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崔亚东资料图片。图/东方IC
去年，上海法院成为全国司法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之一。第二批11个省市拟今年上半年启动，北京被定为第三批试点，拟下半年启动司法改革。昨天，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崔亚东表示，从改革面临的共性问题来看，上海法院已经进行了先期的探索和实践，一些制度规定能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借鉴。
谈司改试点
试点经验具有复制性和推广性
京华时报：上海作为全国首家司法改革的城市，前期一定做了不少工作。
崔亚东：是啊，去年3月，上海被定为首个试点后立即启动了调研，我们梳理了5大类100多项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历经34稿形成《上海法院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一系列配套制度，为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京华时报：此方案未来可能成为全国的范本吗？
崔亚东：其他地方的情况与上海的情况不尽相同，他们的方案还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当然从改革面临的共性问题上，上海法院已经进行了先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了一批与改革配套的制度规定，相信这些制度规定一定能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借鉴。
京华时报：上海的司法改革共涉及多少项？哪些值得推广？
崔亚东：目前，高院已初步建立了22项配套制度，4家试点法院共制定了43项改革配套制度，很多都是可以复制、推广的，例如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人员分类管理经验等。
谈法官管理
设单独职务序列法官晋升“去行政化”
京华时报：改革中，上海如何实现法院的去行政化？
崔亚东：不让领导随意插手具体案件的做法，是去行政化的表现。另外，上海实行了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就是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行政人员按33%、52%、15%的员额比例分开管理，对法官进行单独的职务序列管理，法官的晋升不再走行政化道路，在法官的位置上有其专业的排序，根据级别实行不同薪酬制度。
京华时报：此次改革中，会不会有法官被挤出队伍？
崔亚东：改革前，上海法院法官占总人数的49%。33%的比例是按照法官人员现状、案件数量、增量进行综合测算得出的结论。未来，我们要压缩15%的行政人员，这样法官的比例可以调高。至于是不是有人被挤出法官队伍，其实是一种误读。法官是经过法定程序任命，改革后法官不可能被挤出，只是不进入法官员额，入额法官和不入额法官在薪酬待遇上有差别。
谈审判独立
建权力清单制度减少行政领导干预审案
京华时报：目前，在审判中存在审判分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工作内部层层审批，院长、庭长没参加案件审判却签发文书，这也易引发腐败。上海在改革中，如何解决审判的独立性？
崔亚东：我们是从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开始推进，通过采取措施，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公正的审判权。比如，以审判权为核心，建立完善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建立法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规范裁判文书签发制度，明确院长、庭长不得对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签发，真正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京华时报：如何减少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干预？
崔亚东：我们制定的权力清单既包括合议庭成员的审判权力，也包括院长、庭长的审判权力，更重要的是划清了院长、庭长进行审判管理监督的权力界限和行为边界，明确规定了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理顺了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
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监督职责采取“清单管理”模式，厘清案件审判权与管理职权之间的界限。同时，这种管理职权也实行“全程留痕”，对具体案件，院长、庭长不能随意进行行政干预。
谈立案难
清理结案率破除“12月不立案”现象
京华时报：解决立案难也是司法改革的一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立案审查改为登记制，对此您如何看？
崔亚东：变立案审查为立案登记的前提就是对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之前的立案审查制度，要求审查后该立案的立案，并且审查有个期限。那么，进行登记后，依旧面临审查，审查如果不符合立案条件还是不能立案。所以登记这个程序到底如何做，需要最高院的顶层设计，这也是上海今年的改革重点。
京华时报：中央政法委要求全面清理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如结案率等指标，这对应对立案难有何推动？
崔亚东：有些指标可以统计，但不要拿来评比。由于结案率的存在，导致很多法院在年底12月的时候不立案，怕影响法院全年结案率排名。上海在2013年就针对这个情况，开展了“立案难”专项治理，现在就是12月31日到上海的法院也能立案。
谈办案数量
一味拼数量公众会怀疑办案质量
京华时报：司法改革完成后，上海还有哪些司法问题需要解决？
崔亚东：首先案多人少这个矛盾还是存在。新的体制机制提高了办案的质量、效率、公信度、公正性，但案件上升的趋势仍需面对。去年，上海案件上升率是13.2%，是10年来上升幅度最大的一年。去年，上海法官人均办案158.7起，平均两天一起，如果继续办下去，大家会对你的办案质量产生怀疑。在现行司法体制下，法官每年合理办案数的区间是多少，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而关于案多人少矛盾的问题，已经作为我今年的重点调研课题。
上海法官年办案量应该不能再升了。我看了一些国外的资料，国外的法官一年办案一千多起，但是一个法官带七八个辅助人员。
京华时报：除了案多人少，改革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崔亚东：我始终担心法官的素质，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改革后，由审者判案，判者担责，法官的责任更大。所以，就要求提高综合素质。现在亟须建立完善高素质法官培养机制，以适应改革后承担的权力和责任。光提高待遇，不提高水平显然不行。
热点追问
1
法官按公务员定位，有何弊端？
崔亚东：我拿公安机关的法医举个例子，有些法医的技术再专业、水平再高，他仍旧是法医，不具有行政级别。有些法医表现优秀被提升为指导员、所长、局长，但是偏离了原本的特长。法官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对法官的管理应体现法官自身的职业化特点，不能拿行政级别来套。
2
辅助人员是否难以进法官队伍？
崔亚东：我们设立了5年的过渡期。目前，在先行试点的4个法院，通过考核考试进入员额制的法官不超过30%，留下3%以上的空间供新生力量补充，也避免法官队伍的年龄断层。这些新生力量主要从法官助理中选拔。当然进入法官员额并不是终身制，我们还建有退出机制，每年考核，不合格就要退出法官员额。
3
待遇低是否引发法官辞职潮？
崔亚东：去年上海法院系统法官辞职80多名，比前年大约增加了一倍。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长期以来我国把法官按照公务员来管理，行政职级晋升机会少，很多优秀法官在待遇上得不到提升，而一些律师或者公司的法务部门待遇优厚，这可能一定程度引起法官辞职。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全国对律师、法律顾问的需求大大更加，为司法人员离职后提供更多职位，这也是法官辞职的原因之一。
4
改革之后如何给法官定薪酬？
崔亚东：现在还没定。我觉得最科学的办法是按照法官等级来定。对法官进行职务序列管理后，法官按照等级拿工资，是什么等级就拿多少钱。法官管理实行责权利统一，“拿高工资就得负这个责”，责权利需要相配套的机制，这样有利于增加法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职业认同感。记者黄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