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越来越‘发达’，社会上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多，其中各种名人纪念也越来越频繁，好象中国人整年都要活在对名人的跪拜中，尤其是对文人的纪念，文人们都带着哭腔，免不了要骂一番专制啊、迫害啊。几个文人的死可以让中国传媒写上几千年。但是，前几天，我看深圳报纸，在修建盐排高速公路工地上，又有4个工人居然在施工中失踪，后来尸体被发现在孔桩里。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纪实--重温一下历史
──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归纳了打工妹们书信中的五个主要话题，并通过这些话题分析了工厂打工妹的交往圈子的活动和功能，她们的工作流动的原因和策略，她们与出生家庭的关系，她们的感情和婚姻，她们对打工生活的评价。分析特别注重了性别的角度，指出了打工妹们的处境、经历和态度形成中的性别原因。
一、事件与信件
我所分析的这些书信，是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之后，我的朋友常凯在该厂调查时，从劫难后的废墟中收集的。
这些信件的主人，都是那场可怕劫难的经历者。在那场大火中，有81名（另说84人、87人）工人遇难，40余人（另说50余人）受伤。而今信中的文字依然鲜活，打工妹们年轻的人生经历跃然纸上，使人阅读之中心情异常沉重。
但作为研究者，不能够止于同情和沉痛，这些信件的内容基本与那场不幸的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写信的人绝大部分是致丽玩具厂以外的人，信件反映的是打工妹和她们的亲友们最平凡的生活和工作。它们没有研究者在内的任何外来者的参与和干扰，可以说是打工妹群体内部的话题，使我们能够近距离地了解打工妹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特别因其偶然得之，更是研究者通过其他调查方式难以得到的珍贵的资料。
二、研究方法与同类研究综述
农村外出打工妹，是近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群体中的一部分，本文将从两个角度涉及同类研究：一是性别的角度，一是研究方法的角度。
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的大型调查中，有大量数据显示出男女两性在转移和外出的数量、人口特征、地区分布、行业职业结构上的差别，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外出的数量上，女性的数量少于男性，占总体的1/3左右；外出的女性中，未婚女性数量高于已婚女性，已婚女性占女性总体的1/3左右；外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同龄女性的平均水平，但是低于外出男性；跨地区流动的女性分布比男性更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这样的趋势又与女性的行业职业分布有关，数量最大的外出女性职业群体是进入新兴工业区中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外来女工，她们绝大部分是来自内地农村的年轻女孩，就是本文所说的“打工妹”。
然而就在这些为个人发展而奋斗的青年男女中，女性遇到的困扰比男性要多一层，那就是婚姻与个人发展的冲突。一个成功的男性，他的婚姻是“水涨船高”；而一个成功的女性，就可能遇到婚姻的不顺。这是由传统性别分工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文化的又一结果，它影响到外出女性的发展上限和人生设计，一些女孩往往放弃个人的发展，以求一个和谐的婚姻；一些女孩在两者间徘徊，形成极大的心理困扰；目前在外出打工妹中出现了一批大龄未婚女，这是农村传统中从未有过的。
在研究方法上，近几年国内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对普通人的研究，定性的方法也普遍地被采用。在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研究中，大量地采取了访谈和观察的方法。使人们能够看到大量繁琐数据的背后，人作为主体的行动和相互间的关系，女性在其中的作用、地位也受到一定注意。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课题组在流出地入户调查听到的反映是，“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家庭主妇很辛苦、很累。部分女性被访者感觉现在（丈夫外出后）比过去（丈夫外出前）更累”。他们认为，男性外出谋生使传统的性别分工更明显，留下的女劳力产生了更多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压力（黄平主编，1997，第220－221页、第70页）。这是指留下的女性。对于外出的看法，年轻人与成年人、老年人之间，外出户与没外出户之间差异非常大，冲突也在所难免。一般来说，外出者的家人逐渐接收或宽容了外出年轻人的种种变化，没有外出者的农户则倾向对外出持否定态度，“对女性尤多非议”，认为她们“丢人扫兴”（黄平主编，1997，第352－354页）。由于这一调查是在外出者的家乡做的，其中外出者的态度行为基本上是从他/她们的亲人和村里人那里了解的。
对外出者的直接访谈和观察的研究有些是极为出色的。有的入住到外来民工聚集区的出租屋中，以房客的身份与外来民工一起生活（如零点公司对北京“安徽村”的调查），有的参与到自己家乡来的老乡的经营活动和朋友交往中（如王春光和项飚分别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有的对重点调查对象的家庭进行了全面的追踪包括他们留在家乡的亲人（如唐灿、冯小双等对北京“河南村”的调查），这些艰苦漫长的调查提供了极为丰富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是纯量化的调查所得不到的。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这些研究基本以记录外出男性的活动为主，没有涉及性别问题，使我们不能详加论述。
与对打工妹的访谈比较，本文所分析的打工妹的书信没有研究者的设计，资料零散不完整，这使分析不可能事先设计一个框架；但是相对研究者参与的访谈，这些书信从内容到语言都是打工妹们“自己”最想说和说得出来的。这就为分析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即归纳的方式，一看她/他提出了什么问题；二看她/他自己怎么看待提出的问题；三看她/他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三、珠江三角洲打工妹的背景情况
第一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广东省是吸引全国各地外来人口的大省，而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又在其中占了8成。一些最发达的市镇，外来劳动力已经超过甚至数倍于本地人口，这一“流动的青春部落”中，六成以上是年轻的打工妹。深圳市1996年总人口345万，其中户籍人口才88万，在外来的129万农村人中，有女性83.6万，占64.8％。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特别是在宝安、龙岗区的“三来一补”工厂工作，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第二是外资的引入和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一是受惠于中央政府给予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优惠政策，珠江三角洲成为80年代设想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的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受惠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在资本、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中，东南亚地区借助外资，出口加工业带动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到80年代，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成本上涨，开始了产业和资本的转移，其中台湾和香港的企业大量外移。珠江三角洲正是凭着滨临港澳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以香港和以港澳形式投入的台湾为主的境外资金，成为90年代前后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外商在这一地区投资行业重点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因此珠江三角洲在“三资”企业就业的人数最多。（吴经邦，1995）
四、书信的基本情况：
本文所分析的“书信”，包括：（1）109封信；（2）10首传抄的不同版本的“打工之歌”；（3）一些请假条、工资表等资料。
在109封信中，93封是写给致丽玩具厂女工的，14封是本厂女工写而未发出的（草稿，或未来得及发），2封写信人和收信人不详。
所有写信人和收信人，全都来自农村（能辨认出来相当一部分来自四川，还有河南）。
根据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可分为几类（参看附表。注：附表及下文统计所涉及的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是作者根据信件内容分析出来的，不一定准确。）：
本厂女工与在家乡的父母兄长之间的通信（19封）；在不同地或不同厂打工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通信（22封）；在不同地或不同厂打工的亲戚、同乡、同学之间的通信（44封）；打工妹与男朋友之间的通信（10封）；在家乡的丈夫写给厂里的妻子（2封）；其他或不详（12封）。通过附表又可看出，工厂打工妹通过信件往来的对象，基本限于亲人和同乡中的女性朋友。她/他们之中的外出者，也基本上是外来女工，而且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来自工厂的信件共63封，能推测出在珠三角的有48封）。她们所工作的工厂，根据信件的描述基本上是“三来一补”工厂。
写信的日期，最早的一封写于1991年10月，最晚的一封写于大火之前8天－1993年11月11日。
五、打工妹的关系网络
从信件往来可以看出，打工妹们来往的对象，除在家乡的和男性的亲友外，同质性极强，特点有三，一基本是同乡，二是几乎都在工厂，三绝大多数是女性。可以认为，这是她们最主要的社会网、最重要的支持系统。
在109封信中，有一些是写给同一个人的，从中可大致看出“网”的概貌。试举一例：
D组信包括14封（信10－信23），它们的主要人物是叫秀清（化名，下同）的姑娘，她和6个同乡一同出来，1991年9月由同乡张凤介绍进的致丽厂。其他人有：
1、秀，秀清的姐姐（信10），已婚，有2个儿子。写信时（1992年3月）离家1个多月。投奔秀清来，因没有未婚证不能进厂，“天天就在房里睡觉”。
2、小迎，秀清的堂姐（信21）。在广州。信中提到另3个人“我们几个都很团结”，这3个人可能是从深圳去的广州。在深圳时与秀清等也有来往；
3、小玲，秀清的朋友、同乡（信22－信23）。与“秀清的厂相隔5元钱的路费，”秀清去过那里，她们之间“好象亲姐妹一样”；
此外，这些信中还提到一些男老乡和其他亲友，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信件的联系不多。
从D组信可以看出，信中涉及的人都是同乡，彼此都认识，这是一个大的网络，其中又有一个更亲密的小网络，就是同学的网络，这个网络5、6个人左右，她们之间以姐妹相称。
倾诉和心理安慰是这个同学小圈子通信的重要内容。“想起在学校时那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多么美好啊，真令人回首。（信17）”在学校时她们可能就是无所不谈的朋友圈子，进入社会，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孤独感，她们的知心话还是在这个小圈子里说。刚凤和雅美都有恋爱的经历，她们把其中的感受包括烦恼、矛盾和真情都无顾忌地告诉给朋友，同时也得到朋友真诚的关心和理解。刚凤与男朋友分手后，雅美请她到自己所在地来，并给秀清写信说“想起她也真够可怜，以前和王联余那么好，简直形影不离，可如今只剩她孤零零的，再加上心灵的创痛，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难受啊！我也想她来，我也有个伴，还可以安慰她。（信19）”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几位朋友的关心义助之举，性格刚烈又敏感的刚凤怎么度过这一人生的难关！
这样的亲密的朋友圈子加上家人和亲戚，就构成了打工妹的社会关系网的主要部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亲戚都会进入这个网络，从信中可以看出，只有那些关系好的才能进入，而这样一来，她们也就变成了朋友。我们看信1－信5，信的主人是个叫春芝的姑娘，写信的人有她的侄女、妹妹、姑姑，她们可能和春芝年龄差不多，完全是朋友的口吻，侄女说“听…说…你已来到了这里，我听到后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难过，高兴的是你已平安的到达了这里。我们这又多了一个亲人。难过的是你和我们同样的命苦，没能进入好厂。…我有千言万语想向你诉说，”妹妹说：“姐姐你对我真好，我怎么也忘不掉你。和你在一起多痛快啊！”姑姑说：“我很想念你，尤其你和我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每天做梦我都能见到你！”（从中看出，春芝的为人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她在那次大火中遇难了。每每读到这段文字，都不由地令人心如刀绞。）
打工妹的关系网的功能主要有两项，一是相互提供实际帮助；二是相互提供心理安慰。在提供帮助方面，找工作（包括转厂）是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最困难的一项。这些信件的大部分，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在打工妹看来，亲友帮自己找工作和自己帮亲友找工作，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是义不容辞的。但是由于往往力不从心，也生出许多烦恼来。没帮上忙的，感到惭愧，觉得自己欠了亲友什么。最主要的还是怕亲人朋友误解，认为不肯帮忙。信14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心情：“我表妹…至今仍未进厂。我们不知心里多么焦急，…如果不明真相的人认为两个表姐在广东厂都找不到，会误认为我们不愿帮忙的。我的一个侄女想来广东，…我们说难找厂，现在她来顺利的进了厂，你看她父母会表什么态度？那是可想而知的。我真怕我的亲人们会误会我们。”而这种误解在亲人中也确实会发生。信50是妹妹写给姐姐的：“二姐，你为什么来信叫我不转厂，我心里想起来还流出泪水。在家里不是说转过来和你在一起吗？还有你在信中说五、六月份厂里要招许多人吗，但你又说不转厂，难道我就在这儿干一辈子。”当姐姐的看到这封信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除了找工作，借钱也是经常的。在初来乍到，带来的钱不够，或转厂期间没有新的收入时，打工妹们会向熟人借钱。还有的打工妹知道对方刚来可能缺钱时，会主动想到借钱给她（信91）。朋友需要自己又没有钱时，会觉得过意不去。对于工厂打工妹来说，工资低，挣钱非常辛苦，又往往发了工资就寄回家，手头的钱一般不会多。但只要有，就会借，这也说明她们之间是十分讲信誉的。在这些书信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张借钱的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93年2月24号上午借”XX多少多少钱，“2月28下午”、“三月18号下午”借XX多少，“回家最后借”、“最后又借”多少，其中多数人名后打了“ü”可能是已经还清了的。身份证也是打工妹们常常互相借的东西，原因是进厂必须要身份证，而有的可能因为年龄小，没有身份证，或者原来的厂扣押着暂时不给。
六、转厂：原因与行动
在这百余封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就是“转厂”，这是外来工特有的名词。“转厂”是一个意愿，一个行动。首先，我们看打工妹们为什么要转厂？
一种是被迫的转厂。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没货”或者“缺货”，即由于订单不足导致开工不足。有的厂“由于人太多而又没货做就大批大批地开除人”（信18）；有的厂就放假，什么时候有订单就什么时候开工。有的一放就是两个月（信27），有的断断续续开工，或者只是老工人有活做，新工人呢，要“要所有的人上班，才有机会上班。”（信12）而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或者只有少量的补贴（好些的每天补助2元），使打工妹陷入窘境。有的“身无分文，连写信的邮票钱都没有”（信57）。遇到这样的情况，打工妹们就只有另谋出路。
第二种是主动的转厂。从信件看，主要出自几方面原因：一是工资低，这是最主要的；二是工作太辛苦；三是生活条件差；四是工作条件如毒气问题；五是人际关系的需求。
在外来女工看来，工资和付出的体力是综合计算的，付出的多得到的也多往往比较满意，一般不会导致转厂；付出的少得到的也少就不满意，毕竟她们外出的主要目的是挣钱。有位女工听说本厂要改成三班倒，就想到转厂，因为“如转成三班，我们一月除了生活费只有一百来元钱了。”（信54）所以“玩起也很心烦”（信31）；如果是工作累工资又低，转厂的念头就很迫切。
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工资的问题。从信件可以看出，这些打工妹的要求其实是极低的，每月除生活费（从信件可知，一般30－60元，没有超过70元的）能得3－400元就知足。但是她们往往得不到这么多，特别是新工人，头3个月一般每月只能得百元左右，第一个月的工资又被作为押金扣下，如果加上生活不习惯，孤独，她们就会不安心，想到转厂。她们想的往往是，转一个厂会比现在好一些。
但是转厂的结果如何呢？在转厂过程中要付出一定成本，比如转厂期间误工的损失，用钱托人走关系，住在别人处要交生活费等等，有不少人转厂时要向亲友借钱。找到新厂的又可能面临新工人的待遇，比如，工资低于老工人，第一个月工资作为押金被扣，有的还要还借的钱等。而且，对于那些学历低，没有技术专长的打工妹来说，她们能够找到的，也是一些条件差、不规范的厂，结果是得不偿失。
可见，作为个人的外来工与厂方的直接较量中，外来工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吃亏的总是工人。但是打工妹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异土他乡，她们唯一的资本就是可以出卖的自由劳动力，只要外来工不能摆脱纯粹廉价劳动力的地位，只要劳资双方力量的对比依然悬殊，要她们放弃流动的权利只能是更彻底的剥夺。事实上，尽管转厂的结果并不尽人意，打工妹们依然没有放弃转厂的努力。
七、寄钱回家：责任感和成就感
打工妹外出工作，挣了钱寄回家是天经地义的，至少许多打工妹是这样认为的。1994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调查，外来女工头一年（1993年）寄钱回家的情况是：37·2％的人寄了不到1千元，23·2％的寄了1－2千元，6％的人寄了2千元以上，表示没有寄钱的有6·7％（26·9％的人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未婚打工妹早晚是要结婚的。按照农村的习惯，女儿出了嫁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她与娘家的关系基本是感情的往来，没有经济方面的义务，她婚前给家里的钱与她的未来没有直接关系。不像男性本身就是家族的延续，给家庭挣钱和给自己挣钱是一回事。那么，打工妹对家庭的经济支持出自什么原因呢？是父母或家庭的其他人要求她们这样呢，还是她们自觉这样做的？她们怎样看这件事？再有，她们寄回家的钱用来做什么了呢？
信件中有10封/组（几封信寄给同一个人，算一组）提到寄钱的事，因为不多，摘录如下：
信33是姐姐（哥哥？）写给姐妹俩：此前姐妹A寄过1000元，用了300元买树，“这根树…也是为你准备的（？）”，钱不够了，希望再寄300元，这“是爸妈的意见，如果你万一没有钱也可以不寄”；姐妹B寄了300元钱，200元用于贷款，100元买化肥。（看不出“买树”是做什么，但是寄钱事情看来是由家里安排的。）
信40姐姐写给妹妹：7月寄的300元收到，“下半年过春节就把钱一切还清楚给你”。（估计姐姐已婚，钱是向妹妹借的。）
信50妹妹写给姐姐：两次给家里寄了150元。现在哥哥上学等钱用，自己没有，急死了，姐姐如果发了工资多给哥哥寄一点。
信56姐姐写给妹妹：发工资多留一些自己用，有多余再寄回去。哥哥的钱由我负责。
信59－62哥哥写给两姐妹：哥哥在上大学，两个妹妹在外打工，一是供哥哥上学，二是寄给父母。
信73妹妹写给姐姐：这个月发了200元工资，给哥哥寄了150元，“他在等我们寄钱去”。
信88妹妹写给姐姐：听说一位同乡今年已经给家里寄了2千元钱，自己只寄了500元，“问心有愧”。
信86哥哥写给妹妹：（哥哥已婚，有3个小孩）家里急需钱，一年要有1500元才行，“我现在是应该节约的时候了”，一个月自己只用30元。妹妹借的钱收到，年底会还。
从已知的情况看，提到寄钱的10组信中，除了2封是借给已婚的哥姐外，其余都是打工妹提供给出生家庭的经济支持，而且大部分是在收入不多，节衣缩食的情况下把大部分钱给了家里。信57－58两姐妹中的妹妹，在姐姐无法寄钱的情况下，刚出来不久就寄回家100元钱（新工人在试工3个月期间月纯收入往往只有几十元），随后又寄给了困境中的姐姐一些。而姐姐刚发下工资140元，立即寄回家100元。
这些浸透了打工妹汗水和青春的钱做了什么用呢？我们惊讶地发现，10组信中有5组是给哥哥，其中2人在外上学，1人外出不知做什么，2人不详。而且都是姐妹俩在外，商量着帮助哥哥。估计这种情况可能是家里再没有男劳力，父母年龄大了，姐妹俩就承担起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责任。那么，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信59－62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我们试作分析。
当前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是农村家庭中与盖房、结婚并列的三项最大的开支之一。谁家有上中学以上的孩子，谁家的父母就要倍加辛苦，生活水平还会因之下降一块。如果有人上大学，就非得全家全力以赴不可。那两位姐妹就这样与父母同心同德，默默地为家庭做贡献。她们寄钱给父母、给哥哥是自愿的。另外几位寄钱给哥哥的姐妹也是一样，都是自愿的，而且是自觉的，没有谁来强迫（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安排）。比如信57说：“的确，家里的金钱是很紧张，…哥哥走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好去借。现在在家的爸爸妈妈，收到才离开家女儿的钱，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妹妹，我知道，你那钱是来之不易啊。”信50说，“不知道你们发了工资没有，如果发了还是给哥多寄一点吧。…他说他到了学校只剩下130元，可现有两个月了，不知道他现在在用什么。”在我们的其他访谈中，也遇到不少类似情况，姐姐出来打工的钱主要供弟妹上学。在谈到这些时，做姐姐的脸上露出的，是庄严成熟之色。也许，打工妹从来不认为这是牺牲，自己能为父母分担责任，与兄弟能上大学为父母争光一样具有某种成就感？
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兄弟外出打工，供姐妹们上学的例子呢？为什么如果机会有限，这机会总是给男性；如果需要有人做牺牲，做牺牲的又总是女性呢？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迹象。这种性别分工表面的出发点是家庭整体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将男性个人的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得到鼓励，而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受到贬抑。当女性还没有产生个人的什么非分要求时，比如在本文分析的范围内，还看不到这样的分工传统对打工妹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因为她们的发展机会相对匮乏，她们还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作为家庭的贡献者，她们的家庭地位和在社区的地位都会有所提高。但是，倘若不是如此，她们之中某些人也可能上大学，也需要别人做牺牲时，这样的分工就明显地不利于她。
八、打工妹的感情和婚姻
在打工妹的书信中，恋爱和婚姻是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只是在最亲密的人之间才可能说。收集到的109封信中大约有20封涉及到交朋友结婚的事。我们先看这些信件涉及了些什么样的经历，再来分析打工妹们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一人生重大问题。
在前面关系网的叙述中提到一个叫刚凤的姑娘，她比较早地进入了恋爱（为此耽误了学业），与男朋友曾“好得形影不离”，两人一同来到深圳，在同一个厂打工。但刚出来没多久，两人关系就时好时坏，男朋友“冷漠”，刚凤也冷落他。“冷战”使刚凤陷入极其矛盾的境地，想分手，一是感情还在，“于心不忍”，二是怕他报复，“你知道他以前的为人”，三怕父母伤心。想“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好好爱他”，但是看来没有和好如初，她“窥探不出他的心理”，“深深地懊恼”不该走错这一步。最终两人分手。这里看不出“男朋友”的心理状态如何，但是可以从中看出，刚凤把爱情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爱情的挫折使她改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世界太复杂了，人也太复杂了”，并告诫朋友“你以后行事一定要小心从事，不要轻信他人”；对人生，“是好运的，终身好命。不幸的，永远不幸。我就属于后者”。（信11－14）
与刚凤比较，朋友雅美对爱情对男朋友态度更坦然更稳健一些。她说：“我是真心地爱刘云中的”，所以，写信回绝了另一追求者，“伤了他的心”，但是，“我不能欺骗他”。（信15、18）
信24和25展现的是另外的情形。文玲的爸爸写信要她与男朋友分手，她“只好跟他算了”（估计对这个男朋友她也不是太坚决），两个月后她在外面交了一个湖南人，没有告诉家里，她向朋友解释说，“我不想回去面对那些事情，回到家里不是爸爸不同意，就是妈妈不同意”。这是一个自己作主的姑娘。
另一位姑娘建兰则在父母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取舍不定，“真想”和男朋友“算”，因为“我的心一直就不喜欢他”，但是又舍不得放弃他，主要是“他对我妈很好”。矛盾使她烦恼以极，“一天就像发疯似的东跑西走”。（信68）
凤玲交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寄相片回去给父母看，可是父亲回信说：“单从照片看，是看不透人的本质的，加上不是本地方的人，就无法了解，所以我们无权提什么意见。全靠你自己了解，自己决定。你自己认为可以就行了，我们没什么意见。”放弃了父母的权力。（信69）
信106的写作者（没有落款）看来是一个充满自信又决断的姑娘，曾经外出过又回家了。如英写信给她提到自己对交朋友这件事的无奈（可能父母同意，自己不同意），自责“自私、愚昧、平庸无能…”；并且想把自己的哥哥介绍给这位姑娘。姑娘回信直率地批评了如英的自责和优柔寡断，她的话掷地有声：“首先就应该瞧得起自己，要敢想敢干，拿得起，放得下。你不是说你的年龄还小吗？很幼稚吗？那又为什么要把自己绞（搅）到不该去的里面去呢？既然你发现了这一点，就及早的退出来吧！你说你父母同意，你就应该跟他们说明，就说年龄还小，不想谈朋友，同时也叫你父母去跟对方说清楚，拒绝了他。要干脆，不要藕断丝还连。你不是说以后的路还很漫长吗？就任其发展吧。”对于如英想介绍自己的哥哥给她，她客气而坚决地推辞了：“你哥哥我很欣赏，…可是我讲过我不想过早的投入，所以还希望你原谅”。
玉梅与男朋友之间闹气，可能一度不联系。玉梅感觉这件事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写信给他请他抉择，不要拖下去。她的内心是矛盾的，希望与他和好，又不愿嘴软，她的表白是：“现在，不管你是怎样，我也不会强求。我需要的是你的决定。我这个女性，只要真心对我好，我会接受，并且珍惜。我并非大潮流女性，我只爱一个男人，性格开朗、懂礼貌、事业心强，最主要的是爱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后来他们和好了，玉梅告诉家人，他“终于肯赏脸面给我来信，我已回信去。”（信97、98）
陈芳自认自己本人（文化低）和家庭条件较差，听说哥哥嫂嫂帮自己订亲事，“深受感动”，“望哥嫂及爸爸作主好了”“我无话可说”。这是自愿把终身托付给别人的人。（信101）
由上述可见，这些打工妹们对爱情和择偶的态度和处理办法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直接可以看到的是她们之间个性的差异，自信的处之泰然，柔弱的自责自卑，开朗的坦诚相见，内向的自己折磨自己，…。个性的差异直接导致爱情经历的不同，有的风平浪静，有的则一波三折，相信也会直接影响婚姻中两性的感情关系和权力关系。
在千差万别的背后，我们也可看到一些共性。
最明显的是，她们仍然把恋爱与终身大事联系在一起，因此都是认真的，谨慎的，基本奉守着“男婚女嫁”“互守贞操”的传统信条，对不守本分的游戏态度持批评的立场。比如信84中提到：“我…也听到一些关于丽爱玩朋友的话，…如果你有机会问她一下，望她自重，岁数又小，经验也没有，小心上当。”又如写信51的姑娘在写字楼工作，同乡中有人传言她与老板有染，她义正辞严：“你是知道的，我会是那样的人吗？…只要自己相信自己，人正不怕影子歪…”在表白自己的人格时用“我并非大潮流女性”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态度。
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它的共性，比如她们在恋爱婚姻上的自由度比较大，基本上是自主的，家长的参与是有，但没有强权干预。这可以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理解，这些打工妹尽管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但是她们的家乡都不是那种极端贫困、极端封闭的地区，几十年移风易俗的政治运动对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观念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近十几年开放之风也推进到她们的家乡，这些对父母长辈都会有一定影响。再加上年轻人外出挣钱，对家庭有不小的贡献，父母也不好对儿女的事情横加干涉。
九、打工妹怎么看自己的外出？
珠江三角洲不同层次的外来打工群体在当地是一大人文景观，不仅重构着当地的社会，也建构着一种不同于广东文化的打工文化。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完全以打工者和打工生活为对象的杂志，一些文化站、工厂办有外来工的小报，再有，在打工者中还流传着各种打工诗抄。这些诗文传达了外来打工者的心态，有高扬着奋斗、自豪和不屈不挠的一面，也有失意、孤独和迷茫的一面。
我们收集到的11篇传抄的打工歌谣是打工文化的一种类型，11首诗抄是6首歌谣的不同版本：“十二月”、“做工改十二月”看来是四川籍的打工者创作，借一年12个月抒发了在外的种种困苦和思绪；“从四川到广东”、“从四川到广东之歌”、“回四川”诉说了对亲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莫往广东走”、“广东省”表达了后悔的心情；还有“汽笛一声响”、“想家”、“人在深圳心在家”、“深圳找钱深圳花”。
11首诗抄回旋着低沉黯然之声，向家乡亲人和打工同伴诉说在外的难处和思乡之情。
难处是：找厂难（“出来快到半年多，今天才把厂找到”）、工作难（“整天日，把活干，晚上还要加夜班”，“天天冷得没办法，再冷都要去上班”）、挣钱难（“出来快到一年了，身上没有路费钱”，“广东挣钱广东花，哪里有钱寄回家”）、生活难（“两餐吃的盐泡饭，晚上睡的木板板”，“一日俩餐吃不饱，心里真难受”）。“难”的心情在信件中也随处可见，比如信43说：“你们要知道我的难处，我的思想很烦，今年我没有挣到一分钱，这是主要目标。”
这些难处，不在其中的人往往想象不到。信5是在家的姑姑写给在深圳的侄女的，她说：“你在那里是很高兴，又能看到大海，看到深圳的景色。”我们在调查中有一些打工妹就是为“见见世面”出来的，但是有的说“现在不想了”。信1就说：“在家时我们把深圳幻想的是一个豪华的地方，而来到这里一见只是如此。现在我也有些后悔，不如不来。”有的归结为自己“没出息”：“我心里默默地想，不知为什么事要自己找麻烦呢，我的想法是没出息才会出来受这些苦难”（信102），“那时读书没出息，出来下苦力”（诗抄）。“无情的打工职责使我一想起就要哭。这边人又不好，听说这个厂还要开晚会，到时还不是我们几个在宿舍胡思乱想一晚上”（信84）；无奈之中有的就抱怨命运，“一个人的命运早就经定好了的。是好运的，终身好命。不幸的，永远不幸的。我就属于后者。（信14）”“认命”有时也不尽是悲观，有位境遇不错（可能当了组长）的女孩好象是“看透了”说：“其实我也不为我的命运而吓倒，因为命运决定我将要这样度过我人生，我也无法”（信72）。
“后悔”往往和思乡联系在一起。诗抄写道，“我有难处就想家”，“想我爸妈想我弟”，“我说爸妈呀，你们的女儿想回家”。特别是到了传统的春节不能回家，思乡之情更强烈：“昨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来到我身边，双手搂着女儿的脸，我的眼泪挂满眼前。腊月三十的那一天，欢渡全家来团圆。独我一人不在家，出门就是多么艰难。”“好想回家”是打工妹的信中常挂在嘴边的，大家互相诉说，彼此安慰。只有那位极自信的姑娘在表示充分理解朋友的思乡之情后鼓励说：“我希望你坚强一些，不要流泪，抗战到底吧。”（信106）
打工妹们对打工生活评价的负面感受是多一些，这一方面是她们小小年龄出门在外，只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被无情地榨取，得到的温暖和关怀少之又少，她对打工生活的评价自然不会高。几年来，我经常到珠江三角洲与打工妹交谈，她们都非常欢迎，有位打工妹给我写信说：“这是我头一次和公社会的人打交道”，虽然用词不当，真情令人感动。另一方面也是她们复杂情绪的一个侧面。比如有位打工妹写道：“大家离开家乡来到五湖四海，都是为的什么呢？金钱。世上就是金钱在作怪。而让我离开朋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陌生的人打交道，滋味实在难受。”同一封信她又说；“虽说，我在这里感到陌生，但是我过得还是很好的。”（信74）
十、小结：外出－特殊的人生经历
本文从109封信件和11首传抄诗歌中，归纳了5个打工妹们的主要话题，并通过这些内容，分析了打工妹们的交往圈子的活动和功能，她们的工作流动的原因和策略，她们与出生家庭的关系，她们的感情和婚姻，她们对打工生活的评价。通过分析，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工厂打工妹的社会网的成分同质性极强，由于农村女孩在获取社会资源（教育、参与机会）上的先天不利，这种同质交往使得她们从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外出男性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打工群体更少；2，打工妹的频繁流动尽管往往得不偿失，但这是她们改善处境的最便捷的办法；3，未婚的打工妹与出生家庭的关系基本上是休戚与共的，看不到父母“安排”、“要求”女儿为家庭做牺牲的情况。但是在家庭的温情和打工妹的自愿奉献中，两性不平等的权利和利益作为背后的原则在起着作用；4，打工妹们处理自己的感情和婚姻基本上是自主的，同时她们多数人对此事持传统的谨慎的态度。
以上只能说是一个粗略的分析，远远不能涵盖书信所包含的内容。在信件中，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内容限于篇幅，没有分析，例如，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对打工妹健康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信提到如工作场所有毒气、有的打工妹在外生病等），打工妹外出遇到的危机（如打工同伴死亡、受到人身威胁等）等。
打工妹是一个不会完结的话题。我们从1998年，又开始了新的调查项目，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打工妹命运的影响。也许不久，我们可以重提打工妹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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