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政府大院里聚集了一百多村民，黑压压站了一片。天下着蒙蒙细雨，但没有一个人打伞；他们手里拿着棍子，人手一根，虎视眈眈。
面对这电影一般的场景，郭建梅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挺起胸膛，放缓步子从二楼办公室慢慢走下来。那天她穿着蓝色外套，在湿漉漉的天气里尤为显眼。
“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吗？–––这个说出来人家又要说你神经病了–––就好像要赴死就义，特别大义凛然。”
郭建梅，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2008年秋天与同事李莹去河南登封代理土地权案子，临回程时遭到当地反对者纠集的村民堵截。
她们一到楼下，人群立即涌过来，几只手抓住了郭建梅的胳膊。个子小小的李莹大喝一声：“你们敢！你们这是违法的！”棍棒略一停顿，她们迅速穿过区政府大院，当地警察在门口等着，驾警车护送两人去了火车站。
回北京的夜路上，郭建梅躺在火车包厢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忍不住泪珠就下来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我怎么这么悲哀啊！”
自1995年成为公益律师，类似的挫败感她遭遇太多次了。“一个案子我会觉得我有理有法，法律像尚方宝剑一样金光闪闪，我拿着它最后却没办法得到落实。这个过程中会觉得你作为一个律师是无能的。”日前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可同时，公益律师的社会责任、委托人的信任和感激、一点点推动的法治进步，以及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感，又使她深深为这一职业着迷，“我会坚持到70岁，到我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她的声音略显嘶哑，在法国患的感冒还未痊愈。采访前的一周，她刚去法国领取了2009年度西蒙娜·德·波伏娃奖。该奖专门颁发给世界各地对妇女运动、妇女权利有杰出贡献的女性，2009年另一位获奖者是中山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晓明。
在法国时，她忙于参加主办方安排的各种演讲、交流、采访、晚宴，对于这个平时从不化妆、不穿名牌的女人而言，频繁换衣服让她尤为疲劳。她还看了艾晓明拍的艾滋村、震区孩子的纪录片，“整晚哭得睡不着”。
尽管常年在底层奔波，她的泪水从未对苦难吝啬。
听希拉里演讲而改行
郭建梅出生于1960年，河南滑县，父母都是农村的公办教师。小时候她跟着祖辈一起生活，老家男尊女卑思想严重，奶奶和女孩子们吃的是红薯头、黄窝窝，白面馍则专属于爷爷和爸爸。
那时奶奶出去卖馍，爷爷每天数得清清楚楚。如果奶奶路上偷吃，回家就会被毒打。奶奶43岁饿死在卖馍的路上，被发现时，随身挎着的篮子里还有几个完整的馍。
姥姥那边的情况也很糟糕，由于没有生儿子，她时时遭公婆毒打责骂。后来姥爷干脆找了个小老婆，把姥姥从家里赶了出来。郭建梅从小跟着姥姥生活，平时要帮忙捡废品，还要忍受其他小孩的排挤。
她自小学习成绩很好，高中时立志要考入北京，房间里贴满写上“北大”“清华”字样的旧挂历，还给自己改名叫“郭勇攀”。1979年，她考进北大，至今她还是那所高中30年来唯一进北大的学生，成为当地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榜样。
上大学前她看过印度电影《流浪者》，里面有一个律师给被诬陷为小偷的流浪者辩护，滔滔不绝，义正词严，又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郭建梅被这个形象深深吸引了，在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选择了法律系。
命运就这么一点点以偶然的方式拼凑起来。在大学里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高一级的中文系学生刘震云，对方也是河南农村出身，为人质朴善良。两人走在路上遇到农民工，刘震云会说：“看，那是我兄弟。”路上有人乞讨，他们每次都会掏钱。
郭建梅在大学过生日时，家境贫寒的刘震云攒钱给她买了两朵八毛钱的塑料花，还有四个有虫洞的梨。梨子的美味她到现在还记得。1985年，两人结了婚，彼时刘震云尚未成为名作家，退稿堆满了家里的纸箱子。
郭建梅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曾在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工作，全程参与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后来，她又在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任主编助理。
一次偶然的采访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在北京怀柔举办，郭建梅前去采访，没想到被这个陌生的议题迷住了，一连听了十几天。会上，希拉里发表的演说《妇女权利就是人权》，仿佛给她开启了一道窗，从此看到了新天地。
三个月后，她向杂志社提出辞职，转行做公益律师，与北京大学几位老师组建了妇女法律研究中心与服务中心。那年她34岁。
现在90%的律师只为10%的人服务
“公益诉讼指的是为保护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诉讼。”中科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徐卉介绍，之所以需要公益诉讼，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以群体、特定的社会分层形式出现，存在一定的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就是超越一己之利，为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寻求司法救济。”
十几年来，公益诉讼案例逐渐增多，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打工妹之家”等公益组织机构陆续出现，周立太、浦志强、郝劲松等知名维权法律人士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2009年她带着中央电视台的几个记者去青海一个村子采访，60多个妇女由于上述情况无家可归，每天用草席裹着露宿街头，“特别惨，那几个大小伙子没有一个不流眼泪的，临走的时候每个人自发捐了500块钱。”
据她介绍，目前国内专职公益律师仅有六七十人。“我们说的是狭义的、真正的公益律师，就是完全自觉自愿进行公益诉讼的，热爱这个事业并且希望终身为中国的公益法事业奋斗的。”
“中国的律师有14万人，大约平均一万人才一个律师。但现在90%的律师只为10%的人服务。”郭建梅于2006年建起中国公益律师网(原名中国妇女权益专业公益律师网)，呼吁国内更多律师投身公益，“一个律师哪怕一年只拿出十块钱，只办一个案子也好。”