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

上周，本人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庭审，庭审从早上九点持续到晚上八点，庭上辩护人与公诉人针锋相对、火花四溅。这是一起职业打假人入刑案，六位职业打假人均被控敲诈勒索罪，我的当事人是其中之一。

说实话，在办理此案之前，我从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群人，以打假为生。职业打假人，据说全国有三十多万，是伴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该法首创了中国惩罚性赔偿金制度。法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三倍的赔偿金额或利润，按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是“可以冒着绞首危险”的，利益之大足以催生出前赴后继的打假人满世界找假货，并让假货消失在神圣的祖国。我相信这也是高层立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初衷，因为中国假货说是全球喊打也并不夸张，苏丹红、三聚氰胺、假烟酒等等，无不时刻考验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良知，可以说倡导全民有偿打假是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也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至少身边没有商家敢明目张胆卖假货了。

在上述因素写就的大背景下，我的当事人这样熟读消法、精通维权方法的职业打假人群体被现实的洪流推到了潮头。一想到既能打假占据道德制高点，又能赚钱维持生计，他觉得这好像是法律从天上给他们扔下的馅饼。当然，职业打假也有风险，他也曾多次受到售假商家的威胁、报复甚至殴打，但相对打假收益，他认为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在我接受委托后第一次会见时，他说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按照消法的规定对商品进行质检证明不合格之后，其再拿着质检报告要求商家“退一赔三”，中间每一步都不违法，为什么最后就成敲诈勒索罪了。

因本案尚未判决，涉及具体案情本人不便讨论，只想对某些定性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敲诈勒索犯罪，被害人必须基于行为人的敲诈勒索行为陷于恐惧心理，并基于该心理处分自己的财物。如果职业打假人的索赔行为有依据（拿出确凿的质检报告证明是假货），并按法律规定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即便两方在沟通赔偿过程中产生轻微言语争执，商家支付赔偿款的行为仍然是基于其认识到自身明确的赔偿义务，而不是被职业打假人“威胁”到了，上述赔偿认识是商家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当然，不排除有人在索赔中威胁向媒体曝光或者在店中滞留维权客观上影响了商家经营，但上述行为依然不能构成核心敲诈勒索事实，不能击破认识到的法定赔偿义务是商家支付赔偿款的根本这一基本逻辑。

关于买到假货后如何索赔，有人认为职业打假人应当向工商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不应直接找商家索赔，否则就是敲诈勒索。关于这一点，其实法律早有规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由此可见，法律不仅准许直接向商家索赔，甚至在立法技术层面将消费者与经营者和解作为第一选项，具有鲜明的指引意义。

诚然，商家对商誉的重视就像鸟儿珍爱羽毛，但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绝不是欺骗得来的。我注意到，某法制报记者也旁听了本次庭审并对案件进行了报道，但内容大多断章取义、先入为主，不过也正常，毕竟他们不是专业的。

本次听读7分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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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律匠学院院长、刑事部主任

主要业务领域：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及刑事合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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