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任务中心”，呼应美国国内政治诉求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已经让美国情报界的工作重点转向了中国。
4月初，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文件就将“中国向全球大国的推进”列为重要章节，情报官员也在文件中认为中国是“近乎平等的竞争对手”“在多个领域对美国构成了挑战”。
由此看来，美国迫切地了解中国的政治诉求，使得情报部门需要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
而要求对中国进行更多了解的压力，自然也就传递到了作为美国情报体系重要一部分的中情局这里。
中情局历来与美国的政治战略密切关联，也一直高度配合美国政府的一些关键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白宫。图/新华社
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JohnBrennan）表示，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国家值得美国设立任务中心专门应对，那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有着全球野心，对美国利益和国际秩序构成最大挑战”，一语道破了当前美国内部的政治诉求和设立专职机构的本质目的。
伯恩斯酝酿已久
伯恩斯本身并非情报界出身，而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在他过去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曾先后出任驻约旦和驻俄罗斯大使，而在美国国务院内部，也曾担任诸如常务副国务卿、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等部门要职，还曾与现任国安顾问沙利文共同参与过伊核协议的谈判工作。
从伯恩斯30多年的外交工作中可以发现两大关键词，“中东”和“俄罗斯”。
早在参议院人事任命的听证会阶段，伯恩斯就开门见山表示，“更有敌对意味的中国对我们是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测试”。
上任之后，伯恩斯也没有忘记将“中国”二字作为其推进工作的重点，于是早早就开始酝酿要将更多的资源都用于强化对华情报工作。
在7月份，伯恩斯就曾对媒体表示，情报部门正在研究如何把“在冷战时期对待苏联的方法应用于目前在中国的工作上”。
他声称正在研究对中国问题专家的类似部署，特别是情报分析和行动人员，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在伯恩斯上任之前，中情局内部针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反情报作业当然长期存在，但只是归属于情报分析处下的东亚-太平洋部门，而并没有如同联邦政府的一些其他部门一样，有针对中国事务设置的团队。
3月正式上任的伯恩斯，就将涉华工作作为了重点，自春季开始就在研究新的团队架构调整，而到了8月份，已经有不具名的中情局官员开始向多家美国媒体透露，中情局已经在酝酿设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任务中心”。
设立“中国任务中心”是一种内卷
针对特定的领域设立任务中心，已经是中情局现今工作的常态。不论是特朗普时期针对伊朗和朝鲜设立的任务中心，或是因过去二十年反恐战争而长期稳定运行的反恐任务中心，以及另一个已经存续多年的反情报任务中心，都体现了美国在对外情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焦点方向。
那么，根据现今美国国内政治诉求所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真的能够在美国所称的“中美竞争”中提供关键协助吗？答案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一方面，美国国内不论是情报界或是政界，确实已经意识到了当前对华的情报和分析能力有严重不足，导致美国对华判断存在一定问题，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要改变这个现状不是想做就能做到。
然而，中情局早前在中国境内非法进行情报收集的体系，几年前就在我国的严格打击之下溃不成形，“中国任务中心”声称要招募、培训掌握汉语的分析人员，也是由于当前中情局团队极度缺乏懂得汉语和中国社会政治的人手。
本次架构调整将涉及伊朗和朝鲜的任务中心撤销，却仍然保留了反恐任务中心，这意味着反恐仍然是中情局的重点工作任务。
2021年7月8日，阿富汗帕尔万省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美国和北约军队已从该基地全部撤离。图/新华社
五角大楼就曾表示，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仍将针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极端组织进行一些精确打击行动，而这依然需要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情报部门提供关键支援。
而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出后，该地区更为复杂的安全局势，也使得其希望借由抽身离开中东，转而集中资源投入对华工作的设想难以实现。那么，中情局也就更难集中精力投入到对华的有关工作了。
如此一来，“中国任务中心”在政治上的意味远远大于其实际上的功效了。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近日表示，美中两国应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就是最严重的误解误判，而美国有些人总是沉浸式地自编自导、假戏真做，总在说自己是詹姆斯·邦德，陷入这样的内卷不能自拔。
秦刚大使指出，希望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避免误解误判和冲突、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尽快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的重要共识，能够切实得到遵守和执行。
文|陈定定（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