些新闻活动，与他们在新闻学会接受的新闻教育密不可分。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本身也鼓励学生了解社会和民情，参与到改造社会的行动中。
未名湖边的守望者
很多人知道，在北大未名湖南侧有一座埃德加·斯诺墓，墓碑是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上面有叶剑英元帅的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站在斯诺墓处向北望，正面就是水波荡漾的未名湖，左侧远方是石舫和湖心岛，右侧就是博雅塔，可以说斯诺墓位于未名湖最佳观景处。斯诺是一位美国记者，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他的遗愿，一部分骨灰埋葬在中国，之所以会选择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是因为斯诺与北大所在的燕园有着特殊的渊源。
1932年，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结婚，1933年他们游历日本、东南亚、中国东部之后到北平安家，斯诺担任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1934年初，斯诺应邀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做兼职讲师，斯诺夫妇从东城搬到了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居住，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南门附近，当时这座房子在海淀台地之上，据说可以眺望西山和颐和园。在燕京大学期间，斯诺学习了中文，他们非常喜欢圆明园、颐和园的环境。直到1935年6月，他们都住在燕京大学附近，和燕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是斯诺墓安放在未名湖畔的原因。
斯诺在上海认识了宋庆龄、鲁迅，他们帮助斯诺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斯诺曾经给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萧乾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到北平来之前，鲁迅建议斯诺编译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向西方展示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斗争和真实的生活。这本书1936年出版，是第一部把鲁迅作品介绍到西方世界的书。在编者序言中斯诺指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没有封闭在象牙之塔，也不是人们街谈巷议的闲聊，而是参与到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社会斗争的洪流中。1936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辗转来到陕甘宁边区访问。一路上，斯诺以外国记者的身份，边走边看，实地采访了边区红军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1937年，斯诺完成《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当年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引起轰动。在这部带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色彩的深度报道中，斯诺向全世界第一次展示了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次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政策。比如斯诺提到陪伴他在边区采访的“红军旅伴”，都是很年轻的军人，有的还参加过长征，斯诺问他们为什么加入红军，他们说“红军教我读书写字”“红军帮助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斯诺还注意到，这些年轻人从没有打过架，“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也就是说，斯诺看到的不是政治动员和宣传口号，而是一个又一个快活的生命，“他们在路上几乎整体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这不仅解释了这些青年为什么要当红军，更解释了红军的军事装备固然很简陋、却非常有战斗力的原因，这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抗日号召和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有关。
斯诺在采访过程中，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包括共产党的将领、普通士兵文艺演出或训练的场景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革命道路最直观的媒介，从中也可以看出新闻记者在宣传、介入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