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收听率调查行业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广播收听率调查。赛立信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以收听率调研起步，长期探索和实践科学、有效的收听率数据调研方法，与中国广播事业共同前行，共同进步。
伴随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收听率调查所采用的方法、技术也在不断迭代，时至今日已步入“收听率4.0时代”。本文拟以近年来广播媒体传播环境变化为线索，详述广播收听率调查发展及赛立信的新媒体语境下广播收听率调查分析体系（收听率4.0）。
1广播收听率分析体系的演变
我国的收听率调查是先从受众调查开始，并由从“确保新闻真实性”的初衷展开的，伴随着广播电台新经营理念转变、传播学研究突破等数次蜕变后，方形成当下统一而成熟的收听率调查体系。在广播媒体行业及市场调研行业相互协作、竞相发展的各个阶段，赛立信作为这个领域的领先者，始终引领着中国广播收听率调查数据采集方法、指标体系与分析体系的研究和探索，并且伴随着传播技术、调研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环境、消费场景的不断变革，大致形成了广播收听率调查方法与分析体系1.0-4.0等四代数据产品。
收听率1.0：初步规范收听率的涵义和调查方法
在20世纪80-90年代，市场调查在中国逐步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8年、1992年和1997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全国听众调查，调查结果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制作和节目编排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当时，全国各地一些省、市级地方广播电台也有进行听众调查，不过所采用的抽样和调查方法不太规范，对于收听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也不统一，调查数据难免会有所偏颇。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及实验区，造就了极其广泛深刻影响的“珠江模式”，广播媒体的市场化经营和运作走在全国前列，同时也急需专业、有效的收听率调查数据予以支持。1996年起，赛立信规范了收听率的调查方法，全面推行“日记卡法”。同年9月，赛立信公司承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委托进行的广东全省听众研究及收听率调查。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入户访问的调查方法，并使用了日记卡法采集数据，基于当时的运作条件，日记卡的记录时段为30分钟，有效样本量为2600个。自此，国内有了真正意义上、由独立第三方公司提供、专业的广播收听率调查服务。
1999年，赛立信公司总经理黄学平先生有幸受邀参加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受众研究会年会，并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听众研究和收听率调查的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率先提出收听率、到达率、占有率三大率原生概念及其涵义，获得了广播媒体资深专家和业界受众研究从业人员的高度评价，这为统一全国广播收听率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奠定专业根基。
收听率2.0：收听率调查方法及指标体系标准化、规范化
2006年，由黄学平先生主编、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组织编写在《广播收听率调查方法与应用》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着眼广播受众调查和收听率调查的方法论和实务，对样本的抽样、样本量、数据采集方法与标准、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指标之间的关系、计算方法与统计模型，等等均进行了严谨、科学的梳理与规范。这标志着国内广播收听率调查日臻成熟，收听率指标体系科学系统、数据应用专业规范，正式开启收听率调查2.0时代。
收听率3.0：在全球率先实现电子化、智能化数据采集
随着科技水平高速发展及国内汽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广播车载收听大范围普及，广播收听设备更为小巧便携，媒介环境与听众的收听行为也更为多样化、复杂化。单纯依靠传统的日记卡法的收听率数据采集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多场景收听、碎片化收听的广播收听市场趋势特点。而仅仅对FM传统收听终端的数据采集，也越来越难以保障收听率调查数据的充分代表性。为此，赛立信加大力度进行调研技术革新和收听数据采集仪器的研发。
2009年，赛立信研发出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个人便携式收听测量仪（第一代BSM）”，初步实现收听数据采集从人工填写到电子自动化的升级。
2014年，车载式“广播收听测量仪（第二代BSM）”和基于互联网收听广播的智能数据采集APP金唛广播汇GRM面世，赛立信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广播收听率调查之电子化、智能化数据采集。
电子化、智能化数据采集全面促进了收听率调查朝着更科学化、规范化、数据精准化发展，也为新时代下的广播收听率调查数据采集方式树立了新的标杆，中国广播收听率调查正式开启了3.0时代。
赛立信、索福瑞为推动中国广播受众调查方法与技术的发展，为推动中国广播市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赛立信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门从事广播收听率调查的专业机构，最早规范了广播收听率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研发出广播收听测量仪BSM，在全球率先实现广播收听率调查电子化、自动化。短短二十年，中国广播受众调查从起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
融媒语境下，收听率4.0呼之欲出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广播的传播方式业已告别单一的FM传播模式，代之以多线程传播矩阵模式，广播的影响力虽同样聚焦本地、但已不仅限于本地。
2现阶段广播媒体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一）政策导向明确新方向
我国广播媒体一直都是充当着“党的喉舌”作用的官方媒体、权威媒体，广播事业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政策导向的战略定位及目标引领。
1、国家政策引导，上下联动、加速推进新型主流媒体建设
我国媒体融合发展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自外而内与自内而外相结合的路径，通过增量创新的方式，从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推进。2013年前，党中央明确指示传统媒体需要加强对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一时期媒体融合的概念仍未被提出。及至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这昭示着中国媒体融合拉开序幕。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推动媒体融合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开启了媒体融合的政策元年。至今，党中央分阶段、分层次媒体融合推进程度，多次制定了融媒体发展规划。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使县级融媒体建设提上章程。同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中，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本思路、发展目标、方向和推进要点做出了明确的要求，被媒体称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顶层设计”。此后几年中，县级融媒体稳步推进，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成立，落实“一省一平台”的建设原则，各项县级融媒体中心规范及标准出台，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及运行提供了准则。
2020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国家对构建新型主流媒体作出了深入的顶层设计，针对一体化全媒体组织架构的横向设计、纵向布局和区域协同方面都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媒体融合向着平台化、生态化、人本化、社会化发展。
图1国家政策推动媒体融合建设发展历程
2、政策助力广播融媒体建设步入新阶段
推进媒体融合由“推动”到“推进”，从“融合发展”到“深度融合”，国家政策成为了传媒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国家政策加持下，广播媒体逐渐呈现深刻、多元、立体的新特征。传统广播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特别是传统广播媒体和互联网之间维持融合共生的关系。
3、明确导向，广播融媒体建设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
根据不同时期媒体融合政策的内容、目的，媒体融合建设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以新媒体渠道建设为核心，形成报、台、网、微、端的立体传播格局的初始阶段（2014年及以前）；
二是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探索通过多种方式推进融媒体建设的加速阶段（2015-2018年）；
三是进入深入的顶层设计，在横向设计、纵向布局、区域协同实践变革，向平台化、生态化、人本化、社会化发展的媒体持续深度融合的深融阶段（2019年-现在）。
表1媒体融合政策实施阶段梳理表
（二）科技赋能打造融媒新矩阵
在国家政策引导和保障下，广播融媒体建设在自建渠道、借助其他渠道和建设融媒体中心平台上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与创新。
（1）自建渠道。各广播媒体秉持“移动优先”的“互联网+”融合思路，创建自己的传播渠道或工具。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搭建自己的移动客户端，如湖南台新闻类客户端“芒果云”、山东台“闪电新闻”、上海台“话匣子FM”、重庆台“第1眼”、安徽台“海豚视界”等；二是创建自办APP，如中央台云听APP、湖北台“九头鸟FM”、天津台津云APP、广东台粤听、上海台“阿基米德”等；三是搭建直播平台，如湖北台“长江云”、浙江台“中国蓝新闻”、广东台“触电新闻”、江苏台“荔直播”等。
（3）建设融媒体中心。中央及各省级台纷纷搭建融媒体信息服务平台，如中央台完成“广播云采编系统”一期建设、国际台“中华云”历经两期项目建设，北京台上线融合型节目制播云平台“讯听云采编”，吉林台“天池云”平台，山东台融媒体资讯中心，湖北台“长江云”平台，浙江广电集团建成“中国蓝融媒体中心”，贵州台“融媒体指挥调度中心”，四川台“云里”融媒体平台，江西台“赣江云”平台，江苏台推进“荔枝云”常态化应用，河南台大象融媒“新闻岛”，等等。
（三）需求升级孕育新市场
1、传统广播听众与在线音频用户画像对比
数据显示，广播听众男性略多于女性，遍布各年龄段，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10000元/月以下；在线音频男性偏多，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下，近半数用户收入在1万元以上。可见，在线音频听众呈现出年轻化和高收入化特征，说明了其消费带有强烈的主动性。
图3广播听众与在线音频用户画像对比
2、广播听众收听时段特点突出
传统广播收听呈现出明显的生活作息与出行特点，平日与周末收听时段分布差异明显，其中以车载端最为显著。这是由于车载端收听需要在开车情境下实现，而典型的开车情景是在上下班路上，所以车载终端收听呈现出明显的早晚高峰特点。
3、在线音频用户娱乐诉求大幅增强
不同音频产品用户构成的多元性必然会导致音频内容收听诉求的多元性。传统广播听众的收听需求更侧重于获取实用性较强的新闻资讯信息，而在线音频用户的收听需求则更倾向于休闲娱乐方面。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广播听众与新音频听众的收听需求上有着较大的差异。
图4广播听众与在线音频用户收听需求特点
（四）扬帆出海直面新竞争
1、全媒体时代，新媒体竞争以“转化率”论短长
2、广播新媒体借船出海，需重新明晰新时期竞争优劣势
3、深耕本地，广播新媒体需由“满足受众需求”向“增强用户粘性”转变
（五）多元赋能广播媒体迎接新机遇
广播媒体努力迎合大主流进行内容转型，立足自身实际，把互联网特点和媒体融合发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在思维理念创新、方法机制创新中深化媒体融合，打造既有新闻舆论主导权，又有舆论引导话语权，具有强大引领力的广播主流媒体。
1、构建广播融媒体传播体系，提升广播电台的传播影响力
2、紧抓市场下沉机遇，深耕本地圈层
据赛立信媒介研究2021年全国收听率调查数据显示，从2021年各级电台市场占比情况来看，市县级电台占比较2020年提升3.9%，达55.7%，而中央级和省级电台占比都出现下滑，广播媒体本地化、区域化的特点进一步凸显出来，这为广播市场的下沉带来新机遇。
在市县级广播媒体的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各电台需要合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及地方频率特点，灵活运用各类互联网平台助推电台节目和线上线下活动，以扩大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同时，各省级电台融媒体机构也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能力，联合市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系列策划活动，以实现相互引流、相互盘活的良性循环。除此以外，市县级广播媒体还可以紧扣“本土化、贴近性、服务性”的特点，深耕本地用户圈层，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范围广、传播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等特点，更好地服务本地听众用户、挖掘用户的需求痛点，开拓新的盈利模式。
3、打造垂直化、场景化节目，适应不同平台场景用户需求
数据显示，2021年近六成广播用户在车载终端收听广播，且听众占比随汽车拥有量的上升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而使用智能终端收听的用户占比也在稳定上升，2021年智能收听终端使用率达到48.3%。广播居家、车载、智能终端收听市场“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然形成。
在广播融媒体发展的推动下，广播电台内容分发的渠道逐步向全媒体、多平台的方向发展，而广播电台节目的目标人群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广播电台在节目制作时也需改变传统做法，在发挥国家“喉舌”作用的基础上，树立起用户思维，做好节目内容的垂直化、场景化深耕经营，以更好满足不同平台、场景听众用户的收听需求。
4、做全媒体主持人，树立个性化的主持人IP形象
3收听率产品及服务体系亟需升级焕“新”
在融媒语境下，从声音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角度考虑，需要重新定义声音产品及分发渠道；从声音产品的市场和用户角度出发，需要重新定义声音产品的消费人群；从声音产品传播效果和影响力的角度看，则需要重新定义收听率指标体系及数据采集方法。
（一）重新定义声音产品
产品是指被人们使用和消费、并能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任何东西。声音产品，既有“声音”的特质，又有“产品”的属性，可定义为以声音承载的、能够满足人们收听需求的音频载体。重新定义广播声音产品，这里可具体理解为重新定义广播声音产品的存在形式及有效影响范围。
存在形式方面，在广播FM在地传播时期，移动互联网还不够发达，移动端音频APP影响力还未涌现，音频产品之于广播而言具体涵盖广播节目直播流，及少量用以广播节目交易的作为独立音频产品的存在（用以交易的节目音频资源，视为普通意义上的商品概念，本文不作重点考量）。在广播融媒体传播矩阵日臻成熟的当下，大量广播频率直播节目资源及独立的广播节目音频内容存续于网络端及移动互联网APP端，广播受众与在线音频用户的概念相伴而生，此时广播音频产品除了包括以往的存在形式之外，还应包括上述被以音频源存续下来的部分，即具体包括广播音频直播流和广播节目点播流。广播音频直播流具体包括广播落地频率/节目直播，广播频率/节目线上云端直播，各类在线音频平台的音频直播。广播节目点播流具体包括广播节目点播流（回听）,独立音频产品点播流。独立音频产品具体又包括对广播直播节目再加工而成的独立音频产品、在线音频平台的各类细分音频产品、和文本匹配的音频内容等。
（二）重新定义传播渠道
表2广播新媒体传播渠道
（三）重新定义消费群体
赛立信媒介研究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度全国广播现实听众规模约达6.81亿，各类在线音频用户总规模约达6.3亿，广义音频用户规模预计将达到8.5亿+。庞大的音频用户不是音频消费市场繁荣之必然，但音频产品的有效垂直化则可以快速焕发旺盛生命力。重新定义音频产品用户群，则是其有效垂直化的重要前提。
现在的消费群体正逐渐走向比细分更精准的多元的“精众市场”，单纯依靠人口特征作为标准对消费者进行细分显然已经不够准确。虽然同为消费者，现如今的音频产品用户已不再是单一指标所勾勒的肖像，而是融合了更多兴趣标签、行为偏好、价值主张的多元构成。音频消费群体对“你播我听”的线性传播接受度已然较低，除了“听”，还要参与评说、互动，他们对内容选择的目的性更加清晰果断，想听则听、不想听则会快速更换，内容与兴趣的高契合度成为锁牢听众的关键因素。在内容选择上，随着兴趣爱好的多元细分，诸如养宠、游戏、音乐、舞蹈、美食、旅游、自驾、健身、阅读，以及多种专业学习、职业培训等等均可组建成社群，且又可继续细分出不同类型。这些群体成员可以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学历、不分收入，只分兴趣爱好，且一人会有多种爱好需求。
广播音频传播矩阵的多样性及用户群需求的多元性，决定了广播用户研究数据的多元叠加性，对于音频收听行为及需求数据采集的难度更大。在对音频用户群进行研究时，需要兼顾传统分类和现代分类方式，需要在分类科学合理性及落地可行性中间探讨出更实用的平衡点。将更多的分类角度、更多的分类项有机叠加，才能打开数据展现的立体空间，才能迎合对多类音频消费族群分析的要求，充分发挥出数据之于决策的辅助力。这势必会要求分析数据的颗粒度更小，数据量更为庞大，数据采集更为精准，样本数据与云数据贯通更加到位，各类数据间的衔接更为紧密，数据分析更为深入，与音频产品市场拓展的契合度更高。
（四）重新定义广播收听率的研究范围
只是涵盖广播FM直播流的广播收听率数据，已然难以满足广播融媒体发展之需要。为适应广播融媒体发展需要，需要重新定义收听率的研究对象。收听率1.0-收听率3.0版本的研究对象均是之于本地收听市场的广播FM直播流。收听率4.0升级版的研究对象还需要纳入广播FM收听点播流、广播节目点播流，以充分匹配新时期广播融媒体运营对音频产品立体传播效果之数据需要。
表2广播收听率研究对象
四广播收听率4.0指标体系及调研方法
（一）融合线上线下构建指标体系
广播收听率4.0指标体系，需要将广播传统收听与线上收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在进一步提升传统收听率指标体系灵活度的同时，综合统计广播在线收听各方面数据，并将线上线下的广播用户体量、活跃度、互动量等均纳入指标体系，从而得出能够全面展现融媒体语境下广播收听效果的高价值数据。
图6广播收听率2.0/3.0指标体系
将广播节目声音产品在线直播流、点播流数据纳入到统计范围内之后，就需要对广播收听率指标体系进行优化改进、打造收听率4.0版本。分别对应于FM收听率指标体系中的核心三大率指标，在线直播流和点播流收听同样可以从在线用户规模、在线用户活跃度、在线用户收听时长等不同角度来科学搭建分析用指标体系。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搭建如下收听率4.0版本指标体系。在4.0版本收听率指标体系中，用户量、日活用户量、收听量及在线互动量组成核心指标。
（1）活跃用户量——在特定时期内，由FM直播流、在线直播流、在线点播流贡献的用户量及共同组成的广播声音产品用户量总和。该指标体现了广播声音产品的活跃用户规模，并构成贡献本期收听点击量的音频消费群基础。
（2）日活用户量——在特定时期内，由FM直播流、在线直播流、在线点播流贡献的日活用户量及共同组成的广播声音产品日活用户量总和。该指标体现了广播声音产品的日均活跃用户量规模，结合用户量规模可推算得出本期广播声音节目在当期的用户收听活跃度。
（3）收听量——在特定时期内，由FM直播流、在线直播流、在线点播流贡献的收听量及共同组成的广播声音产品收听量总和。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广播声音产品对活跃用户的收听吸附能力。
图7广播收听率4.0指标体系
（二）广播收听率4.0需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为实现上述升级优化后的广播收听率4.0数据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需要重点考量并解决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本地收听和外地在线收听的问题。现行的收听率版本仅限本地收听，具体又包括本地FM直播流收听和本地在线收听。而升级后的版本则会既包括本地收听，又包括外地在线收听，得出的收听数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渠道收听数据的概念。显然，针对特定广播频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范围的收听率调研，是可行性明显偏低的方案。而选择少部分城市地区、有限样本量来进行针对全国收听率水平的调研测算，其调查结果会因选择调研城市地区的不同而会容易出现差异较大的调查结果，数据的稳定性不够强，数据可信度偏低、可用性明显偏弱。
（2）本地收听和在线收听的重复部分剔除问题。本地收听率数据既包含FM收听又包含本地线上收听部分。在线云收听数据包含本地用户和外地用户两个部分。两者在本地线上收听部分存在重复统计的问题，需要进行去重处理。而两组数据调性又有明显差异，前者是基于抽样调查的估计结果，后者则是总体规模数据、且又难以区分本地用户收听和外地用户收听的份量占比。
（三）多触点立体化数据调查方法
无论是在广播线性传播时代，还是在传播矩阵语境中，收听数据、传播效果数据均是广播媒体制作的音频、短音频、文本、视频内容作用于用户群的效果体现。数据规模的大小、强度的强弱、份额的高低、动态的升降，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广播融媒体矩阵传播效果及动态变化趋势。广播播音时长，自办节目的数量及播音时长、发布量的多少及平台分布等信息均掌握在广播运营主体端，而各类传播效果数据的载体和产生者则均是用户群。
在广播融媒体语境下，收听率调查的数据采集方式也需要做出顺应广播媒体变化趋势的改变。一方面，从收听数据信息覆盖的广度方面来看，仅在本地进行的抽样调查，难以覆盖不受地域限制的云端传播生态，除了本地收听市场之外，还需要通过在线数据获取手段采集到云端收听及点击阅读、交互类数据；另一方面，从收听数据的精度要求角度看，矩阵式的分发渠道、更多元的数据需求，需要更多样的细分数据组合，现行的样本量规模足以满足整体水平的体现，但无法满足颗粒度更小的数据精度要求。收听率调查设计方法在抽样调查设计及数据采集方法方面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为适应倍量级数据量增大，对收听率数据及在线推送内容传播数据的采集需要多种数据采集方式综合运用。
1
关于抽样设计
（1）由单纯的随机抽样方式，调整为随机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抽样满足了解市场基本面；针对特定调研需求，明确最低样本量，通过最小配额样本量原则予以满足。需综合考虑本地移动APP端收听、车载收听、居家收听、固网宽带端收听应作为常规性收听格局，在样本设计时予以常规性满足。对于音乐发烧友、宠物达人、自驾一族、购房一族、Z世代、白发经济、大健康消费群体、本地广播节目回听族群等细分价值人群等，侧重于通过配额样本予以满足。
（2）为适应抽样设计的需要，需适度扩大抽样样本总量，以满足颗粒度更小的数据分析要求。
（3）对于未明确的分析研究需要，则需要通过考察实际包含有效样本量情况来衡量是否需要补充满足要求的样本。
2
关于数据采集方法
（1）收听测量仪对于本地收听直播流的数据采集依然有效。
（2）问卷调查对于用户、尤其是特定细分用户群音频收听需求更为有效、可行。
（3）在线数据抓取技术是第三方获取在线直播流及点播流数据的有效工具。考虑到各移动终端平台在底层数据逻辑、算法规则、数据呈现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第三方仍需要寻求与各平台建立和保持长期密切合作。
（4）为满足更为多样的数据需要，在特定调研需求情况下，日记卡法作为数据采集的重要补充，将被重新启动。
（四）统合生成全矩阵收听率算法
在地FM/AM收听市场的收听数据是基于小样本抽样调查的估计结果，在线直播流的收听数据则来自于全用户群大数据，且两者之间存在部分用户群重合——本地云端收听用户群。这一问题是阻碍FM/AM直播流数据和在线直播流数据汇总的关键所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尝试以下几种思路：其一是在传统全样本收听数据中剔除本地在线收听的部分，之后再与在线直播流数据汇总，以实现全矩阵直播流收听量数据；其二是在本地收听数据采集中剔除本地在线收听样本，只采集FM/AM收听市场数据，同样可以和在线直播流数据进行汇总，来实现全矩阵直播流收听量；其三是将FM/AM收听量和在线直播流收听量进行加权处理，来得到综合后的全矩阵直播流数据，基于这种思路进行的数据计算，一方面不同的收听模式之下的收听量的贡献率配比无成功经验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在线直播流点击量的更强波动性使得权重配比难以固定，可能每周、每月都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这一方法理论上说得通，但可行性明显偏弱。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不同于早前手机端FM收听的模式，现如今的手机端收听，绝大多数情况均是在线音频直播流数据，意即手机收听贡献的收听量被界定为在线直播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就不是FM/AM在地收听端的收听贡献力量。由此来看，解决全矩阵直播流收听总量的合理做法是：对于FM/AM收听方式采用抽样调查方法采集数据，并进行收听量推算，对于移动端在线直播流收听量采用数据抓取方式获取实际总量数据，两者合并生成全矩阵一次收听量。
5广播收听率4.0于新媒体生态下之应用
收听率调查是手段，收听率调查体系是数量化研究思路的体现。升级完善后的收听率4.0数据产品和服务将为广播新媒体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一）绩效管理
将收听率4.0指标融入绩效考核机制当中，能把电台全体员工的自身利益与整体发展更加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使收听率指标考核成为一种重要手段来使用，这种机制能够成为利益实现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这样，对绩效考核指标的接受（哪怕最初是被动的接受），也就意味着对数据指标的逐渐适应和接受，能够更快地在广播从业者中间普及推广使用数据的习惯，把使用数据指导节目运行变成一种自觉行动。
在广播新媒体发展阶段，随着FM在地收听所占比重的不断缩减，已经由早期的占85%以上回落至目前的约55%左右。由此，原来主要针对FM传播效果的收听率考核方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广播发展需要，更加完备的直播流收听数据将更加立体客观呈现广播新媒体的传播矩阵的实际功效，并对广播新媒体发展导向提供重要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