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公会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一、自由职业者界定与研究意义
笔者以为，称之为专业群体，或许与这些群体的职业特性更为相适，但这一名称在名、实两个方面都难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完全相符，不仅语源来自于西方，也带有太过明显的当代色彩。为尊重历史起见，最好还是使用当时原本的称呼。本文所说之特定意义的自由职业者概念，不是当今的研究者想当然的自我概括，而是在民国时期即已有之，因而它完全是一个“原生态”的概念。倒是不少不解内情者望文生义，认为“自由职业者”的概念更为“现代”，实是一种误解。这倒提醒研究者应该尽量根据历史上自由职业者概念的内涵对其加以界定，不应依其主观意愿或是按照当代的理解扩大其外延。
就目前的社会群体研究现状而言，不论是“眼光向上”还是“眼光下移”，在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社会中间层的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忽视。近年来，史学界虽然对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日益重视，并有一些成果问世，但总体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研究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群体，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不乏现实借鉴意义。其学术价值首先是可以弥补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不足。我们已经知道，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群体大多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如律师、会计师、医师等在职业特质及社会属性方面，与原来的讼师、账房、郎中均有极大差异，而记者、报人等则完全是新兴群体，这些新兴的群体作为中间阶层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多年来，近代史学界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早先甚至根本没有纳入研究视野，这显然与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极不相称，亟需加以弥补。
其次，加强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还可以丰富和完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笔者几年前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无论提出何种理论与方法，也无论在其他各个方面做出何种具体努力，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是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必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3]。显而易见，如果不对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的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也就谈不上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就现实意义而言，自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的冲击下，这些以专业知识自重、以市场需求自立的自由职业者多被纳入到国家事业或者公营单位之下，成为单位制度之内的国家职工，或者失去社会存在的基础，归于消逝。但这种单位体制并不一定符合一个开放社会的需求。自改革开放之后，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重新发展起来，其规模与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所谓中产阶级、中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的自由职业者的观念、组织情况当然与近代有所差异，但其发展也存在内在一致性。因此，追寻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的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构建当有助益。可以肯定，历史的经验对于从业者、政府管理的启示也是双向的。
二、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现状与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为便于更为具体地进行阐述，下面主要以律师、医师和会计师这三个群体作为代表，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现状与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略作说明。
在宏观研究方面，有一些学者在讨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组织之发展时也涉及到这一主题。如较早的有庄泽宣、陈学恂《中国职业团体的研究》（《岭南学报》1943年7卷1期）就对近代业缘团体之划分作了初步探讨。最为重要的是徐晓群（Xiaoquxu:《ChineseProfessionalsandtheRebublicanState:theRiseofProfessionalAssociationinShanghai,1912—1937》,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对上海职业团体及专业群体的研究，这本著作对于了解近代自由职业群体之兴起及其特质具有较大贡献。不过，在前述研究之中，明显缺乏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整体和综合性研究。
具体就近代的律师、医师、会计师而言，则应对以下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深入考察和细致研究。
（1）近代自由职业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群体肖像
近代“自由职业”概念及观念的兴起流变。民初之律师、会计师等已认为自身所从事的职业为“自由职业”，而“自由职业”的语源及其内涵究竟如何，其与欧美的“Professional”有何差异性，仍然还缺乏深入探究。依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自由职业包含有专业性、独立性等含义，这其中既有职业的市场特质，也有道德的观念。但具体流变如何，在自由职业的不同职类之中又有何区别，则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而政府是如何将职业公会划为自由职业团体一类，其依据也需要进行分析。
近代自由职业者产生的社会、市场及知识因素。自由职业的产生与原有“四民”社会之解体是相对应的。在近代社会大变局的总体格局下，旧有的职业划分及其专业知识已难适应新的需求，律师、会计师、医师等带有鲜明欧美特色的职类则应市场及社会需要而产生。从业者的知识建构与自我意识亦与原有的诉师、账房、郎中明显有别。更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职业者的职制设计也与国家的制度规范有着内在联系。可以说，自由职业者兴起之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市场及知识因素，其内在关系值得深入分析。
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的群体肖像。主要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和职业的发展，同时根据一定的划分依据，遴选会计、律师、医师三种职业群体的主要成员，进而从性别、年龄、家庭出生、求学经历、地域、社会角色等指标剖析群体的结构状况及群体属性。同时，通过自由职员者之群体肖像，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2）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组织联系与网络建构
民国时期自由职业群体的组织建构。民国初期，出于集合众力、共谋发展的意图，会计师倾向于合组公会。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民国时期会计师共建立了约12个会计师公会，最终筹建了全国性的会计师联合会。会计师公会作为会计师群体的职业团体，在完善会计师及会计制度、拓展职场、树立职业形象等等方面着力甚著。随着西医知识的引进及西医师的兴起，传统中医师面临着生存性危机。作为一个行业的两个子群体，中、西医师之间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中、西医群体在扩大的过程中，也建立了各自的职业团体，即中、西医师公会。在建立近代医疗体系、医师制度方面，二者存在共同观念。但在更多时候，中、西医之间的论争都是存在的。中、西医师公会在加强内部组织的基础之上，其活动中心始终围绕着扩大行业影响、拓展职业市场、提升从业者素质等方面来进行，尤其是围绕中医存废问题，二者更是进行了激烈的角逐。随着司法制度改革与公司制度建立，民国初期律师也纷纷组建公会，促进了本行业的发展。已有研究对公会的作用注重不够，这是相当大的缺失。因此，本文拟结合自由职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对自由职业公会的兴起发展及其演变历程进行详细考察。
网络体系建构的方式。各地职业群体之间不仅加强联系，而且不同群体之间还借助于地方报纸、专业期刊、电台广播联通信息，互为声援。不仅如此，民国时期三种职业群体中的主要人物还有不少在政府部门中任职，存在着深远的人事及组织关联。
（3）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职业活动与职业制度建构
职业活动与职业制度的建构，是研究自由职业者群体的重点环节，应结合职业公会的活动，着重探讨自由职业者群体在拓展职场、传播职业知识、规范职业发展等方面的角色及作用。其具体内容包括：
近代自由职业者“专业知识”的引进与建构。近代律师、会计师、医师之中的西医师等职业所依藉的专业知识并非由中国传统知识系谱中而来，而是引自西方。单就知识来说，其引进早已进行，但真正与从业者结合成为有规模的职业则在晚清民初，最早的一批自由职业者多从欧美或日本受教育。在专业知识的引进与应用过程中，国家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较早的自由职业者承担着专业知识的传播者、职场的开拓者的角色。西式专业知识的引进又往往与传统的知识系谱、思想观念存在冲突。在近代专业知识的建构过程中，上述多个层面的互动关联甚为复杂。就学界现在的研究趋势来看，有关专业知识及知识系谱的建构正是研究热点。
拓展职场与规范行业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师、律师、医师等自由职业者人数日益增加、业务竞争也愈趋激烈，因此它们纷纷成立了公会，以拓展职场和规范行业的发展，实行行业自治。本文将对此作详细探讨，同时透过观察会员、国民政府及民众对这些行动的响应，指出职业公会的权力性质及其局限性。
国际交往活动。会计师、律师及西医师都引自西方，其专业知识及职业制度的建设都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西方而设立，故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与欧美日等国存在密切关系。如会计师，早期主要学习西方会计知识及制度，但也与外国在华会计师存在竞争关系。在初期发展后，各公会重视与西方相应职业组织建立联系，这有助于提高中国从业者的水准。
民国时期自由职业制度得失论。民国会计师制度、律师制度、医师制度从无到有，渐趋定型，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在某些具体制度上体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由于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自由职业制度在具体内容上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凸现出许多弊端，与自由职业群体的构想亦存在较大差距。
（4）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职业精神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社会群体不应忽略其思想层面的问题，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考察尤其如此。从职业特点的角度，弄清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思想特征，就能够较好地把握他们的行为动因。在这方面，至少应注意下面两个问题。
职业观念。民国时期的会计师、律师及医师都处于职业发展的初步阶段，其职业观念在不断丰富和形成。在各个职业的从业人员中，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职业认识及职业道德，包括对于自身职业的定位、性质、发展方向的观念，都对从业者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总体上，各业的职业观念也有共同之处，强调专业知识、职业道德、职业资格等内容。但职业观念与职业活动尚有较大差异，需要对此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伦理精神与职业操守。这些身处于知识阶层内的新旧成员，在既有秩序崩解而新秩序有待建立的时空环境之中，如何透过对“专业”的掌握而展开妥协或是合作，在商业与职业二者之间如何抉择？体现出哪些职业精神？职业精神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与自由职业者之诚信观、义利观、宗教信仰等心态特征对自由职业者之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均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5）民国时期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政治参与
民国时期的自由职业者群体并非各自独立发展的，除在兴起的过程中具有类似的社会及制度背景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各职业之间建立了组织及信息的联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体现出了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职业风貌。在这一部分主要应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政治观念。作为同处于社会中间层的自由职业者群体来说，会计师、律师及医师对于政治有自身之理解，但也具有共同之处。在南京时期，政府将这几大群体划入自由职业者群体进行管理，对于其观念也有影响。总体来说，这几大群体对于近代的民族问题、宪政问题、政党政治都有较高层次的认识，但同时也持较为隔离的心态，较少激进的活动。本文应从民族观念、民主观念、政党观念、革命观念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政治参与活动。各业职业公会是自由职业者的集体性组织，它也代表自由职业者参与政治活动、民族运动等，反映了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社会参与意识及其自我评价标准。这些群体之间不仅相互联通，而且也与商人团体、公益团体等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
（6）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之生活百态与都市社会
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全面研究，还需要对其职业生活和其他生活样态进行考察。
自由职业者群体与都市社会。会计师公会之兴起与司法制度改革、与公司制度建立、与民间诉讼习惯都有着紧密关联，会计师群体之兴起与市场经济之发展、与市场秩序之建立、与会计制度之改革亦存紧密关系，医师群体之兴起与西医之引进、与中医之改革、与中西医论争及中医国医化运动、与社会医疗制度之变化也难以分离。专业人士作为上海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消费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也影响到都市社会的特性。都市社会因地域之不同，其特点亦有差别。沿海的上海、中部的武汉与西部的重庆，均设立有数量众多的专业团体，本文应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7）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自由职业者群体
政府对自由职业者群体及职业公会的管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将律师公会、医师公会、会计师公会等职业公会划入自由职业者团体之列，与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同列职业团体之内，对于这类团体的管理也有类似之处。在训政体制之下，自由职业者的社会活动并非全然自由，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中介及市场中介性的特点，但也受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自由职业者群体与政府的多重互动关系。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自由职业者群体以促进职业发展、树立职业形象为目标，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亦积极参与政府立法。但由于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司法制度及医师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其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政治经济意向未能全然发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职业者群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自由职业者群体在民间社会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概而言之，会计师、医师、律师作为新兴的社会群体，都属于近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民间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同时，其群体行为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结构、政党政治、国家建制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以上我们简要阐述了研究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六个方面的专题，实际上还远未完全包括有关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全部内容，只是突显其重点，并希望能以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趋向及方法
在方法层面上，这一主题的研究涉及相当多的学科理论及知识。民国时期自由职业者群体包括几大子群体，涉及到社会学、医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等各个学科，恰当借鉴这些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有助于厘清社会群体研究中的学理与逻辑，使有关问题的分析更为深入。值得注意的是，跨学科的方法需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加以运用，要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实证学风，不以今臆古，亦不薄今扬古。
要在宏观上对自由职业者群体加以研究，还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其一是要将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恰当把握自由职业者群体之宏观形象及各子群体之特征。以现在学界研究现状而论，对于律师群体、会计师群体、医师群体或者记者群体之独立研究，均可立题，也可将上述子群体作为一个复合性的整体加以讨论，对于相互关系进行对比式研究。其二是需要处理好职业团体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自由职业者群体包含数个职群，各自均设有职业公会，职业公会是群体的代言者，但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个体；且其成立有时也不能涵括这个群体的整个进程。在过去研究之中，有十分明显的以团体取代群体的现象，这点需要力避。其三是要将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结合起来。社会群体的研究本为处于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的中间层次，可以使共性突出的群体形象更为鲜明。过去往往以个体代表群体，现在却易将团体代表群体，导致埋没个性。在行业史的研究中，就表现出有行业无企业、有团体无人物、有群像无个性的弊端。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从整体上讨论民国时期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意义及其取向，只是提出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主题空间，其中还包含着所言的三大群体及之外的诸多群体。同时，各群体之间虽在职业属性上可划归自由职业，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更大，其中的众多问题都还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探讨。
注释：
①尹倩的《中国近代自由职业群体研究述评》一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杂志。
参考文献：
[1]上海市档案馆上海会计师公会档案.S447—2—252[B].“会计师抛弃选权之真相”，1931年11月.
[2]潘序伦.会计师业概况[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
[3]朱英.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J].史学月刊，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