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文化技艺”的中文打字技术
三、研究方法与问题
四、从个体到组织：中文打字机的操作链
（一）人机协同——打字机、身体与技艺的融合
（二）媒介网络——单位内小型出版系统的浮现
五、“短暂即恒久”：对打字机主体性问题的反思
在媒介发展历程中，打字机作为一项具有变革意义的媒介技术，开创了书写的自动化时代并改变了社会出版的形态。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直陈“打字机把写作和出版融为一体，造成了对待手写字和印刷字的全新的态度”。基特勒（FriedrichKittler）认为1900年前后出现的打字机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选择、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方式和能力。伴随着打字机在社会运用层面上的普及，人类的书写也从手写时代进入机械时代，由此产生的输入方式和打字技艺也带动着从排版、印刷到出版的整个媒介体系的变革。在西方，按照英文字母排列组成的英文打字机开始在社会上普及，标准的打印取代了人工抄写，专职打字员也成为一种职业被固定下来。
然而，打字机在中国的发展却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径。英文打字机的键盘设计思路无法直接被嫁接到象形的中文文字上，并且常用汉字多达几千个。于是，大量技术人员开始开发中文打字机，创造出不同于英文打字机的中文字表与字盘。不同于英文打字机在西方社会中的普及运用，中文打字机由于字盘较大，输入复杂，对输入技能的要求也比较高，并没有广泛投入日常使用，而是形成了一个更加专业化的职业队伍并为特定的组织机构服务。特别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各个工厂、单位、学校都普遍存在将文字从手写体转变为印刷体的需求。围绕打字机的媒介使用和操作，渐渐形成了小型的内部化的出版系统。
上述这些研究包括墨磊宁在内，均将焦点放在了1949年以前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和应用情况，并未深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打字机技术带来的变革及影响。此外，这些研究主要注重中文打字机的史料与史实描述，但是在如何理解新技术对出版和文化的影响方面，前人的研究并未给出深入的理论阐释，更遑论深入打字机的媒介技术本身和操作原理去探寻人和机器之间的协作关系了，自然也就很难基于打字机引发的“内部出版”变化做出诠释与分析。
因此，本研究试图跳出以往中文打字机历史研究的思路，转向“文化技艺”理论来诠释打字机的媒介实践，弥合以往史料和史论之间的论述差距，并希望能在中文的历史语境中扩展打字机的技术操作链条，史论结合地审视出版技术、人、组织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后续的学者在基特勒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文化技艺”的内涵，将其看作“一种运作性链条，存在于人与物的关联方式之中，借助它，意义和现实得以存续”。这一概念注重从文化操作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媒介技术，对于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破除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思考它们扮演何种角色使人类文明不断生成新的存在方式，而且试图将“行动者”（actors）、“器物”（artifacts）与“技艺”（techniques）三者串联成为一个复杂的操作链（chainsofoperation）。
从“农业或农村工程学”到“阅读、书写、计算等基本能力”，再到新德国媒体理论视域下的“文化技艺”，这三次词义变迁令其成为一个开放、丰富的概念体系，既可以用于分析阅读、写作、计数或图像制作等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强调“先验性”的符号实践，又可以用于分析人工制品等文化技艺形式，强调其作为中间体（in-between）的本体论地位。在现代用法中，Kulturtechnik的引申意义大大超过了其指代意义，但这一点并没有削弱词源本身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后人文主义媒介研究的转变中，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Siegert）对“文化技艺”的阐释，超越了基特勒等人的界定。他直接将媒介的概念分解为一个操作网络，该网络复制、置换、处理和反映特定文化的基本区别。因此，当谈及文化技艺，可以设想一个或多或少的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包括技术对象以及它们所属的、配置或构成它们的操作链。
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打字机来说，它称得上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技艺”。对照“文化技艺”概念的内涵，有三方面体现：其一，打字机需要由懂特定技能的专业打字员操作，对从机器操作到打字中的文学、政治乃至视觉设计素养均提出了特定要求，需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这体现了文化技艺的“培育性”；其二，中文打字机的“打字”过程是一个调动身体多感官参与的过程，即以机械化的方式再造身体体验，赋予“身体技艺”新的实践方式，凸显人的身体与技术协同完成的一种“经验性”；其三，除了打字员本身的专业门槛外，在打字机应用的主要场景中，打字活动与整个公文信息处理系统、与中国机关单位的文化氛围，均有一定关联，同时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实践不同的操作特色，这进一步加深了打字机的“区分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内部出版体系。这些特征的汇流，显现出与“文化技艺”概念内涵的吻合性，也令“文化技艺”成为重新理解中文打字机的一个独到的理论切入口。
围绕上述材料，本文将探究如下问题：其一，作为一种文化技艺，中文打字机是如何“操作”的，习得这项技术的打字员拥有了怎样的文化经验，如何协调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其二，中文打字机的操作链条如何从打字员个体层面延伸到组织层面，组织内的出版活动被配置和呈现为怎样的“媒介网络”？其三，基于对中文打字机带来的历史变革的考察，可以如何拓展关于“旧媒介”的认知与想象，进而思考人与技术、文化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本文将分析中文打字机的操作链条如何从媒介技术层面延伸到个体的身体技艺层面和组织的内部出版层面，特别是如何影响组织单位内部印刷出版系统的确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作为“旧媒介”的中文打字机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对人的主体性之重塑，反思媒介技术和人、媒介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1.“操作”打字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技艺
作为一种“文化技艺”，中文打字机操作中将机器、身体和技艺本身有效地融为一体。这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中文打字机的运作需要高度依赖人身体的配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各个组织单位普遍使用的中文打字机都是“双鸽牌”，由大小600多个零件组装而成。它的运转主要是靠人的操纵传导，将人力转换为机械力，是以杠杆作用进行传动的。机械的运转又以槽和轨进行平行运动，轮和轴进行圆周运动。另外，打字员还要运用弹簧的拉力、撑力、扭转力的作用来控制部分机件的运转、推动和复原。人的力量与机械的力量相互交替，体现了“人的身体”与机器相互协调的状态。
2.“改造”打字机：打字员主体性的不断更迭
在打字机物质构成中，字盘只是其物理结构系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打字实践中，打字员对技术物质性的改造、提升和再操演，还体现在诸多方面：有的改进打字机的机械装备；有的把机器的纵横钮加长，改装了看稿台；有的把手拉字盘改成脚踏字盘；还有的在打字机后轴上安装一个小振动器，设计半自动操作，想方设法减少打字的体力负担；或是改进操作方法，总结出一套“两动贯一、轻引稳打”“边打边看”等行之有效的好办法。类似的“技术改造”体现了作为人的主体性，甚至一些打字机的手册中将打字机比喻为打字员的“武器”——“打字机是比较精密的用于办公的机器，好比是打字员的武器”。正是在身体与机器的交互过程中，打字员才能够捕捉和查找技术在物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从而服务和满足人对“省力”和“顺手”等的要求。
但换一个角度看，打字员个体的主体性并未完全消解，由于中文打字机使用情景集中在了组织和单位，人、打字机的文化操作其实均被嵌入了单位的制度规范当中，因此生成了一种“集体主义的主体性”。前文提到的改造字盘，看似是打字员的个人行为，但实际上他们对字盘常用字的选择、组合和排列，考虑最多的是工作需要。“我们是地质单位，所以少不了要把一些经常用到的地质专业词汇放到字盘里。”（访谈对象WHY语）打字员上岗前或多或少要经过单位的培训，涉及技术层面的要求（如师傅带徒弟的经验传授），也涉及单位内部的纪律要求。“打字员不是一般的工作，经常接触重要文件，所以一定要讲政治、识大体。”（访谈对象DN语）单位的规章制度和文化氛围，都是无形中催生新的主体性的因素，不断地整合进入文化技艺的操作实践中。
1.超越单一的“打字”：技术联合体延伸助推内部出版
如果说打字机操作中身体、技术和技艺的融合，是打字机操作链从“器物”向“人”的延展，那么，在单位和机关文化的影响下，打字机的操作链条还完成了从“技术”向“组织”的延伸。打字员承担了打字、校对、选纸、油印、装订等事项，令一套公文处理与出版系统在单位内部逐渐形成。
麦克卢汉曾这样描述打字机的社会效应：“作为一种加速器，打字机促使写作、说话和出版紧密地联系起来。虽说它仅仅是一种机械形态，可是它在有些方面产生着‘内爆’的作用。”文书信息处理效率的提高，就是“内爆”的表现之一。具体到中国语境，改革开放初期打字机在单位的普及，是整个机关公文体系走向“信息化”的重要一步。即便这种信息化是相当初级的，但相对于手写媒介，由打字机完成的文字输入—输出的这一过程，已明显具有了正式感：“与潦草的手写稿不一样，打出来的字才显得正规呢。”（访谈对象DN语）可以说，打字机在单位的应用普及，也是媒介技术赋予行政公文处理的权威性的过程。凌乱潦草的手写稿经过机械化的处理，变成具有行政效力的文书。过去需要依赖印刷厂等专门机构才能操作的出版技术，现在依靠一台中文打字机与简易的油印设备就能在单位内部完成。打字机的操作链条通过与其他技术物、人、组织、制度相互配合，加速了文件文书信息化的“内爆”。
那么，全国诸多组织和单位建立起小型的“内部出版系统”，是一种怎样的构成？这个小型出版系统除了打字机外，还包括纸张、油墨、涂改液和打字室物理空间等多重“媒介”。一些打字机使用手册中会专门开辟章节介绍“常用的打字用品”，讲授蜡纸、油墨、油印纸张、钢字、打字机滚筒的选择和使用方法。这些“打字用品”就是维系内部出版系统运转的技术物。出版系统的具体运作又可分解为一系列的技艺操作。把字打在纸上，只是单位公文内容输入的第一步，对打字员的能力要求中，除正确操作打字机之外，还要全面掌握各种打字技能，包括“标准的打字手法、文件及图表的合理排版、直接打印法、蜡纸打法、表格设计、各种修正错误的办法、编页数方法、校对方法、文件封面的打印法、插图方法”等。
2.新文化的生成：中文打字机延伸的文化后果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在整个中国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的前夜，存在着一段由机械式中文打字机主导汉字输入的历史。中文打字机虽是一种短暂盛行的“旧媒介”，但就产生的影响而言，它所带来的原始文本生成制作方式、复制文本生成制作方式、传播流通的方式及动力，都触发了多层级的技术变革。中文打字机与中国的行政公文系统的“深度融合”，提高了行政信息处理的效率，成为组织内信息传播、小范围出版发行的重要的“媒介基础设施”。打字机作为一种“存有”被更多人看到，就像打字员的社会能见度同步增长一样（“当时成为打字员是一件特别光荣和有面子的事情”，访谈对象DN语），其结果是中文打字机“文化技艺”操作链从个体延伸到组织和单位，凸显了打字机的媒介本体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基特勒的观点——媒介不是被动接受内容的容器，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撼动者（shifters）。媒介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能，是世界的基础设施。媒介作为载体，其变化可能并不显眼，但却能带来历史性后果。
不过，作为一个承接德国媒介研究的关键概念，“文化技艺”适于对旧媒介的“考古”，但却不适合预测技术的“未来”。随着中文语言输入进入电脑主导的信息化时代，机械的打字机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打字机在一代打字员身上刻下的技术烙印和文化烙印，一直都在。基特勒曾分析古登堡的“活字印刷”，称其“生产出了取代它的技术——从摄影术到计算机——从一开始就为他们提供了可能”。依此来看，电子化的打字机正是从机械中文打字技术中所开辟出的“文化技艺”。而技术的演进是“按照逐渐升级的策略性应答节奏相互跟随”的，人类充其量是一路的陪伴者。在媒介不需要人类参与其中即可进行交流与进化之前，人类是使这一进程得以维持的节点和运算符。而打字员主体性的重塑，恰是如此。
（注释略）
作者吴璟薇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高山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